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舅两手空空回来,没钱、没房、没家,曾经熟悉的县城发展日新月异,如今的故乡于他,只是一个符号,早已没了归属感。
“无脚鸟”总是被用来比喻远离家乡,漂泊无依的人,他们的命运就是要永不停息地振翅与飞行,在天空中奋进,在风雨里睡觉,直至死亡。
2024年4月10日,小舅离世,他被人发现晕倒在深圳租住的房子里,第三次中风,呼吸衰竭,大小便失禁,先被送往深圳医院抢救,后又被接回老家的医院。
从被接回老家到他离世,一共41天,算起来,这是他“深漂”后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小舅出生于物资匮乏、动荡不安的60年代,外公早早过世,外婆一个人拉扯五个子女,日子过得很是艰难,饥寒交迫是常事。母亲想办法赚钱,孩子们则承担了大半的家务,小舅每天要和兄弟姐妹上山砍柴、割草喂猪,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粘半宿火柴盒。
听母亲说,虽然家里穷,但小舅从小就是个讲究人,一米八的大个子,不仅相貌堂堂,剑眉星目,还非常爱干净,身上的衣服总是一尘不染,晚上睡前会将衣裤整整齐齐叠好压在枕头下,生怕衣服上有个褶子。
初中毕业后,小舅通过招工的方式在当地一家乡镇供销社工作。在这里小舅遇到了他的初恋——兰兰。两个人交往了三年,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却遭到了兰兰父母的强烈反对,他们嫌小舅没钱没势,又在乡镇里上班,以后很难有大的发展。
“没出息”成了小舅心里的一根刺。
90年代初,受下岗潮冲击,许多地方的供销社倒闭,职工大批下岗,小舅没有逃过。下岗后的他,在县里经营起了一家小餐馆。
彼时“深圳热”刚刚兴起,身为全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那里被传成是淘金天堂,家乡一大批一大批的年轻人涌向深圳。小舅的许多朋友也加入了“南下”热潮,年初背着大包小包前往深圳,年底背着大把钞票回来,他们告诉小舅,深圳有许多工厂,都是包吃包住,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是老家的四五倍,只要有手艺,赚钱的机会多的是。
小舅心动不已,又加上县城出门务工的人很多,年轻人大量流失,导致小舅的餐馆生意一直不温不火。1995年,30岁的小舅关了餐馆,跟着朋友一起南下,决心要在深圳的浪潮里淘到属于他的那一桶金。
小舅到深圳不久,他的初恋兰兰就离了婚,多方打探到小舅的消息,一路追随到了深圳。兰兰对他再次开启猛烈的爱情攻势,两人不久便在深圳结了婚。婚后,他们一起到兰兰弟弟的陶瓷厂打工。小舅在这里掌握瓷砖的贴花工艺,就是将客户需要的图案、颜色印刷在一种特殊的纸张上,经过水浸泡、润湿后,转移贴附于瓷器表面。
艰难困苦的儿时生活,让小舅自幼就历练出了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在瓷砖厂里他经常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技术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快他的贴花手艺就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小舅和兰兰舅妈被安排住在陶瓷厂的集体宿舍,因为厂长是兰兰舅妈的亲弟弟,小舅的工资都是厂里直接打给她。她说她把钱都攒起来,以后在深圳买个小产权房,小舅欣然同意。梦想中的生活仿佛已触手可及。
但有了孩子后,夫妻俩却开始矛盾不断,兰兰舅妈嫌小舅赚不到大钱,不能养家,小舅觉得兰兰舅妈把他的钱看得太紧,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钱。
两人开始经常吵架,有时甚至大打出手。再后来,兰兰舅妈和小舅离了婚,带着孩子和两人所有的钱回到了老家。
小舅则选择一个人继续留在深圳。
印象中小舅回县城的次数并不多,一般两三年回来一次。小时候我特别盼望他回家,因为每次他都从深圳给我带来大包小包的礼物,那些小县城里从没有过的美味零食、稀奇玩具,足以让我在伙伴们面前“嘚瑟”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大家都很羡慕我有一个在大城市生活的小舅。
小舅很健谈,经常爱到各家做客聊天,但话题超不过三句就会扯到深圳,比如,“老家办个证件怎么这么麻烦,要是在深圳,一个小时就能办好,全程手机操作,连门都不用出”,“这车票怎么这么贵,深圳坐地铁、公交都很方便,只需要几元钱,想去哪很快就能到”,“这才九点,街上怎么都没人了,要是在深圳,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一晚上灯火通明……”
在他的描述里,深圳的社会服务、生活品质、生态环境、公共交通、发展前景等任何一方面,都是老家所不能比拟的,比起老家,他仿佛更熟悉和适应深圳的生活,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深圳人”。
他也会说起他的工作,和兰兰舅妈离婚后,他就没在原来的陶瓷工厂了,他换了一家陶瓷厂,还是做以前的工作,因为他的贴花手艺高超,老板对他格外照顾,别的工人都是几个人合住一个宿舍,只有他是单人单间,吃饭还能另开小灶,在老家人均月工资700-800元的时候,他已经能拿到2000-3000元一个月。留在县城的年轻一代聊到他,语气中都是羡慕。
小舅吃住都在工厂,三班两倒,休息的时候则和工友一起到深圳四处游玩,在小舅眼里,深圳哪哪都好,他说他最喜欢的是深圳的天气,一年四季气候宜人,尤其是冬天,老家的冬天实在太冷,裹得里三层外三层还是冻得直打哆嗦,在深圳,最冷的时候也不过套一件轻便夹克或风衣,和煦的暖阳照在身上,再到小梅沙海滨栈道悠然地散个步,海风阵阵吹过,日子过得惬意又舒适。
没有外人在的时候,母亲也会劝他趁年轻多攒点钱,日后好在老家买个房,再找个人好好过日子,那个时候老家房价平均才每平800-1000元,以小舅当时的工资,买房应该是没有太大压力。小舅却对此嗤之以鼻,说他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了,何况在深圳生活多好,回老家能干什么,等再过几年,就在深圳买房,安顿下来再成家。
外婆的儿女里,除了小舅,其余的都在身边,外婆晚年最挂念的就是小舅,她一直希望小舅能够回老家发展,直到临终还念叨着他。孩子不管离家多远,永远是母亲的牵挂。小舅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他说:我来到深圳,就要一辈子生活在深圳,从没想过有一天还要回去。
外婆走后,小舅回来的次数就更少了。
2018年,小舅邀我和母亲到深圳家中过年,此时他已经不住在厂里,自己在深圳租了房子。我对小舅描绘的深圳生活向往已久,便欣然应允,而母亲则是想看看小舅在深圳到底过得好不好。
我们坐飞机到深圳宝安机场,小舅来接我们坐地铁去他家。穿过繁华的都市,他带我们来到一个城中村落足,潮湿破旧的自建房一栋连着一栋,一排挨着一排,阳光透过狭窄的缝隙洒在地面,斑驳的墙壁上涂鸦着孩子们的画作,满街都是环境一般的小吃店和商店,空气里弥漫着油烟味和垃圾的臭味。
沿着一个阴暗的楼梯上到三楼,就是小舅家,那是一个二十来平米的小单间,推门就看见一张床横在中间,床边紧挨着一个破旧的双人沙发,和一个低矮的茶几,沿墙边摆放的生活用品,整整齐齐堆得有一米多高。最里面是一个阳台改造的厨房,角落一侧又被隔出一个逼仄的卫生间,洗好的锅碗就摆在卫生间的门口。
小舅做了一桌菜,我们准备在那张低矮的茶几上吃饭,一抬桌子,十来只蟑螂就在碗碟边爬来爬去,我吓得大惊失色:“好多蟑螂!”小舅看了一眼,淡定地说道:“怕什么,又跑不到碗里来”。如此糟糕的居住环境,小舅却毫无怨言。
那几天,小舅带我们外出游玩,我们去了东门,那里的衣服确实便宜,我用60元买到了一个质量不错的卫衣和一条白色牛仔裤;去了蛇口,打卡了海上地标明华轮;我们到中英街购物,在深圳湾公园遥望香港。小舅对深圳的发展史如数家珍,他兴致勃勃为我们讲起小渔村变大都市的故事,言语里满是骄傲,仿佛自己就是故事里的人物,看得出小舅对深圳是真的喜欢。
白天,小舅带我们领略这座城市的魅力,那里科技发达、生态良好,人们脚步匆匆脸上洋溢着充满希望的笑容,公交站台的标语格外醒目:“来了,就是深圳人。”
这座城市足够开放足够包容,吸引了全国各地怀揣梦想的人们来此奋斗,为大家提供公平的发展机遇,便捷高效的市政服务,这里不论背景,不分地域,仿佛只要够努力,有闯劲,就有无限可能。
晚上,我们回到小舅家,看着都市的繁华与城中村的破旧形成的鲜明对比,那种梦想跌落现实的巨大落差,又如一盆冷水般,浇灭了我对大城市的憧憬,毕竟这无限可能里,也包括可能美梦不能成真。
那时深圳的房价已经水涨船高,小舅的工资却涨得十分缓慢,曾经在家乡人面前引以为傲的高收入,在十年中勉强涨到了5000元,但在深圳,他只能租在环境最差的城中村,降低日常开销以勉强生存。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深圳房价、物价、消费已经是他所不能够承受的水平,重重压力之下,他想留在这座城市实在太难,从青春到中年,他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献在这里,却只能怀着不甘,从一个工厂换到另一个工厂,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
我们去的时候正值春节,许多在深圳打工人都回了老家,整个深圳宛如一个空城,小舅所住的城中村里也只剩寥寥几家人。离小舅家不远处还住着一家四口,他们经常来小舅家吃饭,男的是小舅的好友,也是同事,叫王勇,女的是王勇的妻子,他们带着一个不到三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年长的,是王勇的母亲。
小舅说王勇老家在湖南,他和妻子在深圳打工认识,于是在这里结婚生子,有了孩子后,妻子全职照顾孩子,抽空做微商贴补家用。去年王勇的父亲去世,其母在老家无人照顾,于是王勇在自己住的房屋旁又租了一个单间,把母亲也接到了深圳。
王勇说他们在深圳待了小十年了,早已经习惯了深圳的生活,但这里房价太高,想留也留不下,他们攒了一笔钱,又东拼西凑了一些,在农村老家修了一栋三层的房子,想着以后回去养老。
对于最底层的深圳打工人来说,单凭自己的努力,想在这座城市留下来,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实在太难,多数人不得不为将来找别的出路,比如回老家,或者选择一个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
母亲担忧小舅老无所依,他却毫不在意:“还早得很,等我七老八十了再说”。彼时小舅走路生风,乐观豁达,养老的问题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总要提前打算,等你七八十岁了,靠什么养活自己?”母亲不无担心。
“只要有手有脚,在深圳就不可能养活不了自己”。小舅胸有成竹。彼时的他从未想过,有手有脚的他,竟会有一天在这座城市活不下去。
母亲说即使不考虑养老的问题,也要考虑房子的问题,不可能一辈子就住这种房子吧。
小舅又说,他在一个城中村买了一套房,原是房东修的自建房,后来房东没钱,修房子的人就将整栋楼拆开卖出去。他和修房子的那个人关系不错,他拿出毕生积蓄,买了其中一个两室一厅的套房,现在被统一租出去,每月能收1300元的房租。
母亲问有没有房产证,他说那种房都没有房产证;母亲提议去看看他的房子,他又左右搪塞,说房子离这特别远,又被租出去了,过去看房不太方便;母亲又问有没有收到过租金,小舅说有,却又不给母亲看转账记录。母亲悄悄向王勇打听,王勇也说不清楚。
时至今日, 我们始终不知道,到底是他在骗我们,还是他被别人骗了。
前几年因为疫情管控严格,小舅一直没有回来过,母亲挂念小舅,却鲜少收到他的消息。直到2022年年底,小舅才打来一个电话,支支吾吾半天,才知道他是想问母亲借钱。他说现在深圳的物价、材料、租金等成本不断上涨,许多低端企业不得不选择外迁谋求生存,再加上机器生产越来越便捷,对工人的依赖也大幅度降低,他引以为傲的贴花手艺,此时看起来也没有那么不可替代了。他工作的陶瓷厂要搬去江苏,老板看重他,想带他一起去,可他已经习惯了深圳的生活,便辞职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想单干,打算开个餐馆。母亲借给他一万,小舅自己又凑了一些,在一个城中村里开了个小面馆。
2023年2月,母亲突然接到王勇打来的电话,说小舅突发中风,在医院紧急治疗,没钱缴费,无人照顾,让老家这边想办法。对于无父无母、无妻无子的人,小舅朋友唯一能联系的,也只有他的亲人。
母亲连夜召集兄弟姐妹商量对策,家族里年长一点的要照顾孙子,年纪小的还在上班,没有人能抽出时间赶去深圳长期照顾他。
当年兰兰舅妈和小舅离婚后,兰兰舅妈坚决不让小舅看孩子。妻子和孩子们这么多年都在老家生活,小舅一个人长年待在深圳,相隔千里的距离,更是直接阻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小舅从未和他们再见过面,也未付过孩子的抚养费,没有尽过抚养义务,在这种时候让他的孩子照顾他,自然难以开口。
最终,母亲他们决定先筹钱汇过去,让医院继续治疗,委托王勇帮忙跑住院手续,又给小舅请了一个护工24小时照顾。
小舅在深圳医院治疗,老家亲戚在为他的医疗报销发愁。早年担心他的就医问题,母亲一直在老家为小舅缴纳乡镇医疗保险。小舅是外省住院,按照政策,报销需要出具外省的居住证明,我问王勇小舅居住证明的事,王勇说小舅没有深圳居住证,在深圳,没有社保,就办不了居住证。
小舅90年代初就到深圳打工,那时,社会保障还不是一个被普遍关注的问题,加之工厂招工不规范,企业和他连用工合同都没有签订,更不用提缴纳职工社保。
因为突如其来的疾病,他的人生被卡在了故乡和异乡之间。
我上网查深圳居住证申请办理指南,发现如果没有社保,符合三个条件之一,也可以申请,要么是要有合法稳定居所,要么是引进人才,要么是正在特区接受全日制中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而这些条件小舅都不符合。感叹小舅在深圳居住了小半辈子,居然得不到一纸自己在那生活过的证明,对于小舅这样没钱没文化的外地人,几行硬性标准就足以表达了它的排斥。无奈我只好向医保部门反映情况,跑了几趟医保部门,终于让我们备了案,为小舅解决了医保报销的问题。
小舅做了溶栓,又住了12天院 ,便出院了。这次生病让小舅丧失了左手部分功能,不能掌勺,小舅把面馆关了,也开始认真考虑他的养老。
二姨夫多方打听,了解到小舅原先在当地供销社上班时缴纳过养老保险,根据政策,只需要连续两年补交5万,等到60岁就可以每月领取约2000元的养老金,这样他在老家生活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想着办理养老保险手续需要本人出面,加之小舅身体没有完全康复,母亲让他回来休养一段时间。
小舅在老家待了20多天,他每天中午在我家吃饭,下午在二姨家吃饭,晚上住小姨家,其余时间则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到处闲逛。
因为小舅和我妈关系最好,他在我家待得时间最多。我经常见他戴着老花镜,拿着《六合彩》和《生肖与运势》这两本书细细研究,他说他2023年是“龙困浅滩”,运势不好,但等到后年运势就会越来越好,到时候赚了钱,或者中个大奖,就能“翻身”了。在小舅心里,他一直渴望能够摆脱现下的窘境。
这些年来,老家的兄弟姐妹如指针般一分一秒按照既定的旋律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他们认真工作,勤劳朴实,虽没有大富大贵,却靠着一点点积攒的积蓄,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过上了安稳、有底气、有盼头的生活。小舅如今每月薪资有6000元左右,比起老家亲戚的工资高不了多少,可县城涨至5000元一平方的房子,虽和深圳的高房价有着天壤之别,却足以让小舅望而却步。
而多年来深圳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开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其中最受冲击的,是像小舅这样低工资、低学历、低体力的廉价劳动力。作为第一代“深漂”,虽然他们安分守己,勤勤恳恳,在这座城市中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因为城市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脚步,落在时代的后面,就不得不面临被淘汰的结果。小舅只是千万“深漂”打工人的一个缩影。
小舅两手空空回来,没钱、没房、没家,曾经熟悉的县城发展日新月异,老朋友和亲戚也有了更好的生活,对他言语里或多或少表露出的疏远和指摘,直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故乡于他,只是一个符号,早已没了归属感。
办好养老保险手续,小舅又匆匆回到了深圳。
这次回去以后,他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和我们联系,只打来一次电话,是问母亲借1000元生活费,才知道他在深圳已经很久都没有工作了,面馆从生病之后也关门了,没有工作自然就没有了经济来源。
母亲给他打了钱,打电话劝他回来定居,最不济在老家先租个廉租房,打点零工,等再过一两年就能领到养老金,日子怎么都比在外面好过。小舅别无他法,只能无奈答应回家,彼时他不得不承认,他终究没能在深圳这座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大都市留下来,只是他说前任老板还欠他一些薪资,等他把钱要到,把那边事情处理妥当就回来。
那段时间小舅没有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向前任老板要钱,但还没等他把钱要回来,再次中风,还引发癫痫。又是王勇打来电话,说小舅没钱交住院费,母亲让小舅趁这次机会向老板要钱治病。
小舅把自己躺在病床的照片发过去,并告诉他如果这次因为没钱耽误治疗,就坐着轮椅去他们家长期住着,老板给小舅打去了医疗费。这次小舅在医院住了9天,平安出院。之后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我们联系,母亲给他打电话,也总是无人接听。
再得知他的消息已是2024年2月,刚刚过完农历新年,他第三次中风。
这一次是深圳龙华区中心医院打来电话,说房东发现小舅晕倒在租住的出租屋里,连忙打了110,被当地派出所送到医院,目前在ICU进行抢救,自入院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除了心肌梗死,还被诊断患有重症肺炎、呼吸衰竭、冠心病、急性肾功能损伤、继发性癫痫等多种重症,医生给下了病危通知书。当然,除了通报小舅的病情,医院还有一个事,就是要钱,住了三天,已花费了三万六,一直无人缴费。
母亲再次连夜和兄弟姐妹商量,决定把小舅接回老家治疗,毕竟这边照顾起来比较方便,医疗费用也没有深圳那么高。
小姨夫和二姨夫于第二天坐飞机出发,他们到了深圳医院,把住院手续费结清,又叫了一辆救护车,日夜兼程整整18个小时,将依旧昏迷不醒的小舅接到老家当地县医院,住进ICU继续治疗。
由于来回走的匆忙,小舅的手机落在深圳他的出租屋里,母亲给王勇打电话,拜托王勇帮忙找下手机,王勇到出租屋找到了手机,并给母亲发了一段小舅房间的视频。
那是一个十来平米的房子,房间脏乱不堪,墙皮发黑,地砖上满是斑驳的污渍,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杂乱地堆在一处墙角,床上没有床单,裸露的床垫上凌乱地放着两床又薄又脏的被子和一些衣服,垃圾桶里堆着半桶的方便面袋子,桌上的不锈钢碗里,还放着一块未加水的方便面面饼。
王勇说小舅的手机微信里只有38元,那是他全部的钱,我曾一度在想第二次中风后,小舅明明在深圳没有了出路,为什么还不回来,后来我终于明白:他不是不回来,而是回不来。这时的他连一张回家的车票钱都凑不出,之前他已多次向兄弟姐妹借钱,再不好意思开口,所以只能在深圳勉强度日,租最差的房,吃泡面果腹,生病、失业使他失去了所有的保障和保护,沦为赤贫:穷蹙,杂乱无章,绞尽脑汁地唯求苟活,一切将就凑合,过一天算一天,房租交不上,债务还不清。
小舅的情况不可能再回深圳,次日母亲告诉王勇,让他去看看出租屋里还有什么能用的,可以拿回家用。王勇到了出租屋,却发现整个房间已被清理得干干净净,门上新贴着一张招租广告,王勇没去问房东把小舅的东西放在了哪里,毕竟王勇去找手机的时候,房东一直在旁边向他抱怨,说小舅还有几百元的房钱没有支付。
小舅两次中风,又长期抽烟,再加上后期长时间营养不良,所以这次病得非常严重,从深圳医院转回当地医院的当晚,又被下了病危通知书。
小舅在ICU住了3天,在医生们都认为病情不容乐观的时候,他居然奇迹般地开始好转起来,他逐渐恢复了意识,能用眨眼、摇头等简单动作来回应医生的问题。
母亲每天都会去医院探视,她鼓励小舅:“你自己要坚强些,要有强烈的求生欲望,等明年就能领到养老金,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过”。“一定要振作起来,要好好地活下去”。不能言语的小舅点了点头,眼角有泪滑过。
小舅的各项身体功能都在慢慢恢复,只有肺部的问题依然严重,他有肺脓肿,只有半个肺在工作,不能自主呼吸,每天24小时都离不开呼吸机。医生说长期依靠呼吸机不是个办法,建议考虑将气管切开,但同时也会有很多并发症,比如伤口感染、气管阻塞。
就在大家难以抉择的时候,小舅的呼吸系统重症开始出现好转,他喉咙里的痰液逐渐减少,也能离开呼吸机的辅助进行自主呼吸。只是他左半边身子彻底偏瘫,右手和右腿也失去了部分功能,不能自主穿衣吃饭,也无法站立行走,说话口齿不清。
医生将小舅从ICU转至内科住院部,普通病房需用人照顾,母亲请了一个护工日夜照顾他,又和二姨轮流每天给他送饭。
空闲时间,我给小舅送饭,每次去他都是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他的门牙脱落,头发稀疏,浑浊的眼珠向外翻,眼袋肿的老大,和我记忆里英俊潇洒、精力充沛的小舅简直判若两人。唯一不变的是他依然乐观健谈,我鼓励他不要悲观,等情况再稳定一些,就去做理疗康复,争取早日站起来,他说他从不悲观,等他好了,再带我到深圳玩。那个时候的他还想着去深圳。
在医院住了两周,小舅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医生建议将小舅转至康复科做康复训练。考虑到小舅现在的身体还比较虚弱,母亲他们商量,决定接小舅出院,先住到养老院调理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医院做康复训练。
小舅在养老院依然只能卧床不起,护工按时给他喂饭,他告诉我养老院做的浆水拌汤实在太好吃了,他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吃过老家的浆水拌汤了。他的味蕾开始怀念老家的美食,可他的身体却依然不能适应老家的气候,虽已过了春分,但靠近秦岭以北的老家依然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小舅总抱怨说这里太冷,不如深圳温暖,他畏寒,虽然小心照料,但还是不慎染上了感冒。
本以为是一次小感冒,结果他的肺部又一次感染,他开始发高烧,连续两天不吃不喝,呼吸也变得困难,养老院里的护工连忙将小舅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小舅重症肺炎复发,并伴有肾、肝等多功能器官衰竭,这一次,小舅在ICU住了4天,却没能再活着出来。
他的人生定格在59岁,距离他可以在老家领取养老金,只差几个月。
我们把小舅从医院转至殡仪馆,看着前几天还在一起谈笑风生的亲人,渐渐变成一具僵硬冰冷的尸体,再经过火化炉的高温,火起、烟灭,最后化作一捧灰烬,我的心空落落的,如被一只沉重的钟倒扣着。
处理完小舅的后事,我与母亲到养老院收拾他的遗物,养老院护工告诉我们,小舅说他在深圳有自己的工厂,厂里有十几个员工。他有两个孩子,都很优秀,前妻想和他复婚,他还在考虑中。我想,这就是小舅的“深圳梦”,梦里,他热爱的城市给了他富足的生活,美满的家庭,那些在现实世界里实现不了的,他都编成故事讲给陌生人听,这也不失为一种自我安慰。
小舅的一生是可怜的,他就像只无脚鸟,一生渴望高飞,不甘平凡,当年他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义无反顾飞向深圳,却始终寻不到一方栖息之处,因为飞得太远,连着故乡的线早被连根拔起。当梦想破灭,他只能从高空陡然坠落,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世界纷繁复杂,凿一方天地,说最真的话,做最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