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俄罗斯，一个落寞庄园的湖滨舞台上，少女妮娜在幕布与湖水、天空之间出场了。她念着青年剧作人康斯坦丁创作的晦涩的台词，引得观众席里康斯坦丁母亲的饰演者阵阵发笑。——这便是契诃夫经典作品《海鸥》的开场。
而在2024年的广州，5个女孩在剧院的舞台上带着自己的理解重新演绎了《夏日声响：海鸥》。故事的发生地转移到了一个紧挨着大城市的小城市里，戏里的5个女孩在高考前最后一个夏天排演过这出戏中戏后，迎来了各自人生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变化。
《夏日声响：海鸥》剧照。（图/夏冬 摄）
尽管契诃夫的《海鸥》已经被国内外大大小小的剧团，用各种方式重新演绎过多次，但全女班的演绎仍是绝对少见的，而这也是青年导演何齐和青年编剧胡璇艺对经典作品重构的首次尝试。
自从2018年在台湾大学戏剧研究所毕业后，两人认为自己的戏剧道路堪称“垂直爬坡”：第一次合作做戏便参加乌镇戏剧节，此后一路向前，驻场、接受委约、策划商业戏剧，每一次的尝试都是从无先例的挑战。但每次的机会，她们都牢牢地把握住了。
编剧胡璇艺（左），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台湾大学戏剧研究所，曾获第二届全球泛华青年剧本创作竞赛首奖，第三十七届田汉戏剧奖剧本奖，第六届华语戏剧盛典华语青年戏剧作品优秀剧本奖。导演何齐（右），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台湾大学戏剧研究所，曾入围2022年壹戏剧大赏最佳新锐导演奖。（图/受访者供图）从只有两个人的小小剧团，到如今有“四个半人”的松散创作小组，何齐与胡璇艺一起走过了8年。虽然她们对下一步怎么走仍没有明确的规划，但在人人谈论现世安稳的时代，她们仍然愿意去讨论那些生活中抽象而理想的时刻。
描写生活，
按照它在梦想中的样子
契诃夫创作《海鸥》时，世界恰好快速地进入了工业化时代，资本的侵占与掠夺变得更加便捷。于是在戏的开端，契诃夫让剧中人玛莎穿上黑色衣服，开宗明义地讲出了对当下的看法——“我在悼念我的生活”，因为生活已经死了。
戏的最后，幕前的人仍在打牌、笑闹，康斯坦丁在幕后自杀的声响被解释为乙醚的“不小心”爆炸。也就是说，明明发生了不可挽回的悲剧，但人们选择背过脸去，不看他，然后活下去，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应有的“悼念”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与得体感出奇地一致。刚毕业时，何齐与胡璇艺就惊讶地发现，一些观众对戏剧的诉求是“不要在剧场里出现太现实的东西”，而这与两人受到的教育则完全不同。
在何齐与胡璇艺看来，剧场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公共空间，大家来到这里就是要讨论现实，以及现实里无法讨论的东西。“但我很理解这样的想法，因为大家都无法改变现状。”胡璇艺说，“只是觉得很痛心，因为大家都已经疲惫到这个程度了。”
对生活的洞察，变成了剧中康斯坦丁的台词。（图/@睡不好的工作室）作为创作者，她们却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大量的人的梦想都变得无比实际，趋向“稳定的生活”，越来越少的人敢于具体地描绘出抽象的未来——这样的人甚至看起来有些特立独行。
当现实已经成了一种抗拒可能性的庞然大物时，我们便迎来了“海鸥已死的世界”。
那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世界？何齐与胡璇艺的答案是：排一出戏，然后在戏中，好好地悼念，认真地描写生活，“按照它在梦想中的样子”。
诚然，剧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剧场和剧作人亦不承担这样的职责，但两人认为，“我们至少应该把问题说出来。”
看见时代洪流中的普通人
一般的戏剧往往都是先有剧本、构思，再来确认演员卡司，但从合作戏剧《我和我私人的新华字典》开始，何齐与胡璇艺就在坚持“为演员写作”。彩排时，何齐常常会让胡璇艺为演员们设定一个场景，让演员自然地流露出她们面对事情的种种情感。当一位平日中温和的演员在即兴表演中突然大骂自己轻生未遂的同伴不负责任时，一个在意他人感受多于自己的角色便突然从演员身上活了过来。
从即兴中获取灵感，再回到剧本中重写整个故事，最终，戏剧便成为了导演和编剧对演员的“阅读笔记”。胡璇艺并不太担心这种剧本创作会过于个人化：“我们首先要把演员当一个人，她们不是导演或编剧执行自己艺术意志的工具。”
演员虽然是一种职业身份，但本质上都是普通人，甚至因为职业要求，他们会更细致地观看他人的生活和自己的生命。因此，从理解演员，从演员本身开始创作，便是更好地丰满人物的方式。
成为全女班则是一个意外。为了找到能更好地与角色对话的演员，何齐与胡璇艺发出了一份长长的问卷，不设任何与性别有关的问题，只谈及《海鸥》的原著、演员们的童年与梦想。在145份反馈中，她们筛选出33名演员进行对话。意外的是，最后合适的演员都是女性。
女性演员的确为戏剧增添了一种更体贴温柔的气质。但相比单纯的女性视角，何齐认为，更契合的表述是“普通人视角”：“演员的确都是女性，但我们所有的调度、反应都在呈现一个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在面临现实时应该怎样应对。”
每一次创作，胡璇艺都着重关注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老一辈成长的过程中，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发展的阶段，大家看到的是各种可能性。”而90后的她们熟悉的叙事却是人与时代纠缠的故事。“以前可能大家都觉得步入3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但现在我在大公司工作的30岁的同学，甚至已经自嘲为‘夕阳红’了。”
何齐也会在剧场中强调这种错位感。“胡璇艺写的所有剧本都非常关注时代背景。所以我每次拿到剧本，都会想怎样能加强环境，让外部世界看上去更有压迫感，让人看上去更渺小。”
于是，《霹雳》中她们讨论城市人的生存状态：“（人们）在城市中长大，在更大的城市里漂着。”《我和我私人的新华字典》中以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新华字典为线索，串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夏日声响：海鸥》中则用影片的方式回忆从2006年至今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
《夏日声响：海鸥》中，90后的集体记忆由一部短片唤醒。（图/王犁 摄）但无论时代怎样变化，生活的主角仍是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丰富的故事，未必值得登上新闻，或者成为“鸡汤”，但始终值得倾听与分享。因此，“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生存现状，就是我们所有创作的母题。”何齐说。
相比其他科班出身的年轻戏剧人，何齐与胡璇艺的戏剧道路看起来颇为“野生”。
两个戏剧新人，毕业后便单枪匹马地闯入各种戏剧节，一路靠着戏剧节的作品不断向上。作品受邀参加乌镇戏剧节时，朋友打趣她们成为了“380导演”。胡璇艺也觉得不安：“我们做的戏，竟然值得别人花380块来看？”
身处竞争激烈的戏剧行业，两人的确幸运：经历了很少的等待，也受到了一些前辈、朋友的帮助，在创作上几乎没有做太多的妥协。
睡不好的工作室的成员们在自己绘景。（图/受访者提供）但与此同时，她们也付出了超常的努力。在讲究传承的戏剧行业中，作为纯粹的“个体户”，何齐与胡璇艺并不如其他科班生一样能获得圈内人脉的指导和帮助，一切都要自己摸索——不知道怎么做驻场戏，不了解商业戏的运行逻辑，也从未做过经典改编。直面观众评判的每一步，胡璇艺都觉得自己在“垂直爬坡”。
“坦白说，我走在去排练场的路上时，总想掉头回家。”何齐说。毕竟一出戏关系的不只是两个人，还有一整组的演员和工作人员，“行业给年轻创作者的机会很有限。一次没有做好，就不会再获得下一次机会。”
特别是对于女性从业者来说，机会更是稍纵即逝。近年来，全女班的音乐剧、话剧越来越多，女性导演、编剧也正在更多地崭露头角。但据何齐和胡璇艺的观察，在相同的条件下，行业中的男性仍然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在刻板印象中，大家似乎天然地认为：男性更冷静，更有决断力，更合适做导演；而女性更细腻，更能共情，适合做编剧。
“我非常讨厌别人叫我美女导演，我无法将它看作一场夸奖。”何齐说。当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时，前者似乎成为了后者身份的辅助，自己的才华只能被压制在性别或外貌的标签之下。
而即便是在被公认为“女性居多”的编剧角色中，胡璇艺也感受到了男女身份造成的差异。起初，她写作的笔力强劲，视角客观，一些作品常常会被编辑误认为是男性所著，最后被惊讶地“夸奖”为“写这种文字的竟然是一个90后的女孩子”。
后来，胡璇艺反而会刻意让自己的文笔变得柔和，也会在视角上展现出鲜明的女性偏向。“我大可以坚持一种很‘硬’的文风，而这也是能够获得更多赞誉的写作风格，但何必呢？具有男性特质的写作够多了，不差我一个。我应该写更少人关注的那些。”
刚开始工作时，胡璇艺认为，既然编剧、导演能成为一个职业，那么自己从事这个职业就是可以活下来的。“后来发现当时太幼稚了，这个行业是无法让那么多创作者养活自己的。”
演出结束后，胡璇艺、何齐与演员和工作人员们合影。（图/冯顺序 摄）招募演员时，何齐和胡璇艺发现行业中演员的年龄存在断层。“特别年轻的演员有很多，大龄的、功成名就的演员也不少，但中年阶段的从业者很少有人能坚持下来。
有些演员获得了影视的机会，肯定就转战影视；而有些演员人到中年，有了生存压力，大概率也就转行了。
年龄焦虑，是行业中普遍存在的现状，何齐和胡璇艺也不例外。幸运的是，她们的家庭都非常支持她们的事业。至于未来怎么走，两人都还处在迷茫期。胡璇艺觉得，“其他行业大概都能看到一条发展路径，但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
“我每天都在想如果不做戏剧可以做什么，还总是对胡璇艺说想找个班上。”何齐也纠结，“现在我可以养活自己，活得没那么好，也不知道怎样可以更好了。”
导演何齐在剧中饰演康斯坦丁。（图/@睡不好的工作室）但尽管有再多的不确定，一场巡演结束后，何齐与胡璇艺还是马不停蹄地奔向了下一个戏的排练厅。
《海鸥》里的话题是永恒的：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的生活？生活中有多少空间允许抽象的梦想存在？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样的？两人始终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艺术的：“真正的生活，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无论是谁，都能够切实地去创造些什么。伟大也好，渺小也罢，创造就是我们抵抗遗忘和死亡的方式。”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4-21 06: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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