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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雪绒花》,一名武装党卫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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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5 07:3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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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我拿到了《被遗忘的士兵》一书,当时只是大略地翻了翻这本个人回忆录,并没有感觉有太多趣味,因为它完全是二战过程中一个士兵的“小视角”,既看不到大视角的“战略意图”,也看不到中视角的“战术运用”,匆匆翻完一遍觉得索然——我没明白这个名叫萨杰的士兵在忙些什么,他确实参与了不少战斗,但看得人糊里糊涂,只是觉得他们始终在不断地撤退、不断地喊饿、不断地牺牲······这本书的构想和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写作于很久以前,当时我是美军的战俘,从1945年三月直到1946年12月。其后的几十年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编辑并出版这本书,那些战争以及其后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的一章。直到1985年里根总统和科尔总理共同拜访了比特堡的德军公墓,我才有了出版这本书的念头。那次拜访激起了世界性的抗议活动,因为有一些年轻的武装党卫军战士也埋葬在那个公墓,甚至于对这些士兵所办的纪念活动也被广泛认为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从那时开始,对这些逝去的士兵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变得越来越普遍和顽固。显然,在这些战士倒在战场上六十余年后,第三帝国崩溃的沉重瓦砾依旧堆压在他们身上,从来未曾被移开。

直到前几天,终于放下了手边一大堆的战史资料,重新拿起这本书仔细读下去,三个晚上我把它全部读完。也许沉寂的夜晚特别能让人进入到书中血与火的炼狱,也许对一个男人来说是这样吧。一边看一边——竟然有些热血沸腾了,那种绝望和无助感,那种随时面对死亡的战友之情,那种即便在最残酷的环境下也要继续奋斗的顽强······,激动使我不断地跑到阳台上吸烟。盖伊·萨杰的这本书彻底提醒了我,战争从来就不是各类战史资料上或那些威风八面的将军们口中笔下所描绘的那样,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寸土地,都是以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与《兄弟连》所不同的是,《被遗忘的士兵》是一本让人看完后彻底打消想上战场的冲动的书。

除了东线的残酷与恐怖,我觉得萨杰与霍尔斯的友情也是书中的一个重点。当任何一个人处在那种血肉横飞的战场时,他只能依靠自己手中的枪和战友的帮助,活下去——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自己的朋友们,这是书中最感人的亮点之一。

所以,我尝试着把另一本书《黑色雪绒花》翻译成中文,仅仅是尝试而已,因为我的英文水平远远满足不了这个目的。《黑色雪绒花》在某些程度上与《被遗忘的士兵》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亚马逊上的售价居然也一样,作者同样试用了化名。若说有什么不同,《黑色雪绒花》是一名前武装党卫军成员的回忆,他所在的部队是党卫军第六山地师“北方师”,长期在靠近北极圈的芬兰作战,战争后期调回西线。需要指出的是,“北方师”从未违反过作战法则,他们没有玷污军人的名誉,也从未受到过关于“战争犯罪”的指责,尽管他们是武装党卫军,也因此而受累。从这一点看,北方师与大德意志师的成员一样,他们只是尽到了自己作为一名战士的职责,在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默默地挺身而出,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所得到的报酬却是无数的批判与指责。

战争的正义与否,这应该是政治家而不是普通军人所关心的,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话题,因为任何一个战争的参与国都很容易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受害者。而二战后也前所未有地把某个集团宣布为“犯罪组织”,这对很多与国防军一样以自己生命为代价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武装党卫军成员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毕竟,我们不能脱离那个时代超脱地看待那段历史。有时候,站得太远反而会让自己看不清当年的那些因果。

什么是“了解战争?”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真的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包括我)也许可以滔滔不绝地讨论战史,在纸上仔细研究当年那些战役的得与失,并从中得到某些满足与愉快。其实,战争不是这样的简单,态势图上一个箭头轻轻地移动一下,很可能意味着成千上万士兵的伤亡,而我们是不会对此有任何触动的,战争的冷血与残酷,谁又能有切实的体会?幸好,《被遗忘的士兵》和《黑色雪绒花》或多或少能弥补这个空白,这也是我厚着脸皮“翻译”后者的原因所在。

——————————————————————       小小冰人








这本书是我战争岁月的个人记述,我从学校出来后就加入了武装党卫军,那是1943年,我十七岁。我在第11山地步兵团参加战斗,干了大约一年半时间,主要是在遥远的北方,后来又转到了西线进行作战。本书与电影中描绘的战争、部队、个人出身背景等有很大的差异,另外,我觉得这本书也是关于我们那个年龄非常普遍的一群志愿者的故事,关于他们的想法及感受,关于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痛苦,关于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即使这种希望已经破灭。

(党卫军第6山地师——北方师的师徽,黑色的缺口盾牌里面有一个雪花的符号,其实这个符号不仅代表着北方寒冷的雪花,好像还是鲁内文的某种生命符号。)

我所在的团隶属于党卫军第六“北方”山地师,该师自1941年夏至1944年九月一直在荒芜人烟的卡累利亚北部作战(冰人注:卡累利亚是苏联的一个小加盟国,位于苏芬边境处),靠近北极圈。“北方”山地师隶属于第20山地军,该军守卫着北部德芬边境近一半的防线,这条防线从北极海到芬兰湾,足足延伸有900英里。1944年九月,芬兰退出了战争,第20山地军不得不离开该国。于是,“北方师”成了南方集团军的后卫,他们沿着芬兰和瑞典的边境一路战斗直到挪威北部。在北极刺骨的寒冬和黑暗中,我所在的团顺着挪威海岸撤退,一直到达了摩埃拉纳铁路线,这才结束了长达1000余英里的长途跋涉。我们搭火车撤退到了奥斯陆,随后在丹麦休整了几天后再次出发赶赴西线。1945年1月上旬,“北方师”参加了西线的最后一次攻势“北风行动”(冰人注:“阿登反击战”是德军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而“北风行动”则是德军的最后一次进攻),我们与美军第七军在冰雪覆盖的下孚日山展开了血战。战斗总是与战斗耗损相联系的,“北方师”的前线战斗部队被一点点歼灭。1945年3月,战线已经退到了莱茵河,这时的“北方师”残余部队已经所剩无几。1945年4月3日,刚刚过完复活节,最后的“北方师”残部在法兰克福东北部的山上被全部消灭。

(一辆北方师的车辆陷入坑堑中,旁边一个德军军官呆呆地看着,不知所措。注意该车的标记,左边的(读者角度)挡泥板上的SS标记表明该车属于党卫军,右侧挡泥板上方是一个该师的雪花标记,该标记下面是一个兵种用途标示,对此我没有研究,大约是“人力输送”的意思。)

我无意写作一本军史书籍,这个领域我毫无经验。相反,我用我的亲眼所见记录了这些战斗——一个普通士兵的眼光。通常,这样做的问题是缺乏对全局状况的把握,但我更关注的是那种散兵坑里的战友生死情谊。我想做的是描写这些年轻的志愿者在极度恶劣的身体和心理条件下是如何英勇作战的。同样,本书的特点是真实,包括我的家庭成员以及军中战友,但是我在书中更改了他们的姓名,他们代表着欧洲的年轻人,在那个时代,他们积极地团结在一起,试图努力解决西方国家与布尔什维克的长期矛盾冲突。

战后,我作为一个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公司律师,享受了富裕的职业生涯,我非常希望多了解一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政治以及道德范畴方面的东西。但是,在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后,我发现了其中很多的缺陷及矛盾之处,所以我决定不采纳某些意见,而是以我当时那个年龄的眼光去重写一个战俘的手稿。这是一种关于过去的正确看法,它的基础是来自我几十年的生活、旅行、阅读经验,特别是关于在东线发生的战争罪行。写出那些牺牲在战场上永远未能长大的士兵的呼声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这却是那些不得不死去的年青人对这个世界的有限的看法,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那些幸存下来的年轻人——他们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因此而被起诉及定罪。

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清理战争的废墟及重建我们的国家,但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依旧遗留下很多问题。如果本书能让人们发现长期被埋藏于地下的一小部分东西,这也算我为我的战友们所做的一点努力。

——————————————————————————      约亨·沃斯
                           (一) 罗   米   利

最近两周来一直在下雨,只有偶尔的几天稍稍停止,庞大的战俘营里,沥青铺就的路面湿漉漉地闪着光。在我们的监牢里,地上已经汪洋一片,巨大的水坑到处都是。狂风刮过香槟平原(注:指法国香槟省的平原)把我们的帆布帐篷吹得鼓胀起来。偶尔出现的几缕阳光毫无温暖感,惨淡地从污秽的天空上照射着战俘营内一长列的帐篷和瞭望塔。不,对我们这些战俘来说,这个秋天毫无快乐可言,这不仅仅是恶劣气候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我们被关在塞纳河畔的战俘营的关系。这块贫瘠荒芜之地附近没有任何树木,自然也没有树叶婆娑之声,地面看起来就像铺了一块红棕色的地毯,这里也没有带着芬香的篝火,当然,这里也没有带壁炉的房子可以让人坐在一旁平静地等待寒冬的来临。

1945年10月的这个下午,我在战俘营里走回自己的帐篷,一边走一边想着某些事情,这时我看见战俘营管理楼外面的公告栏上贴着某些东西:由英美法苏四国共同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发布的公告,公告上写着11月20日将于纽伦堡举行关于战争罪行的起诉与审判。

彼得与沃尔特,是过去六个月来我的两名伙伴,他们俩躺在帆布床上,我们的帐篷里充斥着阴冷而又抑郁的气氛。彼得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而伍尔特则是来自维也纳的学生,彼得正在向沃尔特解释他从星条旗报上看到的东西。我走进帐篷,但没有心情加入他们的讨论,我需要想想那份公告,它似乎关系着我和我的战友们的生与死,哪怕为了我自己,有些东西还是需要仔细想清楚。

自五月份以来,数千名战俘涌入这个战俘营,我是其中之一。那些经验丰富的士兵在德国军队进行的战役中已经看过了法国、希腊、挪威、西西里、北非,当然还有苏联的沼泽以及广阔的平原。年轻一些的士兵——就像我这样的,经过两年左右的服役,也成为了老兵。还有一些设法留在占领区的或者干脆在后方的士兵,他们都远离战场,所以其他人——就象我这样的,很少给他们以赞扬。甚至对那些根本就没参加过任何战斗的人也是这样,他们中年轻的是十五到十六岁的孩子,年老的是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人,这些“预备队”被抓到这里大概仅仅是因为身上的军装和头上的钢盔。战俘营内还有一些纳粹党官员,有一些还穿着他们的棕色制服,他们从未赢得过任何威望,除了在他们自己中间。这里还有一些妇女和女童,五月初德国投降卷起的浪潮把她们也带进了这里。

审问的时候问到了我的服役经历,我只告诉他们自己是山地步兵团的一名机枪手,这当然不是故事的全部。诚然,我们的团佩带着雪绒花作战,雪绒花生长在阿尔卑斯山上,是我们山地兵的标记符号。但是我们也带着银色的鲁内文标志作战(冰人注:指党卫军的SS标记),这个标记在战争结束后成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战争罪行的代名词被揭发出来。自从5月份进入战俘营后我们在拐角处建造了一所医院以来,关于(党卫军)大规模的暴行以及大屠杀的报告就开始接踵而来。

(一名被俘的国防军山地兵,右胸上的鹰标以及领章表明他属于国防军,他的右臂上戴着山地兵的雪绒花标记。)

(一群“米歇尔·加斯迈尔”团的粉丝,2008年玩起了战争游戏。注意最左侧的这个党卫军,他的右臂上并没有山地师的雪绒花标记,而最前端的这名貌似指挥官的家伙,他的帽子上有雪绒花的标记。这是武装党卫军的标准穿着,与国防军稍有不同。)

先是一些传闻,接着就是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更特别的是,还有一系列关于解放集中营过程的照片,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在我们这些战俘看来是难以置信的:那些人,数以百计,已经或者即将被饿死;他们就像鬼魂一样,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他们深陷的眼窝里发出呆滞的目光,仿佛是强烈的指控;或许,那些一堆堆僵硬的肉体以及张着嘴的尸骨看起来似乎还在恸哭。这可真是令人痛苦的时刻,特别是在晚上。当被这些可怕的照片困扰之时,我知道了这些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就是被那些穿着和我一样制服的人看守着,从那时起,这种银色的鲁内文将成为那些已经被发掘出来并被曝光的罪行的标记!

现在,今天,我更加清楚地看清了一些事实,除了第三帝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之外,整个党卫队,包括党卫队中的战斗组织——武装党卫军,都将作为一个犯罪组织被起诉,被控告犯有各种战争罪行。我并不完全了解全部的指控内容,但我知道我们都将为这些已被公众所知的可怕的事情负责,这个犯罪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将在法庭上依照国际法的条例被起诉并定罪。所以,现在对官方来说:我们被视为一帮罪犯。

这个通告(指纽伦堡审判即将开始),白纸黑字,犹如当头一棒,这是继报纸上刊登的那些罪行后的第二次打击。我所在部队的那些人,都是前线的战士,是一群相信正义事业并无可挑剔地为国家奋战的志愿者,谁能想到还有比军队的荣誉被玷污成犯罪组织更大的侮辱呢?是不是荒诞地看到理想主义彻底变为纯粹的暴行?

那是在三月初,我们成为战俘的第三天,第一次得到了他们极为厌恶的对待。前两天我们一直被美军前沿步兵部队关押着(作者注:很多年后我得知这支美军部队隶属第94步兵师),而他们又被我们的团包围着,这些美军与我们中的一些幸存者躲在一座农舍的地下室里经历着我军一轮接一轮的炮击,大家分享着美军的C级口粮,直到第二天双方仍无法确定到底谁俘虏了谁。很快,美军强行突破了我军的防线,他们用极快的速度把我们送到了后方,随即开始了搜身和审问。首先,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让我们倍感自豪的外部标记:雪绒花纹章、领章、刺绣着我们团名字的袖标(作者注:我们团的名字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团”,这个名称是1941年海德里希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被捷克人刺杀后被正式授予我们团的。海德里希过去是帝国中央保安局领导,后来被任命为捷克摄政长官。战后我知道了SD干的那些事情后方才觉得,“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名称对我们团来说没什么值得荣耀的),他们拿走了我们所有人的手表,我的刻着家族盾形纹章的戒指也被抢走了,他们的指挥官站在一旁无动于衷地看着,冷漠得像块石头。




(党卫军第6山地师辖下的两个主力团的袖标,上面的是“米歇尔·加斯迈尔”团,下面的就是作者所在的“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团。这种袖标一般佩戴在军装左衣袖的下端。)

随后,审问开始了,我第一个被叫进帐篷。审讯官的德语非常流利,略带一点奥地利口音,我的回答是按照书上说的那样:姓名、军衔,还有就是——写在袖标上的团名。当我隐瞒最近几周和几个月的行踪等这些深一层的信息时,事情变得麻烦了。我天真地认为有海牙国际公约,它保护战俘们有拒绝透露相关军事机密的权利。可我遇到的是一个前所未闻的厚脸皮,审讯官大叫大嚷,并嘲讽说我所在的军队已经犯下了各种罪行,特别是枪杀美军战俘,国际法给与我们的权利已经全部取消,不说不要紧,他有办法让我们开口。我听到了马尔梅迪这个名字,聚集在那里的一群美军战俘被党卫军第一装甲师——希特勒警卫旗队的一个战斗群枪杀了,这就是他们想知道我们在前几个月在哪里的原因。然后,我被推了出去,我的另一个同伴被推进帐篷,同样的程序再一次重新开始。

我们十个人被召集起来,被推进一间马厩,然后命令我们靠着墙排成一列,两个卫兵站在我们面前,挥舞着步枪,手指扣着扳机。两个严厉的命令被喊了出来:双手抱颈,转过身去面对着墙。这些命令准确无误地传递给我们,他们的枪栓哗啦一下推上,我想:“这肯定是逼迫我们开口交待的办法,开枪打死我们中的一个,然后从其他人那里挤出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但我们部队过去的行踪里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啊,而且他们不可能冒着打死一个而剩下九个目击者的战争犯罪风险。或者把我们全部枪毙呢?不,这同样毫无意义。”

我们抱着头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时另一个声音又下达了另一个命令,我还没听明白是什么命令,又响起了枪栓拉动的声音。我们转过身,一个大嗓门的卫兵催促着我们“COME ON,COME ON !”我们被赶进一件简陋的木棚内,象冻僵的沙丁鱼一样过了一夜,冻彻寒骨。

一两个星期后,我们在卢森堡成了愤怒的平民的发泄对象。那些痛苦的日子已经被我们遗忘,现在我只能记住一些我自己记忆深刻的痛苦之事。饥饿、冻僵、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取暖,我们在废弃兵营里的瓷砖地板上茫茫然打发日子,室内的温度大约是摄氏零度。我得了膀胱炎,这导致我小便失禁,在这里得不到任何治疗,湿漉漉并散发恶臭的裤子对我痛苦的身体而言更增加了耻辱。后来我们被推上敞篷卡车,沿着卢森堡这个多山国家的崎岖山路蜿蜒而行,我们的司机象发疯一样,一只脚踩在油门上,身体的其他部分悬挂在车外面。最后,来了一大帮欢呼胜利的游行者,他们“护卫着”我们这些被俘的武装党卫军士兵穿越城市。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愤怒的市民,他们一再向我们投掷石块。我们迅速进行了还击——用吃完的C级口粮空罐头盒,装上尿。

在火车站前的巨大广场上,另一群人在等着我们。我们必须穿越这个广场去搭乘火车以继续我们的旅程,卫兵们努力在人群中推开一个缺口以便我们通过。随着越来越多装载战俘的卡车的到达,越来越多的焦躁不安的暴民也出现了,我们听见他们用法语和德语大声地威胁着我们、嘲笑着我们,他们的眼睛享受着我们狼狈不堪的羞辱,对着我们投掷石块。就在我们列队走过人群时,这些愤怒的人群蜂拥向前,当我们穿过缺口通过时,他们朝我们猛砸石块。叫喊声越来越大,混合着卫兵们焦虑的高喊声——那些警卫人员越来越着急了,同时,他们转过身面对那些混乱的人群阻止他们继续往前涌以保护我们免遭进一步的攻击和伤害。宪兵们及时地赶到了现场,他们的到来暂时制止了进一步的混乱。当我们终于到达火车站台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了伤。

(现代军迷扮演的“北方师”——米歇尔·加斯迈尔团士兵,特意搞了个泛黄的边框企图以假乱真。这些在国外确实可以假扮,可以游戏。但那些真正的士兵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却是现代人无法体会的。)

我还是过于幼稚了,在我认识到无论多糟糕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承受过之前,我还需要得到更多明确的警告,对于武装党卫军的士兵来说,事情只会更糟。警告来自一个经验丰富的军士长。在梅利营(Mailly-deCamp)过去法国军队的一个营地,我们从卢森堡被用装牲畜的火车运来丢在这里。这是一个巨大的拘留营,分成许多监牢,刚把我们带进去,我们立即分散消失在无所事事闲绕的战俘群中。梅利营的食物配给量如此之少,甚至连我们当中比较年轻比较健康的人都认为——我们大家很可能被饿死,如果在未来的几周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善的话。

有一天,午饭时间,送来了一大锅牛奶汤,虽然很稀,但里面至少有一些固态物质。帐篷里的成员拿着各式各样的容器围拢过来,观看着分发牛奶汤的正式仪式,每一个步骤都将被仔细检查以防备无所不在的贪婪。一个被公认为得信赖的人操纵着大锅勺运用三维八度的巧妙手法分发每一份汤,以确保汤内的任何一块固态食物都是被随机分发的,任何最最最微小的偏差都将立即引发愤怒的抱怨。(冰人注:盟军对待德军战俘的情况很有意思,有些战俘营很好,有些战俘营则很糟,完全看运气了。虽然“吃不饱”成了德军战俘经常的抱怨,但必须指出,他们的遭遇还是比苏军战俘或者被关入苏军战俘营的德军战俘要好得多。)

我和一名陆军军士长一起站在后面,我喜欢他整洁的外表以及他对眼前这一幕闹剧显示出的明显的蔑视。“孩子”他说道,静静地过了一会,“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脱掉你身上的这身制服,尽可能快些。”

“为什么?”我问道,心里有点恼火。

他扫了一眼我的左衣袖口,然后看了看我的衣领,又看了看我的右衣袖,衣袖上去除团队标记的地方留下明显的印记——很明显这是前武装党卫军成员的标记。“我来告诉你,”他说道:“他们已经开始搜查战俘营以把你们与其他人分开,其他的营地已经顺利地开展区分工作了。别让他们进行得太容易。”

他注意到我的犹豫以及我对这个主意的不喜欢。

“哎呀,你很想作为战争罪犯站在法庭前,然后被判处强制劳动?你想花上十年时间待在铁丝网后面?要是我就不会多花时间去想。”

随后他拉着我走回他所在的帐篷,“来吧,孩子,我给你找一件外衣,大小肯定适合你。它本来属于我这个帐篷里的另一个孩子,今天早上他们把他带走了,他不需要它了,可怜的家伙。”

从那一刻起,我就穿上了这件蓝色的空降兵外套,这当然不是让我觉得自豪的时刻,但我已经得到了警告。随后我把这些告诉了还跟我在一起的海因里希,他也学着我这样做了。海因里希自始自终是我的同志和伙伴,可是,我们很快就将被分开了。一天早上,又一次点名的命令,我们赶紧在几条街道上排列好队伍,过去的军队纪律依旧有效。一个德国人——按照美军军官的命令,下达命令让大家按照过去德国武装力量的各单位名称重新排队。当伞兵团的名字被叫到时,我赶快走过去加入了那个团体,并拉着海因里希跟着我。

这一天的天气很热,而分组的过程在拖长,所以我们很高兴听到命令让我们脱掉外衣及衬衣排队站好。终于,甄别开始了。战俘们被命令举起左臂,两名美军军士沿着队列在“手臂之林”下逐一查看。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在战俘的左腋下查看是否有血型的纹身标记,这是党卫军成员的显著标记。许多罪犯都是被这样找出来的,海因里希也在其中。他们走到一边集中起来,被另外的警卫人员看押着。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太幸运了,我从未刺过那个血型纹身。想当初,我所在的部队正在阿尔卑斯山进行这个程序(指刺血型纹身),而我已经买了一日票去看我父亲,他当时很突然地来访——从东线战场到了意大利。后来,刺血型这个事情就给忘记了。(冰人注:党卫军成员在自己的左腋下刺上自己的血型标记,这样可以在负伤后直接输血以节省时间。除了作者这样的幸运儿,战争末期很多新加入的党卫军成员也没有血型纹身,因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了。)

现在,我在战俘营的医院里担任翻译工作,所谓的医院就是指并列的11座帐篷。我的工作就是陪同德国医生和他们的美国上司每天进行病房的日常巡视。有时候我也跟随一个德国医生坐着吉普车外出到其他营地去,但我从未去过关押战犯的那个监牢,它坐落在战俘营对面的角落处,我只是远远地看过那里几眼,上一次还是在两个月前。我听见操场上好象有叫喊声,然后我们看见一些战俘在那里排着队跑步。警卫们说在美军监狱里让犯人们跑上一整天是很正常的,这种对最轻微的罪行所做出的惩罚实在过于严酷了。他们告诉我那边的一座监牢就是关押武装党卫军成员的地方,他们很快将被送到纽伦堡法庭。这是谣言吗?两周前他们被清理出来,他们的目的地不清楚。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要毫无意义地去向战俘营官员报告以把自己也转到那个监牢中,在医院营地这里,至少我还可以帮助一些同志。就像上次我们团的一个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冰人注:Untersturmfuhrer 党卫军军衔),因为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所以被送到了这里,我悄悄地塞给他一个面包作为急救配给。晚上,我躺在野战帆布床上辗转反侧,自己给自己找的理由开始动摇了,对战友的思念之情涌上心头,我一直想着海因里希。

战俘甄别后过了几天,我发现海因里希在我旁边的一座营地里,两座营地之间有些距离,各个营地都用铁丝网分隔开,中间的过道有捷克士兵来回巡逻。我看见他了,我不能忘记我在另一座营地里看见海因里希了,他站在人群外,显得孤单而又寂寞。我向他挥手,向他叫喊,可他没有作出反应。在耀眼的阳光下他认出我了吗?我不知道。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海因里希的消息。

夜晚的黑暗降临在战俘营,在这个寒冷的十月。风已经平息下来,我们的帐篷里挤满了来自医院的工作人员。想得到一些安静是可以被理解的,我想单独呆一会的愿望得到了尊重。我的思绪不断变化着,一会儿是关于战争罪行的控诉,一会儿又是关于死亡。对那些埋葬于北极圈内公墓里十字架和生命符号(冰人注:所谓的生命符号,是指用鲁内文书写的一些符号,党卫军对此乐此不疲)之下,对其他倒在下孚日山土壤里和莱茵河西岸山中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也属于党卫军,他们也应该承担战争犯罪的指控和诉讼。隔了那么长的时间和距离我们才听到“犯罪”这一说,那么他们的牺牲是带着耻辱死去的吗?我怎么会知道?

(美丽的雪绒花,其实它是白色的。雪绒花生长在阿尔卑斯山上,代表着勇敢无畏,所以它成为了德军山地兵的象征物。)

另外,就像以前很多次那样,我把记忆拉回到我们的过去,他们所说的过去就是“我们背负着犯罪与耻辱的沉重负担”。尽管那些可怕的报告联系上我们的名字,但是我还是坚持在回忆录里只写情感而不涉及悔恨。当然,在这个犹如避难所的地方我得到了舒适和安全:安全来自仇恨与指控所形成的汪洋大海;安全来自丧失的自尊与自豪;安全来自最后的投降······我想了很久,丝毫没有回忆起我们部队曾有过那些可怕的罪行,没有任何的犯罪行为或可耻的举动,我们甚至都没有关于那些可耻行为的知识。我看到的只是这些年轻人所承担的义务,他们真诚地相信布尔什维克是他们的公敌。在他们看来这个目标是崇高的,甚至高于单纯的爱国精神,因为这一信念把欧洲许多国家的爱国青年联合起来。他们无私地知道没有国别之分,甚至是死亡的边界,一如整个欧洲的命运将完全依靠他们。那些单独的志愿者不但参加到战斗部队中而且也加入进战斗小组,完全是一个整体。

我们的过去——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正在长大,当我们的国家陷于巨大的苦难之时,我们自愿站出来做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们在高山上在森林里参加战斗,这些就是我们的过去,仅仅几年时间,但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这短暂的几年是关于一个山地步兵的生命、毁灭和破坏,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遥远的北方,而最后一次战斗是在西线。损失和死亡遍布我们的队伍,尽管付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我们还是看见了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最终失败了。

确实,在那段时间里也有过一些疑惑的时刻,那些瞬间让我察觉到了帝国黑暗、邪恶的一面:当我第一次在自己家乡的火车站遇到俄国战俘的那一刻;当我的父亲对我提出明确的警告的那一刻;当我进入芬兰时发生的犹太人事件那一刻。这些疑惑也已经属于过去,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更早地看出“这些迹象”?这是一个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使它几乎不可能有答案,除非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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