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三捷之青化砭伏击战

福多多

国民党军经过长达六天的激烈战斗，于1947年3月19日6时30分，由第一六七旅第四九九团第三营第四连攻入延安城门，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升到了城门楼上[1]，这似乎象征着延安已经被“光复”了。但城内外仍有战斗在继续。七十八旅当天上午数次向凤凰山攻击，均被延安西城门共军侧击火力所击退。国民党军费了不少力气，以战车五连的一个排加入作战，直至大约中午时分才将共军驱逐[2]。

另一个方向上，共军大部分已经于凌晨撤走，只留下一些小部队和整九十师保持接触[3]。由于接到胡宗南要让嫡系第一旅先进入延安的命令，虽然阻力并不大，但整九十师进展却十分缓慢，至当天下午15时才分别攻占延安城西飞机场及清凉山。随后，整二十七师之四十七旅，也推进到延安城南的七里铺[2]。

仅仅一个小时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就迫不及待地发出消息，称“今（19日）上午10时，已收复延安”[4]。

一、延安易手之后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三位成员：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早在3月12日晚已经由延安转往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王家坪办公。另外两位：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在延安坚持到几乎最后一天。18日的黄昏，毛、周离开了延安，19日凌晨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以南的刘家渠；当夜继续北进，于20日黎明来到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以南、延榆公路以西的徐家沟。之后，周恩来未及休息即乘车前往王家坪与朱、刘、任等会合，而毛泽东则在徐家沟住了一夜。由于徐家沟村距离公路较近，沟道较敞，架设电台易被敌机所侦知，所以21日毛泽东又移至公路东侧十余里之高家崄。至25日夜，毛泽东方才出发至王家坪附近与书记处其他成员会合[5]。

彭德怀撤离得更晚。19日凌晨，彭德怀带着指挥机关由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而去[6]。彭德怀等由侯家沟翻过山梁，经罗家桥、高庄、冯庄，过武装沟，第二天中午到达了青化砭以西的梁村[7]。

对于中共高层而言，撤出延安是早已经确定的事[8]。毛泽东事先还有意识地在中层干部中做了一些解释，如3月18日下午接见新四旅16团干部时就特地谈到“给胡宗南腾延安”的问题，强调这是“暂时的”[9]。但在敌军进攻之下，中共首府的迅速陷落，仍然引发了不少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中提到：主动放弃延安后，“部分干部由和平麻痹思想转为恐慌动摇，部分群众一度思想混乱；部队中部分人员胜利信心不高，依赖友邻解放区抽兵援助，或有急于与敌决战以报仇雪恨的急躁情绪”[10]。因撤退中组织和沟通上的问题，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内部就曾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事情源于3月18日中午，边区保卫团[11]接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的手令：“迅即撤至安塞西北真武洞以北待命，维舟”，并要求立即执行。保卫团团长兼政委刘镇及参谋长夏飞考虑到毛主席尚未离开延安，急赴联防军指挥部请示，却发觉联指已经撤走。因此，刘、夏商量后决定由团政治部主任高桂庭带两个营护送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等首脑机关撤离，刘、夏指挥4个骨干连和1个手枪警卫排直至毛泽东等离开之后才于19日凌晨撤离。

本来各个部门按照计划先后撤离并无问题，但王维舟在尚未搞清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否已经离开的情况下，即命令保卫团撤退，这显然不妥。因此，事后王维舟倒打一耙，在边区会议上当着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面指责刘镇擅自逃离延安，要将其枪毙。刘镇据理力驳，并指出保卫团和他本人撤离的时间有参谋长夏飞以及最后撤离的近二百名干部战士为证。最后在习仲勋、林伯渠的要求下，又令夏飞取来了王维舟的手令。这下证据确凿，戳穿了王维舟企图推卸责任的谎话，王本人也闹了个下不来台[12]。但王维舟毕竟是资格很老的干部，最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参考书目：

[1] 《国军装甲兵发展史》，国防部史政编译室编印。第455页。
[2] 《国军装甲兵发展史》，国防部史政编译室编印。第456页。
[3] 担任掩护的是十六团一连。参见：程悦长，“记陕北三战三捷”，《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56页。
[4] 国民党中央社西安19日下午4时急电，转引自《西北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第106页。
[5] 郭洛夫，“党中央转战陕北几个史实的考证”，《党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74页。
[6]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第302页。
[7] 乔备果口述，《转战陕北的一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7页。该书称彭送走毛、周等之后，即转往侯家沟独一旅驻地，并和指挥员谈话。但该书中所记述的时间、情节错谬较多，这一情节似有问题。据《王尚荣将军》（第251页）一书中的记载，彭当天黄昏后只是打电话到该旅询问情况。查当时独一旅已经撤至枣园西北地区（《烽火岁月——战争年代的步兵二师》，第480页）集结，该地附近亦有“侯家沟”的地名。而按照乔备果所叙述的路线查核，彭德怀所赴之“侯家沟”是延安以北、延塞公路以东的“侯家沟”（现侯家沟村，在丁庄乡西南），彭撤离时不可能再向西绕一大圈。乔备果作为绥德地委秘书长，当时专门被留在中央作为向导，对路线还是比较熟悉的，但多年后的回忆，很可能把独一旅驻地记混了。
[8] 《第一野战军征战日志》，解放军出版社。第39页。
[9] 袁学凯，“英明的预见——记毛主席在1947年撤离延安前夕的一次谈话”，《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辽宁人民出版社。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部编印。第25页。
[11] 当时担任延安保卫工作的有两个团，一个是中央警卫团，另一个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属的边区保卫团。中央警卫团负责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属贴身警卫及中央大院内卫；而保卫团则负责外围警卫，相当于警备区卫戍部队。参见：《难忘的岁月——刘镇将军回忆录》。第153页。
[12] 《难忘的岁月——刘镇将军回忆录》。第160页。

金牛银熊

leo

这就完了？

福多多

（续前）

20日中午，彭德怀给军委发去电报，通报了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情况：

“
胡敌于十九日午后三时占延安，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留临真，第一师某旅留金盆湾，胡宗南令一部向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侦察。第二纵队须力求隐蔽，切勿暴露目标。甘谷驿至延安之线及其以南均不要驻军，须驻甘谷驿以北及东北地区，金沙镇高地及临真以北派便衣队伪装民兵担任侦察警戒封锁消息。我们本午已抵青化砭西之梁村。
” [13]

当天，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关在梁村正式组建。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习仲勋，参谋长张文舟，副参谋长王政柱，政治部主任徐立清，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14]。彭德怀已经意识到西北大兵团作战的供应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专门推荐了刘景范担任西北野战兵团的后勤司令员[15]。

对于撤出延安之后的作战设想，事先中共高层就曾经加以研究，将初战战场选择在青化砭或甘谷驿附近。一则是因为该地区处于延安东北，物资较为丰富，可以依托晋绥解放区的支援[16]；二来当时对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战略意图尚未完全明了，因此判断上不能不考虑国民党军东出（以阎锡山部为配合）封锁黄河沿线，以求歼整个边区为目的的行动[17]。

至21日，西北野战兵团对于国民党军占据延安之后究竟是“北出清、绥、米或东出延长尚未判明”，因此“决定各部从三月二十二日起各就现地休息七天（至三十日止），准备四天干粮”[18]。当天，彭德怀就各部集结的具体位置作出规定并上报军委：

“
我二纵集结甘谷驿以北及东北地区，教导旅集结青化砭以东之何家山岔附近地区，新四旅在青化砭附近地区集结，一个营在拐峁十里铺警戒。上述兵团力求隐蔽，警戒部队伪装民兵。一纵八旅（注：指一纵三五八旅）在安塞茶坊间，一旅（注：指一纵独一旅）在高桥准备移至茶坊，各以一营在枣园、蓝家坪警戒。敌占延后动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团就上述地区自二十二日起暂休息七天，情况许可再延长之，并准备干粮四天。边区全局部署今晚发中央请示后再发各区。
”[19]

由以上布置可知，西北野战兵团的意图是集中兵力于甘谷驿、青化砭、安塞至茶坊之间休整，当判明国民党军北进或东出之后，再相机选择其一路给予打击。这一部署是非常灵活的，青化砭之战时彭德怀曾向下级解释说：胡宗南虽然是个草包，但是他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保障其侧翼安全，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不然他怎么能捞个陆军上将当呢？[20]彭德怀对胡宗南的军事能力判断非常之准确，事实上，假使胡宗南部主力东出延长或由咸榆公路北上，仍须派兵一部北上安塞保障延安或东出甘谷驿保障侧翼。如果是这样，按照21日之部署，彭德怀同样可以就近使用一纵和新四、教导两旅在延安、安塞之间或以二纵和新四、教导两旅在甘谷驿附近予以歼击。这可以说是“算无遗策”了。

唯一的问题是独一旅在延安撤退之时，不知道是通讯联络还是其它原因，自作主张撤向枣园以西的高桥，因此彭21日电要其北移至延塞公路以西的茶坊[21]，即向一纵之三五八旅靠拢。

参考书目及注释：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12页。由于当天毛泽东住徐家沟村，未架设电台，估计该电毛并未收到。
[14]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编，长征出版社。第81页。
[15] 王政柱，“三战三捷歼‘胡蛮’”，《解放大西北》，青海人民出版社。第113页。
[16] 陈海涵，《在彭总指挥下》，解放军出版社。第61页。
[17]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部编印。第21页。我军认为如国民党军采取封锁全歼的战略，兵力集中，将缩小我军回旋余地，增加我军作战困难。虽然估计到因为蒋、阎、傅、两马等各方矛盾，此案难以实现，但对这种最坏的估计不能不有所打算。
[18] “彭德怀、习仲勋、张文舟关于敌占延安后的分布情况致军委电”（1947年3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13页。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14页。
[20]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第308页。
[21] 彭德怀21日电中提到的“茶坊”，和延安保卫战警三旅七团作战防御的茶坊不是一个地方。警三旅七团作战的茶坊在鄜县以东（现富县茶坊镇），而彭21日电所称的茶坊在高桥以北、延塞公路以西。

福多多

关于双方兵力对比，我在“延安保卫战”一贴中曾有说明，内容如下（参考书目和注释略）：


按照我军的计算，国民党在西北的兵力一共43个旅，32万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旅7万人以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共34个旅25万人。其中蒋介石嫡系西安绥署胡宗南集团20个旅17万余人；西北行辕张治中、马步芳、马鸿逵集团12个旅6.9万人；邓宝珊集团2个旅1.2万人[2]。军委作战部当时大概已经正确判断出两马集团不会迅速加入进攻延安的战斗[4]，因此未将西北行辕的部队计入。细算起来，胡宗南集团兵力共计171700人，包括整编第一军（75000人）、整编二十九军（73000人）、整编十五师之一三五旅（4700人）、整编三十八师之五十五旅（7000人）、整编十师（含十旅、八十五旅共计12000人），其中整编第一军含整编一师（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共计28000人）、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共计27000人）、整编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计20000人），整编二十九军含整编十七师（四十八旅、十二旅、八十四旅，共计17000人）、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二十八旅，共计33000人）[5]、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四四旅、新一旅，共计23000人）[6]。邓宝珊集团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十一旅）共计12000人[2]。胡、邓集团约184000人，加上国民党地方团队1万余人，总计是19.5万人。


据整编第一军九十师副师长任子勋回忆，至3月10日，集结在洛川附近的，计有整二十九军之整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整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三五旅）、整十七师（十二旅、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共7个整编旅；集结在宜川附近的，计有整一军之整一师（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7个整编旅。此外，尚有整一四四旅在同官附近集结待命。合计6个师15个旅，总数大约15万人[7]。师旅数目和时任整七十八旅旅长的沈策的回忆基本相同[8]，不过总兵力沈策认为“约共10.5万人”，因为“当时部队经过历次战斗和长途行军，以及各级部队长期贪污吃空等关系，实有兵员无法确实统计，所举数字系按实际情况估计的概数”[9]。沈策的估算未计入的“还有第一战区直接指挥的驻西安第七补给区管辖的后勤运输部队的兵员和工兵、装甲兵、战车兵、炮兵、通信兵等特种部队”[10]。


除吃空额之外，由于国民党军需要分兵占领要地、保护交通线，因而愈到一线兵力差距愈小。据胡宗南估算其第一线可以用于攻击的部队一共12个旅8万4千人[3]，实际中真正投入战斗的人数可能更少。


中共方面对进攻延安的蒋军实力，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3月17日一度以为蒋军进攻延安主力为9个旅，至19日已经查明其总兵力“总计7个师，14个旅，34个团，15万人”[11]。


再来看国民党军方面对中共实力的估计。


按照胡宗南的“研究”，“匪在陕北较正规部队有第八、第十、第三十九旅，警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十一各旅，独立第一旅、骑兵第六师等约六万人，晋西调回匪王震所部三五八、三五九两旅七千人，陈赓所部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四各旅约一万五千人，贺龙所部三个旅约一万人，已经训练民兵约七万人，合计为十六万人”[3]。这个说法中所列举的番号之混乱不堪，稍有国共战史知识者不难发觉。据国民党空军方面的人员回忆，时空军作战科从情报科所获得的情报是，陕北共军有13个旅3个师共约10万人[12]。根据此师旅数目细查，才知道当时国民党军所判定的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番号为：一二零师、二十七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新一旅、新四旅、新八旅、新九旅、新十一旅、警备第一、二、三、四旅，骑六师，共计七万余人。另有军区及民兵部队九万余人[13]。


实际上，当时陕北我军算上地方部队一共不过4万多人。其中，野战部队26136人（一说25800余人），包括第一纵队（8637人，辖三五八旅4222人，独立第一旅3517人）、第二纵队（8650人，辖三五九旅3450人，独立第四旅4200人）、教导旅（5236人）、新编第四旅（3441人）、直属山炮营（442人）；军区部队16178人，包括警备第一旅（4251人）、警备第三旅（8216人）、新编第十一旅（2222人）、骑兵第六师（1489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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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情况缺乏国民党军方面的资料以资对照，只是按照国民党军战史所列的作战序列可知，除步骑兵以外，尚有第一战区直辖下的战车第二团、炮十一团、炮五十一团、炮九团第一营，除此之外，尚有空军配合作战。但这些部队，尤其是战车和炮兵在陕北地形条件下运动困难，故此第一线的实力要大为削弱。

进攻延安战斗中，国民党军兵力总计步兵14个旅，保安部队6个团，炮兵一个营（欠1连）又1个连，工兵三个营（欠1个连），骑兵两个团，装甲兵一个营（只含2个连），空军4个中队。其中，空军2个P-47战斗机中队，1个P-40战斗机中队，1个B-25轰炸机中队[12]；装甲兵战车第二团第二营（第五连，配赋日式97战车13辆；第六连，配赋意大利菲亚特战车13辆）[26]。


西北野战军的装备较之国民党军有天壤之别，主要是弹药奇缺，人均子弹只有几十发，每门迫击炮的炮弹也只有二十多发。初期作战时，西北野战军除直辖的一个山炮营以外，炮兵就只有将各旅（包括二纵）直属的迫击炮连集中使用（最大可以集中6个连）。按照我军的资料，延安保卫战“敌人投入十四万人之兵力（其第一线为八万），我军防御兵团仅五千余人。战役密度，敌我兵力对比为廿八比一；敌军有一百三十五个步兵营，我军仅有十二个步兵营，敌我对比为十一比一；敌军有各种口径之火炮（六零迫击炮至山野炮）二千余门，平均密度每公里正面约二十三门，而我军仅有迫炮十三门，平均密度每七公里正面约一门，敌我对比为一百六十比一；敌军有轻重机关枪六千五百余挺，平均密度每公里约七十二挺，我军仅有轻重机关枪二百余挺，平均密度每公里约二挺，敌我对比为三十六比一。”


就全国各战区而言，西北是实力对比差距最大的地区。

福多多

这里贴上曾祥廷的有关忆述:

我從當五○○團團長開始講起。我是首先進入延安的團長。我當時是在整編第一師一六七旅五○○團當團長，师長是羅列，旅長是李崑崗（陸大十一期）。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初蔣委員長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對全國將領宣布要整編軍隊，有三大理由：1．老百姓經過八年抗戰，已經民窮財盡，需要休養生息，不能再打仗；2. 國軍經過八年抗戰，很多部隊都疲憊不堪，也要整顿；3．最大問題是國際形勢，尤其是美國，反對中國内戰。不久三人小組發表整軍方案，第一期全中國編一○八個师，國軍編九十個師，共產黨軍隊編十八個師；第二期縮編爲六十個師，共產黨軍隊編十個師，我们編五十個師。代表政府的是張治中上将，代表共產黨的是周恩來，代表美國政府的是馬歇爾元帥，根據這個整編方案，整编第一軍就是原來的第三十八集團軍總部，董釗當軍長，整編第一師就是原來的第一軍，由原第一軍軍長羅列當師長，李崑崗是原來第一六七師師長，編爲一六七旅旅長，原來三個團縮編爲兩個團，我是一六七旅五○○團團長，新任，還有一個四九九團團長，由一位軍校七期萧伯廉當團長。

    我在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到晋南安邑就團長一職，時第一營營長應啓新（軍校十四期），對當時匪情比我還了解，幾個營長對部隊的狀況也比我了解多。到差不久，就準備打仗，大約在七月間就奉命向聞喜進攻。在沒奉到命令之前，我就經常聽無線電的廣播，那是我們團的一個收發報機聽到的，當時共產黨就發布說胡宗南的部隊某一天要從晉南往北進攻，連番號也播出來了，說一六七旅、四十七旅（旅長李奇亨）準備行動。結果我們三天後，奉到命令，與共產黨三天前宣布的情報完全一樣。也就是說我們西安綏靖公署決定要打共產黨時，他的情報就出現了。當時我們不知道，只覺得奇怪，我們三天前什麼都不曉得，共產黨怎麼會曉得。三天後我們果然照共產黨宣布的去打仗。當時打與不打都很爲難。打，部隊縮編，一個軍變成一個師，影響士氣，很難打仗。整編第一師算最好的，一個師帶三個旅，還有六個團，有的如七十八軍全軍只編成一個團。（後來我當師長時，那個團長趙仁（軍校十期）來當我的副師長。）當時我就覺得這個仗不好打，打下去沒有希望。因爲我們對敵人茫無所知，接觸以後捉到俘虜一問，才知道他的番號，主官是誰？沒接觸以前，我們的戰略、戰術情報都沒有，完全靠戰鬥情報，捉到敵人了，打了仗了，才知道原來是這個部隊。中共常常以優勢兵力與我們接觸，如果情勢不利，他根本躲在一邊，你找都找不到。這是我們最大的困難。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我奉命派了一個突擊營突擊延安，營長即原第一營營長應啟新。三月十九日一早，我們到了延安東邊的塔山，碰到了旅長、副旅長與參謀長。突擊營的嚮導是共產黨派的，所以進延安遲了一點，不然可以活抓到毛澤東。因爲當時毛澤東還沒走，毛澤東說我要看到胡宗南的兵進入延安我才要走，所以進入延安時，地下室的茶還是溫的。他的情報很靈光，對我們的行動很了解。整個剿匪我們吃虧的就是情報不靈，對敵人了解太少，相反敵人對我們了解太多，甚至我們沒有行動，事先他都知道。

    我進延安以後，先到街上去看，延安一個老百姓都沒有，是一個空城。以後我們的行動，就根據共匪的行動來進攻，因爲我們進延安時，戰略部署還很完整，有兩個軍，一個是整編第一軍，董釗將軍當軍長；一個是整編二十九軍，劉戡將軍當軍長，都是黃埔一期，也都是胡先生的老部下。過去劉戡很少到西北來，勝利以後才到西北來當軍長。這時，我們主力很完整，共產黨不與我們決戰，只不過在延安的正南邊大小勞山，正面與二十九軍打了一下，據說當年東北軍張學良部隊的一個師，就在那裏整個被共產黨消滅。我們整編第一軍是從東邊金盆灣進攻，出乎共產黨的意外，共產黨沒有想到我們第一軍從東邊，威脅他退路，所以他急急忙忙撤退。換句話說，我們的主力已經到了金盆灣，馬上要打到延安的東邊來，但他在正面抵抗比較激烈，我們這邊打了很久，不太激烈，不是主力接觸。所以進入延安以後，七十八旅兩個團下午還在打。第一旅三十五年在晉南吃過虧，那時對共產黨情況不了解，也是一夜被共產黨包圍，兩個團大部被消滅，損失很大，旅長、參謀長都被俘，所以第一旅到打延安時，已經快一年了，戰力才慢慢恢復。

    我們進延安以後，敵人撤退，但不久，不知是何原因，三十一旅旅長李紀雲（黃埔三期，劉戡的老部下）奉命帶了一個團經延安東邊大約八、九十里的青化砭，目的可能是要去占領一個據點。我曾經問過當時在青化砭打仗的一個班長陶善鵬，他說我們這個團，情況不明，旅長聽到一個團要進去，覺得很危險，結果一到青化砭附近，敵人兩面夾攻，在三小時之內，一個旅部帶一個團被消滅。據該士兵告訴我，他說敵人是廣正面包圍，一旦進入他的包圍圈（口袋戰術），就沒有辦法擺脫他，也突圍不出去，只有死路一條。我們十九日進延安，二十四日三十一旅帶一個團，就在青化砭被消滅了。被俘的班長在共產黨那裏經過一段時間逃回來，我親自問他，他說共產黨對我們的情況很清楚，三十一旅的作戰，沒辦法擺脫他的口袋戰術，他的正面很廣，部隊也很大，共匪的厲害就是他情報很靈，很難找他主力的行動。後來我任第一軍預備隊奉命向北走攻下綏德，保護綏德據點。綏德在陝北很重要，宋代名將韓世忠就是綏德人。綏德靠近米脂，離延安好幾天的行程。我正奉命部署守綏德時，突聞蟠龍鎮（離延安約九十里）守軍一六七旅旅長李崑崗帶五十九團團長被圍，包圍的部隊是彭德懷的主力，至少有幾萬人，彭德懷是解放軍的副總司令兼第一野戰軍司令員，他以全力來對付我們旅部的一團，四四九團起先打的還可以，後來情況變了，而被消滅。旅長、副旅長和參謀長都是陸軍大學畢業。李崑崗後來被放回來，來到臺灣，曾經當過行政院的組長，與陳辭公的智囊方天將軍都是陸大十一期同班。民國三十八年四四九團蕭團長（伯廉）曾親自告訴我說：「共產黨對我們團長以上的資料，每個人都這麼厚厚一本，清清楚楚。相反的，我們不清楚。他的情報做的很到家。」.......

福多多

二、“大捷”后的茫然

攻入延安之后，国民党军大肆渲染战绩，论功行赏，但对于下一步如何行动却没有了方向。

按照国民党西安绥署的“延安会战经过概要”，进攻延安之战，“共毙伤匪团长、大队长以下官兵一万六千五百余名，及毙匪教导旅旅长杨得志、参谋长及供给部主任等重要官员多名。我军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一千三百余人，其比例数为十比一”[22]。这一数字未含国民党军声称俘虏共军的人数，据胡宗南的年谱所记，详细数字为：“伤毙匪教导旅旅长、参谋长、团长、大队长等官兵一六六零六名，俘获伪官五五九员，兵九六二五名，虏获轻机枪三十挺，步枪二二四三枝，手枪五枝，掷弹筒二十九具，骡马三十五匹。我军亦伤官六十五员，阵亡十四员，士兵伤七二三名，阵亡二二八名，与匪伤比例为十六比一”[23]。这样算起来，国民党军所声称的战果（毙伤俘）共二万六千七百九十名，还包括“击毙”了日后成为中共第一批授衔上将的杨得志；国民党军自己的伤亡则为一零二三名。

国民党军的伤亡人数“一千三百余人”大致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这和中共内部所声称的“敌伤亡千五百人左右”[24]亦相符合。但国民党军的战果过于夸大，较中共部队实际伤亡“五百余人”[24]高出数十倍以上。由于实战几乎没有多少俘虏，以至于不得不用国军自己的军官及士兵冒充中共俘虏，在记者参观时闹出不少笑话。中共地下机构“西安情报处”曾派人混充记者去延安了解情况，看到有俘虏不小心当着记者的面坚称其在打延安时杀的是共军，以致被“西情处”的人当作笑话来讲[25]。

事实上，中共撤出延安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非常好，国民党军几乎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以致将西北共军的最高指挥员误当作是贺龙[26]。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的邓文仪在回忆攻占延安后的情形时说：

“中共在延安及附近不到五万，仅有一两次激烈抵抗，各高级机关都在仓促间已全面撤退，并实施坚壁清野的焦土战术，当地人民全被裹胁离开作战地区，所有物资用具搬运一空，使我们军队进到延安，得不到任何补给军用物品，也无人力可用。我在收复延安第二个星期到那里视察，经过一周的考察及督导我军政工，我走遍延安找不到有关共军的任何文件，他们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连同图书文件一起被他们烧毁，附近发现少数粮食物品藏匿在山洞里，也都放了毒药或淋了煤油，不能使用。”[27]

在这种毫无消息来源、敌军动向不明的情况下，胡宗南于21日给董钊下达命令，以“第一军之二十七师担任延安城防，并以一部进驻拐峁镇构筑工事，同时远出进行威力搜索后，相机推进青化砭固守，使主力尔后向北进出容易；第一军主力即在延安以北西北地区集结待命；第二十九军即在延安鄜县沿公路线构筑据点工事，确保补给线的安全”[28]。

这一部署就一般军事常识而言，基本上还是中规中矩的，但要命的是，电报被共军截获并破译了。


参考书目与注释：

[2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第602页。
[23]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91页。
[24] 参见：194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保障中央机关安全问题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26页。该指示中提到延安保卫战“我共伤亡五百人左右，敌伤亡千五百人左右”。可能是出于鼓舞士气的原因，中共在对外宣传上，号称此役歼敌“五千二百余人”，长期以来各种党史、战史书籍中大多采用该数字。80年代权威党史刊物（《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二辑，“西北解放战争大事记”，1987年6月出版）上已经有了较准确的数字（“西北我军经过六天抗击，歼敌一千五百多人”），但之后各种出版物上似乎仍然以采信“五千二百余人”者居多。
[25] 王超北口述，《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百花文艺出版社。第137页。此前，王亦曾以“庞智”的笔名在《红旗飘飘》上发表过关于“西情处”工作的部分回忆。
[26] 国民党中央社20日西安电称：“由陕北南犯关中共军贺龙部，经国军奋勇反击后，退入甘泉迤北之大小劳山山地，负隅顽抗，经国军一昼夜围剿，激战甚烈，贺部曾企图在大小劳山作困兽斗，卒以死伤惨重，乃于19日夜狼狈逃窜，贺龙亦逃逸无踪”。
[27] 邓文仪口述，“东征、北伐、剿匪、抗日、戡乱诸时期政治工作经验与教训”，1992年4月24日。
[28] 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4页。

福多多

彭德怀3月22日凌晨致电张宗逊、廖汉生并报军委：

“
（一）    胡宗南二十日（注：应为二十一日）令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开青化砭、半佛，要其筑工固守，似判断我主力在安塞方向，有进攻安塞模样。
（二）    我准备伏击该敌（三十一旅）。着一纵队主力经安塞开至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石家沟、白家沟之线。八旅（注：指三五八旅）（缺一营）限二十三日晚到达，留蓝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独一旅开高桥很不妥，应即尾八旅开安塞以东之王家庄、丁家庄、枚家庄之线，限二十四日到达，不得迟误，行动时须特别注意隐蔽。
（三）    张廖于二十三日九时以前到梁村开会，我们在梁村等候。
”[29]

同时（注：按照电令被收到的时间22日4时判断，该电发出时间应和给张廖及军委的电报几乎同时），彭德怀给二纵及教导旅、新四旅亦发去电报：

“
（一）    胡宗南二十一日令临真之31B（注：三十一旅）经川口渡延水进攻青化砭，筑工固守，限二十四日到达。
（二）    我军拟令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之际，彻底歼灭该敌。第二纵队、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隐蔽集结于青化砭以东之阎皇寺、郝家河、湖家河之线，限二十二日晚集结完毕，二十三日看好地形，化装民兵，切实封锁消息。
（三）    N四旅（注：指新四旅）二十二日晚集结于青化砭以北及东北地区之二峁渠、常家塔、朱家沟、高家沟；第一纵队八旅二十三日集结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独一旅二十四日位置于何家庄附近为预备队。
（四）    王罗（注：指王震、罗元发）看好地形后，定出由东南进攻青化砭截敌归路、警戒拐峁之详细计划，限二十三日午前电告我。
”[30]

胡宗南21日发给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的电令，被刚刚正式组建的西北野战兵团机要科[31]截获并破译。西野派出的侦察员也证实，第三十一旅21日从临镇（注：即临真）出发，现抵松树林，该敌多次向群众打听到川口的路线。同时，根据各种情报，了解到胡宗南已令第一三五旅于24日前到达李家渠筑工固守；整编三十六师在观音桥、肖家岭、二十里铺地区集结；整编十七师分布在劳山至富县（注：当时称鄜县）间公路沿线；整编第七十六师在桃花坪、临镇（注：即临真）、南泥湾地区集结[32]。

彭德怀迅速察觉胡宗南部有以主力北上寻找西野主力、以一部沿咸榆公路保障翼侧的意图，因此，要求一纵“留蓝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以加强敌之错误判断。这本来和国民党军的意图并不完全相侔，但在行动上双方却非常之“配合”。

参考书目与注释：

[2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15页。
[30] 《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国史馆。第103页。
[31] 略。
[32]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战例研究作业教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

福多多

西野研判认为，胡宗南部北出的意图在于积极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如我军向西北撤退，即以青、宁两马从庆阳、环县、定边之线堵击，以胡宗南主力经安塞北上，形成东、西、南三面夹击之势，以消灭我军于保安、吴旗地区，或迫我北上绥蒙沙漠地区；如我军向东北撤退，则以榆林邓宝珊部沿无定河向南，以胡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北上，实施南北夹击，逼我于葭县、吴堡地区就歼，或赶我军东渡黄河[33]。

而胡宗南对于西野的行动更多的是来自于推测。空军的侦察一会儿说“敌人向安塞退却”，一会儿又说“在蟠龙附近发现小股敌人”[34]，而陆军则对空军的可靠性和技术持怀疑态度[35]，所以莫衷一是。至23日黄昏都没有任何确切的情报，胡宗南只好推断拐峁以北无敌情，整一军系由东南向西北迂回，敌人可能被迫向安塞方向撤退。因此，胡宗南令整一军主力24日晨由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日仍回延安[28]。

由此可见，西野当时高估了国民党军求战的决心，实际上胡宗南的意图主要是巩固延安的占领，主力北上带有威力搜索的性质，最终还是打算集结在延安附近，等落实情况后再确定行动方向。就国民党军当时对形势茫然无知的前提下，这样的处置也算是适宜的。

无论如何，蒋军以主力向安塞方向出击，以一部进占青化砭保障翼侧的做法，和西野预先设想的在延安东北方向歼敌的方案正好“配合”起来了。事后看，如果蒋军以主力东出延长，向甘谷驿方向进攻，仍须以一部进占安塞保障延安、以另一部进占青化砭保障主力右翼安全，这样恐怕仍是没有好果子吃。从战役战术层面上来说，这里的关键还是信息不灵，对于共军情况茫然无知。正如国民党军自己所总结的：“战斗遂行中，我军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仅凭无线电测向及空军报告以为研判之资料，影响于指挥及部队间之行动不小”[36]。

就战略而言，进一步深入探究蒋军北上安塞的深层原因，实源于其高层在整个战略上矛盾。

首先，蒋介石攻占延安的计划，就是临时起意的，为求保密，连国防部作战厅都不得与闻[37]。此前，蒋的战略是到处开花，毫无重点，国军宿将程潜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由此，“部队东遣西调，顾此失彼，攻守进退，恐将失机”[38]。

等蒋介石体认到这一点，开始强调“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39]，并将山东作为进攻的重点时，却又起意要先攻占延安，主观认为这样可以转用胡宗南部于其它战场[40]。但开辟新战场，实际上是分散兵力，有碍重点的形成[41]，蒋却并未意识到。

其次，攻占延安之目的，从军事上讲，应该是尽快扑灭西北共军主力，以便转用胡宗南部于其它战场。但国民党军所确立的目标却是：“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42]，将外交和心理作战作为首要实现目的。

这样一来，作为战区指挥官的胡宗南，在攻占延安，已经“达到”其战略目的的情况下，对于下一步的行动自然就不免陷于一种迷茫之中。接下来究竟是四面包围、逐步缩小对手机动空间，以求彻底歼灭呢？还是以“犁庭扫穴”的姿态，将对方驱赶至黄河以东，从而尽快结束陕北战事，以转用主力呢？显然，第一案是不会为蒋介石所喜欢的，因此，既迅速又省事的第二案是当然的选择。

在攻取延安的作战指导思想上，蒋军就只设想了共军坚守延安或“向河东窜退”[43]两种情况。这样，以主力北上安塞就带有驱迫对方东退的含意在内，这较之东出延长将对手向西驱赶更符合国民党军当初的设想。这是胡宗南做出主力北进安塞决策的深层原因。


参考书目和注释：

[3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第三分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编。第60页。
[34] 李日基，“胡宗南部封锁、进攻和退出陕甘宁边区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33页。
[35] 因陆军进占延安后，看到轰炸弹痕，不是落在空场上，就是延河的沙滩边，重要地点和处所，几乎看不到轰炸痕迹，因此怀疑空军的可靠性。参见：杨健，“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47页。
[36] 《戡乱战史》，国防部史政局。第133页。转引自：李庆丰，“全局在胸，主动在握——评述陕北‘三战三捷’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第232页。
[37] 《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42页。
[38] 《胡琏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第57页。转引自：汪朝光，“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民国档案》，2005年第一期。第100页。
[39] “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演讲），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114页。
[40] 《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43页。
[41] 汪朝光，“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民国档案》，2005年第一期。第101页。
[42] 《戡乱战史》，国防部史政局。第96页。转引自：李庆丰，“全局在胸，主动在握——评述陕北‘三战三捷’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第228页。
[4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第597页。

福多多

三、十面埋伏

彭德怀22日晨致电毛泽东和中央，除通报了胡宗南部动向外，决心“以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围歼三十一旅”[44]，毛泽东于23日复电同意彭德怀的部署。

23日下午，彭德怀下达了伏击三十一旅的命令：

“
各纵（旅）并报军委：
甲、    敌情见梗午（二十三日十二时）电。
乙、    本军决于明（二十四日）日以待伏动作，消灭敌三十一旅全部之任务。
各兵团部署如下：
（一）    第二纵队及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伏击于青化砭至房家桥大道以东，待敌后尾通过房家桥后，教导旅由东向西猛烈侧击。第二纵队应首先截断敌退路，沿小河东岸由南向北猛击敌侧背，并于拐峁、延水南岸派出便衣队侦察桥儿沟方向敌有无后续部队。
（二）    一纵队之八旅（注：指三五八旅）自闫家沟（青化砭西北五里）至白家坡沿小河以西宽正面伏击，待二纵队截断敌归路后，由西向东猛烈夹击。独一旅为预备队，位置于首头庄[45]、丁家庄、郭家庄（安塞以东）之线，除对安塞布置警戒外，须以小部（不大过一营）位置于冯家庄以南高地，对延安方向警戒并切实封锁消息。
（三）    四旅（注：指新四旅）伏击于青化砭正东及东北高地，待二纵、教导旅打响后，即向青化砭猛烈扑击。
丙、    各兵团务于三月二十四日前六时半以前部署完毕。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务使敌过早发现。
丁、    指挥所在青化砭西北高地，我们在指挥所。
戊、    通信联络：与二纵、教导旅用电台，一旅（注：指独一旅）、新四旅徒步、电台兼用。
彭、习
    梗未（二十三日十四时）
”[46]

由该命令可知，西野大致是以新四旅拦头、二纵截尾、一纵和教导旅分别由西、东两面夹击，以歼灭三十一旅。独一旅因擅自开高桥再转回，二十四日只能赶到冯家庄一带作为预备队，监视延安、安塞[47]。其中，“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务使敌过早发现”的提醒，体现出彭德怀在战役指挥上的细致之处。

青化砭距延安约70里。自延安向东经拐峁到姚店子后，要经过一条三十里长的川道后，才到达青化砭。这是当时陕北的一条主要公路，一般称为“咸（阳）榆（林）公路”，可通行汽车。抗战前国民党政府修成了延安以南和延川以北（至镇川）这两段公路，抗战时期中共又组织民众修筑了延（安）南（泥湾）、姚（店子）延（长）、延（安）临（真）、延（安）郝（家岔）、延（安）真（武洞）、清（涧）子（长）等七条公路，至1946年为止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道路网络[48]。

青化砭座落在山崖上，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但却是咸榆公路的一个重要交汇点。自青化砭向西是一条四十里长的川道[49]，当地人称为“牡丹川”；向西北则经过另一条四十里的川道——当地人称“木索川”——通向蟠龙镇。再由蟠龙向东经永坪至延川，就可以北上清涧、绥德、米脂到镇川。这一段川道山峰巅连、宽处不过半里一里、窄处只有十米八米[50]，是一个设伏的好地方。

依照彭、习二十三日下午的电令，各纵队、旅分别进行了紧张的布置。

一纵三五八旅以七一五团一部配置在青化砭西北之曹家咀以北山地阻敌前进；主力配置于青化砭以西高地；第八团设伏于寺沟以西山地；第七一六团主力设伏于林坪以西山地，以第一营配置于后账子沟以南山地。战斗计划为：敌如以一部占领我第七一六团阵地前之搜索地区时，我该团第三营即由正面进行射击，同时部队出击，第一营在该营以南山地进行掩护并派部队隐蔽出击，配合第三营攻取敌占阵地，消灭敌人；如敌搜索部队通过时，各部队则隐蔽地向前运动火力及部队；如敌已进入我伏击区域，待敌后卫打响，我第八团即向寺沟、小蒜沟出击，第七一六团向林坪、前账子沟出击，第七一五团除留部队固守阵地外，尽量抽部队出击。战斗开始后，第七一六团留一个连在前账子沟以南山地向拐峁方向警戒[51]。

一纵根据彭德怀“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务使敌过早发现”的指示，将伏击部队放在敌侧卫搜索范围之外，即和伏击地域相隔一条山梁之处。实战中，三十一旅果然派出侧卫搜索分队，沿本队开进路之两侧山梁前进，遇小沟（谷地）则顺山梁绕过，遇大沟则越沟而过，最近处曾距七一六团隐蔽位置仅隔一小山，且不断用火力侦察，但一纵伏击部队非常沉着，未被发觉[52]。


参考书目和注释：

[4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20页。
[4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第122页中所刊载的该伏击命令中写作“守头庄”，许多权威战史书籍（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二）》、《兵团规模战役战例选编（第一集）》）中均依此。《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战例研究作业教材》中则写作“首头庄”。由《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中照排之教导旅抄收的电文亦写作“守头庄”，可见原始电文写作“守头庄”无疑。但该日志在“守头庄”字样后加了问号，说明该地名有疑问。查青化砭附近确无“守头庄”之地名，而只有“首头庄”，位于今冯庄乡，和电令中位置契合。故此，本文中采“首头庄”之说。
[46]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战例研究作业教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另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22页；《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国史馆，第104页。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19页。
[48]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军事交通运输史》，解放军出版社。第85页。
[49] 通向下白家坪。
[50] 乔备果口述，《转战陕北的一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9页。
[5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第三分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编。第61页。
[5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第三分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编。第63页。

福多多

新四旅的位置在青化砭以北及东北的常家塔、北六庄、赵家沟[53]，旅指设在常家塔，十六团在赵家沟附近、七七一团在赵家沟以北地区分别埋伏[54]，准备迎头拦击。

青化砭东南有一个小寨子，正挡在新四旅十六团的出击路线上，如果派兵占领该寨子，很有可能要与敌先头搜索部队遭遇，如果不予占领，则又可能为敌军所占据而增加攻击难度。彭德怀23日率旅以上干部到青化砭东面至石绵羊沟察看地形，现场调整部署时[55]，提出将该小寨子让给敌军，随后又提醒传达命令的参谋人员，要部队将寨子北墙拆掉，留下南墙。这样既可以遮住北来的敌军视线，又消除了我军的攻击障碍[56]。这也是彭德怀战场指挥考虑问题周到细密的一例。

二纵和教导旅由王震、罗元发联署的命令规定各部战斗分界线为：

教导旅自青化砭东南之东沟（含）至石绵羊沟；三五九旅自石绵羊沟（不含）、桃园沟南北方至石家圪塔；独四旅自石家圪塔（不含）至息家砭（惠）。

命令要求各旅由东向西侧击，独四旅于息家砭切断敌退路，并在息家砭东南高地构筑工事，向拐峁警戒。战斗发起后，各部先头部队应轻装，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抢占各旅正面之各战术要点，主力即选择便于出击的道路，猛烈侧击[57]。

教导旅大概因为延安保卫战消耗较大，故此伏击地段较窄，只在石绵羊沟附近展开了一个团（一团），另一个团（二团）和旅部在石绵羊沟以东。三五九旅旅部在窑子沟，所属三个团分别展开于白家坪（七一七团）、石家圪塔（七一八团）和白家坡（七一九团）。独四旅旅部位于寨子沟，所属三个团（十二、十三、十四团）分别展开于房家桥、惠家砭、纸坊沟（以上地点均在大路以西）对面的路东[58]。

这样，西野在青化砭战场上集中了5个旅（不包括独一旅），在第一线即展开其中的12个团（不包括教导旅二团），在兵力对比上占据了六比一的绝对优势。接下来，就是等胡宗南的整三十一旅入网了。


参考书目和注释：

[53] 《新四旅、十七师、农六师大事记（上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六师史志编纂委员会。第29页。
[54] 缺乏新四旅具体部署的材料，此处系依据“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西北野战军青化砭伏击战通信战例”（《通信战例选编（第一集）》，总参谋部通信部）中的“青化砭伏击战有线电通信联络图”判断。
[55] 王政柱，“青化砭之战”，《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第734页。该书中将“石绵羊沟”误作“石棉沟”。
[56] 《罗元发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第165页。另一种说法，这个拆除北墙的做法是新四旅七七一团指战员集体讨论的结果，来自原新四旅旅长程悦长的回忆（“记陕北三战三捷”，《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57页）。该文是60年代刊登于《星火燎原》丛书上的。程悦长还有一篇“毛泽东思想是胜利的源泉”的文章，刊载于196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一书中，内容和“记陕北三战三捷”几乎完全相同。由于目前找到的程悦长的文章均刊载于60年代初期，当时正是“彭、黄反党集团”被打倒的时期，几乎所有类似的回忆文章中涉及到彭德怀的内容大多被删改。考虑到这个因素，似以罗元发的回忆更为可信。
[57] 《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国史馆。第105页。该命令中将惠家砭（今青化砭镇惠家砭村）误作“息家砭”，故此三五九旅的日志中在该地名边上注了一个“惠”字。
[58] 具体部署情况均系依据“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西北野战军青化砭伏击战通信战例”（《通信战例选编（第一集）》，总参谋部通信部）中的“青化砭伏击战有线电通信联络图”判断。

福多多

四、请君入瓮

“请君入瓮”的关键之一是诱敌，即调动胡宗南部主力向安塞方向而去。这个任务被交给了一纵独一旅二团二营。由于关系重大，西野司令部和一纵对该营实施越级指挥，由野司掌握的三个电台中的一部（第二台）和一纵的机动电台直接加入下级无线电网实施[59]。

该营自24日起，伪装成西野主力沿安塞公路北撤，沿途不断丢弃鞋袜和臂章符号等，以造成对方的错觉。独一旅此前还沿该道路挖了不少野炊灶坑，使之更像是大部队经过的样子[60]。

如前所述，胡宗南的大军进入延安空城之后，失去了进取的方向，而后勤供应只能仰赖后方，亦不能不暂时停止脚步。直至24日，胡宗南才下令，整一军主力于24日晨向安塞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日仍回延安[61]。由此亦可见，胡宗南的企图并非如西野所估计的寻求决战，而主要是威力搜索。

3月24日拂晓，国民党军第一军向安塞方向出动了。该军以第九十师沿延安、安塞公路右侧地区，第一师沿公路及其左侧地区向安塞攻击前进[62]。由于道路狭窄，军队骡马过多，运动较为缓慢。尤其是九十师须沿路侧山梁行动，爬上爬下，尤其吃力[63]。这使得负责诱敌行动的西野独一旅二团二营非常着急，他们不时用冷枪袭击敌军，以“枪打慢牛”的方式，迫使对方加快一点脚步[64]。

延安至安塞约40多公里，国民党军花了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于当晚17时进入安塞，“残匪闻风先遁，未遇抵抗”[65]。在并未遭遇对方坚强抵抗的情况下，整一军的进展速度[66]显示出其缺乏决战之企图，以及臃肿、不适应山地战的特点。

3月25日，整一军留置整三十一旅九十一团防守安塞，主力则仍返回延安集结[67]。

至24日，一切似乎均如彭德怀所料在进行之中。拂晓，各部队均已进入阵地部署完毕，并构筑了简单工事和防空掩体，以保证对空对地之良好隐蔽[68]。各纵队、旅的高级干部也都亲自出马，如二纵司令员王震就分别到三五九旅和独四旅检查了战斗准备情况[69]。个别部队，如新四旅十六团三营，因营长夏益善睡过了头，天快亮才将部队带至前沿，被早已卧伏在那里的旅长张贤约逮个正着，结果在战后的总结会上，被张贤约叫起来狠批了一通[70]。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部队从早上等到下午，三十一旅居然并未出现！




参考书目和注释：

[59] 《通信战例选编（第一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第5页。注：当然，这并不是说野司第二台只负责与独一旅二团二营联络，该台主要负责对中央工委及一、二纵和新四、教导旅的联络。
[60] 王栋柯，“‘牵牛’到安塞——记二团二营一次诱敌行动”，《烽火岁月——
战争年代的步兵第二师》。第170页。
[61] 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4页。
[6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第601页。
[63] 任子勋，“蒋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初期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4页。
[64] 王栋柯，“‘牵牛’到安塞——记二团二营一次诱敌行动”，《烽火岁月——
战争年代的步兵第二师》。第171页。
[6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第602页。
[66] 这个速度差不多相当于步兵以常步行军的速度（以步兵常步每小时五公里的速度计算，参见民国十七年许崇灏编写的《战术应用作业之参考》），果有寻求决战之决心，在跟踪追击行动中，当不致如此缓慢。
[6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第602页。
[68] 《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国史馆。第105页。
[69]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第291页。
[70] 《百战将星——张贤约中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213页。

福多多

（续前）

是不是消息走漏，被敌人发觉了大部队的埋伏？究竟三十一旅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这是考验战役指挥员判断力的时刻。一般情况下，截获的情报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但任何情报都有其时效性。假设在被截获的情报之后对方又有新的命令下达，而未被截获，那么之前被截获的情报实际上是过时的信息。因此，除非能够完整准确地截获对方所有的信息（这在战争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就需要利用新的信息或判断力来填补这之间的空白。

经过分析，基本排除了消息走漏或大部队行动暴露的可能。如果是暴露形迹的话，24日敌军必定要派飞机来此处侦察，但终日敌机未来[71]。派出的侦察员当晚报告说，敌人在拐峁补给粮食[72]，当晚进至苏家河宿营[73]。

彭德怀认为群众是可靠的，情报也没错，胡宗南从基本军事常识出发，派三十一旅保障侧翼也是合理的[74]，因此于24日晚致电毛泽东及军委报告：敌三十一旅九十二团24日午前到达拐峁，停止未进，可能待补粮食，我们明（25）日仍按原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当晚8时，彭德怀还致电各纵队、旅，要求按24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75]。

从以上布置一方面可以看出彭德怀等对于三十一旅行动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西野并不了解胡宗南部主力的真正意图。事实上，第二天（即25日）整一军就南返延安了，如果25日伏击不成的话，这个战机将有可能失去。

25日凌晨，西野各部仍按照原计划进入阵地[76]。当日早8时，整三十一旅旅部及第九十二团自拐峁附近出发了[77]，其先头派出便衣侦察20余人，沿公路西侧登林坪西山梁搜索前进；另外派出1个连沿公路东侧山地搜索前进，主力则沿公路北进[78]。

三十一旅搜索队前进到一纵七一六团林坪阵地前，出现了一个意外。因七一六团干部侦察地形和部队运动时留下的足迹杂乱，被敌搜索队发现，敌搜索人员在该处停留判断了很长时间。幸亏并未发现其他痕迹，故此最终敌人还是继续前进了。不过，此后敌搜索队十分小心，不断向附近打枪，进行火力侦察。但西野埋伏部队均十分沉着，未被敌侦察火力所迷惑[79]。

上午十时[80]，三十一旅先头部队到达青化砭，后尾也已离开房家桥，西野伏击部队突然发起了进攻。

参考书目和注释：

[71] 《王恩茂日记——解放战争时期》，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7页。
[72] 程悦长，“记陕北三战三捷”，《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58页。另参见：陈海涵，《在彭总指挥下》，解放军出版社。第65页。
[73] 《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国史馆。第105页。
[74]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第308页。
[75] 《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第336页。
[76] 教导旅较前一天早一个小时（5时）即进入阵地，且将二团和旅部均展开在窑子湾以西的山头上，这样一线的兵力更加集中了。参见《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国史馆。第3页附图。
[77] 《王恩茂日记——解放战争时期》，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8页。另据原正三十一旅副旅长周贵昌回忆，该部系当日晨6时出发。参见：《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55页。
[7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第三分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编。第62页。
[7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第三分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编。第62页。
[80] 《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国史馆。第105页。

福多多

五、速决战

西侧一纵伏击阵地上，第八团首先打响，按原计划向敌后卫部队发起进攻。几乎同时，七一五团也已打响，阻止了敌军的去路。由于被敌搜索队几乎发现，七一六团干部决心犹豫，未按照原计划向前运动部队，等敌后卫已过林坪、七一五团打响以后，才令部队运动。此时，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一部分已开始向南溃退。七一六团一方面以机枪猛烈射击，打乱敌之队形，另一方面以第三营、第一营分头向林坪、帐子沟出击[81]。

东侧新四旅和教导旅首先发起攻击，由新四旅阻止敌先头部队，教导旅则和敌右翼警戒部队短兵相接，争夺石绵羊沟东侧的高地[82]。敌先头部队两个连占据青化砭东南土寨子企图顽抗，但这一着早已在料中，寨子北墙被拆，无从隐蔽，仅十分钟即被新四旅所解决[83]。

二纵以独四旅一部（十四团一部）占领惠家砭及其南沟东西一线山梁，截断了敌三十一旅之退路；三五九旅和独四旅主力则沿石绵羊沟和石家圪塔一线山梁向敌猛烈攻击[84]。

整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原来在半嫡系的十五军六十五师任职，1946年调任整编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毕竟多年戎马，作战经验也还有一些。仓促之间，李纪云决心以尖兵连抢占寺沟西北高地构筑工事，并以一部继续向七一五团前沿阵地攻击前进；后续部队则力图抢占石绵羊沟两侧山梁，以稳定局势[85]。

但西野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下来，不容其喘息。教导旅协同新四旅沿石绵羊沟进击，遭到西山敌火力猛烈射击，但敌军随即被二纵主力赶了下去，全部压到了沟内[86]。西野的猛烈突击使得敌丧失了斗志，迅速崩溃。第八团由寺沟出击的部队（四连）正遇上三十一旅指挥所。见有敌高级军官，该连长过于谨慎，令部队停止前进。幸好排长尹玉芬（该团特等战斗英雄）较灵活，带着一个班冲杀过去，当即将李纪云等40余人俘获[87]。

战斗仅持续了1小时又47分即全部结束[88]。有的负责断敌退路的部队（如独四旅十三团）甚至都来不及赶上参加战斗[89]。

战后的统计：一纵毙伤敌250人，俘虏敌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以下612人，合计862人（不含独一旅诱敌行动毙伤的50人）[90]。二纵俘敌九十二团团长谢养民以下共1397人[91]，其中三五九旅就俘虏了1146名[92]。新四旅毙俘敌三十一旅副旅长周贵昌以下423人[93]。教导旅战果不详。合计此役毙伤俘敌2993人（其中毙伤400名，俘虏2593名），西野伤亡共计265人。双方损失比约为十一比一[94]。

当天，彭德怀、习仲勋向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今日歼灭之敌为三十一旅直属队与九十二团全部，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95]。

青化砭战斗发生时，胡宗南部整编一三五旅旅部及第四零五团驻在姚店子，第四零四团（团长陈简）驻在拐峁西北的火柴厂附近。这是距整编三十一旅最近的援兵。上午10点青化砭方向枪声大作，绥署西安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电令一三五旅派第四零四团增援，但一三五旅并不积极。第四零四团称因为补给问题，从各连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延安附近搬运军粮了。剩下的兵力也没有全力赴援，陈简只是令团附杨冰带团直及一、二营部分兵力向青化砭方向增援。增援部队到达青化砭南沟口，即不敢继续前进了，占领了沟口两侧的山头就停住了。等到枪声渐息，杨冰才率一营部分兵力进入川道中探查，这时除了人马的尸体、重伤的三十一旅士兵以及残破的装备之外，什么也没有了[96]。

下午十四时半，彭德怀给所属各部发去电报：

“
（一）    三十一旅主力或全部被我歼灭后，第一师、九十师、三十六师配以飞机可能于明二十六日向青化砭进攻，寻我主力决战。
（二）    我为了今后便于机动各个歼敌争取必要休整时间，部署如下：
1、    王震指挥之左兵团，教导旅位于蟠龙附近，二纵队位于青化砭至蟠龙大道及其两侧之线（蟠龙、青化砭均不含），切实向青化砭封锁消息。
2、    新四旅主力位置于青化砭（不含）和贺家渠之线，以一个营位置于青化砭及其以东，待胡军主力进攻时节节向东抗击，吸引敌主力向延川方面最为有利。
（三）    一纵队主力应位置于许家沟、曼家坪、梁村、马衣河、瓦窑头、米家街地区，向安塞、延安切实封锁消息。
（四）    各兵团务于明二十六日六时前移至指定位置，不得延误。俘虏兵严加管理争取补充，俘虏官送永坪交延属专员李景林接收。
”[97]

由这份电报分析，彭德怀当时尚未得知整一军已经于当天中午返回到延安了[98]，因此，彭德怀按照胡军急于寻找西野主力决战的基本判断出发，打算以重叠设伏的方式再次给蒋军一个打击。从25日14时的这份电报的部署中，我们可以推测，彭德怀认为胡军将直接由安塞向东旋回[99]，因此大致准备以新四旅一部将胡军主力向东引向延川方向，而将西野主力（一纵、二纵、教导旅）集中在青化砭至蟠龙的大道两侧，歼击其保障翼侧的部队。这个打法几乎就是青化砭战斗的翻版，只不过将伏击地点稍向北移，安排在青化砭至蟠龙之间[100]。

对西野来说，这个方案是最理想的，部队可就近转用，不必做远距离运动。但由于对胡宗南部战略企图的判断当时并未完全料准，且蒋军战术上很快发生了变化，因此设想中的歼灭战几乎等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打成。


参考书目和注释：

[81] 略。另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第三分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编。第63页。
[82] 略。
[83] 《通信战例选编（第一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第7页。
[84] 略。
[85] 略。另参见：周贵昌，“蒋军整编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纪要”，《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55页。
[86] 略。
[8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第三分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编。第65页。
[88]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一野战军战例汇集（初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翻印。第5页。
[89] 高明正，《从吕梁到天山——回忆征战的岁月》。第174页。
[9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第三分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编。第400页。
[91] 略。
[92] 《王恩茂日记——解放战争时期》，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9页。
[93] 《新四旅、十七师、农六师大事记（上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六师史志编纂委员会。第29页。
[9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重要战役一览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部编印。
[95] 《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第336页。
[96] 杨冰，“胡宗南所属整编三十一旅和一三五旅被歼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54页。
[9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24页。另参见：《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国史馆。第106页。两书中的地名稍有不同，因缺乏大比例尺地图，无法查核。
[98] 裴昌会，“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5页。
[99]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第247页。
[100] 另一中共高级将领刘伯承，抗战期间也曾有七亘村连环设伏的战例，两者思路上是类似的。

福多多

六、青化砭战斗的影响及意义

青化砭战斗规模不大，歼敌2900余人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也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此战除补充了西野部队（主要是教导旅）延安保卫战的消耗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交战双方心理上的影响。

胡宗南历年“剿共”和防共，是国民党军中对中共作战富有经验的高级将领。1936年冬山城堡之役，胡宗南部轻躁急进曾为红军所挫，此次青化砭战斗覆辙重蹈，痛定思痛，狂妄之心遽收，畏惧之念渐起。当然，胡宗南不肯也不敢从战略或战役指挥失误的角度去总结，而是将三十一旅失利的原因归之于：“一因兵力之单薄，再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未]（注：未疑为衍字）用川道，致遭匪伏击不能应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101]。胡宗南手下原一师的“老人”则就势将只有黄马褂（黄埔军校毕业）而非一师出身的李纪云踩上一脚，说是“李纪云没有作战经验，凭牌子当官，现在牌子吃不开了”[102]。

鉴于上述“经验”，胡宗南采用了所谓“方形战术”，将主力集中在一起，以免分散被歼，遂开“武装大游行”之滥觞。

对于中共而言，此前虽然已经决定西野主力就地和胡宗南部周旋，钳制胡军不使东调，但从双方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出发，对陕北局势的设想是“主要靠陈谢从外线解围”[103]。但此战之后，信心大增，彭德怀等甚至乐观地提出“力争停止敌人于蟠龙、永坪、延川线以南”，并要求“陈谢纵队应开始向同蒲路南段进攻”，以为战略上的配合[104]。毛泽东一方面对与胡宗南部作战亦表示很有信心，但否决了彭德怀等过于乐观的建议，认为“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105]。虽单靠西野独力支撑陕北战局的决心尚未真正形成，但较半个月之前的看法已经有了转变。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青化砭之战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等定下决心：中央留在陕北。

此前，中共中央并未决心留在陕北。任弼时在25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保障中央机关的安全问题的指示中，称中央和军委机关除留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均移至晋西北[106]。当日晚，由任弼时起草，刘、朱、周、任联名致电在任家山的毛泽东[107]，判断：敌似决心继续“扫荡”陕甘宁及晋西北，南面敌大部集中，以延安为枢纽，向东向北行动时正面恐难找到歼灭的机会，因而“要准备敌人进到永坪、延川甚至瓦窑堡、绥德”，“我们可能月底或下月初即须东进”[108]。可见书记处多数成员是主张过黄河，将中央迁至晋西北的。

接任弼时电报后，毛泽东当夜由任家山再赶到王家坪[109]，力排众议，提出：“我不能走，中央最好也不走”[110]。经过26日一天的商议，终于定下了决心。3月2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知其“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111]。同日，毛泽东亦致电贺龙、李井泉，对任弼时25日电的观点作了修正，认为“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用以支持其观点的即是青化砭之战的完胜。同时，亦告知贺、李：“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112]。

当时其他书记处成员恐怕未必都有毛泽东那样的自信。任弼时26日电令王震，秘密从延水关挑选一只较大较好的船，拽到辛关渡，交赵立仁支配[113]。这大概是备不时之需的。

28日夜，毛、刘、朱、任等率中央机关转移至绥德以南石嘴驿附近的枣林沟，周恩来则赴晋西北负责布置中央直属人员转移的具体事务[114]。

3月29日至30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以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陕北主持中央工作（亦称中央前敌委员会）。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115]。

留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按军事编制，成立了中央支队（代号“三支队”，后改为“九支队”和“亚洲部”等），由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为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下属四个大队：一大队为直属队，军委一局由童陆生（后张明、张清化）负责的作战组编入一大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作战指挥业务工作；二大队由军委二局派出的人员组成（戴镜元负责，后胡备文），担负技术侦察工作；三大队由军委三局的人员组成（黎东汉负责，后崔伦），担负通信联络保障任务；四大队为新华社[116]。

由此，进入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参考书目和注释：

[101] “西安绥署瓦窑堡会战经过概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第617页。
[102] 李日基，“胡宗南部封锁、进攻和退出陕甘宁边区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34页。
[103] 1947年3月6日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94页。
[104] 1947年3月26日彭德怀、习仲勋致中央、毛泽东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31页。
[105] 1947年3月27日致彭德怀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35页。
[10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35页。
[107] 毛泽东3月25日夜由高家崄到达王家坪附近之任家山，此时尚未与书记处多数成员见面。参见：郭洛夫，“党中央转战陕北几个史实的考证”，《党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74页。
[10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29页。
另参见：《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39页。
[109] 郭洛夫，“党中央转战陕北几个史实的考证”，《党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75页。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32页。
[110] 《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第563页。题外话：在许多历史或文学作品中，将当时中央书记处的情况描述为一团和气、毫无分歧（有的只谈细节上的一些不同意见），这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能得到许多老一辈人由衷的敬佩，恰恰就是在这些重大的历史关头，他所表现出的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及惊人的预见能力，这是当时中共任何其他领导人所不具备的。
[1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第135页。
[1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第15页。
[113]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40页。辛关渡在清涧东南，无定河与黄河交界处。
[114]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40页。
[115] 参见：《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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