钓鱼式执法，危害猛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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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一些非法行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以一种不痛不痒、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滋生泛滥，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社会的公德意识都将大受损失

　　

　　10月17日，人们听到了上海市政府对“钓鱼式执法”的回应：“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

　　然而，这样的表态，并没有平息人们一个多月来的质疑。因为这个回应，仅仅是政府对媒体报道“个案”的表态，而事件的性质却远不止于此。

　　早在9月上旬，上海一位“好心搭载胃疼陌生人”的张军，就因不服执法大队据此认定自己非法营运的处罚，坚持“讨公道，要清白”，并认为执法部门是在放出“鱼饵”、设计“圈套”取证并陷害自己“非法营运”。

　　随着越来越多相似的案例浮出水面，这种“钓鱼式执法”迅速演变成为公共话题：譬如在上海一个区就发现有千余名疑似执法部门雇佣的职业“钓饵”；譬如两年来仅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多达5000多辆，罚款高达5000多万元……人们质疑，这是执法者在“非法执法”，而其后果，比这还要严重的多。

　　“黑车”的最大恶果，是扰乱正常的出租车市场秩序，但包括“钓鱼式执法”在内的“非法执法”，则不仅麻痹和摧毁着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更可能摧毁人们向好行善的价值追求。3年前轰动全国的南京“彭宇案”中，那位好心搀扶老太太的青年彭宇被认定为肇事者，至今让人沉痛；现在，这位 “好心载了病人”的张军也被指为非法营运，再次让人产生“好人做不得”的寒心。如果连普通人的善举都被断为“别有企图”或被“定罪”，那么，即使“非法营运”现象不再，这样的代价，岂不更为巨大？

　　这些质疑与不满，已经触及到政府形象，威胁到社会道德的培养。人们期待的，不仅是个案的处理，更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一执法手段本身彻底调查，公正公开处理，及时公布结果，使对整个社会心理的破坏力降到最低。

　　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对此先是失语，后是逃避、推诿，以“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表态”来回应——直至14日发生的浦东一位涉嫌非法营运司机自断手指、以证清白的事件。它使人们担心：百姓对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难道只有通过“开胸验肺”、“自断手指”，才引得起“高度重视”吗？

　　作为一个现代的、法治的、民本的政府，及时回应公众质疑，并从质疑中查找工作漏洞和缺陷，往小里说，是其自身义务和工作制度；往大里说，是一种维护和加强政府形象建设的重要方式。更重要的是，如果对一些非法行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以一种不痛不痒、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滋生泛滥，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社会的公德意识都将大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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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钓鱼执法内幕:钓得一次领钱六百

编者按：知情人士透露，在上海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从执法人员手里拿到300元，“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是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闵行执法队2年里“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任务”。

近日，上海陆续出现涉嫌“钓鱼执法”的争议事件。该市闵行区一公司白领张军在上班路上因好心搭载“突发胃病”的一陌生男子去医院，不料该男子上车几分钟后即拔走张的车钥匙，旋即，数名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张被以“非法营运”为名罚款1万元。目前，张军已向闵行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获受理。而同样认为遭遇“钓鱼式执法”的19岁司机孙中界，因无法自证清白竟愤而自杀，虽最终未遂，却几乎将手指切断……

这些案例，让人们对“放钓执法”引起空前关注和严重质疑。而记者深入这一“灰色领域”发现，其内幕更是让人震惊。

老司机：

上海市有上千个“钓钩”

在两天的暗访中，记者接触到一位在闵行区跑了多年出租车的老司机。他向记者证实，所谓“钓钩”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这位老司机说，近些年来，上海市闵行区、宝山区等市郊的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执法”方式。他们往往通过“埋伏作战”而“当场抓获”正在进行“非法营运”的私家车，然后处以1万至2万元的行政罚款。他们在工商银行或建设银行拥有收取行政罚款的专用账号。

“ 这很正常，真的黑车嘛很难抓的。那么就找个‘钓钩’来，钓你上钩，让你做黑车，罚罚款喽。”老司机告诉记者，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而每次执法活动开始前，执法大队都会先确定抓黑车的“地带”，然后带着“钓钩”前去踩点，一般一个区至少设置五六个点，一个点要抓至少5辆车。

受害者：

执法队勾结社会“打手”

另一位“钓鱼案”的当事人陈瑞勤肯定了这一说法，他是上海市爱慕园林绿化公司的职员。两年中，他已两次将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

去年夏天，他驾驶公司面包车经过闵行区一片宽阔地带，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以“热晕了”为名，要求“顺路载上一程”。5分钟后，这个男子拔出他的车钥匙。同时，陈瑞勤被几个身穿便衣的男子“当场抓获”。“当时我根本没看出来他们是执法大队的，我要他们出示证件。”陈瑞勤说，这一要求使他招致了这伙人的毒打，他们自称是“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人”。

而令陈瑞勤震惊的是，他在执法大队的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伙社会闲杂人员。为首的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个子在1米8左右，带着七八个“小弟”，这些“小弟”将陈瑞勤再次暴打了一顿。事后，陈瑞勤得知，这个30多岁的男子便是和执法大队来往密切的“钓头”，他手下至少有几十个“钓钩”。

利益链：

专业“钓钩”月赚数千元

陈瑞勤告诉记者，他在两年的密访中发现，“钓头”和执法大队的关系非常密切。仅在闵行区就至少有3个“钓头”，手下有100多个“钓钩”。

陈瑞勤掌握到的情况是，在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从执法人员手里拿到300元，“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是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钓钩”用这些钱准备录音笔等工具。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 “钓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甚至有的“钓头”开的是尼桑，“在上海早就买了房”。

记者另外了解到的一个似乎有对应意味的数据是，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律师说：

“钓鱼执法”涉嫌有组织犯罪

遭遇“放钓执法”的司机多数选择了“吃哑巴亏”，当然也有勇于揭黑幕者。文首提到的张军就已向闵行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获受理。其代理律师是著名律师郝劲松。

18 日，郝劲松给上海市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发出了共19封申请函，要求他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近几年来的“钓鱼”信息，包括查获非法运营的“黑车”数量、罚没金额总额及去向、预定罚款指标任务、配合执法的“钓钩”人数以及奖励金额等“敏感”数据。

郝劲松称，早在几年前，“钓鱼执法”这种模式在上海及全国各地就普遍存在，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择手段地陷害合法公民于非法的状态。”他认为，“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

福多多

这种执法几个月前在湖北就有报道。现在影响扩大了。
一个便衣装着得了急症拦车，请求送至医院，并愿给车
费，一下车司机就被人扣了车，罚了几万元，最后讲价
降至五千，付款后才能离开，还要签不上诉的条款。

前些时候南京有一姓徐的人好心送了一个被碰倒的老妇
入医院，老妇咬定是徐姓男子碰倒她，要求赔偿。按理
法院应该要主诉人出示证据，而不是被告人出示证据，
但法院这次却因徐姓男子无法证明自己没有碰倒妇人，认
为他不可能好心送人入院而判了他赔尝几万元。

从今之后再难有人愿意做好事了。遇到这些事报警吧，
实在要帮忙，要留个心眼，用手机录像，以免麻烦。

ppteam

2001ht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