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看短剧不爱霸总，偏爱“大小姐”？

源济

为什么日本人看短剧不爱霸总，偏爱“大小姐”？

Original 关禾 国家人文历史 2024-04-26 06:16 天津

本 文 约 5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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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中旬，某款中国短剧APP上线日本市场，此后在当地手机应用程序市场的排名与营收一路飙升。截至2024年4月24日，其排行日本苹果应用商店娱乐类应用畅销榜第10名，超过了日本当地视频应用，足以见其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

是什么样内容的短剧，如此吸引日本人？

当前，中国软件TopShort正在连载热播的两部短剧是《お嬢様のパワハラ退治》 （大小姐整顿职场霸凌）和《お嬢様は只今、インターン中》（大小姐正在偷偷实习中），都是充满“日剧味儿”的日语台词、日语字幕和日本取景，乍一看，你不会将其与“中式短剧”联想到一起。无一例外地，短剧中的主人公都是“大小姐”，但却隐瞒出身以一名普通实习生的身份低调上班，在工作中遭到冒充豪门小姐的女配角和上司的联手打压。这些女主角不仅能够强势反击，手撕“绿茶”女配，还能在遭遇不公时勇敢地整顿职场前辈。

国产大小姐短剧霸屏日本。来源/新浪微博截图

不同于执着“豪门、契约、复仇”三件套的中式霸总短剧，在日本，充满男主角光环的“龙傲天”并不能精准触发观众爽点，反而是隐藏身份打工、整顿职场的千金大小姐“凤傲天”，才能跻身日本短剧主流。

那么，日本人为何会更喜欢“大小姐”的人物设定？

日本女性社会身份的转向

通过动画片《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以及电影《First Love初恋》《昼颜》等，我们认识了“家庭主妇”这一在日本女性常见的“职业”。日本社会中，女性往往扮演着照顾家庭和他人的重要角色，她们通常被要求是乖巧、能干和善解人意的。这种家庭制度中的分权结构，源于日本根深蒂固的“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并且被一些研究认为曾经在一定时期缓解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社会压力。

《蜡笔小新》中的家庭主妇美伢。来源/动画片《蜡笔小新》截图

明治维新初期，“良妻贤母论”就成为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对日本女性的角色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倡导“良妻贤母论”的思想家森有礼在《妻妾论（一）》一文中提出，要建立现代国家，作为人伦基础的夫妇应该是平等（一夫一妻）、互助的关系，其中女性的角色应该是作为妻子治理家务（良妻）、作为母亲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贤母）。

日本明治维新社会景象。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二战”后的日本经历了战争、社会动荡和重建期。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对性别角色和女性地位的认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女性开始逐渐走出传统家庭，参与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教育基本法》及《学校教育法》，确立日本女性可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这意味着日本女性首次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此后，高等教育也逐渐向女性普及，同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女性学习的内容不再仅仅围绕家庭。女大学生开始学习理学、医学、尖端科学等领域的内容。

但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强度的职场氛围，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性别分权在现代经济中“换皮重生”。为了保证男性能够全身心为企业贡献力量，1962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发表“育人”政策，号召“母亲回归家庭”，政府还导入“配偶者税金扣除”等很多对专业家庭主妇的优惠政策，鼓励已婚妇女撤出职场退居家庭。

相较于针对家庭主妇的优惠政策，政府对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设立了多项障碍。首先体现为男女同工不同酬，即便具备相同学历、从事相同工作，男性的基本工资水平仍普遍比女性高出约10%。这一情况直接促成了1986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颁布，该法规定男女在同等工作下薪酬应相同。然而实际执行中，男性在基本工资外的职务津贴、家庭补贴、加班费等仍然占据重要比重。等到孩子上小学以后，原来的主妇们又以临时工、合同工的形式重返劳动市场，她们是优质、低廉的劳动力，用以解决劳动市场的临时需求，降低企业的劳动成本。

她们都有一个“大小姐”梦

在社会转型之下，如今的日本社会一方面号召着“女性的时代”“女性的自立”等口号，似乎预示着女性将摆脱家庭和性别角色的束缚；另一方面，《女性贫困》《无缘社会》《东京贫困女子》等热销的纪实文学书籍，似乎又直白地描述出失去家庭庇护的日本女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

2014年，日本NHK推出纪录片《看不见的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和《调查报告：女性贫困——新连锁的冲击》，揭示了日本年轻女性群体的窘迫现实，特别是“网吧难民”群体，她们中有辍学的中学生、毕业后负债累累的大学生，还有单亲母亲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21年，日本MBS电视台也针对疫情期间的女性失业和贫困情况开展了一项百人采访活动。调查显示，2020年，日本女性失业人数是男性的两倍，非正规雇佣工受影响更甚，而非正规雇佣工往往是贫困的主力军。

2005年日本男女不同雇佣方式的时薪差异。来源/[日]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女性贫困》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07年发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20岁—65岁间的女性平均贫困率为32%，处于工作状态的女性有 1/3 年收入不到114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5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内阁府和厚生劳动省的家庭调查通常会忽略年轻单身人群，因为这一群体通常被视为处于人生过渡阶段，即“三无”状态，指缺乏家庭、地域和社会保障。而日本电视台NHK纪录片揭露，这些年轻单身女性的贫困往往会诱发其委身于风俗业，如从事援交、陪侍等领域的工作。

由此可见，对于绝大多数日本女性来说，“大小姐”似乎是一个旖旎而遥远的梦。日语“お嬢様”（Ojosama）专指贵族家的女儿，她们往往是不谙世事、没经历过磨难的，也就是中文里的“千金”。

日剧中的“大小姐”乘坐飞机上班。来源/电视剧《富豪刑事》截图

“大小姐”的形象往往出现在日本动漫里，例如《名侦探柯南》的铃木园子、《魔卡少女樱》的大道寺知世、《干物妹！小埋》的希尔芬福特等。

荧幕上，大小姐作为主角的朋友或敌人，往往是丰富主角人设、完善剧情逻辑闭环的关键人物，她们也因此受到观众喜爱。而在现实世界中，日本女性却普遍面临着“隐形贫困”这样一种现实无奈。

民族性格下的压抑与反差

1946年，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二战后受命于美国政府，针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特性写下《菊与刀》一书，这本书被视为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民族性的经典著作。正如书名中代表日本皇室家纹的“菊”和象征武士身份的“刀”，日本民族性格无处不充斥着双重性与矛盾性，本尼迪克特总结：

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

日本昭和三年菊花御纹章银杯，杯内刻有十六瓣八重表菊纹。来源/伪满皇宫博物馆

这段总结直接反映出日本民族性格下的压抑与反差。这一反差体现在日本对女性身份的认知上，就是人们对女性励志形象的遐想与对女性性格特质的遮蔽之间的矛盾。

即使近年来的日本影视、文学作品都致力于呈现多样化的女性角色，涉及对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的探讨，通过角色的成长历程和面对困境的表现，传递对女性力量和坚韧精神的尊重和认可，但日本人对女性的认知却也有着极端的反差性。

由长篇小说改编的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讲述了女主角川尻松子被家人驱赶、遭情人抛弃的“失败荒诞”的一生。来源/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截图

比如，在两性分明的社会氛围下，许多日本影视创作却反而注重深入探讨女性议题，将具有时代性的女性主体融入作品之中，以多元化、开放式的创作手法，大胆地表述女性的独特故事和女性意志，构建女性话语空间，至少在荧幕上一定程度地颠覆了传统男女性别对立现状。

既“厌女”又渴望现代新型女性形象的展现，这何尝不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呢？

就拿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来说，他的作品以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复杂的角色塑造而著称，而其中女性角色往往不仅是故事情节的推动者，还是整部电影情感的核心。《千与千寻》中的千寻勇敢对抗恶势力，踏上解救父母之路；《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苏菲敢于做自己，不向命运低头；《魔女宅急便》的琪琪靠着使用飞行魔法送快递自力更生；《风之谷》的娜乌西卡有着与万物沟通的灵性，是善良勇敢的典范。这些女性角色具备各种不同的性格特质，从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女性形象。

《千与千寻》中的千寻。来源/电影《千与千寻》截图

日本影视界也涌现出更多形象多元、丰富多彩的女性角色主题，如“森女”（如《花与爱丽丝》《蜂蜜与四叶草》等）、“恶女”（如《白雪公主杀人事件》《白夜行》《黑色皮革手册》等）、“干物妹”（如《干物妹！小埋》《逃避虽可耻但有用》等），为女性形象在影像中的呈现带来新的可能性。这些影片的广泛传播，反映出日本观众对于独立、坚强女性形象的认同和向往。

而日本恐怖片里的“怨灵”形象，或许能给我们透视日本民族性格的反差提供新的视角。经典的日本恐怖片遵循同一个套路，怨灵推动剧情的动机往往是复仇，但这些复仇却大多呈现以女性和家庭为中心的叙事视角。

贞子被埋葬在自家后院的水井中，伽椰子在家中被丈夫杀死，因此那个被称为“家”的房子被诅咒，充满了阴暗诡异的气氛。恐怖漫画《富江》中无限死亡轮回的美艳怨灵富江，多数都是被亲密恋人或亲人于家宅中杀害。原本由政府倡导的“回归家庭支持经济”的“主妇”政策，却被恐怖片创作者们赋予为怨灵诞生的温床。女性怨灵在影像中被刻意塑造成长发、敷面、白裙的畸形形象，与现实中的娇美温柔的主流审美形成巨大对比，形成了社会对女性形象的颠覆。

因此，日本人偏爱“大小姐”设定，或许正是极致反差感在女性地位上的具象化。

日剧中的“大小姐”设定的女性形象。来源/电视剧《极道鲜师》截图

爆火短剧“爽点”在哪儿？

复仇短剧紧紧围绕压迫与复仇的主线来架构全篇，矛盾冲突强烈极致。《半泽直树》《我的恐怖妻子》《贤者之爱》等长篇复仇题材影视剧，编剧以引人入胜的细节铺垫和起承转合的叙事串联，引发观众对一环扣一环的复仇剧情产生快感。与之相比，短剧的复仇通常是看似柔弱无助的主人公受到恶人欺负和凌辱后，能在“N倍速”的进度条中快速实现身份地位逆转，进而对反派进行复仇。短剧看似虎头蛇尾的老套设定，切合了当下人碎片化追剧、想要即时得知剧情全貌的诉求。对于“五分钟刷完一部剧”的短剧受众来说，剧中主人公如何通过长期精心筹谋和准备逐一实施复仇计划，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短剧作为一种活在手机中的“竖向视频信息流”，上下滑动就能轻松切换，要把观众的眼球和手指留在屏幕上，就得提供小众的题材、激烈的戏剧冲突、直白的台词，恰是这种独特的传播性质以及短剧本身的娱乐审美，决定了短剧势必要走上商业化叙事的路。

中国软件TopShort在日本热播的短剧

而以反转为卖点的复仇短剧，其叙事策略也不追求深度思考或哲学探讨，而是强调世俗性和娱乐性。同时，复仇类短剧经常采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方法，我们几乎能在人物刚出场就能黑白分明地指出谁是主角、谁是反派。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极大地简化了故事的复杂性，使得观众在情感上更容易作出判断。

这样看来，大小姐执掌正义、展开复仇的剧情之所以在日本受到欢迎，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逃离现实、实现公正的幻想空间。“英雄复仇剧”受到追捧的背后揭露了一个现实，就是人们对国家公权力的公平性以及社会正义持不信任态度。因此，人们更愿意在剧中看到主人公用自己的方式惩罚恶人，为自己找回公平。观众通过观看女主角从低微到显赫的转变，以及她对抗不公和恶势力的过程，得到了情感上的宣泄和心理上的满足。对于压抑个性、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来说，手机屏幕上大小姐复仇的“反差爽”，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精神刚需”，它用一种“短逃离”的方式，为紧张的生活注入了一股性价比最高的松弛感。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参考文献：

（日）HK特别节目录制组合著，李颖译：《女性贫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

（日）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厌女 日本的女性嫌恶》，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北塔译：《菊与刀》，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年。

李征：《性别视角下日本女性贫困考察：群体构成、产生原因与应对策略》，《日本问题研究》2023年。

陈立行：《东亚女性社会角色与社会参与的中日韩三国比较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

任晓宁：《在日本拍短剧》，《经济观察报》，2024年4月13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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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关禾

编辑 | 胡心雅 郑美玲（实习）

校对 | 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