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都在努力引战亚洲，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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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
昨天 08:55

【导读】在经历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期后，面对近年来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态势，有人开始议论“S3”（第三赛季，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作者指出，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一国国内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平，与国家之间的不公平逐渐浮出水面，内部不公平将导致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国家间的不公平则导致民族主义的崛起。当内部问题无法通过革命来解决时，对外发动战争就成为优选手段。

本文指出，当前主要大国都在努力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引向亚洲，亚太地区注定成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在过去数十年里，亚洲是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为和平的区域，而美国将自身利益深度嵌入亚洲，积极主动将中国视为苏联之后的下一个外部敌人。俄乌战争以来，美国进一步将中俄捆绑，声称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俄支撑战争的“主导性因素”；在日本等国的配合下，北约更是不断将其军事联盟转向亚洲。无论是地缘政治、常规战争，还是核威慑，亚洲的局势在迅速恶化。尤为严峻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还在纷纷加入这场威胁的战争游戏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如何应对如此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局，是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

本文原载公众号“大湾区评论”，原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及其亚洲“火药桶”》，延伸阅读亦来源于作者访谈。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第三次世界大战及其亚洲“火药桶”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

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

▍世界大战的阴影重现

随着二战以来所确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解体，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的地缘政治越来越动荡不安，这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不可避免。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新形式的冷战早已经在大国之间开始了，接下来的问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会发生在哪里？

所谓的世界大战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是相关国家制造的。但是，国家并非抽象，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最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尽管参与（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战争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但决定战争与否的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相关国家的掌权者。

即使对决定战争的掌权者来说，战争并非毫无理由。自古至今，战争背后便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是利益驱动人们发动战争。

这方面，人们可以把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从内部革命延伸到国际冲突。托克维尔认为，贫困不见得造就革命，革命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从贫困到富裕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革命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有了利益分配。国际冲突也具有同样的逻辑。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导致两种不公平：一是一国之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平，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之间的不公平；二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公平。内部不公平导致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国家间的不公平则导致民族主义的崛起。欧洲的一战、二战便是欧洲高速经济发展过程的产物。

有了这个结构性条件，形成战争的“导火索”则成为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没有客观的“导火索”，也会有人制造“导火索”。有人好战，有人不好战，但总体上看，当政治、外交和威胁等其它方式解决不了利益纠纷的时候，人们就会诉诸战争。好战的政治人物较之不好战的政治人物更倾向于诉诸战争来解决争端。

俄乌战争和以巴冲突依然在进行，人们担心这些地区性冲突可能会演变成多国卷入的更大冲突。不过，大部分观察家并不认为这些地区会演变成新的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同时，各种迹象表明，主要大国都在努力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引向亚洲，亚洲正在迅速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

▍亚洲成为“火药桶”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亚太地区注定成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道理很简单，这里具备了导致世界大战的所有要素，可以作这样的表述：经济利益+美国+亚洲版“北约”+军事现代化+民族主义。也就是说，美国正在成为亚洲战争的重要组织者，而美国策划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其在亚洲可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考虑到美国无法通过革命来消化其内部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时，外部战争变得更具可能性（参见《美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至少自近代以来，内部革命和外部战争是两种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低估美国发动战争来解决其内部问题的可能性。

为什么是亚洲？在论述亚洲之余美国（和西方）的重要性这方面，美国方面的论述比比皆是，这些论述无数次地被重复。美国外交界两位重量级专家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刚刚出版的著作《失去的十年：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实力的崛起》(Lost Decade: The US Pivot to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中对此作了最为直接的表述。在这两位外交家看来，亚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亚洲在全球范围内所占据的“数据”和中国的崛起。亚洲拥有世界60%的人口，有前五大经济体中的三个，占全球40%的GDP，全球总出口量的41%和进口量的37%，有全球一半的现役军人，前十大军事力量中的六个，九个拥核国家中的五个，以及世界前十大碳排放量国家中的六个。但在他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持续威胁”。

这些数据来之不易。在过去数十年里，亚洲区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为和平的区域，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史的另一奇迹。上一个这样的奇迹发生在一战三十多年前的欧洲。当时欧洲也实现了高速的发展，繁荣与和平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以至于当时的人们认为，没有人会诉诸战争来解决国际问题，诉诸暴力（革命）来解决内部矛盾。但不管人们对和平寄予多大的期望，战争还是发生了，并且不仅一次，而是两次战争，还是卷入多国的世界大战。

现在轮到亚洲了。如同一战前的欧洲诸国，今天，经济发展也加快了亚洲各国的军事现代化。尽管亚洲国家经济上也实现了互相依赖，甚至是高度的互相依赖，但也如同欧洲，由于各种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亚洲的和平极其脆弱。在经济互相依赖的表象下，亚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史无前例，国家之间的现实矛盾往往伴随着历史问题不时地浮上台面。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给“域外”大国——美国——一个极其有利的结构性条件来主导亚洲事务。尽管美国声称要实现的是美国治下的亚洲和平，但事实上刚好相反，美国主导下的亚洲正在快速地滑向战争。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实际上并非“域外”。所谓“域外”国家仅仅指的是地理位置，即美国处在太平洋的东岸。但从利益来说，美国是深度嵌入亚洲的。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深度介入亚洲事务，从日本到朝鲜半岛，从东亚到东盟，没有一个国家如美国那样深入嵌入亚洲。尤其是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成为世界经济重心，即使在经济上，美国也越来越成为亚太国家，而非传统上的大西洋国家。如此，美国维持“帝国”（霸权）的欲望和其在亚洲实际的经济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巨大的动力，在维持霸权的同时获取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一般上，人们把奥巴马提出的“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广泛视为美国开始把其注意力、时间和资源大幅转向亚洲地区的标志，从而增加美国在本世代决定性竞争中的胜算。“重返亚洲”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就这点而言，实际上，这一政策的起源更早。前苏联的解体意味着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了，美国传统上的“敌人”不复存在。自那之后，美国开始重新界定“敌人”，那就是中国。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一上任，美国就开始盛行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并且也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只不过“9·11”恐怖主义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重点，拖延了美国的亚洲战略。

上引两位作者布莱克威尔和方丹书中总结了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失败的几大原因，包括：第一，美国长期低估了中国带来的挑战；第二，其他地区冲突不断，分散了美国的精力，旧的冲突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叙利亚、伊斯兰国等问题，新的冲突有俄乌战争，以及再度爆发的中东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等；第三，美国历届政府对“重返亚洲”的具体目标、财政开支、政策细节一直存在分歧；第四，这个议题在美国国内关注度过低，导致没有一任总统给予足够重视；第五，亚太地区没有发生类似“珍珠港偷袭”或者“9·11”那样的爆炸性事件引起足够关注。

因此，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在失去了十年之后，美国必须重新转向亚太了。这也是自明的。正如我们之前多次讨论过的，自“印太”概念产生以来，美国已经在这个地区构建了至少7个“小多边”，并且都是针对中国的。在美国的各种声明中，总是强调美国这样做是为了“遏制”所谓的因为中国可能产生的冲突，或者说“避免”战争。但是，经验地看，发展的方向恰恰相反，美国的作为正在构建一个总体战争构架，并且是全球性的构架，至少包括“北约”、亚洲版“北约”和亚洲国家。同时，美国的作为也引发了俄罗斯和朝鲜的战略急速调整，也同样把“冲突点”引到亚太地区。

▍美国的亚太布局

北约战略重点转向中国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核心要务。中国和欧洲国家并无直接的地缘政治之争，双方的交往一直以经贸为主。但是，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大搞认知战，塑造了所谓中国对欧洲构成了“威胁”的认知。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和欧洲本以为很快就可以拖垮俄罗斯，但显然并没有达到其目标。因此，美国把矛头对准了中国，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俄罗斯能够支撑这场战争的“主导性因素”。美国主导的诸多欧洲政策研究机构竭力配合和落实认知战争。这很快促成了北约战略转向中国。

今年，北约成立75周年，已经拥有32个成员国，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新增了芬兰和瑞典。但是，北约早已经不再是其所宣称的“和平使者”，而是成为了十足的战争制造者。俄乌战争的背后便是北约的扩张对俄罗斯造成的极度不安全感。今天，北约在努力往亚洲移动，并且充满了准备战争的味道。2024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峰会7月9日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希望寻求加强与欧洲盟友合作，来应对所谓的“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尓·麦考尔（Michael McCaul）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北约成立的宗旨是为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而这个压迫者现在是由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组成的‘邪恶联盟’”。麦考尔还表示：“让我担心、让我夜不能寐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北约可以阻止它”。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说，这次峰会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围绕中国，北约聚焦五个议程。第一，北约为什么要把战略关注转移到中国？第二，北约要向中国传达什么信号？第三， 抗击“中国威胁”，北约要如何发挥实质作用？第四， 北约是否会与中国直接硬碰硬？第五，北约为什么要再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在北约峰会前期，美国和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竭力妖魔化中国，一如既往地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在接受美国媒体访谈时表示：“乌克兰战争表明，俄罗斯与中国、朝鲜和伊朗的关系是多么紧密。中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主要推手。”

正如国际事务观察者们所预期的，北约峰会发布声明，首次公开谴责中国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

（一）北约转向亚太

为了把北约引向亚洲，或者建立亚洲版北约，美国主导的北约近年来积极寻求与亚太国家合作。今年的华盛顿北约峰会再次邀请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几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领导人与会。自2022年以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所谓的“印太四国”（IP4）一直受邀参加北约峰会。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话来说，这四个国家历次受邀参加峰会体现了欧洲伙伴国和亚太地区伙伴国日益认识到，彼此的安全挑战正在日趋融合，“这是我们政策中非常刻意的部分，就是打破欧洲联盟与亚洲联盟之间的隔阂。”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扮演着美国代理人的核心角色。尽管内政无成绩可言，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在塑造亚洲北约方面铆足了劲。首相岸田文雄在今年6月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上呼应了北约国家在欧洲的安全重点关切，再次提醒“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当然，这不是岸田文雄第一次做这样的表述了。近年来，日本一直在异常频繁地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推销”这一观点。

在岸田文雄的推动下，日本日益成为欧洲和东北亚之间的桥梁。2023年，日本和北约签署的《个性化伙伴计划》（ITPP）涵盖海洋安全保障、虚假信息、太空等广泛领域，双方将提升军事安全力量间的互操作性与互适用性、提高联合演练频率、强化情报信息与经验合作。日本还一直在与北约成员国分别谈判并签署新的《互惠准入协定》（RAA），加强防御训练和能力建设。2023年初日本就已经与英国签署了一份《互惠准入协定》。日本和意大利今年发布了一份至2027年为止，涵盖外交、防卫和安全保障等7个领域的行动计划，意大利也是日本开发下一代战斗机的核心伙伴之一。

日本也和菲律宾在7月8日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RAA)，允许两国军队进入对方国家进行意在针对中国的联合军事训练。《互惠准入协定》简化军队互访及武器弹药运输的程序，减轻联合训练的程序负担，促进两国军队的互相操作性，被视为“准同盟”的防卫合作。

（二）朝鲜半岛核武问题

在亚洲正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进程中，更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朝鲜半岛。二战以来，朝鲜半岛一直是亚洲区域冲突的一个现实的和潜在的引爆点。朝鲜历来是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关切点。对中国来说，尽管美国也在南海和台海问题上大做文章，但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是直接当事人，可以调整自身的战略，从而有效地管控潜在的冲突。朝鲜半岛则不然。如朝鲜战争所告诉人们的，尽管中国不是直接当事人，没有任何有效的机制来管控朝鲜的局势，但中国势必被拖入半岛的冲突。自朝鲜半岛核武问题产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这种被动的局势之中。

今天朝鲜半岛局势看似平静，但实际上孕育着更大的危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朝鲜一直是俄罗斯的坚定支持者。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今年6月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尽管朝鲜驻联合国大使金成向安理会表示，“没有理由担心俄朝两国签署的协议”，因为这一协议旨在“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但西方并不这样认为，西方把此视为是“联盟”之举。人们认为，这一协定一方面是俄罗斯和朝鲜两国各自的安全需要，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俄罗斯感觉到欧洲战场的压力，也在努力通过把矛盾的焦点引到亚太地区来，减轻其在欧洲战场面临的压力。不管如何，这一协定更进一步促进了日韩与美国的联系。最近来自美国的消息更不容忽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它们的新党纲中均删除“朝鲜无核化”的陈述，韩国自然担忧美国是否承认了朝鲜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同时，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称，现任总统拜登（Joe Biden）已经于今年3月批准了一项高度机密的美国核战略计划，首次调整了美国的威慑战略，将重点放在所谓的中国核武库的迅速扩张上。

▍亚洲社会的挑战

从地缘政治大转移的角度来说，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战争危险。无论是地缘政治、常规战争和核威慑，亚洲的局势在迅速恶化。但令人悲观的是，亚洲社会不仅对这种危险没有足够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纷纷加入这场威胁的战争游戏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不仅如此，亚洲各国之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历史上看，民族主义情绪经常成为导向国家间冲突与战争的重要因素。在社交媒体时代，各国决策者更容易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从而失去理性，作出非理性的决定。

中国无疑是这场地缘政治中的“风暴眼”。从地缘政治剧变的角度，人们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也很自然，如何应对如此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局，是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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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如何回应和管理美国的“综合中国恐惧症”？

✪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

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

▍美国的对华恐惧及其特征

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承认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读者注意一下刚刚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选择为其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的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J.D. Vance）近年来有关中国的言论，人们很容易感受到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恐惧。实际上，如果经常阅读美国的报纸，就可以读到大量的歇斯底里的文字，逢中必骂、逢中必反、逢中必战。例如最近就有几个充分反映这种情绪的重大反华新闻，在这些新闻中，尽管当事者想尽各种办法来包装和理性化其观点，却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其对华的恐惧。

新闻一。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党纲委员会小组在今年7月9日于内部通过2024年党纲草案，新版党纲已于7月18日晚上在密尔瓦基（Milwaukee）举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正式公布。在2024年党纲中，除了与美国的联盟合作以对抗中国和打击恐怖主义之外，也将在经贸上对中国实施更多制裁，并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防止中国汽车进口美国。

新闻二。在共和党党纲草案公布的同日，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Mike Johnson）也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强调“中国是我们头号的敌人”。他透露，中国对全球和平构成最大威胁，众议院会致力在年底前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法案，以便明年初新一届会期开始时实施，当中包括制裁协助俄罗斯和伊朗的中国军工企业、进一步限制对华投资，以及堵塞被中国用以损害美国利益的贸易制度漏洞等方案。他又表明，下届国会将保留侧重解决中美经济和安全风险的“中国威胁专责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reat）。约翰逊还强调说，以中国为首的威胁网络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取代美国，包括俄罗斯、伊朗、北韩（朝鲜）、委内瑞拉以至古巴等网络成员会互相借力坐大，在各方面盗取美国科技和颠覆该国经济。作为应对，不好战的共和党人会做好准备，实行以实力争取和平，绝不退让。

新闻三。属保守派的《华尔街日报》，其社评委员会在7月9日发表题为《约翰逊 - 自由世界的领袖》的评论，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恐怕也不会比他说得更好，特朗普在党的大会上照抄了他对中俄等国的拒绝绥靖主义言论。

新闻四。2024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峰会从7月9日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希望寻求加强与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一位众议院外交领袖对美国之音（VOA）说，“让我夜不能寐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北约可以阻止它。”

新闻五。北约首次公开谴责中国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要求中国停止向俄罗斯运送“武器部件”和其他对重建俄罗斯军队至关重要的技术。

美国的对华恐惧呈现出几个特征。第一，这种恐惧症是综合性的，涵盖地缘政治、军事、经贸几乎所有的方面。第二，这种恐惧症是全政府模式的。过去，美国政府也一直在叫嚣“中国威胁论”，但主要局限于几个政府部门，例如军方（为了争取更多的军费）、国务院和国会，但现在的恐惧症遍布全政府。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政府期间提出的应付中国的“全政府模式”不仅延续至今，而且变本加厉。第三，这种恐惧症是全社会模式的，也就是这种恐惧症蔓延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美国社会是分权和分散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国认知不见得和政府的认知具有一致性，相反，在更多的场合，社会的认知和政府的认知不仅不同，而且相反。但今天则不一样了。美国政府的恐惧感已经蔓延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点反映于各种民意调查中。第四，这种恐惧症具有强大的扩散和传染性质。首先传染到美国的盟友。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接受美国的对华认知，至少从表面上表现出一起和美国“抗中”。这次北约峰会，罕见地集体公开指责中国正在大力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地。美国很显然已说服了一些北约怀疑论者，他们以前不认为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关键参与者。美国也在努力把这种恐惧感传播到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美国掌握着话语权和话语权的基础设施，美国的传播性相当高。

实际上，在很多美国精英那里，只有彻底打败中国，美国才可能从这种恐惧感中解脱出来。这种情绪显著地反映在了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ering）和美国众议院“中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前任主席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今年4月中旬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除了胜利我们没有选择：与中国竞争，美国必须取胜，而非管控”。

▍美国对华恐惧的核心——“综合症”

1 经贸领域的对华恐惧

在经济领域，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距离依然很大。无论是市场还是科技，美国依然为很多国家所向往。在这个领域，美国的恐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从特朗普开始发动对华贸易战争以来，美国花费了巨大的人财物来打压中国，但中国经济不仅显现出巨大的韧性，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越来越强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诸多新经济领域（主要在新能源领域）开始引领世界经济。在众多的实体经济领域，尽管美国可以拖慢中国的进步，但已经毫无能力扼杀中国经济了。

然而从现实来看，美国的投资审查和限制显然并不是很成功。2024年7月9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Andy Barr）问耶伦：“财政部已禁止美国与某些与中国军工复合体有关联的公司公开交易的证券进行交易，但自被列入中国军工复合体（CMIC）名单以来，海康威视的收入增长了30%，中化集团的收入上涨了60%，中国移动的股价飙升了90%，华为和中芯国际继续开发先进的5G芯片，而华为本来就不是上市公司。显然，对公开交易的证券的交易进行监管已被证明是无关紧要的。为什么财政部不对这些中国军工复合体公司实施限制性的制裁呢？”

对此，耶伦无言以对。但即使是很多人所担心的金融领域，美国也已经变得忧心忡忡。尽管这个领域，美国一霸独强，占据全球范围内的绝对主导地位，但美国发现自己并不能随心所欲。在同一场作证会上，当问到“在国际金融领域，她最大的担忧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耶伦回答说：“我有很多不同的担忧，但在制裁领域，我们可以采取非常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因为美元在国际交易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切断外国银行或其他企业或个人通过美国金融体系进行交易的能力，以及参与美元化的能力”。但是，“我们实施的制裁越多，越多的国家会寻找不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方式”。与此相反，人民币的国际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很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希望能够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并使人民币也能像美元和欧元那样，跻身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行列。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战争导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这使人民币至少在俄罗斯已取代美元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货币。

美国在不断深化和升级对华经济认知战，意在影响国际资本对华投资行为。美国已经制造出试图达到这一目标的话语，包括“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经济衰退论”“中国可不投资之地”“中国资产泡沫论”等等。美国也就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制造了“中国产能过剩论”，试图影响和阻止中国新能源产品的出口和国际化。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格夫（Kenneth Rogoff）所警告的，美国与中国贸易斗争会“害惨美国平民”，从而引起美国社会的反弹。罗格夫认为，美中的自由贸易壁垒，是造成价格上涨、人民对政治反弹的主因。罗格夫认为，在近年来的美国政策论述中，中国冲击经常被描述为一个巨大错误，它摧毁了铁锈地带（Rust Belt）的城镇，并导致经济不平等的情况更严重。但是，虽然与中国生产商的竞争，对一些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产生不利影响，但自由贸易无疑创造了更多赢家，而不是输家。

低收入美国消费者一直是低价中国产品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实施进一步贸易限制，恐将导致物价上涨和人民的反弹，因为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外，没有国家可提供那么低廉的产品与市场，若继续在贸易方面与中方对抗，将影响美国一些低收入民众。

2 科研领域的对华恐惧

美国甚至在科研领域对中国产生了恐惧感。在中国看来，这个领域可以说是美国的最强项。二战以来，美国凭借其开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人才，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人才高地，从而赋能美国占据科研的绝对霸主地位。但美国人并不这样看，相反，他们开始恐惧于在这个领域被中国赶超。

“今天美国在科学领导力方面表现如何？这方面的消息可不太好。”近日（6月27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马西娅·麦克纳特（Marcia McNutt）在一场演讲中对美国在全球科研领域的领导地位进行分析，指出了这个她称之为“令人不安”的趋势。

麦克纳特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很多领域正在奋起直追甚至已经反超美国。她认为美国需要采取行动，以确保其在科学领域保持强大。

例如，虽然美国目前仍然是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最多的国家，但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大幅增长，相信不久后就会追上美国。并且，中国的投资已经产生了成果。例如，2006年至2020年间，美国在全球顶尖论文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中国则逐年上升，已经超过欧盟，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

例如，在药物研发方面，2013年，中国处于I期至III期试验的药物在全球所占份额只有4%。仅仅十多年，现在已经达到28%。而美国的曲线正在缓慢下降。

再如，在2023年世界500强公司中，中国上榜企业有142家，超过美国的136家。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国工业的崛起。

麦克纳特坦言，尽管美国在诺贝尔奖数量上保持领先，但诺贝尔奖是一个非常滞后的指标，通常是在获得科研成果之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才颁发。

麦克纳特因此认为，美国应该重新思考当前的模式。她认为，美国科学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非常依赖国际学生。依靠外国学生的情况不太可能持续下去，美国必须创造未来的科学劳动力。

麦克纳特表示，尽管美国希望培养自己的本土人才，但也仍然想要继续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学生。她特别提及，2021年到2022年间，中国赴美学生的数量下降，“这令人担忧”。她认为，中国学生数量下降原因之一是中国加大了研发投资，并由此指出，国际学生的选择更多元了，美国不再是他们的首选。麦克纳特称，中国现在授予的科学和工程学位比美国多，我们的损失就是他们的收益。

3 制度层面的对华恐惧

美国对华最深层次的恐惧莫过于制度层面。在这方面，美国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这位激进的反华议员在近期表示，美国曾希望用资本主义改变中国，但反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因此面临灾难性错误。

卢比奥强调，美国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是与中国的竞争，这是历史性的挑战。在这项挑战中美国要记住，核心问题不是中国本身，而是几十年来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中根深蒂固的美国两党共识，即经济全球化带来财富、自由与和平是必要之物。卢比奥指出，经济全球化及自由和平，几乎已成为一种宗教信仰。美国相信人员、金钱和货物跨境自由流动的力量，可解决几乎世界所有问题。这就是美国建立政治的方式，也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

卢比奥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增加民主盟友，进行史无前例的赌博，美国邀请了各种非民主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签订了各种贸易协定、条约以及规则和条例。在所有达成的协议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WTO )。美国向人口众多的中国开放了美国的经济。因为美国认为，资本主义将改变中国。但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中国还改变了资本主义。

更有甚者，中国开始在世界各地试图输出中国模式。卢比奥说，对于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可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不过，卢比奥所恐惧的不仅是他所说的“中国模式”，更在于美国民主所遇到的困境。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显示出“美国民主必胜”的信心，但美国社会本身对美国的民主早已经没有了往日那种“历史的终结”的气势，因为美国民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内部的挑战，主要是绝对的社会不公平与分化。同时，非西方国家对西方民主的认知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并不认为西方民主是唯一的政体选择。这也是卢比奥所说的“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

4 地缘政治层面的对华恐惧

所有这些恐惧最终转化成为美国的对华地缘政治恐惧。在这个领域，美国实际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为两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所包围，周边只有两个国家（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威胁到美国本土。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国的军费在增加，但也仅仅是美国庞大军费的一个零头。相反，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则复杂得多，被数十个国家所包围，并且迄今依然有领土和领海之争。尽管如此，在这个领域，中国做什么都可以被美国解读成为和美国的地缘政治之争。这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与美国“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有关。美国学界和政策界一直有“修昔底德陷阱”一说，类似于中国传统的“一山不容二虎”的说法。因此，美国是绝对不会容许另外一个国家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当今，中国正是那个被美国视为“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另一方面，强调地缘政治也是因为只有通过地缘政治冲突，美国才会有可能遏制和围堵中国。因此，拜登政府明确说过，美国已经放弃了改变中国内政的企图（尽管实际上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也不会放弃），改为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正如我们之前数次讨论过的，美国在中国周边已经营造了7个小多边（即我们所说的“团团伙伙”），意在遏制和围堵中国。

▍如何管理美国的对华恐惧？

显而易见，对中国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层面，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管理美国的对华恐惧症？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首先是需要理解美国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恐惧感。美国对华恐惧感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妖魔化中国，对中国搞各种认知战。但如果我们以牙还牙，互相妖魔化，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因为议题是美国设定的，我们只能跟着回应。“以牙还牙”的方式可以理解，因为国家的崛起在民众当中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骄傲感和荣誉感，人们也经常把对美国的“以牙还牙”视为是爱国主义的表达。尽管如此，但效果并不好。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所导致的“流量”经济驱使下，商业民粹主义和商业民族主义盛行，很多自媒体只讲流量，不讲任何道理。因为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内部媒体和外部媒体几乎很难分开来，诸多极端的言论实际上有效帮助美国的强硬派去动员着美国社会层面的力量来应对中国。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所谓的“大翻译运动”就是如此。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在各个方面大打对华认知战，其引用的大量资料即来自国内的各种媒体。

也就是说，针对美国的对华恐惧症，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定力，先要看看美国的恐华具体表现，思考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再有的放矢，找到有效的对策。

第二，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正面来叙事中国，也就是这些年一直在强调的“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故事”的目标就是让人家理解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上接受我们。如果讲了之后，人家不能理解，甚至理解反了，那么就表明我们没有把故事讲好。尽管对国外的一些反华人士来说，我们怎么讲，他们都不会接受，但这并不影响多数人。我们讲故事的对象并非这些反华分子，而是大多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便是上述“以牙还牙”方式的必然结果，因此太过于急着回应人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因此，表现上好像针锋相对，但实际上在帮助对方。

第三，在具体的领域，包括经贸和技术、政治体制、地缘政治等，我们可以回应，但应当意识到，回应不是简单的反弹和反应，而是在总体国家战略中的回应。也就是说，回应必须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是理性的反应，而非简单的情绪回应。

第四，在地缘政治领域，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地缘政治的企图，中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周边。但正因为如此，美国遏制和围堵中国的重心也在中国的周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快国防建设，有足够的能力保家卫国。不过，要有效回应美国，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必须“走出去”，超越周边。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和机制能够带来地缘政治利益，尽管其本身是经济合作倡议。在今天的世界，各国越来越难以把经济发展和安全区分开来，实际上，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发展就谈不上安全。中国把“一带一路”定义为我们赋予国际社会的“国际公共品”，主要是因为这个倡议能够使当地国家和地区获得发展利益。但同时，正是因为当地社会获得了发展，当地国家就要平衡对华的经济利益和对美的安全利益。这有助于中国化解美国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简单地说，如果在地缘政治领域和美国的竞争不可避免，我们也要选择“异点”和“异轨”竞争。在周边，美国把重点放在通过拉帮结伙来遏制和围堵，我们把重点放在防御，并通过包容性多边主义寻求突破；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把重点放在安全轨道，而我们把重点放在经济轨道，让当地国家来平衡其安全和发展的需要。

第五，在经贸上，如前所述，美国的对华“卡脖子”和“脱钩”政策并未如期所愿。美国的打压不会停止，但中国企业依然会找到相应的方法。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经济和企业会继续受到影响，但美国强硬派所设想的完全的脱钩几乎很难实现。实际上，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有巨大的空间和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美国。在内部，我们可以继续扩大单边开放政策。无论是针对特定国家的签证免签政策还是上海进口博览会，都是我们单边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迄今，这些政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今后，我们还可以扩大单边开放的范畴和范围。例如，我们可以根据《中欧投资协议》、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协定的内容，自己先做起来。实际上，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是我们在国际层面最好的“统战政策”，可以起到分化西方国家资本和政治、分化欧洲和美国、团结最广泛力量的作用。对外，我们继续践行包容性多边主义以应付美国的排他性多边主义。

在与此相关的技术领域，如同早些时候的日本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技术应用之后，实际上在转型成为创新创造国家。但是，要真正实现对美国的赶超，科技体制的改革必须深化。因为没有足够的行政体制改革，我们很多创新很难落地，主要是独角兽企业。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中国孵化了很多的创新技术，但因为审批通不过或者审批时间过长，或者落地了不赚钱等原因，这些创新技术不得不流落海外，成为他国的独角兽企业。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需要能够容纳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一种新的生产关系需要通过自觉的改革而产生。

在最为核心的政治体制领域，和美国的竞争更不可避免。美国已经把中美之间的竞争界定为制度的竞争，我们无可回避。实际上，我们必须直面。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做好中国的制度叙事，一种基于中国制度实践之上的中国叙事，而非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制度的阐述和解读。我们要把中国制度的诸多方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即决策、执行和监察）体制、全过程民主、混合经济体制等加以系统性、理论化和实证化的叙事。必须强调的是，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符合中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最佳制度，是一种“非”西方的制度，不是“反”西方的制度。与西方的制度共享普遍性的共性之外，也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源于基于自我文明和文化之上的制度的特殊性。作为一种“非”西方制度的选择，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他国之上，更是希望所有国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政治制度。同时，我们也提倡文明间的互学互鉴，各国通过文明对话，学习和吸纳其他制度下的一些最佳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