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男孩自杀：910元车费背后，孤独少年的困与愁

源济

18岁男孩自杀：910元车费背后，孤独少年的困与愁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郭富沉默和内向，平常与家人联系和交流也不多。在他离世前，亲友们甚至不清楚他去哪些城市打工过。通过对他手机信息的查询，亲友们认定，是一笔910元的车费压垮了这个孤独艰难生活着的18岁男孩。

记者｜曹年润

编辑｜王珊

出事

郭新诚开的快餐店就在他租住的小区楼下，位于河南新乡市中北部。小区外是一片城中村，房屋低矮破败，南部有个旧货回收市场，沿街开着许多家具店。郭新诚的店是新开的，室内放了四张桌子，门口还摆了两辆餐车，四个小方桌，地面还没来得及打扫，踩上去粘粘的。本刊记者见到他时，28岁的郭新诚正在为傍晚六点多的营业做准备，手上一刻不停。“只有忙的时候不会想他（弟弟）。但凡点一根烟的时间，都会想他。哪怕是打电话，看会儿手机，他也会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阳光普照》剧照

弟弟郭富出事以后，郭新诚经常失眠，也没什么胃口，一米七的他，体重从140多斤掉到了120斤，更显得黑瘦。郭新诚总是控制不住地刷和郭富相关的新闻，始终难以将弟弟跟新闻报道里那个因为错付车费后自杀的男孩联系起来。郭富今年刚满18岁，跟哥哥一样的黑肤色，但比哥哥高半头，留着到脖颈的长发。郭新诚说，3月29日从河南农村的家里去上海打工，是郭富第一次独自外出务工。郭富说要去投奔同在上海打工的堂哥。

对于这个小10岁的弟弟，郭新诚一直很照顾。3月29日那天，他给弟弟转了2000元，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郭新诚14岁开始学厨，去过安阳、郑州、焦作等很多城市工作。他知道一人在外的不容易。“大城市消费高，生活压力大。”郭新诚说，加上之前打工挣的钱，郭富身上总共有不到4000元。郭富到达上海第二天，还和妈妈通了视频，说已经找到了工作，但具体干啥没有多说。

再次收到弟弟的消息是在4天后的晚上。堂弟郭玉峰打电话给郭新诚，说“郭富找不见了”，对方还提到，郭富前两天表达过轻生的念头，说过“我必须要去死”的话。郭玉峰告诉郭新诚，郭富刚到上海那天，从上海虹桥火车站打车到浦东新区，原本和司机约定付100元车费，不慎错付成1010元。发现失误后，郭富通过微信留言发去“你好我这边付多了，能不能给退回来”，但没有回音。3月31日，郭玉峰陪同郭富到上海市浦东分局杨园派出所报警，但警方只能提供司机的车牌号，“态度也不太好”。之后的几天，郭富没有出门工作，一直在出租屋躺着。

郭富的转账留言截图（受访者供图）

郭新诚后来从监控里看到了弟弟生前最后的踪迹。4月3日中午11点多，郭富出现在租住小区一楼电梯口，随后坐上一辆网约车。郭新诚联系了网约车司机，得知弟弟在苏州穹窿山附近下车。郭新诚立刻前往苏州，在警察调出的监控里，戴着一副灰色头戴式耳机、长发、一身黑衣的郭富在穹窿山附近的一条街上徘徊，买了水果、零食、水，“他的样子看上去挺狼狈的，走得很慢，看着是想买吃的，走到小卖部门口又走了，过会儿又折返。表情犹犹豫豫的，好像有点恍惚。”

郭富的身影最终消失在穹窿山上附近的监控盲区。警方建议他回去等进一步消息。郭新诚也觉得弟弟应该就是心情不好出来散心。他不停给郭富发消息：“我已经到你现在附近，回个电话吧。”“能有什么天大的委屈跟威胁？我觉得你现在也不好受吧？”没想到，4月9日，他收到了弟弟已经离世的噩耗。警方告诉郭新诚，驴友在穹窿山上一处偏僻的位置发现了已经离世的郭富，他身边还有个农药“敌敌畏”的瓶子。

通过查看郭富微信的支付记录，郭新诚发现他在4月4日就购买了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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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元

中罗村距离鹤壁市山城区中心大约3公里，开车要10分钟。中罗村建设得比较现代化，村口立着一块气派的村名牌坊——四根立柱支撑三块红瓦房顶，两尊白色石狮子蹲守在两边，一条三五米宽的柏油马路贯穿村子的东西。一栋栋二层高的房屋成排罗列在马路的两边。郭富家在中罗村的东北角，是村里少见的一层平房。屋里简陋，墙面有些掉漆，地面发黑、凹凸不平，但打扫得很干净，没有灰尘。

中罗村的村名牌坊（摄影：曹年润）

谈起小儿子郭富的离世，郭永林皱着眉，流下几行眼泪。郭永林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郭富最小。郭永林一米七左右的个头，寸头，肤色黝黑，瘦得皮包骨，左腿比右腿细一圈，走路一瘸一拐。郭永林说，十年前他在陕西榆林做工，后来双侧股骨头坏死。保守治疗后，也试图找过工作，但因为腿脚不方便被屡次辞退，此后就一直歇在家里，负责做饭和打扫。妻子今年50岁，一直在打零工。郭富是两年前辍学打工的，当时才16岁。

“多付的910元车费”——不管是郭新诚，还是家里其他人，都觉得，没要回来多付的车费是郭富寻短见的原因。

郭新诚说郭富一个月工资才五六千元，从去年开始就没怎么工作，手头紧。郭富的姐姐郭欣悦告诉本刊，郭富是个内向又敏感的人，她觉得他是在付错车费，向司机索要、向警方求助无果后，感到非常悲哀，“觉得没有人能帮到他”。郭欣悦今年读大专三年级，她告诉本刊910元对家里讲不算小数目。郭欣悦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000元。她得合理控制才能够不超支：饭钱600元左右，早餐喝一杯粥，吃个烧卖或者饼，共10元；中午吃两个素菜，6元；晚上去外面吃饭，比如福鼎肉片，十几元，剩下的400元留着社交、买化妆品、护肤品。平常空闲郭欣悦会自己打工挣些生活费，“每个月伸手向妈妈要钱，心里有点愧疚”。

郭永林说，知道家里经济困难，郭富从不乱花钱，“妈妈买的衣服，他不说好不好看，都会穿。”郭新诚告诉本刊，作为家里的小儿子，全家人都很宠爱郭富，有学习用品等需求都会尽量满足，但郭富没有主动提过要求。郭永林提到，郭富2023年还在上技校。但第二学期开学时，妈妈给了他学费，郭富不肯去。郭永林和妻子劝他，起码拿个毕业证，好找工作，可他“贵贱不去”，“我儿子说老师在上面讲什么我听不懂，学不到心里面，一学期几千元，白交了。”

《昨日青春》剧照

4月16日，处理完郭富的后事，郭新诚起诉了多收车费的司机，要求被告返还错付的车费。“我的诉求就是见到人，把钱退给我们，并道歉。”7月16日案件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外高桥第二法庭开庭审理，司机未出席。目前该案在等待再次开庭。据“正面连接”报道，7月31日，司机回应称郭富不是支付错误，而是“套现”，郭富下车前向他要了900元现金，以线上支付的方式返还给他，因此合计转账1010元。7月25日下午，司机向法院短信中的指定账户转去1000元，希望把“事情处理了”。不过，郭新诚并不接受这一说法，他坚持要把官司打下去，“我必须要见到他（司机）人。”

父亲郭永林告诉本刊，小时候的郭富还是活泼的。他打开客厅木桌抽屉里的一本相册，里面保存着不少三个孩子小时候出去玩的照片。照片里的郭富肤色白皙，故意眯眼，或对着镜头搞怪。但上了初中后，个子拔了起来，郭富性格却变得内向，跟家里人“有正话说正话，没正话就不说话”，“比如学校有什么通知，有什么费用要交，他会回家说一声，其他时间就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但郭富不是没脾气。郭永林说，两个儿子小时候闯了祸，他和妻子有时也会打骂，大儿子一见父母生气就往外溜，小儿子却是打死也不跑。“他不是没性格，他挺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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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

也是通过郭富的手机地图的轨迹信息，郭新诚和家里人才知道外出打工的两年里，郭富去过长沙、深圳、海南等城市。对于这些城市，郭永林没有什么了解。他只在年轻时去过陕西榆林和内蒙古，为的是赚钱养活一家五口，精力都在打工上，他没有什么经验能叮嘱儿子。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自己卧病不挣钱，家里的事他没资格管。事实上，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中罗村不少村民都不知道打工的儿女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问了也没有用，帮不了他们”。他们一般的聊天内容是“一些关心的话，比如吃了吗，还有没有钱”，时间不会长。

郭新诚也很少问弟弟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在成为厨师前，郭新诚做了多年学徒，做端盘子、打杂这类最基础的活，“我们不是有钱有势或头脑聪明的人，只有本本分分，靠自己的双手，多努力。什么事都不是一下子能做成功的，要学会承受和释放。”

《逆行人生》剧照

他也没有精力和时间。父亲不工作后，郭新诚身上的责任更重了。妈妈在村里一家电器厂工作，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一天工资60元。郭新诚每月给妈妈一笔钱，多少不论，由妈妈来支配家庭的支出。妹妹学费一年6500元，几乎全由他负责。疫情后，餐饮业下行，氛围越来越压抑，酒店裁掉了一半的厨师，工作量加大，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上班时间延长。这之后他想着跟朋友开了小饭店，但生意一般。

郭富是在2024年11月底从外地回到老家的。他对家人说，上一份工作他不想干了，想歇一段时间。具体的原因，郭永林和郭新诚都没问，他们觉得郭富还小，打工间隙休息下也正常。那次回来，郭富留起了长发。他对家人的解释是“有个性”。这之后，他曾去一家饭店当服务生，觉得太累，干了一两个月就不干了。今年年初，看郭富一直在家“闲着”，郭新诚给弟弟报名了驾校。但郭富只是去驾校转了一圈，体验了一下，说不想学。

与郭富一起打过工的表哥王浩林说，因为没好好读书，郭富认字不多，心理上比较自卑。2023年郭富他们曾在一个空调厂开牵引车，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郭富跟王浩林说过，不识字给他的生活造成一些障碍，例如外出不认识站牌，不会填写进厂的注册表。王浩林调侃他：“你有那么多打游戏的时间，不如学点拼音和识字。”郭欣悦告诉本刊，2023年暑假，郭富曾经让她教他拼音，但她当时暑假工太忙，就让弟弟先在手机上自己学，有不懂就问她，她下班后回复。后来没有了音讯。

《樱桃琥珀》剧照

让郭富忧虑的还有跟人的交往上。在空调厂里，有一天，郭富忽然跑下楼对王浩林说自己撞到人了，神情有点慌。王浩林懵了一下，跟着郭富上去看，发现是对方没有注意避让，擦伤了腿。他带着郭富跟组长说了一声，组长说算工伤，事情就此解决。当天晚上，兄弟俩就吃饭喝酒去了，王浩林觉得郭富没有什么异常。但郭新诚说，郭富心里有疙瘩，觉得自己没有处理好事情。

虽然郭富没有向家人提过，但同村与郭富同龄的洪兰心觉得他还有其他的不开心。她觉得务工市场对年轻人并不友好。洪兰心目前读大专，“从我16岁打暑假工开始，感受到的社会的恶意太多了。”洪兰心做过网吧收银员、台球厅收银和摆球小妹，洗浴中心和酒店的前台，奶茶店服务员。她记得两年前在台球厅摆球，工作时间是下午一点到凌晨两点，一天70元。因为年纪小，其他员工将洗烟灰缸、捡瓜子壳、打扫台面、拖地这些“脏活累活”都丢给她，“那里的烟灰缸特别恶心，插满烟头，还有唾液。客人还会用眼神审视我，把我当货物一样。”在那里她过了7天试用期，但到第11天，把她“赶走了”，只给了210元，还拖了半个月。

一年前在洗浴中心工作，上24小时休24小时，一个月2100元，洪兰心心脏熬出了问题，诊断出窦性心动过速。有天她实在熬不住，眯了一会儿，一名男员工摸了一下她的屁股，她下班就辞了职。这些委屈，她敢怒不敢言，晚上一个人哭，第二天继续工作。她不跟家里人说，觉得没有用。因为家里穷，要不停地打工，洪兰心已经几年没有看电视剧了，“闭眼睡觉，睁眼上学、上班。没有青春，没有自己的生活，只为了活着。”在她的理解里，郭富的自杀“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脱”。

郭富的房间（摄影：曹年润）

郭欣悦能理解弟弟初中开始就表现出的内向和沉默。“从小学到初中，班里很多同学家里经济条件都比我们好，我们因为离家远要住校，但同学可以直接走回家，穿得也好。我心里会羡慕人家，也会有点难过。”郭欣悦说自己直到现在也不能彻底摒除自卑的念头，但已经慢慢接受贫穷的现实，而且在大学交到了比较好的朋友，有时看到她买十几元的短袖，觉得质量不错还来要链接，“未来自己挣钱，生活会更好。”

但郭富的处境和姐姐完全不同，他只上了半年技校就辍学，没有固定的工作，时常穿梭在陌生的环境里。在郭欣悦的印象里，郭富只有一个从初中玩到现在的朋友，郭富喝下农药后给他发了消息。表哥王浩林告诉本刊，郭富辍学后就没什么朋友了。郭富离世后，郭新诚登录郭富的微信，发现他只有十几个联系人。

（应受访者要求，除郭富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