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导致大清帝国的覆亡

bayliner1979

四川保路运动及其后果


清末的四川保路运动，与蜀人“好乱乐祸”的革命性根本不沾边。

　　

　　清朝政府欺负老实人，强行把铁路收归“国有”，想让洋人趁机“抄底”。最终，才导致川地星星火，引发燎原焚。


　　尽是人民血汗钱——四川路权纷争的由来

　　

　　近代以来，铁路一直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标志性的交通事业。大概在1864年，老牌帝国主义者、英国人斯蒂芬森，就已经拟定过在中国建设一个大型铁路网的计划。他以华中的汉口为出发点，西经四川，经云南后直达印度，东达上海。

　　

　　彼时，洋人已有自湖北修铁路入川的打算。

　　

　　清朝末年，眼见中国这块大肥肉的潜在利益越来越大，各个列强一涌而上，纷纷争夺中国的铁路建筑权，并强加借款特权。

　　

　　由于川汉铁路贯通长江中上游，地处中国富庶地区，富饶利多，引起各方垂涎。

　　

　　自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忽然对洋人变得乖的不能再乖，不敢再和洋人（东洋和西洋）直接干仗。因此，对于这个外交方面的“正常国家”，各列强很少再能找到打仗索赔款的借口。

　　

　　为了弄钱占地方，洋人们就把黑手伸向了中国的铁路，借口修路，划立各处的势力范围，投入海量外资，积极发展中国地方经济。

　　

　　军事入侵改为经济入侵，更能榨血吸髓。

　　

　　老奸巨滑加上居心叵测，列强们谁也不闲着。

　　

　　1897年和1898年两年间，英法两国积极发展东南亚的经济，取得了修筑滇缅、滇越铁路的特权后，得寸进尺，表示要把铁路延筑至四川成都和重庆两地，然后再与长江流域铁路对接。德国、美国自然想分肥，也向清廷提出“投资”要求。

　　

　　更甚的是，未经允许，英国人自己就派人入川，勘查修路路线。

　　

　　无论是“投资”还是“助建”，列强的目的只有一个，无非就是对中华大地展开赤裸裸地掠夺。

　　

　　由于铁路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国家的兴盛，在四川人民猛烈呼吁下，开明的四川总督锡良（不是铁良）于1903年上疏，力主要中国自办川汉铁路，不让外国人染指。

　　

　　清廷觉得锡良所奏有理，1904年初，谕旨发下，在成都岳府街挂出了“官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的牌子。到了1905年，官办改为“官绅合办”，又过两年，终于完全改为“商办”。

　　

　　面对当时列强强索川汉铁路权利的情势，四川人民非常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几年来，他们含辛茹苦，一直推动修路救亡运动。前车有鉴，朝鲜、印度以及我国东北地区，当时皆因路权被洋人所夺，最终连带主权丧失。

　　

　　四川人民强烈认识到：“（列强瓜分中国之诡计）其最坚牢而最惨败者，莫若铁路政策！”（《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白话广告》）

　　

　　川汉铁路的预定设计路线，自湖北汉口经宜昌，过四川夔州（今奉节）、万县、重庆、永川、内江、资阳，最后抵成都，终长1500公里左右。

　　

　　1906年，川督锡良与湖文总督张之洞相约，川汉铁路宜昌段以下，连接京汉铁路干线在湖北境内的铁路，由湖北省负责修筑；宜昌以上湖北境内的铁路，由四川省修建。铁路修成后，经二十五年时间，再由湖北省政府备价赎回。而四川省的铁路，皆由四川省筹资修建。

　　

　　由于鄂、蜀两地山川险峻，修筑如此长的铁路线，初步预算也要达5000万白银之巨。为此，四川人民出钱出力，倾其所有，积极认购股票，连在日的四川籍留学生，也踊跃筹款，四处号召集股修路，并带头认股。

　　

　　根据锡良所定的《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川汉铁路的修建，只召中国人入股，既不借外债，也不招洋股。集资和股款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认购之股，乃官绅商民自愿以资金认购股票者；

　　

　　第二，抽租之股，凡业田之家，收租十石以上者，按该年实收之数，抽取3%。照市价折合银两后作为铁路股款（各川县“酌情更改，起征点非常不同）；

　　

　　第三，官本之股，以国家资本投入公司作股本；

　　

　　第四，公利之股，川汉铁路公司筹款办实业，收取余利，然后再投入，以作铁路股本的股份。

　　

　　在上述四种股款中，抽租之股（租股）所占份额最大，以1911年集资银两的近1200万估算，租股占76%以上。也就是说，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贵贱，均因租股而与川汉铁路扯上了干系。

　　

　　这样一来，川地铁路就关涉到四川全省中小地主以及广大劳苦农民（自耕农和佃农）的根本利益。“川路股款，独持人民租股为大宗”（《邮传部奏折》）

　　

　　六年间，租股征收总额达928万多两白银，相当于同时期四川省地白银税额总数的3倍，并超过以商股为主的浙江铁路实收股总额的925万两，多于湖南铁路和湖北铁路全部实收股款的864万两，甚至接近苏路、赣路、皖路、黑省、同蒲、洛潼等铁路相加在一起的全部实收总路款的1030万两。

　　

　　可见，川路租股的征收额，为数甚巨，所牵涉在四川的经济利益，不可谓不大。

　　

　　租股同“有去无回”的“封建”捐税相比，有着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租股股票，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有价证券，可以自由买卖和转让。一旦路成，租股股票与购股股票具有同等价值，都可以分取红利。

　　

　　作为垫支资本，租股在川汉铁路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有人可能奇怪，既然修路有利可图，为何清政府没有深入“官办”呢？这是因为，当时清廷赔款压力巨大，而要举办的“新政”，也极费钱。

　　

　　在令人喘息沉重的财政拮据状态下，清政府根本无力参与这项估款达五千万两白银（甚至更多）的工程。

　　

　　川汉铁路自1906年就开始了勘路工作，1908年又聘主持京张铁路工程的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几万筑路工人加紧修建，至武昌起义前，已经修成铁路30多里，因桥洞未完工的未通车铁路也有80多里。

　　

　　相较之下，湖北方面，由清廷聘请洋人为总工程师的宜昌以下段川汉铁路，没有丝毫进展，仅仅做了点象征性的测量工作。



　　让洋人来“抄底”——川汉铁路矛盾的加剧

　　

　　统而言之，腐朽至极政府的一大特色，就是对内极凶残，对外极“忍让”。

　　

　　让洋人抄底，激起亿万民愤，是满清政府最大的失着。

　　

　　眼看着川汉铁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越办越好，洋人们急眼了。他们通过外交、报纸等手段，极尽恫喝、诬蔑、要挟之能事，认定川汉路这种不借款、不雇洋人的“自行其事”，会导致“中国前途叵测”。他们还煽动说，清政府把路权下放给各省，实在是“政府一大错误”。

　　在威逼利诱下，1909年6月7日，张之洞率先与英、法、德三国银行签订了湘鄂境内的粤汉路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川汉路（湖北宜昌段）聘用德国总工程师。

　　

　　见英、法、德三国捡得大便宜，当时还属于列强“小弟”的美国人眼红不干。在清廷与英、法、德三国谈判的时候，美国已经组成了由摩根银行牵头的银行团。经由美国国务院策划，他们要求加入“国际”银行团并占取主导地位，以图“利益均沾”。美国总统塔虎脱本人对清廷发出“警告”，凸显美国人来分一杯羹的资格。于是，在其他三国点头应允的情况下，美、英、法、德四国成立了“四国银行团”。

　　列强们紧锣密鼓开始分赃款谈判的同时，言辞严厉地“照会”清政府，要求尽早正式签订契约。

　　

　　短视、昏庸、怯懦的满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1911年5月9日，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5月18日，清廷起用先前窝里斗被罢免了直隶总督的端方，任命他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准备强行接收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

　　

　　5月20日，清廷与美、英、法、德四国列强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磅，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允许四国亨有陆续借款的优先权及展路权。

　　

　　如此，一纸契约，就断送了两湖境内1800里的路权，且即将把全部的粤汉、川汉铁路拍卖。

　　

　　明眼人皆能看穿，清廷的“铁路国有”，究其所由，内里不过是替四国列强从国人手中把路权夺走，变相没收人民的财产。

　　

　　面对如此卖国之举，连清政府所派的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也怒叹：“（此）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

　　

　　凭心而论，仔细研究，“铁路国有”政策，虽是清廷“的卖国话柄”，也有其起因与难言之隐。

　　

　　早在1898年，清廷允许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主持开办粤汉铁路，由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华盛顿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12条，约定三年内完工，借债400万英磅，期限40年。合同期内，应允给美国公司余利的五分之一。400万磅，九折实付，息金五厘。

　　

　　这一合同，中国在借息、折扣、选路管路等权力方面丧失权力甚多，国人纷纷反对。

　　

　　张之洞事后察觉不妥，就趁合兴公司拖延工程、私下兜售股票为借口，要求废约。

　　

　　最后，中国方面以675万美元的巨款收回了粤汉路权，虽然缴纳了巨额“学费”，毕竟买回了面子。

　　

　　张之洞本人，因废约之举，转脸而成为“民族英雄”。

　　

　　声名再好听，实事总要办。等到张之洞向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乡绅表示筹款修路，大出他的所料――有钱人不作声，无钱人一张嘴。

　　无奈之余，张之洞只得向英国借了110万磅，先补偿给美国的合兴公司。

　　

　　可见，一向以来，中国士绅们往往“口头”爱国很厉害，轮到真金白银让他们出手，就都不吭声了。

　　

　　张之洞认为筹款修路临时持久，十年也凑不到足够的钱数，于是他主张向英国借款。

　　

　　1909年6月，他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得550万英磅，九五折扣，利息五厘。

　　

　　这一借款，与先前的美国借款相比，优惠不少，且在铁路修筑管理权、材料购买权上，没让洋人占太大的便宜。

　　

　　但是，先前已经被点燃的民族情绪支配了舆论，反对呼声日益高涨，都认为“去美来英”的结果，原先的合约不如不废。

　　

　　即使在商办的川汉铁路，士绅管理者们层层盘剥，而“中国特色”管理，也拖得工程进展缓慢。

　　

　　所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也有其无可奈何的一面。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老百姓“觉悟”不会那么“高”，革命党人以及具有巨大个人利益的川汉路大股东（由于贪腐过甚，大股东们最怕查帐）更是心有所图，因此导致了四川最终的保路大起义。

　　

　　仔细察看1911年5月9日的清廷“上谕”，其中不少言语，都是当时铁路修建的现实描述：

　　

　　“……中国幅员广阔，边疆辽远，绵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咨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数年以来，粤（广东）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四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著。鄂（湖北）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旷时愈久，民困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

　　

　　而在5月14日护督部堂发给端方等人的申文中，也有不少情实之理：

　　

　　“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办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危倡，川路不成，边防难办。川省京官甘大璋等前奏，款靠租捐，专害农民小户，非数十年不能凑成一股，利永绝望，害难脱身。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中国“特色”，古今皆然）。路线延长，原估额金九千余万，且现开工二百余里，九年方能完功。全路工竣，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

　　

　　但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一步也未停歇过。

　　

　　透过层层迷雾，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巧合”——5月8日，清廷宣布成立“皇族内阁”；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

　　

　　为什么，清廷全面向洋人出卖利权之日，就是预备立宪的破产之时？

　　是历史巧合，抑或是必然的联系？

　　

　　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对外，清廷向洋大人全方位地出卖国家利权；对内，他们肯定就要结束预备立宪。

　　

　　西方列强入中国，目的无他，定要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而立宪派所憧憬的“国会”，目的也在于借助“国会”这种新兴力量，以期能够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

　　

　　我们回望历史，可以掸尘扬沙，一下子深入矛盾本质去看当时的事件。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官绅代表的立宪派，他们强烈要求清朝实现立宪政治，目的在于想使用一种和平的手段，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扫除障碍。出于本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当然不希望出现王朝倾覆式的激烈革命。如果清廷把利权出卖给列强，立宪派在经济上势必失去独立发展的机会。所以，立宪派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国权”的丧失。

　　

　　“凡外人之扶植利权于我国也，自铁道、矿山以外，无论其为农为工为商，几有一网打尽之势。故我国欲振兴实业，其必自收回利权始！”

　　

　　因此，立宪派一直反对与洋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办”，他们认为，“官办”，就等于“官卖”。

　　

　　立宪派所掌握的资政院（国会雏形）与各省咨议局，都一直强烈反对清廷的“铁路国有”，反对政府与洋人签订贷款协定。

　　

　　这样一来，自然使外国列强大为恼火。

　　

　　洋人们在十九世纪末，为什么蜂涌而入中国呢？无他，为获巨利耳。

　　西方各国，由于当时垄断统治日甚，各国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正如康奈特所言，“（空前的过剩资本），极其深刻地搅乱了西方社会的经济秩序。”

　　

　　在巨额过剩资本的影响下，利息率大幅下降，继而引发频繁发生的危机与萧条，甚至是为期达20年的长期萧条。

　　

　　在如此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了自救，避免经济崩溃，躲避过那次“次贷”危机，洋人们自然先要阻止利息率的下降。而最关键一点，就在于为那些巨大的过剩资本，找到崭新的、能够赚取超额利润的投资机会。

　　

　　机会在哪里呢？自然在“第三世界”。东方和非洲落后国家，肯定成为资本猛兽贪婪鼻息率先嗅闻的猎场。

　　

　　资本输出开始后，缓冲了西方国家内部利息率的下降，贴现率开始上升，可谓立竿见影。

　　

　　当然了，西方资本入中国，不是能够直接就产生出超额利润。首先，从生产资本角度看，资本必须要先改变形态，化身为生产资料和能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从借贷资本角度看，必须先取得对重要税收、矿山、铁路等大宗物权的抵押，以作为债券发行的条件。

　　

　　依据上述各种“资本”要求，如果想使生产资本顺利输出，西方列强就必须夺取中国铁路干线以及重大工矿产业的投资让与权；而保障借贷资本输出的前提，就势必要直接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下手。

　　

　　所以，西方列强要想利用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为他们自己解困谋利，就必须要率先压制中国国内的民族资本。

　　

　　一向标榜“人权”、“自由”为天下先的洋大人们，一反常态，强烈要求清廷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资政院与地方咨议院控制各地的工业与金融。他们不停地吓唬满清上层，表示说，如果清廷对立宪派让步，“将是个莫大的政治错误”（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

　　

　　面对洋人们的压力和来自国内士绅的压力，清廷到底偏向谁呢？

　　

　　中国的工业与金融命脉，是给国会，还是给洋人？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惯性思维，以及满清权贵的私心，他们最终选择了向洋人倾斜。

　　

　　如果顺利地出卖利权，当然需要一个以清廷马首是瞻的听话内阁。在这样的背景下，“皇族内阁”就产生了。

　　

　　相比让预备立宪流产，与洋人撒破脸更加危险。这种选择，清廷的皇贵们自以为得计。

　　

　　实际上，他们自掘坟墓，从根本上松垮了清朝的统治根基。

　　

　　立宪活动的最终失败，使得立宪派悲愤欲绝，认定满清王朝根本不足以与之图治天下。

　　

　　和平立宪不成，使立宪派最终倾向“革命”。

　　

　　辛亥革命的成功，又重重加上一个巨大的砝码。

　　

　　我们再把话题牵回到铁路。

　　

　　对于帝国主义对铁路的特殊“偏好”，冰雪聪明的列宁曾经有过一段不俗的分析：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业。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大学教授和资产阶级庸人，就有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几根资本主义的干线，已经用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与整个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了，已经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压迫附属国（殖民地加半殖民地）里占世界人口总数以上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资本的雇佣奴隶的工具”。

　　

　　特别对四川这块宝地，西方列强一直垂涎不已。英国人肯德，在1896年，就洋洋叫嚣要把“条约港重庆”变成“远东的‘圣路易’（港）”，不为别的，正在于“这个省份（四川）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和它比拟的”（《中国铁路发展史》）。法国的印度支那总督杜美也认为，法国从劳开修往云南的铁路，要把它一直延伸到四川，才会有真正的价值。加上德国，美国人的鹰顾虎视，四川铁路，无疑成为洋人们的大餐。

　　

　　七千万四川人民，虽然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但他们几年来怀抱难以言喻的爱国热忱，不惜卖儿鬻女，竭力抵交租股。不怕别的，怕的就是外国人侵占我们的路权和国权。

　　

　　盼了许久，等了许久，熬了许久，最终却得来清廷把铁路“收归国有”的虎狼谕令。

　　

　　仇恨的怒火，顿时燎原而起！

　　

　　讲大历史，有时一定不能忽视其中个人的影响。辛亥革命的爆发，直接导火线就是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而把这项政策变成现实的，则是清末买办官僚资本家盛宣怀。

　　

　　如今，顶顶“红顶商人”、民族工业“先行者”的桂冠，都扣在这个民族罪人的头上。他从前的罪恶，一转而变为光环。

　　

　　笔者不愤，倒要扒扒这位“红顶商人”的皮。

　　

　　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官僚地主出身，最早是给李鸿章当幕僚起家。三年师爷当的好，李鸿章赏给他筹立“轮船招商局”的肥缺。

　　

　　早在1876年，他就与李大人共同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可以说是很有资历的外交卖国派大员。由于他和洋人打交道日久，熟悉洋人运作的程序，连慈禧也夸奖：“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盛宣怀《墨斋存稿》）

　　

　　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西方列强不再依靠商品输出赚“小钱”，而是靠资本输出挣大钱。他们除了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商业、银行业外，还“提供”财政借款、铁路借款和进行矿产投资。这样一来，盛宣怀这种买办官僚，就正好和他们里应外合。

　　

　　1895年《马关条约》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清廷向列强借款达6亿2千多万银元，铁路借款达5亿5千多万银元。其中，盛宣怀一人经手或谈妥的，财政借款占总数的18.5%。铁路借款占57.3%。两者相加，约占总借款的36.79%。

　　

　　为了自己套利，他还以本人控制的汉冶萍公司作抵押，擅借外债近四千万银元，大部分借自虎狼日本。

　　

　　观此数字事实，盛宣怀此人，乃民族罪人，也是列强资本入侵中国的带路汉奸。

　　

　　1898年到1911年，西方列强在中国，除了直接经营的铁路外，通过“借款”手段，共得到7207公里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而经盛宣怀之手的，就达4232公里。

　　

　　盛宣怀手中最大的一块肥肉，乃他直接控制的汉冶萍公司。这个公司，其下有大冶铁矿等重要矿产资源。为了自己盈利，他主要是与日本人勾结，十来年间，先后借日债3090万银元，使得产权日益沦入日本人之手。

　　

　　在盛宣怀所有企业中，他大量聘用东西洋人，基本上由买办当高级管理人员，一直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

　　

　　自始至终，在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翰旋、争斗中，盛宣怀一直把“官办”企业逐渐变为“商办”，其实就是逐渐稀释国有股份，类似今日的安平保险。

　　

　　这些脑袋上有红顶子的盗国贼们手段其实不是很复杂，就是一步一步来，慢慢把国有资产偷天换日，变成自己和洋人的资产。在他所控制的所有公司中，盛宣怀一直损公肥私，为自己和家族成员MBO不停。

　　盛宣怀一直努力促成的清政府“铁路国有”，当然不是真正的“国有”（其实“国有资产”就是“无主财产”，谁官大归谁），而是把铁路权从人民手中抢回去，再转为给西方列强。

　　

　　长年以来，他最善于在出卖路权、滥借外债中得利。只要合同一签，他本人就可以从中得到天价的“买办佣金”，同时可以借“政府”之名，不断输送利益给他本人直接控制的公司。

　　

　　为了钞票和金银，盛宣怀顶着“邮传大臣”的帽子，“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几乎连“半夜鸡叫”式的那种门面遮掩功夫都不做，赤裸裸卖国。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接着又发生了辛亥革命。清廷本想牺牲盛宣怀这条走狗，革除他的职位，立宪派们嚷嚷要他项上人头。盛宣怀惊骇至极，马上四处哀求洋主子们给他“保护”。

　　

　　洋人们知道此狗可用，纷纷向清廷抗议，最终迫使清政府默许他离京出走。

　　

　　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个一直受日本人保护的洋奴，四处煽风点火，并在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金钱作饵，唆使孙中山等人以中日合并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五百万日元。

　　

　　这一举动，广受全国人民垢病，当时搞得孙大炮十分尴尬。“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多年后，毛润之先生为孙中山解释说（《论人民民主专政》，1960年版）

　　

　　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人私订借款合同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当大家得知又是盛宣怀这条走狗在从中所起作用后，纷纷表示要杀之以谢国人。

　　

　　从此之后，盛宣怀才算消停。毕竟他在国内、国外财产无数，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起寓公来，养尊处优，直到1916年4月自然死亡。

　　

　　这条洋人走狗，在晚清，既无“中兴”大功，又无科举功名（他仅中过秀才），竟能跃至堪与袁世凯等能臣比肩的官位。在时下“大翻案”浪潮中，他摇身一变，还成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工业之父”……

　　

　　坏人得良死，让人扼腕愤怒。

　　

真个是：修桥补路遭横死，缺德冒烟富一生！



　　热釜泼油激民愤——从“文明争路”到武装抗暴

　　

　　洋人对四川的凯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经开始。经过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势力在四川不断扩张。

　　七千万人的大市场，如许大的好山川，不仅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还能同时进行宗教、文化的侵略。

　　

　　特别是1901年《辛丑条约》后，西方列强和小兄弟日本，纷纷加紧在四川的全面经济侵略，出现了众狗争食的局面。

　　

　　《辛丑条约》之后的清廷，完全成为了列强的工具。庚子赔款数额巨大，仅这一项摊在四川人民头上的银两，每年多达千万两。其他各种苛捐杂税，名目奇多，甚至连农民入城担粪也抽税。

　　

　　“粪税”都有，娼妓的“花娟”就不奇怪了。

　　

　　数层盘剥下，四川人民生计艰难，街市乞丐成群，疮痍满目。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四川青年的救国救民热望空前。

　　

　　1902年以后，四川的邹容、吴玉章等人纷纷去日本留学，到国外寻求救国真理。1907年，吴玉章创办《四川》杂志，连同先前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革命书籍，纷纷传入川地。人民争相阅读，大为感动，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加深。

　　

　　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化”，恰似盐入油锅。川地人民，激愤不已。

　　

　　以咨议局为首的立宪派士绅们，开始不敢反应过激，只要求“保存现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也就是说，只要国家能还钱给广大股民，也就算了。

　　

　　但是，6月1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和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联合发出“歌电”，明白表示：“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四川民众非要筹还路款，清廷“必须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

　　

　　不仅夺路，还要夺款！

　　

　　这一来，连温和的咨议局议员们也不干了，因为这严重损动了他们自身利益。于是，温和派纷纷联合民众，发起保路运动。

　　

　　6月17日，成都出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任正副会长。仅仅半个月，在川地加入的会员，已超过十万之众。


　　初始阶段，胆小怕事的立宪派人士很担心保护运动酿成“民变”。因此，他们高言“文明争路”。在四处安抚大众的同时，他们派出代表去北京，向清廷哭诉，希望朝廷收回成命。

　　

　　面对群情激昂、有理有节的请愿人群，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都很感动，表示他自己一定力奏朝廷，为川民请命。即使是罢官，也再所不惜。

　　

　　1911年7月，盛宣怀等人收买了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宣布这个人为清廷直接委派的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

　　

　　这种行为，就是绕过川汉铁路公司，直接派人去接收川汉铁路，抢夺路权。

　　

　　这一步棋，清廷也是投石问路，试探这一着是否灵验。

　　

　　四川人民愤怒日甚，川汉铁路的股东们召开会议，开除李稷的职务，上书纠劾盛宣怀。”

　　

　　自以为大权在握的清廷罔顾民意，更发出语气严厉的“上谕”，指示署理川督赵尔丰严办“闹事”群众，并“钦派”李稷为川汉路宜昌总理。

　　

　　当然，即始如此激动，川民并未武斗，仍旧处于“文明争路”的框架中。

　　

　　接着，他们开始罢市，罢课、罢工、罢耕。由此，保护运动开始走向纵深。

　　

　　随之怒气的加深，川民表示开始拒纳对清政府的厘税杂捐。

　　

　　与现在四川的反动文人王胖子卖国求荣拉洋人大腿宣传搞四川“自治”不同，当时的川民，一直保持克制，以“良民”状态进行抗争。他们四处摆放光绪皇帝的圣位牌，或粘于门首，或供于街道通渠，焚香礼拜，以显示保护运动的全无“犯上作乱”之意。

　　

　　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到处串连，煽动演说，致使保护运动的内压越来越大。

　　

　　面对如此汹汹暗涌现的四川大潮，清廷依旧不让步，反而下谕指示署理川督赵尔丰，一定要“切实弹压，毋任嚣张。”

　　

　　温驯如羊的人民，一激再激，终于忍无可忍，准备以更激烈的方式对抗朝廷的不公。

　　

　　1911年9月1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正式发布《通告》，号召全省抗粮抗捐抗税。

　　

　　倘若川地摇动，云南、贵州、甘肃、新疆、西藏等地平素仰仗川地的地方，定将坐困。四川一动，西南半壁，中原根本，无不动摇。

　　

　　清廷急眼，认定抗税抗捐的举动，形同反逆。他们在加紧指使赵尔丰镇压的同时，力催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弹压。

　　

　　腐朽无能的清廷，至此，把它自己完全摆在了与人民对立的一面。

　　原来温和、和平的保路运动，就被酿激成了“保路同志军大起义”。

　　

　　9月6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开会，会场中有人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推书》。这份印制品，使清廷震怒，因为其中内容“狂悖”，大有造反独立之意。

　　

　　死催的清廷，严厉下谕，死催赵尔丰动真格地进行镇压。

　　

　　朝廷谕令，不能不遵。

　　

　　9月7日，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捕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的首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并封闭了两个机构。继之，赵尔丰下令查封了《西顾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白话报》等报刊，严令四川人民开市复业。

　　

　　他警吓说，“敢有聚众入署（总督衙门）者，格杀勿论！”

　　

　　本来，赵尔丰想立即把被捕诸人杀掉，以警吓民众。此事重大，他不得不把时为成都将军的满人玉潉请来商议。

　　

　　玉潉出乎意料，坚决不同意随意杀人。他认为，蒲殿俊等人是善良士绅，不是反逆乱民，哪能随便杀戮。应该先行请旨，如果朝廷要杀，再杀不迟。

　　

　　二人正商议不决的时候，成都市民得知保路运动的领袖们被捕，义愤填膺。成百上千的群众，不召自至，头顶光绪帝牌位，手持根香，从四面八方涌向总督衙门，请愿政府放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赵尔丰走出了他一生中最臭的一招棋――下令士兵开枪。

　　

　　真敢开枪？真敢！

　　

　　面对手无寸铁的、一直不想“犯上作乱”的、善良的四川请愿民众，清军排枪乱放，当场杀死三十多人。

　　

　　血流遍地，死尸横陈。

　　

　　被杀之人，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来自各行各业，皆一世良民。他们临死之时，怀中仍紧抱不绪帝牌位不放。

　　

　　善良的幻想，被残酷的子弹一一射穿。

　　

　　枪林弹雨下，成都人民不屈不挠，仍旧向总督衙门涌来，泪血涕零，要找官家弄个“说法”。

　　

　　赵尔丰手下的营务处总办田征葵是个狂妄无脑的兵痞，竟然丧心病狂，下令要士兵开大炮轰击。

　　

　　危急时刻，成都知府于宗潼嚎啕大哭，扑身于炮口，以肉身阻挡，才避免了士兵对川民更大规模的屠戮。

　　

　　成都城外人民闻讯后，悲愤不能自抑。他们冒着大雨，集合起来，徒手白布，向城内行走，致哀请愿。未及入城，突遭士兵枪击，又有数十人被杀，尸横城下。

　　

　　更加让人忍无可忍的是，赵尔丰为了恫赫人民，竟然还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任由几十具尸体摆放在督府面前，胀腐暴尸。

　　

　　景状之惨，令人不忍闻睹。

　　

　　成都血案，点燃了四川保路起义的引线。

　　

　　当然，我们时至今日，再回首，阅读赵尔丰杀人后发出的白话告示，其中所讲，似乎不无道理：

　　

　　“为晓谕事。照得此次所拿的首要，并非为争路的事实，因他们借争路名目，阴图不轨的事。若论争路的事，乃是我们四川的好百姓，迫于一片爱国的愚诚，本督部堂是极赞成的。所以本督部堂下车的时候，即为我们四川百姓代奏，又会同将军各司道代奏，又联络官民一齐代奏，本督至再至三，那一回不是为我们四川百姓争路？

　　

　　“争路是极正当的事，并不犯罪，何至拿办，更何至拿办有官职的绅士？若论此次所拿的事，是因他们这几个人，要想做犯上作乱的事，故意借争路的名目，煽惑全省的人。煽惑既多，竟敢抗捐抗粮，明目张胆，反抗朝廷。并分布各州县设办事处，胆敢收地方粮税，并胁迫我们百姓，不准为我们的皇上纳粮，偏要为他们乱党纳粮。不准为我们的皇上纳税，偏要为他们乱党上税。且于省外州县解来的地丁钱粮，扣住不准上库，更要造枪造炮练兵练勇，自作自由，种种背逆行为，我们百姓皆于报告中共见共闻者，此尤背逆之显见者也。

　　

　　“他们包藏祸心，偏要借著路事说那好听的话。试问抗粮税、造枪炮、练兵勇这与铁路什么相干？明是要背叛朝廷，又怕我们百姓不肯。故借争路名目，哄弄大众，说的是一片爱国爱川的热诚。上等社会之人，自然也为其所惑，随声附和起来，故此愚民百姓，更容易哄骗了。他并敢勾结外匪，定期十六日举事，作谋反的举动。

　　

　　“果然十六日，四处便来围城了。若不是关城的早，城内进来这些乱人，早就烧杀抢劫起来，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了。尔等乡愚无知，受其愚弄，实堪矜悯。所以昨日扑城，抗拒官兵的人犯，虽是无知妄作，自犯死罪。本督部堂念其皆是朝廷赤子，受人煽惑，情实可怜。……

　　

　　“总之，此次所拿首要，非为争路的事实，系为背逆朝廷的事，本督部堂系奉密旨办理的。我们百姓要听明白，切勿误会。不但不株连我们的百姓，并且不妨害我们争路的事。就是误入该会的人，只要能立刻改过自新，也便不追问了。……（《赵督告示》）

　　

　　

　　

　　仇恨怒火势燎原——保路同志会大起义

　　

　　 “成都血案”的发生，给了同盟会以最好的鼓动革命的时机。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宣布成都全城戒严，封锁一切邮电交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曹笃、朱国琛等人，密议之后，连夜赶制数百块木牌，写上“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外裹油纸，趁夜色浓浓，把木牌投入锦江。

　　

　　成都周围河网密布，这些木牌顺流而下，沿江流纵横，越漂越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水电报”。

　　

　　说是“水电报”，实则是“木牌檄文”，提前宣告了满清的覆亡。

　　警讯传出后，在成都附近的“保路同志军”（以下简称“同志军”）率先起义。

　　

　　同盟会会员、哥老会头领成为带头人，从华阳、茶县、新津、灌县等地扬竿而起，源源不断攻往成都方向，与清军展开血战。

　　

　　赵尔丰毕竟是经过大世面的清朝干吏，虽坐守孤城，依然方寸不乱，作困兽之态，指挥清军四下阻击。

　　

　　清廷得知四川大乱，非常惶恐，立调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东、陕西等省派兵合剿。

　　

　　但当时的清廷，百孔千疮，指挥失灵，最终只有贵州、湖北、湖南部分军队入川。

　　

　　在派出端方入川的同时，清廷指派曾在四川灭义和团有经验的岑春煊入川，帮赵尔丰平祸。

　　

　　老岑心里打鼓，一路磨蹭，直到9月底才从上海行至武昌。见各地局势吃紧，他脚步底抹油，又托辞回上海。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任命他为四川总督，严令催迫他带兵经由河南入陕，入川剿办。见各省纷纷独立，老岑很狡猾，躲在上海租界内不出，终于躲过革命的一大劫。

　　

　　四川“同志军”大起义，兴兵数十上百万，与清军相互杀伐，愈杀愈惨，愈惨愈杀，终于奠定了四川独立的基础。

　　

　　独立，这个词在清末民初有其特殊的含义：“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孙中山）。

　　

　　最早在四川独立的，是茶县（荣县）独立。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同盟会员，率“同志军”六万余人，成立茶县（荣县）军政府，宣布茶县独立。他们的纲领，正是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所以，茶县（荣县）独立，开全国独立之先河，时间上要早于辛亥革命。

　　

茶县（荣县）独立辐射力巨大，进而推动了广安独立、重庆独立以及蜀军军政府的成立。

　　

　　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重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1911年11月5日夜，新军排长、同盟会会员夏之时等二百多人，在成都附近的龙泉驿起义。他们杀掉清军东路卫戌司令后，挥师东下，经由简州、乐至、安岳、潼南，在合川走水路，兵临重庆城。城内，在同盟会、哥老会影响下的军队很快起义，里应外合，开门迎接义军。

　　

　　兵不血刃下，坚城重庆光复，“汉”字白帜遍布城内，蜀军军政府成立。

　　

　　重庆义军废清朝宣统年号，以1911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树十八星旗。

　　

　　11月27日，由端方携带入川的湖北新军两标人马起义，在贵州杀掉了这位满清大员。

　　

　　再说回成都。四川大乱后，清廷任端方为钦差入川救火。端方首先电令赵尔丰放人。赵尔丰不干，上奏说一旦把蒲殿俊、罗纶等人释放，这些人肯定会“纠合徒党，与群匪联为一气，”并参劾端方激起更大的祸乱。

　　

　　清廷很生气，下旨撤掉了赵尔丰的署理川督一职，改由端方接位。

　　这时节，赵尔丰进退尴尬，由于端方还未来得及赶来成都，他只得在成内四调巡防军，把几百万库银收集起来。

　　

　　兵钱在手，赵尔丰想伺机自保。

　　

　　1911年11月15日，现了红脸又扮白脸，他亲自入狱放人，大设酒宴，在督府款待蒲、罗等人。酒席间，他摊出一堆电报、公文，为自己先前的杀人行为开解，说都是盛宣怀、端方那些人窜掇朝廷逼自己干事。

　　

　　果然，蒲、罗等士绅真是“良民”。眼见成都以外的四川大地已势若沸釜，他们心中着慌，立刻宣发《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恳求大家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继续当好百姓。

　　

　　到了此时，任谁出来说话也白搭。

　　

　　弦上之箭一经发，再也没有回头路。

　　

　　辛亥革命爆发后，独立浪潮风起，全国响应。

　　

　　久经宦场的赵尔丰见势不妙，很知进退，就与立宪代表私下磋商，想来场不留血的权力交接。11月22日，他们共同签署“四川独立条约”。

　　

　　赵尔丰把行政权交给蒲殿俊，军权交与他的心腹、陆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他本人依旧保有个“川滇边务大臣的衔头”，在城内掌握先前选拔的边军精锐，籍以自保。

　　

　　11月27日，典礼隆重举行。赵尔丰把四川总督的大印，毕恭毕敬交予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宣告四川独立。

　　

　　一时之间，成都城内，遍树白旗，中间各绣斗大一个“汉”字。

　　

　　典礼后，参加人员一律剪辫，表示脱离满清统治。

　　

　　心中打鼓的赵尔丰所不知道的是，白天他在成都“独立”，晚上，他的老同事端方就在资州被新军杀了头。

　　

　　乍看上去，成都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可惜的是，仅仅12天，大汉成都军政府就破产。成都城陷于血雨腥风之中。

　　

　　在烟火与杀戮中，不仅平民百姓纷纷被杀，赵尔丰本人也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两个“能臣”的悲剧——赵尔丰与端方

　　

　　由四川保护运动而起，酿发为“同志军”大起义；由“同志军大起义”，而引致清廷四处抽军去四川镇压；由湖北新军被调拥端方去四川“剿匪”，而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由“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导致端方、赵尔丰两个人的被杀。

　　

　　辛亥革命间，清朝封疆大吏级别的官员，仅有三个人死于非命，竟然有两个人栽在四川（另一个是山西巡抚陆钟琦），不由不使人想起“入西川二士争功”的钟会、邓艾的“老悲剧”。

　　

　　

　　

　　可惜白首悬朱门——赵尔丰

　　

　　赵尔丰、端方二人，倒不是在川地“争功”被杀，乃是不折不扣的革命“牺牲品”。

　　

　　先讲赵尔丰（1845-1911）。他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山东蓬莱。这位爷，踏踏实实从基层干起，作过几任县太爷（山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受川督锡良赏识而入川，任官永宁道台。

　　

　　“赵屠户”之名，并非是赵尔丰在“成都血案”时所得。1904年封溪（今古蔺县）哥老会暴乱，他捕杀当地匪人3000多，时人称之为“赵屠户”。那时的“赵屠户”称谓，不一定全是贬义。乱世用重典，不能杀人，不会杀人，肯定当不得好官。但杀人过多，乱杀人，最终自己也要被杀。

　　

　　被后人骂了近一百年的“赵屠户”，其实拥有一段无比光荣的个人英雄历史，世易时移，所有那些光荣几乎被全然泯除了。

　　

　　抹掉历史厚厚的尘埃，我们发现，这位赵尔丰，是一位有大功于国的、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

　　

　　自1905年至1910年数年间，赵尔丰在川滇边地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和寺庙特权。1908年，他率兵入藏，屡屡击改由英帝国主义者操纵的西藏叛匪，大行改土归流，极大促进了川藏边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使得我国西南边防大为巩固，维护了国家统一。

　　

　　1905年，赵尔丰率兵平定西康土司叛乱后，清廷设立了一个建制相当于省级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赵尔丰被任命为边务大臣，专门经营西藏以及川滇地区。这个特别区，东起打箭炉，西到丹达山，北抵青海玉树，南至云南中旬，地盘不可谓不大。

　　

　　经过1888年和1904年英国两次武装入侵西藏，清廷对藏区政治极为敏感。在清廷屡出不鲜的臭棋当中，在藏地的臭棋，就是召回了主战的驻藏大臣文硕，派去了怯懦无能的“老好人”升泰。升泰这个人，根本不懂边区政治，他一直压制当地抗英的僧侣。幸好有大臣张荫棠及时入藏，把升泰等一帮庸官查撤。

　　

　　1904年，英国派出一支武装，从哲孟雄（今锡金）出发，在江孜大败藏军，入侵拉萨，迫使班禅签约。在条约中，西藏的外贸等特权，尽归英国。由于当时的驻藏大臣凤全处理喇嘛势力不当，达赖集团转向英国人的怀抱，凤全本人也被藏军围攻，在巴塘被杀。

　　

　　正是如此危难之际，赵尔丰被委任为边务大臣。

　　

　　到任之后，赵尔丰令行禁止，汲取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经验，在当地加快推行改土归流。他取消一切土司“自治区”，兴办各种文教事业，改革赋役，极大削弱当地土司的特权，维护了中央政府的威权。

　　1908年，赵尔丰因政绩突出，被清廷加上“驻藏大臣”一个衔头。

　　听说在川藏川滇边区大行“改土归流”的赵尔丰要入藏，西藏地方势力大恐。他们一面上奏说赵尔丰“仇视黄教”，一面加紧调兵遣将，想武力拒绝赵尔丰入藏。

　　

　　西藏的喇嘛政权在上奏说赵尔坏话的同时，狂妄提出新要求，要求清廷按照先前吐蕃在唐朝的疆址，给他们划出个“大西藏”来。

　　

　　这种俨然自居敌国的猖獗，让赵尔丰抓住了把柄。于是，1909年，赵尔丰亲率战斗力很强的巡防军开向查木多（今昌都）。

　　

　　清军一路克捷，活捉了长期以来一直在后藏搞独立的波密王白马寿翁。历数罪恶后，白马寿翁被清军砍下人头。这位古吐蕃后裔的王爷，其实大可以留着，因为他一直不服当时西藏喇嘛政权，往往率兵进袭，打得藏兵败遁。清军杀了此人，倒替西藏政权剔除了一个“隐患”。

　　

　　最远向南，赵尔丰的巡防军一直打到了查隅，并在那里设县。

　　

　　如今，提起赵尔丰，在海外的藏独分子无不咬牙切齿，忙不停地“控诉”他当年的改土归流政策对当地人多么残忍。所有“控诉”，完全是造谣诬蔑。

　　

　　赵尔丰一代雄才，在川藏边地恩威并施，当时广受康巴人（又称嘉戎藏族或白马藏族）欢迎。康巴人长期受西藏地方政权的沉重盘剥，盼清政府军如盲人盼月，坚决拥护中央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

　　

　　1910年，巡防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清廷对这个卖国不争气的家伙也不客气，下谕剥夺他的十三世达赖名号。

　　

　　赵尔丰进军藏区，不仅使得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的边地改土归流三十余区，且使得英国人对西藏的渗透严重受阻。

　　

　　由于赵尔丰粗立独立西康建省规模，以至于学者尚秉和如此评价他：

　　“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

　　

　　赵尔丰为人，诚为一代治才。他勇于任事，为官清廉，善于知人善任。这辈子倒大霉的是，其兄赵尔巽从川督位子上离任后，为弟弟谋求此职。据说，赵大哥上下打点花了不少银子，方换来兄弟赵尔丰署理川督一职。

　　

　　时兮命兮，赵尔丰这下子倒好，正趟上四川保路运动的“浑水”。他掉了脑袋不说，还因妄杀平民而毁了自己一世英名。

　　

　　那么，既然在辛亥革命后的各省独立运动中，他以退为进，已经交出了权利，赵尔丰又是如何被杀的呢？

　　

　　遍览1949年来以后的辛亥历史评述，对于赵尔丰之死，百分之九十九大致如下描述――1911年11月27日赵尔丰被迫交出政权，仍贼心不死，拥兵督署，煽动兵变，妄图恢复清朝反动统治。12月22日，新任的革命派都督尹昌衡派人把他当众斩首，以平民愤……

　　

　　这是历史事实吗？当然不是！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蒲殿俊书生，朱庆澜武夫，二人都是浅视之人，互相争权夺利，根本不能控制当地时局。

　　

　　散布在城内的巡防军、陆军、同志军，在“革命”胜利后，皆以功臣自居。这些兵哥、地痞，不少人花天酒地，在城内为争妓女大打出手，整日持枪拥械，招摇过市。哥老会的“袍哥”们，头戴珠花，拎刀持枪，嚣然往来，赌博嫖妓，争风吃醋，抢占地盘，无所不为。他们相互打杀，互有死伤。

　　

　　对此，蒲、朱两个正副都督皆束手而无能为。

　　

　　特别可笑的是，面对如此乱局，蒲、朱二人想搞一次公开的大规模阅兵。他们的意愿很“善良”——阅兵，可以整顿部队缺额，增加军队凝聚力。

　　

　　为此，罗伦力谏，认为局势很乱，新军、巡防军人怀异心，不能匆忙阅兵。此外，宣布独立时，蒲殿俊曾许诺发给官兵三个月“恩饷”，一直未发，士兵心怀怨恨。

　　

　　蒲、朱二人不听。1911年12月8日上午，他们率一行人在成都东校场演武厅阅兵。

　　

　　开始还好，训话之后，蒲殿俊提及要发给士兵一个月的“恩饷”，登时引起士兵大哗——不是答应发三个月“恩饷”吗！

　　

　　大吵大喧间，后列的巡防军士兵有人趁机发枪。一时间，校场内子弹横飞，士兵开始哗变，高呼呐喊，大闹校场。

　　

　　见势不妙，蒲、朱二人及随员四下奔逃躲避。

　　

　　哗变军士呼啸而出，成群结队在成都城内的藩库、银行、商店，以及居民家中进行抢掠，称之为“打启发”。

　　

　　当晚，新军的口令本来是“启发”。巡防军哗变后，蒲、朱二人调城外新军来弹压，但这些人入城后也加入抢掠队伍。结队劫掠之际，士兵们互相见面互问口令，于是街道上充满了“启发”一词。

　　

　　这些打“启发”的兵痞，迎面相遇，心照不宣，皆呼“不照，不照”，即各抢各的，互不干涉，各自去打各自的“启发”。从那以后，“打启发”成为成都的“新方言”。

　　

　　市内无赖之徒，乘机混水摸鱼，四处抢劫放火。锦官城，顿时成为一大劫场，浓烟四起，喧噪满城。

　　

　　枪声，炮声，哭声，喊嚎声，不绝于耳。

　　

　　仅藩库银一项，乱兵们就抢走800多万两。

　　

　　这个时候，罗伦、尹昌衡出场了。

　　

　　罗伦在川地，身后是强大的哥老会势力。本来他以为军政府都督是自己手中物，岂料被书生蒲殿俊取走，忿忿不平。而尹昌衡呢，身为原清军十七镇的川籍军官，自然与罗伦一拍即合。他在赵尔丰交权的时候就以军力要挟，在军政府谋得一个“军政部长”的职位。

　　

　　赵尔丰本人，在四川独立后，听闻北京的清政府并没有立即倒台，大有后悔之心。他确实一直在暗中鼓动从前的部下伺机而动，但没想到却让罗伦、尹昌衡二人抢了个先手。他的主要心腹朱庆澜，反而在兵变中苍惶逃走。

　　

　　哗变的巡防军中，不少人是鄂籍、湘籍士兵，而川籍的尹昌衡等人立刻去凤凰山军营，召集川籍军官准备趁乱收权。罗伦也不闲着，忙遣从人去城外招呼，哥老会、同志军纷纷入场，最终“安定”了成都的局势。

　　

　　先前在兵士们以后捡拾余财抢劫的哥老会“自卫团”，摇身一变，开始四处劫杀那些抢掠已饱的变兵，加入维持秩序的行列。

　　

　　时在成都的郭沫若本人，曾亲眼目睹一幕：有个人身穿灰鼠皮马褂，下身穿狐皮袍子，在街上匆匆行走，准备赶往城外。路中，那个人忽遇本地哥老会的“自卫团”，喝令他停住。几个人扭在一起，其中有个哥老会成员手快，一梭标就把那位爷捅个透心凉——这位兵爷抢劫后“化妆”不严谨，上身军装虽脱，却忘了换那条有红竖纹线的军裤，故而被认出。几个人翻剥尸体，从这位兵士尸体上又剥上好几层狐皮好衣服，贴身的，竟然是一件女式皮袄……

　　

　　在军人的拥戴下，尹昌衡终于得到了四川都督一职。上轿扎耳朵眼，为了与同盟会结盟，一直瞧不上“党人”的尹昌衡火线入党，连夜加入同盟会，为自己增加政治筹码。

　　

　　在兵变的当晚，赵尔丰以为机会再来，认定要“变天”，就手谕旧属归队。在辕门外，他重新以川督名义发示文告抚军。落款处，还恢复了宣统年月日。

　　

　　让他没想到的是，尹昌衡、罗伦等人已经掌握了大局。

　　

　　至此，赵尔丰立时成为尹、罗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拨之而后快。

　　

　　成都城内，谣言四起，传说赵尔府内暗藏数百兵士，机枪数挺……

　　由于赵尔丰手中还有兵，来硬的不行，只能捅软刀子。

　　

　　于是，尹昌衡连夜“拜访”赵尔丰，与老赵倾诉“哀情”，大谈乱世相互保全之道。

　　

　　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说服赵尔丰交出手下三千人马。

　　

　　赵尔丰被感动，果然写手令，让手下官兵听从尹昌衡统辖。

　　

　　当时，赵尔丰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正身患大病，熬药卧床。

　　

　　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使得尹昌衡喜出望外。

　　

　　于是，在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之后，尹昌衡在12月22日凌晨，派手下管带陶泽锟去督府衙门去捉拿赵尔丰。

　　

　　陶泽锟率一标人马，从督府后墙闯入。岂料，刚闯到卧室门口，迎面就从里面射出一梭子子弹。

　　

　　打枪的不是别人，乃赵尔丰手下一位“女侠”婢女。

　　

　　陶泽锟火起，闪身上前，一刀剁死了这位“蛮女子”（这个姑娘是个美貌实心眼的少数民族女子），把躺在床上正养病的，头发因身心交瘁而早白的赵尔丰拖出屋子。

　　

　　尹昌衡出现，仍微笑对赵尔丰示意，要老赵随他到皇城内的军政府。

　　但是，老赵此去，再没有受款待。迎接他的，是大清早就布置好的“公审大会”。

　　

　　面对两面三刀的尹昌衡，被五花大绑的赵尔丰破口大骂。

　　

　　当着明远楼下黑压压的军民大众，尹昌衡高声问：“大家说说，该怎样处理这个‘赵屠户’啊？”

　　

　　三声齐吼，回响四周：“杀！杀！杀！”

　　

　　赵尔丰在成都日前杀了几十个人，如今凭白交出手中枪把子，此刻无奈，只得任宰任杀。

　　

　　陶泽锟亲自持刀，上前一挥，将赵尔丰人头砍下。

　　

　　然后，陶泽锟手持人头，飞身上马，在成都闹市显摆一大圈。中途，陶管带本人差点被人冷枪射杀……

　　

　　笔者手中，有两张赵尔丰照片。一张，是他当巡边大臣时所摄，面孔周正，容貌宽厚，目光弘毅；另一张，上面标有“逆贼赵尔丰即赵屠户之尸首”，显然是四川军政府印发的宣传品。这张照片上面的赵尔丰，已经身首分离，脑袋被置放在他自己的右肘处，眼睛微微张开，显然是死不瞑目……

　　

　　观今“藏独”嚣然起，仍思平边赵将军！

　　

　　至于尹昌衡，这位心计多端而极其好色的军头， 1912年4月17日成渝两个军政府合并后，被推举为“四川都督府”的都督。1912年底，被袁世凯任命为西征总司令打败藏军后，他被老袁骗入北京。没多久，他就被袁世凯投入监狱。人精遇上大人精，只能自叹命苦。苦命人，命并不苦。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上台后就特赦了尹昌衡。大折腾后，这位军爷竟完全退出政坛，专心著述，直到1953年才病死于重庆，享年70岁。也就是说，当他杀赵尔丰时，正值27岁英飒之年。



　　万古同悲蜀道难——端方

　　

　　早在1911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后不久，就重新启用端方，委任他为督力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后，为了配合赵尔丰在四川的镇压活动，清廷授予端方有权调遣四川新旧各军的权力，并给他加一顶“钦差查办大臣”的帽子。

　　

　　清廷之所以让已被免职的端方去督办铁路，在于他先前有过“路事”经验——1905年他任湘抚时，曾与张之洞一起处理过废约赎路之事。所以，当时端方这一级别的清廷“大吏”，只有他懂得这个行当。

　　

　　被迫上任的端方本人，绝非是简单历史描述中为清廷保驾护航的“反动派”。他本人的主观意愿，不仅反对“铁路国有”，而且更反对“主权洋有”。观其先前在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任上所为，他一直支持商办铁路（或绅办铁路），并着力维护国家主权。

　　

　　随他而行的亲弟端锦，一直在各国留学。他在国外所攻专业，就是铁路专业，并著有《日本铁道纪要》一书。这个人，也是清廷“铁路国有”的反对者。

　　

　　兄弟俩人，相携而出，很有劝谕四方之志。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替朝廷平息骚动。

　　

　　可惜的是，哥俩命苦，从此踏上不归路。

　　

　　“铁路国有”最大的推手、邮传部大臣盛宣怀高卧京中，却把端方推出来顶缸，冒天下悠悠之口，踏鄂川魑魅之途。

　　

　　临行前，端方上奏折，希望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

　　

　　但是，被盛宣怀所迷惑、把持的的枢臣会议，否决了他的建议，严催端方上路。

　　

　　见事已至此，端方只得附合上旨，电告涉路有关省份的督抚，让他们协商会办。

　　

　　经行路上，端方一直在湖北拖延。他反复上折，坚决反对盛宣怀那种更进一步刺激川地士绅的“洋商包工”作法，以图迁就民意。

　　京城邮传部由盛宣怀作主，内阁也不干，还拒绝了端方提出的国家另辟新线开筑新路的要求，不给川地士绅一点回转的余地。

　　赵尔丰制造 “成都血案”后，端方意识到川地已是待炸的大锅，更不想前去。

　　

　　朝廷发出一道又一道“催命符”，逼他“即刻”入川查办。

　　

　　被逼无奈，端方只得携湖北新军第八镇部分士兵离开武汉，乘“楚同”舰，经水路往四川走。

　　

　　到了宜昌后，他电报上奏，与朝廷、盛宣怀反复理论，甚至一度想辞职不干。就这样，他在宜昌拖了十来天。

　　

　　清廷不许，电谕他火速入川。

　　

　　11月11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夔州（今奉节）滞留了两日。朝命严催，不得已，他在11月13日那一天到达资州。7天前，清廷已下令任命他为署理四川总督。

　　

　　端方携兵入川，一路上对民对兵竭尽赤诚，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房屋无非是“养猪堆粪”之屋，着实难为了这个素有洁癖的大学问家。

　　

　　艰辛如此，他不辞劳苦，每到一处即鸣锣聚众，宣示朝廷“德意”，劝说川民，以语言化解地方的动乱。

　　

　　鉴于四川各地“同志军”蜂起的现实，端方不敢再走，只能愁守资州孤城，观察形势。

　　

　　他知道，乱世之时，驯顺听调的军爷们，很可能一夕变脸。为此，端方不惜屈尊俯就，与那些连排级的军官们拈香结拜。途中有士兵抱怨脚痛不能行军，他竟能雇人抬轿扛着这些士兵上路。每有兵士患病，端方的弟弟端锦本人亲入营中，端汤伺药。

　　

　　形势不饶人。鄂军中，有革命党人田智亮受蜀军政府命令，要他发动新军党人，杀端方起义。

　　

　　11月26日夜间，鄂军中的党人士兵们在城郊开会，推举三十标第一营队官陈镇藩为“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行动步骤分为三部：

　　

　　第一，杀端方；第二，剪辫；第三，回军援武汉。

　　

　　得到城内军变，端方、端锦兄弟知道大祸临头，相拥痛哭。

　　

　　笔者认为，当时端方的眼泪，更多是为他无辜的弟弟而洒。

　　

　　端方被杀情形，由于写“回忆录”的人太多，掺杂的水份和误传因素太多。大致整理过后，可勾勒出如下史实轮廓：

　　

　　端方、端锦兄弟二人，正愁坐屋中，新军士兵涌至，持枪怒目，叱令兄弟二人出门。

　　

　　无奈，只得依从。端方、端锦兄弟，被士兵挟至资州城内的天上宫。


　　坐在条凳之上，端方为救自己兄弟性命，心存侥幸，对士兵说：“我原本陶姓汉人（这是说谎，他是正宗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现在想改从原先的汉姓，可以吗？”

　　

　　士兵们摇头：“晚了！”

　　

　　“我在湖北治军，一路入川，待弟兄们不薄，能否刀下留情？”

　　

　　有一下级军官应声：“这是大人待我们的私恩，今日之事，原本为报国仇！”

　　

　　未等端方再言，有士兵叫喊：“端方不要巧言！武昌起义，天下汉儿，必当响应。今日不杀你，我辈就是附逆之人！”

　　

　　一个名叫卢保清的士兵，率先持菜刀冲上，兜头猛砍端方。

　　

　　端锦趋前护兄，被士兵任永生抡起指挥刀，一挥头落。

　　

　　端方在血泊中挣扎，欲揽弟弟的头颅于怀，随之被乱兵砍落了脑袋。

　　这些入川鄂军，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杀死端方，无非是想自明心迹，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

　　

　　他们砍落端方、端锦兄弟二人的头颅后，为了“防腐”，把首级浸于两个煤油桶内，在送回湖北的一路上一路“展示”，最后交呈黎元洪邀功。

　　

　　清末大吏达官，手染革命党人血债的人多矣。似乎天道无知，绝大多数人安危无恙，富贵始终。反而开明如端方者，却惨遭野蛮残杀。

　　

　　这位爷，曾创办湖北第一座图书馆，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幼儿园，创建江苏第一座无线电通讯台，首先引用西方电影放映机，最早派女子公费出洋留学，主持了江苏第一次民意选举代表，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他还是第一个从伯希和手中搜购敦煌文书的清廷学者官吏，……端方，拿了这么多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的开明官员，最后落得如此下场，让后人叹息不已。

　　

　　更可恨的是，在他死后，其洋人“把兄弟”福开森（传教士），盗卖了他平生蓄藏的许多古玩，很是发了一大笔横财。而他本人在资州被杀时，身无余财，士兵只从他枕匣中搜出一本旧抄本《红楼梦》。

　　

　　端方死后，中外友人，甚至是革命党人，同情他的人甚多。其间，以其门人左全孝的祭文和好友张謇的挽联最为哀痛、中肯。

　　

　　左全孝祭文中称：“……瑞澂以压制亡国，赵尔丰以嗜杀毒川，公（指端方）力反二竖之所为，而福寿大不及瑞澂，受祸且烈于（赵）乐丰……依古今之常理，终有信于碧空。公暂屈于一隅，终必伸于大同……”

　　

　　作为一直深受端方提携的光绪状元张謇，所写挽联，更极陈惋惜之情：

　　　　

“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陶斋录》；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半，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