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上海锄奸行动：黄埔江畔的血雨腥风

金牛银熊

上海，这座号称“东方巴黎”的国际大都市，民国时期就已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金融、商业、贸易中心，那真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鱼龙混杂，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热闹非凡。
话说1939年2月18日，也就是中国的除夕---大年三十夜，天下着蒙蒙细雨，带着潮气的西北风无孔不入的钻进人们御寒的冬衣，让人觉得透心的凉。日本人占领这座城市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个寒冷的夜晚，除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偶尔经过的日军巡逻队，几乎看不到什么行人，大街上显得冷冷清清，只有各国租界里的酒吧舞厅戏院，依旧是花天酒地莺歌燕舞。
法租界愚园路豫园新村25号，用现在的话说那可是豪宅，从高墙大院到四周设立的岗亭，一看就知道这里面住的可是个大人物。不过，今儿这天儿实在是太冷了，冷得连这几个膀大腰圆平时在这宅子门前威风八面的保镖，也都竖起衣领蜷缩在岗亭里一边躲避风雨，一边嘴里嘟囔着：神仙也过年那，这天儿冷得鬼都不出门，该不会有啥事吧。也就在这时，几条黑影贴着墙根悄悄逼近了岗亭，等这几个保镖回过神来，脑门子早就被枪顶住了。几个黑影缴了保镖们的械，三下五除二绑手脚塞嘴巴后，随即冲入豪宅内，几声枪响后，黑影迅速消失在夜幕中。
豪宅的主人名叫陈箓（字任先，号止室，福建闽侯人）。要说这陈箓吧，也是近代比较有名的外交家，光绪年间法科进士出身，在武昌自强学堂当过法文教师，德国法国留过学得到过学位，回国后一直在外交部门工作，当过北洋政府外交部政务司长、驻墨西哥公使、外交部次长等等，还代理过一年的外交部长（时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参加巴黎和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混成部长级人物，陈箓也算是海龟中的佼佼者了。陈箓还是个才子，《止室笔记》、《法文文牍程式》等都是他写的，还翻译过《蒙古逸史》。可就这么个聪明人尽办糊涂事儿，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在南京扶持了梁鸿志维新政府，陈箓当上了外交部长，好嘛，这回倒不是代理的了，可也因为这把老命搭上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大年三十下午3点才从南京回上海过年，晚上就成了枪下鬼，这倒好，往后大年三十人家都在家祭祖，他的老婆孩子还要去上坟。
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出现在陈箓宅子里的黑影是军统行动特工，领头的就是军统有名的特工杀手刘戈青。这位刘戈青可不简单那，好家伙，祖籍台湾，家境富裕，1935年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毕业后，约了几个同学准备组建国兴矿业公司，一门心思要实业救国，不料有一次在杨虎的公馆里和朋友商谈开发矿山事宜时，巧遇戴笠，小伙子的精明强干给戴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戴笠通过杨虎千方百计动员刘戈青放弃开发矿业加入了特工组织。在当时的特工组织，刘戈青的知识学历那可是凤毛麟角，戴笠对他是另眼看待喜爱有加，杭州特工训练班受训结束后就把他派回了上海。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国府各部门在上海都留有大批的潜伏人员，仅军统局在上海就设置了22个联络站，5个外勤情报组，7个行动大队，多达千人，刘戈青也在行动大队担任行动工作。

陈箓成了自上海沦陷以来被军统特工制裁的第一位伪政府“高干”，这下子可轰动了上海、南京，虽说维新政府跟后来的汪伪政权相比，影响力那是小巫见大巫，可这毕竟是位“外交部长”啊，抗日志士们的心里自然是乐开了花，可远在重庆的戴笠得到消息后却颇感意外，为什么？谋刺陈箓他竟然事前不知。这也难怪，说起来这事儿与当时军统上海潜伏组织中的人事纠纷有关。

1938年11月，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被法租界警务处拘捕，一直很受戴笠信任的赵理君成为代理区长，不料12月戴笠从平津调王天木到上海担任区长，原想能很快去掉“代理”二字的赵理君心里可有些不乐意了，他在心里盘算着：我老赵在上海这么多年，哥们多，地头熟，再说戴老板对我一直挺不错，咱上面有人，你姓王就算是过江龙，还能压过我这条地头蛇？所以在工作上处处与王天木为难。王天木那也是军统局的“天王”级人物，赵理君的小算盘早就被他看透了，自打走马上任，一方面调来一些用得顺手的亲信，另一方面他对上海区的特工骨干也是加以笼络，与戴笠关系密切的刘戈青当然也在这个名单之内。时间一长，刘戈青觉得这位新来的区长行事作风不像赵理君那么盛气凌人，也就对王天木产生了好感，俩人越走越近，最后成了知己。

王天木与赵理君的家务越闹越厉害，闹得戴笠也有些坐不住了，1939年初，戴笠到香港的时候，给王天木发电要他到香港晤谈，电报也没说什么理由，王天木接电后心里直犯嘀咕，他找到刘戈青，言语间颇有些临终告别的意味，刘戈青得知原委后，挺义气的说“我一定替你干一两件漂亮的工作，给你壮壮行色，见了戴先生，也好有所交代”（乔家才　《抗日情报战》），随后二人决定干桩“大买卖”，“门当户对”的一比较，最后“看中了”陈箓。

有了“意中人”，刘戈青就开始紧锣密鼓的暗中“追求”，他的朋友们也在一边敲边鼓，出手相助。没几天，刘戈青的好友刘海山（非特工人员）就弄来一份“意中人”的住宅平面图和值班保镖警卫分布的详细情报。大年三十大早，刘海山又将“意中人”下午回上海过年的消息通知了刘戈青，刘戈青马上找到军统临澧训练班毕业的行动队员谭宝义、朱山猿、平福昌，当天下午，哥几个在临近愚园路的沧州饭店集合，天黑后，几个人悄悄向陈宅进发，于是，开头的一幕发生了。

虽说刺杀陈箓军统局首脑戴笠事前并不知情，但这次行动所造成的良好社会效果，也着实让戴老板欣喜不已，没过几天，参加这次刺杀行动的军统特工以及刘海山接戴笠电令赴香港受奖。

几句题外话：

陈箓被刺后，日军大本营在3月份由军部代表土肥原贤二、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等网罗丁默邨、李士群在上海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建立特务机关（后归汪伪组织）。

王、赵“家务”越闹越大，后几乎演变成军统内部的一场“特工战”，王天木“被逼”投靠日伪后，军统上海组织几近瘫痪，期间的复杂情节不亚于间谍小说。

刘戈青在王天木投敌后，曾奉戴笠命对王进行劝说未果。后因军统潜伏人员尤品三被捕而暴露，被76号特工总部诱捕，李士群对其应该说礼遇有加（抗战初期双方尚能善待对方被俘特工），半年后，刘戈青设法越狱（或者“释放”），于1940年初辗转到重庆。刘在被捕当天曾设法通过朱山猿带信戴笠，表示绝不会为个人的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忠诚；在关押期间刘戈青对上海军统情况守口如瓶，甚至对已投敌的王天木也无丝毫牵连（王在刘戈青暴露后，曾想杀其灭口，后见状作罢），而当他回重庆后，经戴笠允许曾修书一封辗转香港寄给李士群，对其在关押期间给与的关照表示谢意。戴笠对刘被捕和回重庆后的表现颇为赞赏，认为符合他一直提倡的军统忠义之风。

军统上海区陷入混乱后，1939年8月，戴笠派遣军统另一“天王级”人物陈恭澍以及毕高奎等赴上海，重建组织。陈恭澍到上海后，对人事组织进行调整，迅速恢复了军统上海区职能。他主持上海区期间曾干过两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其中刺杀上海闻人张啸林，将在下篇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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