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航
努力是对的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信仰，努力是相当重要的一条。努力是对的。谁都知道这句话，也无法否认这点。你努力一点，能考个好学校；更努力一点，能进大城市；如果继续努力，还能买个小房子。你要是再努点力——那就是他那样的人了。
他的起跑线不是落后一点，是连跑道都没有。他出生在黄土高坡的窑洞，在煤油灯下学习识字。没有资源依仗，他只能拼命学。
他愿意为此忍受一切。31岁，他独自到北京读博，住着5平米的出租屋，长期伏案让他至今腰疼，脊椎两旁像插了双筷子。他的努力足以感动自己。第三次答辩通过后，他为博士论文写致谢，哭了好多次。
人们欢迎他的故事，一个“成功的草根”，多么鼓舞人心。他的论文致谢，一篇题为《可怜无数山》的文章，被百万人阅读。
他叫赵安，今年38岁，现在是兰州大学一位讲师。在学校里，他名气不比学术大佬低，许多学生听过他的故事。
●4月，赵安受一所中学邀请做励志报告会。讲述者供图努力是对的，在论文致谢走红三年后，他有了旁人眼中的一切：编制、教职、影响力，爱他的妻子、样样好的女儿。
然后呢，理想生活真的就来了吗？努力是对的，但社会很少告诉我们，拼命改变命运之后，那些成功者简历上不会写的事。
当我带着这个问题来到兰州，赵安带着十分用力的笑容接待了我的到访。他个子平平，长着一张书生的脸，翘着几缕没梳齐的头发，从头到脚穿一身黑。
“我给您汇报一下”，第一次见面，他就开始讲各种写作计划。光这些计划可能都够写本书了。他不拒绝任何问题，很多时候不需要提问，他自己一个劲讲，脸上挂着笑，眼角扯出深厚皱纹。
显然，他仍在拼命地工作，仿佛一台努力的永动机。在路口等人的5分钟，他会在手机上看一篇文献。
他也不仅仅为了职称、薪资努力。他想要当好班主任，不停驱车去郊区和学生谈心。他在为之前做村支书的村庄续写新书。他还在给女儿写亲子笔记，计划一年写十篇，实际写了三篇，焦虑到凌晨醒来写新一篇。
他不能停下。夜深人静，当他停下来，右耳会持续鸣响，像有台冰箱贴着。大四突发性耳聋后，他患上终身耳鸣。老大夫说，“年轻人别看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压，轻松生活”。
什么是放松，赵安确实不知道。他连自己手机型号都不知道，妻子给买的。他很少走出书房，晚上好多次睡到一半惊醒，梦见自己又回到了窑洞里。醒来后就睡不着，“那就接着干吧”，他翻身起来看书，或者修改PPT——工作仿佛是他的镇痛剂。
“你只能让自己永远忙起来，不停歇，但在所谓反人性的工作当中，我也能获得一些快乐，比很多人更多的回报，不管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意义）。”他说。
要说有什么燃料，那就是在他内心，始终渴望舞台，渴望被听见、被看见。这并不新鲜，人人都想要聚光灯。真正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铸造了一个永动机一般的人生？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当我提出想去他成长的家乡看看，赵安显得很欣喜。这些年，他自己也一次次踏上归途。而我希望这趟冬日末的西部旅行，能告诉我答案。
极昼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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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少年
一路上都是山，灰蒙蒙一片。因为群山阻隔，去庆阳的动车要花四个多小时，乏困的旅程让我很快睡去，但赵安一直醒着。无论前一天睡多差，他都无法在白天入睡。他羡慕那些能午睡的人，他打哈欠，但一直在看书。
到了庆阳，我们租车，前往旅途第一站：县城东边的小镇。赵安父母曾评价它，“镇原县的上海”，他评价他们的评价，“一个非常可笑的比喻。”
小镇中学里，楼房替代了平房，操场铺上了塑胶。赵安的高中班主任还住在家属楼里，还有几年也要退休了。他教了赵安一年半，赋予了他中学生活少有的亮色。他曾在书里感恩几位“善良的好老师”，老班主任排第一。
二十年前的事，老班主任记起来了些。上学时，赵安总写长长的周记，一写四五页，家国情怀一类的理想，他坚持选这个认真的学生当了班长。
他评价赵安聪明，但不是最聪明。最努力的赵安，是学校里优等生的守门员，像赵安一样考进985高校，当年能有几十个，前后几届都有考进清华北大的。
他有些失落生源外流后学校的衰落，“现在一年也就考两三个985（高校）”。更大的变化是时代本身。曾经，走出小镇“只有读书一条路”，人们崇尚四苦，“校长苦管、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家长苦供”，现在不提了，不这么看了。有学生想当网红，他说“也是条路”，但总觉得不长久，“可能我这个观念不行了”。
50多岁了，他也在努力跟上时代，聊天里不断蹦着流行词，内卷、躺平、情绪价值，说人工智能发展快，“硕士都可不好找工作哩”，他女儿就面临毕业找工作。这个小镇上教了一辈子的政治老师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告别老班主任，我们继续向西开。车开过一阵后，赵安说，自己刚刚在学校转，特地去了趟公共厕所。旱厕变成水厕，但依旧“那么脏”，“起码能收拾到人能放脚啊”。
“真他妈恶心”。他愤怒地爆了几次粗口。
像痛恨这个厕所，他痛恨自己的中学经历。早上5点多，灯都没亮，就上早自习，有天迟到，老师从讲台上跳起来踹。命运的不公让他愤怒。他说一块迟到的女生，父亲是学校小领导，被温柔告知以后不用那么早到。他的父母也是同校老师，但在外地看病，外公拖了几层关系，让那个老师不要再打了。
他的内心从没屈服过。一个念头占据他的大脑，“为了报仇而读书”，“我要牛逼给他们看”。
●赵安回到小镇中学。周航 摄
厕所、苦读、暴力、不公、父亲的病，都让少年赵安压抑。直到18岁，他考上几百公里外的兰大，第一次觉得自己可能拥有崭新的命运。
大学里的厕所竟然铺着瓷砖。上厕所，他学着别人按下，哗啦啦出水，“卧槽冲哪去了”。
这不是细节，是世界的象征。他的世界第一次变得干净、体面。他开始拥抱新世界：NBA、好莱坞，和同学们游荡在弥漫着香烟味的台球厅。不一样的是，只有他搞砸了第一次期中考试。
好像他一停下，失败就会来临。没有人能接受失败，赵安不能，他父亲更不能。他从家乡寄来一封长信，痛斥赵安“不静心学习”“我这么多年教育失败了”。
赵安一个人在宿舍里展开那封信，“嚎啕大哭”。然后他隐藏了这一切，像藏起不合格的答卷。他的室友只是看到他后来变了：每天第一个起床，去图书馆自习，深夜回来10点熄灯后，还自己用台灯接着学。
和现在的极度谦卑不同，大学里的赵安隐藏起自卑，表现出让同学难以理解的“狂”“傲气”。有人叫他“赵爷”。
他们读的草业经济管理，多是调剂过来，很多人考研，想“又一次改变命运”。赵安的目标更高，他在图书馆翻着周国平、刘瑜、吴晓波，激起文化精英的梦想，报考了上海名校的经济系。
和后面的很多次失败比，第一次失败最为惨痛。他自己形容，没有准备好离开校园，“就被抛了出去”。
考研结束，透支的身体像只皮球泄了气，一天早上在宿舍醒来，他发现世界成了单声道，右耳聋了。在校医院，医生使劲敲击音叉，他感受到巨大的声浪一阵阵呼过他的脸颊，可什么都听不到。两周后，声音回来了，留下耳鸣。
他不断回忆着往事，眼睛一直盯着前方的路。夜色开始吞没黄土高原，两侧柳树逐渐成了剪影，晚上到达县城时，街道上正烧着一团团火，将天空衬亮。
●甘肃庆阳市镇原县城，这是甘肃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周航 摄
书生的“复仇”
正月二十三，西北人“燎干”的日子，人们正点燃柴草，跳着火堆，过完这天，才算告别旧年。赵安比在兰州放松得多，看到一个，跳一个，咧着嘴笑。
和兰州一样，镇原县也建在东西走向的山谷里，一个小得多的山谷，是2020年甘肃最后一批摘帽的贫困县。赵安曾是这里的乡镇干部，小城里的“政治明星”。
大学毕业后，他做过图书管理员（心里想着这个岗位牛人辈出），南下广州闯荡过（依旧渴望大城市），期间第二次、第三次考研失败，在母亲的召唤下回来，考编。那是2012年，他24岁，第一个月工资2800块钱。
同学间他消失匿迹了，但内心的“精英主义梦想”一直在燃烧。他买了迄今人生中最贵的一件衣服，800块的黑色西装，每天穿着它，在乡政府办公室里像孔雀一样醒目。
乡镇书记赏识他，力排众议，将他推到两三千人村庄当支部书记。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各个山头，为修一条路跑到外地化缘。他在村里实践民主，用石子投票最想发展的产业。他还试图复制诺奖得主在孟加拉国的实践，在村里搞小额贷款。
●村支书赵安和村民。讲述者供图
精准扶贫启动，他调任去市委领导联系的村庄。全市工作会议在这召开。市领导亲自到场。他看着县领导、镇领导，一个个双手护裆的姿势站着，见到领导头几乎弯到腰，最后一个轮到他，他学会了如何和领导握手，把头埋得更低、更深。
他愤怒自己的卑微，几次用“跪舔”形容自己为生存抛下尊严的样子。他也希望知道这套规矩是否真的无处不在——在兰州，他曾在校车上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跟领导握手？”
他也不会掩饰自己的雄心。当年，老书记在办公室说，赵安是个好苗子，“以后可能是个县级干部”，他觉得小看自己，“就县级么”，老领导笑了。
老同事们评价那时的赵安，意气风发、充满理想，但也许太理想化了点。他也不知道一个没有背景的年轻人，仕途是多么脆弱，脆弱到当乡镇换了新书记，他成了被点名批评的一个。
我见到了一些老同事。其中一个已是副镇长，一见面，他恭维赵安，要是没离开，现在至少是镇长了。但私底下，他对此存疑，觉得赵安性格并不适合体制，他用了土话形容，意思是“太出风头”。
另一个老同事回忆赵安后来的颓废，不再穿西装，不再收拾自己，头发越来越长，胡子拉碴，整个人看起来没了精气神。
那场雄心勃勃的小额贷款实践，因为许多村民没还上被判定为失败。老同事记得那个画面，新书记要求赵安做检讨，赵安做了一次“不像检讨的检讨”，读完，宣布辞去一切职务，扬长而去。
小城路窄，从乡政府走三五分钟就到县政府。这条窄窄的马路，就是小镇公务员的全部宇宙。三年村支书期满后，赵安曾经很多次走过这条街，从乡政府到县委组织部。在领导办公室，他站得笔直，双手护着裆，希望“组织加加担子”，领导眼里看着文件，嘴里说道，“年轻人着急干嘛”。
●做村支书时的赵安。讲述者供图
县城烧着一团团火的晚上，赵安重新走在这条马路，平静地回忆曾经的卑微，偶尔露出鄙夷的神情。这种鄙夷既是对环境的，也是对自己的。他讨厌自己的卑微，但是摆脱不了。领导一坐下吃饭，他也是抢着递碗拿筷子的年轻人里一员。
新书记上任，他不是不想讨好，而是“人家没给你这个机会”。他成了领导用来树威的靶子（老同事们也大体同意这个说法）。这激发了他最后的尊严，并且决心以一个书生的方式“复仇”——整理出近30万字工作记录和思考，编纂成书，试图以学术的方式证明自己。
他打印出八本，背着它们，到北京找出版社，把书稿恭敬地递到桌上，“您花几分钟时间看下”。一个月，跑了几十家出版社，书都没发完，人家不收。
他绝望地回到了故乡，觉得自己“这辈子要烂在了”，接受命运的安排，订婚、买房、买车。
直到一天晚上，他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俞敏洪说当年为项目找了100个人，他“一下子坐了起来”。那么一点点燃料，永动机又转动起来了，坐在电脑前，不停给出版社发邮件，发到“人都恶心得不行了”，终于收到一条回复。
为了出书，他自己掏了两三万，“打光所有子弹”。书的序言标题是，“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
但这本书没有掀起任何浪花。出版后，他揣着书，经朋友介绍拜访省委某部。刚一坐下，处长劈头盖脸一通骂，谁给你的权力出书？你来有什么诉求？他懵了，不知道怎么回，憋出一句，“就是想给组织汇报汇报”。
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外，赵安看着远山，突然，他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当初做上副乡长，我会一直留在这吗？”
我说不知道。至少老同事们相信他会的。
他有些失望我的回答。我举起镜头，他转用接近他散文的语言说道，“我的出走是必然，是青山遮不住的，不是说给个乡长就把我遮住了。”
●赵安出版的第一本书。讲述者供图
思考不完的问题
她是在赵安做乡镇干部时认识他的。她也是体制里的一员。但和赵安完全不一样，她没什么野心，“领导安排好的工作，兢兢业业干完就行。”
一个上进的人，看着每天晚上回来还要复习的丈夫，她这样理解。赵安也会聊起同学，通过考研“一飞冲天”，改变命运。她也跟着考研，抱着最简单不过的想法，回来上班能加点工资。
第一年，他考上一所没那么好的学校，选择了留在村支书的岗位上。第二年，他报名了，没时间参加。第三年，仕途受挫的他改报了法学。第四年，他考上了兰大法学院。
她不是苦情配角，而是赵安的头号支持者。赵安辞职，她当乡镇领导的父亲，坚决反对女婿的折腾，她不在意。一年后赵安去北京读博，她也点了头。
丈夫读博士那几年是最艰难的。他身体也出了问题，靠服药对抗焦虑，胖了一圈。有天，他在北京骑着自行车，突然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攫住，站路边，拨通了妻子的电话，“这病没好嘛，又卷土重来了。”
但她不记得这通电话了。这样的电话太多了。她说的最多的是，不行就回来待一段时间，“家就是避风港”。有次赵安真买机票回来了。她也去过北京，请长假，带着女儿、婆婆，陪伴了三个月。
“家庭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说我没有能力走出去，他既然有能力走出去了，我就尽我的最大能力我就支持他，让他实现一下他的理想。”她说，“起码最粗俗的理解的话，博士毕业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差吧？”
丈夫那篇后来被上百万人阅读的“致谢”，她是第一个读者。全文3700多字，赵安记录了自己的曲折人生，他提到妻子，感谢她“朝圣者的灵魂”，也感谢母亲的资助和理解，笔墨最多的是他父亲，久病的父亲在他大三时候去世。
在没见过面的公公身上，妻子更理解了自己的丈夫。她记得丈夫写的一个场景，家乡桃子熟了，父亲小时候挑着扁担去集市换粮食，遇上大雨，慌不择路，桃子散落一地，他一个人在大雨中捡。赵安写道，“忍不住想冲进雨里，为慌乱的少年撑一把伞”。
她看得眼含泪水，“也是在写他自己”。丈夫也没有人撑伞，也有捡不完的桃子。
努力是对的。赵安入职兰大后，他们在郊区买了大房子，房产证只写上她的名。
“因为我老说没有一个家，他就给我一个安稳的依靠，说是给我安一个家。你说我付出没有得到回报吗？我得到了。”坐在美式风格的宽敞客厅，妻子泛起泪水说。
她置办了家里的一切。赵安没什么兴趣爱好，生活也不讲究，她每天一遍遍提醒他洗脸、刮胡子、理头发，有时候赵安说，“书都读不完，哪有时间干那些闲事”。直到站上讲台，他也开始自嘲自己真丑。
生活简单到一天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偶尔在外面吃饭，吃完逛街，没逛一会儿赵安就说没啥意思，有啥可逛的呢？赵安掰开来给她算时间，吃饭、睡觉、上课、陪闺女，一天没剩几个小时，“不能浪费”。
妻子觉得生活可以了，超过畅想了。可是，丈夫没有停下脚步，很少走出那间新装修的书房。这下，连妻子都不太理解丈夫到底在追逐什么了，“他好像有干不完的劲儿，有思考不完的问题，一头扎进去又出不来的那种。”
●中国社科院大学毕业典礼，赵安作为代表发言。
老六回来了
赵安越来越放松。随着旅途深入，他的笑有了更多孩童般的自然。他开始更多地用你，而不是“您”来称呼我。
我们前往旅途的最后一站，也是赵安人生的起点：黄土高原腹地的窑洞。窑洞建在半山腰，我们沿着土坡步行往上，赵安躬起身，双手背在身后，他的祖辈、兄弟、乡人都这样走路。
窑洞已荒废数十年。院子里，冬天的雪依旧积着，新雪还在零零飘落。我们笨拙地穿过满地的荆棘，走进窑洞，如今这里空空如也。他待了很久，连窑壁的缝隙都要一条条看。
因为是超生的“黑户”，他在这里度过童年。那是最贫苦的岁月，但在他的梦里却是轻松的。其实他已经想不起了太多了，“只是听说过爷爷奶奶非常爱我”。
离开院子，他想再往上走。以前，去往外面就这一条路，一路往上，通向高原的平面，能走到小镇的集市。他记得自己总是站在院前目送父母离开，一直看他们走到远远坡上，妈妈鲜艳的围巾在风中飘，父亲一直挥手，“快回去吧”“快回去吧”。这个画面在一次次梦中变得更清晰。
每次回来，他都会感到悲伤，“爱我的人都不在了”。但他又很乐意回来，“到这里能获得治愈”。每次回来，他要走到坡上，在父亲招手的树底下坐好久。
他父亲叫赵越，当地话念做超越。他才是老赵家第一个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独自背上行囊离开窑洞，走山路去上学，参加了三次高考，成了小镇数学教师。
他是严厉的父亲，对儿子极少夸奖。肝病早早吞噬这个西北男人的雄心，也吞没了整个家庭的经济。他变得更沉默。赵安敏感，他一哭，父亲就打他，“男子汉，不许哭”。他要求苛刻，得努力学习，还得学会忍受痛苦，经常说的话是，“学海无涯苦作舟”。
也许这是父亲在教会儿子残酷土地上的生存法则。但赵安清楚看到了它的缺陷，他在文章里反思父亲教育，“他不会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过度努力而身心俱毁。”
但命运的共通在于，他也同样在透支式地努力。摸到中年的门槛后，他越发害怕像父亲一样早逝，但他不是停下来休息，而是更加拼命赶时间。
多年以后，当自己也成为父亲，涉过生活的沼泽，赵安更清楚父亲曾达成的成就。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愿意一次次回来，一次次走到坡上，去理解父亲，也是理解自己。
但这天我们没能上去，路太泥泞，脚像陷进沼泽。我们停在了路旁，旁边有块梯田，冬日里覆着土黄的草，里面有个土包，上面长满荆棘。我盯着看的时候，赵安说，这就是他父亲的墓。
赵安告诉我，黄土高原里的人生生死死，通常是没有墓碑的。“我大哥一直跟我说，我爸一辈子终究跟我们老百姓不一样，你给他立块碑。”
“那为什么不立块碑？”
“这两年太忙了。”他埋下头说，开始往下走。
老赵家有六个堂兄弟，赵安五个哥哥都搬到了原下，现在这通了公路。他们的命运线都钉在了这片黄土地。下午，有人出去打麻将了，有人去外面看病，有人外出打工，只有二哥在家。见到赵安，他第一句话是，“老六回来啦”。
老六确实回来了。父亲去世后，赵安承担起家族的责任。车祸、离婚，孩子买房、找实习，都得找老六这个唯一读了书的文化人出主意。
二哥独自在家，屋里没舍得烧炕，冷得让人哆嗦。我们聊起了他早逝的父母、吃不饱饭的童年、还在种的庄稼。不说老六，老六父亲能吃上官家饭，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老六父亲工作后就在小镇住上平房，而他们，十年前才搬进平房。
二哥说，这要归功于他们的爷爷。他用一种坚决的态度，扛着少一个劳动力的压力，将最小也是唯一亲生的儿子，供养了出去。他们的爷爷，在村里是少有的识字者，另一个村民说，连他名字都是赵安爷爷取的。
赵安不知道这一切。他一直都以为自己爷爷不识字。离开的时候，他想起另一个人，他的姑妈，18岁嫁了出去。
“是不是那一点有限的彩礼，爷爷也都投入到我爸爸的教育当中来了？”离开村庄的路上，他自问道。车外又开始飘雪，西北的冬季总是格外漫长。
赵安主动提议去趟姑妈家。这是庆阳市最富饶的土地，有着大片平坦土地，但姑妈家还是平房。她刚放羊回来，脸上红彤彤的，双手和脸颊都冻得皲裂，像油画里的人。
老六来了，她一直笑，一点看不出去年刚从ICU里活下来。她骑着三轮，被一辆无牌车撞到，切了脾脏。肇事者现在都没找到，电话打到赵安这，他又能怎么办，只能力所能及资助些钱。
这次临走，他又给姑妈塞了几百块。老六现在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赵安的家乡，甘肃镇原县建华村，如今绝大多数人已经住进平房。周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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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5-17 11:2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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