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放弃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的名头，不想放弃高薪、高福利、好前景和精英圈子。我不甘心，不愿现在就承认自己不算精英。
2000年，我和贺然进入江西一家公司的信息部上班。这家公司是国内制造业的标杆，领导也有远见，在90年代中期就引进了一套ERP系统——简单来说，ERP系统就是一套大而全的企业管理软件，它依托互联网将企业的各个部门、流程和系统连接在一起，让企业的管理、协调变得更加高效，还降低了成本。普通人在生活中也能接触到这种系统，比如去超市买东西，店员在电脑上操作后，屏幕上会立即蹦出商品最新的价格、折扣和库存，虽然界面上只有几个简单的数字，背后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支撑，短短几秒钟的操作，信息流已经在门店电脑和企业服务器之间跑了好几个来回，保证了数据的统一和实时，也实现了流程的自动化。
这种软件在80年代后期才进入中国，一开始只有几家大企业敢吃螃蟹，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数字化升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ERP行业才逐渐变得炙手可热。
随着业务发展壮大，2002年，我们公司又引进了一套来自德国的ERP系统。该系统被部署在公司机房的服务器里，集中管理着销售、采购、生产、财务、仓储等流程中的数据。它的先进之处在于已经预先将行业最优的业务流程模板建好了，同时又保留了非常大的灵活性。当时乙方派了一批顾问进驻我们公司与我们一起工作。他们会根据我们公司的需求调整大量的参数，进行系统的二次开发，并不断将知识技能传授给我们信息部的员工，保证他们离开后这个系统可以正常运行。
一开始，我对这些顾问充满了好奇，接触下来，发现他们的知识面广博，收入也非常高——实施费用是按顾问人数和服务天数来计算的，当时的行情是单人服务一天至少要4000元。而这套系统实施周期漫长，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软硬件费用加实施费用，总投入接近千万，项目完成后，企业每年还要花不少钱进行维护。因为投入实在太高，一开始国内只有少数大型国企和行业标杆企业愿意采用。
我和贺然很幸运，刚工作不久就得到了ERP公司的专业培训，日常就是和系统打交道，在实践中学习，迅速成长了起来。
2004年，学得了一些本领的贺然跳槽了，他去了北京的一家小型ERP系统实施公司，做专业实施顾问，薪资待遇比过去提高了好几倍。当时ERP实施顾问在市场上十分稀缺，即使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人才也不多。业内有人统计过，2006年，这个领域的中国籍顾问也就2000人左右，贺然入行的时候，人只会更少。
ERP实施工作比较复杂，这就要求顾问是个多面手。首先得了解基本的企业业务信息和计算机系统知识，既能与业务人员沟通流程，又能将外行提出的需求“翻译”成技术人员能看懂的内容，偶尔缺人的时候，顾问还要能看明白程序代码。这样的工作要求，导致最终能在实施公司应聘成功的人并不多。
2005年，贺然得知公司又要招人，就向老板推荐了我。那时我26岁，当然愿意去北京看更大的世界，赚更多的钱，而那位老板见我也确实有一点经验，为了留住贺然这个高级技术顾问，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这家公司位于北京西二环的一栋写字楼里，老板在15层租了几间房当办公室，公司一共就几十号人。平日里，只有老板、财务和行政待在办公室里面，顾问们是没有工位的——项目总是一个接一个，大家都在各家企业里办公。
3月，我来北京入职，岗位是初级技术顾问，工作职责是帮助甲方实施一套来自德国的知名ERP系统。在贺然的引领下，我开始做人生中的第一个ERP项目。因为是新人，我的工作内容很单纯，每天只要根据业务顾问提供的文档写代码就行了。凭借以前的工作经验，我边学边做，很快就上手了。
入职不久，我就发现项目机会很多，ERP顾问只要能独立干活就很容易实现升职加薪。那时我的月薪是8千元，出差补助每天100多元，打车和住酒店公司也报销，每月的收入基本能到1万出头。在2005年，刚入行能有这个收入，我很满意了。贺然的收入比我高几千元，他也算满意。然而，一些入行多年的业务顾问月薪可以拿到3、4万，甚至更高。
在这一行，实施顾问大致可以分为“业务顾问”和“技术顾问”。在项目中，业务顾问普遍有着更高的智商、情商，更广的知识面和更强的沟通能力，负责与客户沟通业务流程、设计系统功能，而技术顾问主要关注技术的实现，就是听指挥老实干活儿的，即使做到顶级，也很难拿到最高水平的月薪，所以很多技术顾问的职业规划就是有朝一日能转型做业务顾问。
2006年，贺然跳槽到一家全球知名的ERP公司，直接升为业务顾问。不久，我也跳去了一家以承接ERP外包业务为主的公司，还是做技术。虽然这家公司也不大，但它给出了比前司高50%的薪水，补助也增加了60%。
这个圈子太小了，刚入职不到1个月，我和贺然几乎同时被派去服务同一家甲方。因为项目体量大，这家大企业找了多家ERP公司合作，我和贺然供职的公司都是其供应商。
一进项目，我就得知客户不允许夫妻双方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或分属有利害关系的部门，“担心容易出现利益输送”。可我俩的简历已分别通过客户的审核，办理了正式进组手续，这时突然退出会影响公司的信誉，于是我俩决定隐瞒关系，埋头做事。我们想着：“反正刚入圈子，知道我们关系的人很少，客户有那么多项目组，能分到一起的几率应该不大。”
谁知世上就有那么巧的事，我俩真的被分到同一个项目组。贺然他们公司是外企，负责把控项目的大方向，偏重业务流程设计和系统架构搭建；我们公司小，只能偏重于技术实现。两家公司看起来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团队得接受贺然的领导——他是他们团队中唯一懂技术的业务顾问，工作内容与我们团队有一点重叠，我们只能跟随他定的技术方案去做事。
那段时间，每天我和贺然先后走进同一个会议室，绕过一张张堆满笔记本电脑和电源线的凌乱桌子，走向各自的工位。他的桌子离我只有2米远，我们24小时都能看见彼此，但要装作不熟的样子，想想都好笑。
过去，这家甲方企业的中国区业务分散在十几个小系统里，协同起来很困难。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将核心业务全都迁移到ERP系统中，这需要进行大量的业务讨论、流程梳理工作，相对应的技术评估和程序设计任务很繁重，所以每天会议室里热闹异常，场面与菜市场差不多：Fiona正在与Philip交流To-be流程（目标流程），Jessica又和Ashley为blueprint （计划蓝图）范围吵起来了，而Fiona转头又与客户就开发工作量讨价还价，还有经理正在严厉教育新顾问，一派喧闹。
在前公司，我只是一个低级别的技术顾问，不用关心业务。而在这个项目中我要学习业务模块，参与某些业务流程讨论，评估技术可行性，再也不能只顾着“写代码”了。
可以说，是从这个项目开始，我才在这一行真正上路。
那段时间，大家每天睁眼就来公司，晚上9、10点才能下班，累到连话都懒得说。早晚高峰太讨厌，我们宁可挤地铁，站在西二旗地铁站二层往下看，偌大的站台上竟没有一寸是空的，站满了像我们这样背着电脑包的人。
后来，我和贺然避开高峰时段打车，怕被人看见，特意选了一个稍远的地方上下车。但还是有人看出了异样，流言的传播速度惊人，甲方的一个组长在例会后当着我的面故意和同事说笑：“人家刘顾问可不一样，人家上面有人！”
这种误会不能解释，只能装傻，因为比起被人非议，直接承认带来的后果可能更严重。
项目做得人心情苦闷，好在还有一帮同事可以聊天。中午我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饭后散步，聊各自的经历。我们公司的技术顾问都和我一样来自外地，他们想尽办法或是机缘巧合地进入了这个圈子，有活就干。他们没有英文名，喜欢叫对方“阿宝”、“小王”、“老大”。虽然拿着行业底层的薪水，但在他们看来，自己已经实现了一次跃升。
我和同事小王最聊得来，他是个很乖的大男孩，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因为有慢性鼻炎，说话有些奶声奶气的。他的项目经验没有我多，经常会问我各种问题，我也丝毫不吝惜自己那点经验，每次都像倒豆子般告诉他。
公司还派了一位组长管理我们这十几个人，他整天忙忙碌碌，不仅负责一块开发工作，还要协调各种关系。组长一脸正直，一看就是那种绝不会做出格事的标准好人，虽然他没时间与我们打成一片，但他和其他公司的人关系不错，其中也包括贺然。
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小王开始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看我，与我的交流也少了。后来他甚至换了一副面孔，经常对我颐指气使。我与他就某个方案产生了不同意见，他说：“这块工作我是负责人，你就要听我的。”
我们公司负责这个项目的销售经理叫张皓。小王与他的关系肉眼可见地在变密切，而张皓看我的眼神总是很复杂，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后来，张皓召集顾问们开会，上来就表扬组长：“他就是你们的榜样，人家刚进项目组就给了我一张其他公司情况汇总表，有每家的团队情况和优势，还有核心人员名字和联系方式。这就叫专业！以后，谁能搞来其他公司的情报，我就给谁升职加薪。”
原来，组长不仅是顾问，还是“一线情报员”。我望向组长，他的表情依然那么正直，我却打了个寒颤。张皓的话对小王显然很有激励作用，他听得频频点头。我这才恍然大悟，张皓可能是听闻我与贺然走得近，怀疑我是竞争对手派来的卧底，于是让小王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比窦娥还冤，本以为别人最多说我“搏上位”，没成想还上升到两个公司竞争的层面。
供应商有竞争很正常，虽然贺然他们公司实力更雄厚，但我们公司报价更低，还承诺以后人员随叫随到，客户自然更偏向我们。客户那边的经理与张皓称兄道弟，常做些小动作排挤贺然的团队。在项目的关键节点，各团队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但那位经理什么招呼都没打，就突然通知贺然带着他的组员搬到另一片办公区。那片区域离其他团队都不近，这明摆着是故意打乱他的阵脚，贺然生气但没法发作，他收拾东西时一句话都没说，气氛十分紧张。
这个圈子很难避免明争暗斗，根源就在于项目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ERP项目的总投资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碰上十年难遇的超大项目，众多供应商一定会打得头破血流。而客户对此喜闻乐见，他们在其中翻云覆雨，无非是想把成本压下来，让各家顾问多干活，尽量把项目边界再扩一扩。更大胆的客户，还会安插自己的关系户进项目，最高段位的甚至会利用项目进行职场斗争，排除异己。
大型ERP项目就是一个名利场，里面的关系错综复杂，谁不小心犯错就要承受压力。我和贺然都被折磨得够呛，没办法，贺然只好向他的直属领导说明了我们的关系。虽然这不能减少两个公司之间的火药味，但对于被夹在中间的我们来说，至少能缓解一侧的压力。
贺然的那位女领导表示理解，说只要我们不泄露商业机密，就不会干涉，也不会声张。之后，她私下跟几位大顾问说明了情况，避免后续合作出现不愉快。
而我们公司就没那么人性化了，如果我说出实情，要么是被中途调离项目，要么就是张皓逼我去获取贺然他们公司的“情报”。我舍不得放弃自己长期努力的成果，也不想在简历中留下瑕疵，更不想被人架到更难的境地，反复纠结到失眠，我决定背负恶名继续装傻。
大半年后，这个项目终于完成，我们公司的领导还是辗转知道了这个大乌龙。好玩的是，后面他们还想把我派到这个大客户的公司做二期项目，有了前车之鉴，我先确认和贺然的下个项目没有重合，才确认了进项目的日期。
故地重游，全是熟人，不再左右为难的感觉真好。
那天我正在整理电源线，甲方一个爱八卦的小姑娘凑上来问我：“你说说看，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贺然的？”
“那可久远了，我们4年前在老家就是同事，来你们公司前已经结婚了。”看她忽闪着惊讶的大眼睛，我有一种痛快的感觉。
其他人也纷纷惊叹：“你们真能保密啊！”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微笑地看着他们。
他们告诉我，一期项目刚结束时，他们的总监就被迫离职了，新总监接替了他。新总监是一位老员工，在公司深耕多年，他一上台就把下面的几个经理全换了，包括那位爱搞小动作的经理。这次内部斗争挺狠的，据说一位女经理是哭着从总监办公室跑出来的。
后来，我在楼道打电话，碰到了这位新总监，他看了我好几眼，眼神复杂，似乎很在意我躲在楼道里跟谁打电话。我心里一阵后怕，但转念又释然了，反正这次没有把柄，我怕什么呢？
这次进项目我也有了新的目标，希望将来可以转型成为业务顾问。
2005年之后，ERP在中国市场的需求增长太快，成熟的顾问供不应求。有的客户把国内外能干活、有档期的顾问弄来了大半，鱼龙混杂下，难免有名不副实的。有些所谓的海外“大拿”顾问，全身名牌，给客户的报价高得离谱，却写不好一份功能说明书。
我明显感觉新项目的管理不如上一期，项目边界不清晰，导致客户总是加需求，但上线日期不能变，因此加班成了常态。系统问题层出不穷，顾问们累成狗，客户公司的员工也不轻松，在开发阶段，系统硬件出现过几次事故，大家一起倒班加班，整个小组几乎住在了办公室里。
自从经历了上个项目，我对组长和小王有了戒心，与他们的交流仅限于工作。客户公司的几个部门里，我最喜欢的是硬件部门的几位工程师，他们专注技术，人很单纯。有两位年轻的工程师总是结伴出现，他们就像搞笑组合，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其中最特别的是小胖，北京人，肉乎乎的，勤奋又谦虚和气。
除了年轻小伙，硬件部门也有“老人”，老常，40多岁，资历很老，是硬件部门的组长，他忙得要命，整天泡在机房，我去工位找人，一般遇不到他。他的五官和声音在我脑海中比较模糊，只记得他个头不高，身材干瘦，脸上好像有不少深深的褶子。思考系统问题时，他总是露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一天早晨，我去找小胖讨论问题，他的同事告诉我，当天凌晨他照例熬夜加班，突然晕倒在机房门口，幸好被同事发现及时送医，据说是心脏出了问题，情况还挺凶险。
这么年轻的小伙竟然会出心脏问题？我懵了，回到工位，好几位顾问也在聊小胖的事，大家都很唏嘘。其实小胖并不是唯一身体出问题的年轻人，贺然公司的一位业务顾问还比我小几岁，因为过度劳累，得了急性心肌炎。
身边接连发生这样的事，我的心态有点崩——我熬的夜一点也不少，会不会也出现健康问题呢？我和贺然工作都太忙了，在北京买房后，我们连装修都顾不上，只能甩手丢给父母。这一行压力巨大，残酷无情，却给了我经济上的自由和自信心，我只能一边恨它，一边爱它。
再次见小胖是3个月后，系统就要上线了。他至少瘦了30斤，以前常穿的那件灰色外套，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随着他的步子晃晃荡荡。小胖的脸色还有些憔悴，但还是跟大家嘻嘻哈哈的，我跟他打招呼，他照例咧嘴一笑，嘴唇却有些发白。
这次回来，小胖很想参与上线，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但那天之后，我再没看到他。因为身体原因，等待他的只能是转岗或离职。很快，客户的硬件部门就招进了新面孔。
几天后，我们组再次熬了一个大夜。到了早晨，我实在熬不住，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时，我感觉自己满脸都是油，贺然的经理看见我，直呼“可怜”。
我那时有点莫名其妙的好强，不太喜欢这种安慰话语：“怎么就可怜了？加班不是正常的吗？”
她说：“你们和那些人不一样。”
我懂她的意思，她说的“那些人”都是项目骨干，其中也包括贺然，他们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加班是有意义的，是会被人看见的，而我这种做开发的普通技术顾问其实没必要这么辛苦，反正也没人看得到。
努力了半天，听到这样的大实话，真让人崩溃。很久没时间好好照镜子了，中饭后我跑到卫生间对着镜子端详，惊讶地发现自己皮肤黑黄，满脸油光，黑眼圈明显，下颌线也消失了，心情一下就跌落到了谷底。
可我没空顾影自怜，项目节奏紧张，很快就进入了试运行阶段。
真实业务数据源源不断被输入系统，我们要监控，以最快速度响应和解决问题。偏偏在这个阶段，系统毫无预兆地宕机了，整个会议室异口同声地响起：“啊！”
还有人叫道：“不是吧，业务口正在录入订单啊！”
机房的人赶紧找最新备份，屋漏偏逢连夜雨，数据备份盘因为未知原因无法恢复到最新时间点，这几天的业务数据全部丢失。而那天负责灾难备份的人，正是老常。一整天，系统都是不可用的，中午吃饭时，坐我对面的是客户公司信息部门的老员工，她感慨道：“老常可是老人了，一向稳妥，从来没有出过错，更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再回工位，我们就听说老常上午就被开除了，公司派专人监督他办理手续，一张纸片都不允许他拿走。有人说，公司怀疑他是故意为之。
我不相信，难道真的会有兢兢业业干到40 岁了还当一把“间谍”的人吗？或者说，老常是不是故意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上得有人为这次事故背锅，这样其他人就安全了。
终于，这个项目成功上线了，最后坚持下来的人除去能力原因，还是要感谢自己的身体底子和运气。总之，各家公司闹腾一场，有人欢喜有人愁：张皓被升为总监，贺然也升了级别，我们组长被派驻到另一家企业去做项目经理，小王也在另一个项目中当了组长，他早已褪去了乖巧的气质，拿起了管理者的架势。
我在心中感叹：“男性在职场中成长起来真是快啊。”
项目刚结束，一家世界知名企业就向我抛来橄榄枝，这家公司提供专业的ERP咨询服务，也是该项目的供应商之一。他们的负责人叫Mike，竟然亲自来挖我们这几个小公司的顾问。
Mike给了我近2万的月薪、全年14薪、翻一倍的出差补助、还有其他补贴、休假和大量的内部培训机会。后来当我得知这家大公司刚与客户达成了一项长期的合作协议后，就逐渐理解了他的做法——这个策略很高明，客户接下来会有好几期项目，是继续延续一期项目的模式。与其重新找一批人培训，还不如直接用熟手，能省好多事。招我们所花的人力成本和这个长期项目的收益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而对客户来说，用我们的好处就更明显了：来自大公司，有保障，对系统非常熟悉，报价还比其他顾问低。
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除了被挖了墙脚的张皓，应该没人会反对。但奇怪的是，张皓反而挺高兴，我们的离职手续办理得异常顺利。
2008年左右，很多中小型企业都在考虑实施ERP了，而那些很早就实施了这个系统的大企业依然要不断地为业务变更重新投入，这个行业一直缺人。
我刚入职新公司，Mike就丢给我一块难啃的骨头。他要我在这个项目中承担起技术组长的责任，组建新的技术团队。见他如此信任我，我的胸中仿佛燃烧着熊熊火焰，工作起来不知疲倦。
所有技术顾问都需要经过我的面试，首先让我发愁的就是如何处理与前公司的关系——因为前来面试的技术顾问有一大半是老同事，而且张皓还主动向我示好，放低姿态说：“以前没看出你的实力，以后可要你多多关照了。”他一个劲儿地赌咒发誓会好好“感谢”我，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张皓希望我多招他公司的人，很明显，他和Mike是提前沟通过的。再回看，我们这批人成长起来后，总有一天会不满意公司给的薪酬，留是很难留住的。现在Mike欠了他一个人情，他再招一批新人也能降低人力成本，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作为他的“关系”提供些方便——真是一举三得啊。
我只能给了前公司更多机会，一是确实容易挑出合适的人，二是抹不开面子。Mike对我特别放心，大部分决定都让我自己做，这让一直活在“底层”的我心潮澎湃。人在这种状态下干劲是很足的，我凭借上一个项目的经验，解决了不少难题。
有一次熬夜找方案，回到家里还没想出来，贺然帮我看了看，虽然不能直接给出答案，但提示了我。凌晨2点，我终于找到一个最靠谱的方法，连夜呼叫系统架构组同事，将代码部署上去。等待部署的时候，贺然叫我快休息，但我根本睡不着，直到确定成功，我才把自己扔进被窝。
第二天上午11点，我揉着惺忪睡眼来上班，在电梯里恰巧遇见Mike和其他几位经理。Mike当着大家的面表扬我：“昨天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你又摘得一枚奖牌。”几位经理也投来赞许的目光，随声附和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了高光。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有了变化，和其他组讨论方案时，面对国外顾问的不合理要求，我也敢大声叫道：“No way！”自己组里几个男顾问偷懒时，我会在旁边和他们一起加班，不做完不让走。当我站立着和人大声“讨价还价”时，隔着两排工位的Mike其实也在听，我好像还看到他露出一丝微笑。
Mike是位非常有管理经验的经理，实际上，整个项目是他在把控，什么时候该开会，会议的输入和输出规范，项目的重要节点，这些都是他的布局，但他能够让人觉得这些并不全是他的功劳，他很擅于在恰当的时候激发人的积极性，并适时给以正向反馈。
那时我就像找到了人生目标，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其余时间都在考虑项目的事情，老妈见我吃饭时食之无味、心神不定的样子，心疼坏了：“唉哟，做这个事情太累了，不要累坏了呀。我是真见识到你们这一行有多累了。”
但人就是很奇怪，当有了成就感后，就会有价值感，就能心甘情愿接受苦累。老妈不知道，不用质疑自己工作的价值，是多么爽的一件事。
当时，我们组内有两位做JAVA的顾问，其中一位挺不错，而另一位只是学员——前公司塞进来的——他刚看完一本JAVA书，几乎没有经验。
招这位学员时，我想等他学够1个月再检验，要是还不能独立做事，就放出项目去。1个月后，这小伙子交出来的东西实在看不过眼，我就告诉了张皓。张皓乞求我再给他一些时间，我再次心软。可小伙待到第三个月，仍没做出像样的东西，工作都是另一个顾问做的。
我要求张皓退换，张皓也不跟我打招呼，竟直接让小伙给我送礼——原来这就是他说的“感谢我”，其实就是慷他人之慨，借花献佛。我是最不会打笑脸人的性格，为了不把关系彻底搞僵，我只得留下了那个小伙子。但我心里总是不舒服，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虽说对项目影响不大，但我毕竟浪费了一个名额，而且我一直感到奇怪：“Mike对张皓这些小动作会一无所知吗？他是默许了吗？”
我为自己的心软、没有原则而深深自责，也第一次对自己的能力短板有了认识。技术知识，我可以努力学习，但在揣测人心、利益交换上，我实在笨拙。
我向贺然诉说烦恼，他笑着安慰我：“这不算什么事。其实招一个闲人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客户肯出钱，况且那个学员很可能是免费送的，没人会在乎多他一个。Mike和张皓都不在乎这一个名额，你更没必要在意。你做第一个项目时不也是半个闲人吗？每个人都是边学边干成长起来的。”
我的心结终于解开了，可是贺然怎么就能这么快理解这里面的逻辑，而我却要纠结那么久呢？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系统成功上线了，我的履历上添加了鲜亮的一笔——以组长身份做成的完整项目。项目一结束，张皓就换了张面孔，开始处处跟我公事公办。他好像不爽，可能是怪我没有积极帮助那个小伙迅速成长起来。
离开项目后，我开始休年假，在2009年初，Mike打来电话，提出了一个请求：“贺然公司拿下了XX公司的单子，你能否找他问问进展情况，特别是几个重要的事项？”
之前，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贺然”这个名字，但他的语气让我察觉到他可能已经关注贺然好久了。我明白他是想通过私人关系打探商业情报，我很为难，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推说得先去问问。
挂了电话，我内心全是斗争，斗着斗着，我就想明白了另一件事——之前，Mike曾想招贺然入职，但他最终去了别的公司。后来Mike又招经验尚浅的我，也许是一种“曲线救国”，用较小成本撬动较大利益的方法。也就是说，我能进这家大公司并非全靠个人实力，对方更在意我是谁的太太。
我把这个猜想告诉贺然，他没有一点惊讶。
如果我抛弃职业道德，答应Mike，说不定会离阶层跃升进一大步。但我根本做不到，还没答应Mike，我的内心就已经在煎熬了。这种事有一次就一定还有下次，如果长期提供重要情报，那我成什么人了？
贺然也很不适应，他有些迟疑地说：“我肯定不能做这种事，你找个理由回复他吧，就说我其实也不了解那么多。”
我点点头，然后自嘲道：“我和你的关系是Mike招我进来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如今没法为他所用，估计我的价值已经贬损一半了。”
贺然不知该如何回答，索性什么都没说。
后来，我婉拒了Mike的请求，他表面上倒是没说什么，但我能听出他有些许失望。我不知道是否要找机会解释，可是做这种解释有意义吗？聪明如Mike，肯定已经看出我不是一个能接受游戏规则的人。
这件事之后，我总隐约感到自己以前在空中待久了，如今慢慢落地的时机大概就要到了。
短暂休假后，Mike就让我以业务顾问的身份进到一个外地项目，客户是一家保险公司。
以前我一直给制造业做事，对保险业务一无所知。一开始，我连他们的业务术语都听不懂，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好在Mike只是派我来跟着学，主要的工作是一个叫老张的业务顾问在做。
转型的机会来得太突然了，我振作精神，很快投入到新项目中。这是这家保险公司的第二期项目，除了我，其他人都已经比较熟悉了。我进组后参加的第一次内部会议，竟然是在项目经理租住的公寓里跟同事们玩三国杀。我也很想破冰，和大家熟络起来，但项目经理从始至终都没拿正眼看过我，我胆怯了。在与其他人都熟悉后，我也一直没能做到跟他顺溜地聊两句。
组里有一位女同事叫Jessica，销售出身，参与了上一期项目。她对系统的了解一般，但我很佩服她对各方应付自如的能力。玩三国杀时，她也很放得开，若是有受伤的男性，Jessica想提示我使用“结姻”技能，就会说：“快和老张睡一觉。”我那时不懂游戏规则，经常反应不过来，而且每次听她这么说，都会有点不好意思。
老张40多岁，以前也没做过保险行业，但凭借他多年业务顾问的实力，要理解保险行业的业务很容易，就像我换一个开发界面一样，虽然外形变了，但内核并没有变化。老张说，在一期项目里，Jessica还是个站在最后一排没人注意的小姑娘，但她特别擅长增进与客户的关系，“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时，Jessica要代替项目经理召集我们和其他组一起吃饭，她会站在包间外，和对方的项目经理就一些问题据理力争，那种斩钉截铁的气势令人着迷。我钦佩她的魄力，也明白自己永远做不到这样。
后来，我跟着老张参加会议，实在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会前仔细斟酌，把给客户提问题的清单改来改去，难道客户会介意我们提问时的措辞？我也不理解，大家每天开会讨论来讨论去，车轱辘话都快让我听吐了，却几个月都不能形成任何结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客户做一个决定那么难？
之前我在北京做的那个制造业的项目，老总很有魄力，底下的部门也不敢有太多异议。复杂严密的项目管理让每个人的分工比较明确，我只需要和对方公司的信息部门沟通，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业务部门。但现在，这家保险公司的老总举棋不定，我要与业务部门各种难缠的角色沟通，要去研究各色人物的想法，不断在讨论中试探客户，这完全是我的短板。
老张眯起眼，喝了口浓茶，说道：“你上次提问题时触碰到了对方部门的忌讳，所以那人不高兴了。你得换种说法，从其他角度切入。至于你说客户很难做决定，那就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故事了，要从咱们和他们最初的合作开始说起。说到底，他们老总和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想法，谁都希望这个系统上线后是有利于自己的，谁都不希望将来的系统会增加自己部门的工作量，还堵住了自己的那些‘灵活的路’——这个‘灵活’的意思你懂得吧？所以说啊，拍板哪有那么简单。”
我很无奈，即使有人告诉我那个“漫长的故事”，我也无法拿出能促使客户迅速拍板的方案。人心不像技术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它比技术问题难揣摩多了。
Mike的培养方式是放手让我去做，他不会说太多，怕干扰我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也不敢跟他坦白这些困惑，怕他知道真实的我如此幼稚会更加失望。而贺然对这个保险业务完全不了解，也没法给我提供多少帮助，我白天维持着光鲜的表面，夜间内心备受煎熬。
有时会议结束，我觉得自己醍醐灌顶，回家连夜画了几个自以为精巧的流程图。结果第二天就被老张否决了。他说我还没有理解客户的业务，是凭着想象在设计。如此反复几次，我逐渐失去了信心。
半年后，我没留下什么价值就出了项目，那个项目也无疾而终。虽然我不是核心成员，但我总觉得它的失败和我也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听说，Jessica在第三期项目中担起了业务顾问的角色，最终她和大家一起将项目完成。
从前，我一直以为只要自己肯努力，总能变成一个优秀的业务顾问，但这个项目让我认清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天性。转型失败后，我考虑跟Mike聊一次，但他先主动打电话过来。他没有说项目的事，只聊天，语气一如既往地温和。我惴惴不安，最终还是向他坦白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说以后只想以技术顾问的身份进入新项目。
Mike静静听完，语气还是没变：“你可能是之前的人生太顺了，形成了单纯的性格，把事情和人都想得过于简单。”
我就像被大人发现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咬着嘴唇。
不久之后我怀孕了，Mike敏锐察觉到我的担心，把我放到了北京的一个运维项目中“缓冲”。这个项目是中国分公司与印度分公司合作完成的，虽然印度同事有些官僚作风，但总体氛围还算愉快，而且不需要冲锋陷阵，也不用出差，我很感激Mike的照顾。
前期，技术上几乎没有难度，但在后期碰到了瓶颈，这里面既有顾问与客户的沟通问题，也有中国与印度顾问的合作问题。为此，印度分公司派了一位60多岁的大佬来中国解决问题，他还要和项目组的每个人进行单独面谈。
轮到我走进小会议室，印度大佬非常和善地看着我。他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身着白色衬衫，配着一条蓝底金色碎花的领带，显得很干练。他对我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在这个位置上感到舒服吗？”
是啊，我感到舒服吗？我应该在工作中感到舒服吗？工作就必须是痛苦挣扎，耗尽精力的吗？我可以有别的选择吗？我不懒惰，我很上进，但工作一直在消耗我，不论是健康还是精神，这样的工作有意义吗？难道衡量工作好不好的标准只有薪水吗？人的感受就不重要吗？
那时，贺然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理想——业务顾问年龄大了以后，难以适应频繁的出差，他一直想去甲方做管理人员。他跳槽后如愿做了高级经理，工资小涨，不需要出差，还能同时兼顾工作与生活。而我却仍处在煎熬和割裂之中——这个工作已经让我非常难受了，但我还不想辞职，我不想放弃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的名头，不想放弃高薪、高福利、好前景和精英圈子。我不甘心，不愿现在就承认自己不算精英。
还有一点，我想对得起Mike知遇之恩。他给了我很多机会，让我以技术顾问的身份进入一个个新项目中，不知不觉，我在这家大公司已经快干5年了。
年龄大了后，技术顾问的优势会减少，因为要学的新东西太多，脑力和体力怎么都拼不过年轻人。而我作为女性，生了孩子之后，那种“追赶不上”的感觉只会更加强烈，我也越来越不适应出差的生活，一直是咬牙坚持。
2013年初，我进了一个河北的项目，公司提供了五星级酒店住宿，但我权衡再三，还是想每天打车回家。如果一切顺利，每天早上6点我从家里出发，晚上接近10点可以回家。虽然和孩子也说不上几句话，但内心的亏欠感少了些。同事们都觉得我十分奇葩，因为这样就不算出差了，也没有补助，损失很大。
河北项目做到一半，Mike突然辞职——他找到了很好的下家，过去后会有非常大的跃升，足以让我们仰视。他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餐会，说有公司的几位大佬也会到场——他想得很周到，想带大家先拜拜山头，认识一下未来的新领导。
在餐会上，我全程都表现得很消极，只和几位熟人交流，无心建立新的关系。我没有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对得起Mike的知遇之恩，但现在他都要离开了，我留下的意义就更小了。
孩子2岁生日那天，晚上9点，我还在河北加班。贺然特意为孩子准点下班回家，他早就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希望我可以早点回去陪孩子度过这个特别的日子，还发来了孩子的视频。小娃娃穿着绿青蛙样式的毛衣，从客厅跑到大卧室，又从大卧室跑到小卧室，嘴里一直叫着“妈妈”。我心里如猫抓一般，真想立刻飞回去。
其实，自从有了孩子之后，贺然不止一次提出让我换个不出差的工作，或干脆回归家庭。他笑着说：“反正我又不是养不起你们。”
但我笑不出来，每次都拒绝。入行时，老板招我是看他的面子，Mike招我也有他的因素，如果我回归家庭，岂不是又成了他的“附属品”？我就是靠着这一点倔强，继续在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的工作上坚持着。
那天，我以最快速度做完工作，坐上了回家的出租车。真不巧，进京时碰上检查，堵了长长的一路。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在凌晨12点半了，我扔掉电脑包，径直走入孩子的房间，盯着她的小脸看了半天。
夜里，我突然问贺然：“为什么你工作起来很兴奋？难道你不讨厌那些装腔作势、勾心斗角吗？不讨厌那些无止境的加班吗？”
虽然是同行，但我和贺然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热爱工作本身，而我更迷恋光鲜行业带来的虚荣。当初我来北京只想赚钱，根本没想过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自己与这个职业的连结是什么。
贺然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刚跳到甲方那会儿我多痛苦。突然从一个快乐的技术大牛变成一个管理几十号人的管理者，整天开会、讨论、扯皮，动不动就要小心别人的算计。我那时整晚整晚睡不着啊，不过我现在已经适应了，而且找到了乐趣所在。我喜欢技术，喜欢ERP，这些就像我血液里的东西。而且拜ERP所赐，我又成了业务方面的专家，我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就是我的优势，别人要仰仗我。”
我说我也在很努力地学习各种知识，但我并不像他那么喜欢ERP，我喜欢的只是它能带给我的金钱和荣耀。
贺然说：“其实每份职业都会有你不喜欢的东西，但只要工作本身是你喜欢的，你就能从中汲取到能量，这些可以抵挡那些不适。其实我早想劝你别干这个了，你看你每天那么累，心里那么苦，能得到什么？不做这行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啊，难道工作就一定得是每天定时上下班吗？你也可以做自由职业，或者开个小店啊。”
这次，我终于不觉得他是在忽悠我离职做家庭主妇了，他看到了我内心的挣扎和那点没必要的倔强，他理解我，也包容我。
之后，我走进孩子的房间，伸手摸了摸她那肉乎乎的小胖脸。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了，如果工作不能让我感受到一点生活的美好，那它就没有意义。
河北项目结束时，几万元的打车费用，公司只报销了很小一部分。我没有找项目经理理论，因为那是很难扯清楚的事情，我只想尽快办理离职手续回到孩子和家人的身边，过上正常的生活。
当时公司正好有裁员计划，如果我聪明点，主动找领导申请，以裁员的名义离开可以获得7、8万的赔偿金。同事都以为我一定会要赔偿，看我的眼神都充满钦佩之情，他们觉得我太聪明了，离职的时间点特别正。而且我手里有公司的股票，离职前如果妥善处理，又能获得一笔钱。
但我一心要走，没有心情去折腾这些麻烦事，也不觉得被公司开除是什么光荣的事。我错过了裁员计划，也没有处理股票，那几位同事根本不相信，以为我还有后手，甚至想找我取经。我哭笑不得，只能报之以礼貌的微笑，懒得解释。在这个名利场，人人都只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和揣度他人，而我觉得，人生值得在意的绝不应该仅仅是钱。
办完离职手续，甲方乙方我都没去，我打算彻底退出ERP圈子，我自由了。
彻底告别了这个圈子以后，生活的主导权终于落回我自己手里。我能自如安排各项事情，有动有静，丰富多彩，不会每天过得像部机器。
我看到了北京的朝阳和晚霞，我有时间逛各个公园，看一年四季大自然的变化。最先发生的改变是睡眠，每天早晨我不再从乱七八糟的噩梦中醒来，脸色也难得出现了粉粉的红晕。
当然，并不是说离开那个圈子就能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由于规划失误，我错过了考公机会。之后，我又在考研上颇费周折，考了3回才考上。研究生毕业后，由于年龄和经验限制，我没能获得稳定体面的工作。之后做的事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要说成就那只有一项，就是陪伴了女儿的整个童年，现在我正在抓狂地陪伴她的青春期。
生活中，依然有让我不喜欢的人出现，依然有让我肾上腺素飙升的事情发生，但我内心不会为此过于纠结和怀疑自己，因为我做着喜欢的事，脚踏实地，自洽。这让我能坦然面对这些挫折，一关关地闯过去。
2019年，我已经离职6年了，每年还是会接到几次猎头打来的电话。对方问我要不要去某个ERP项目，我总是礼貌地感谢，然后说自己已经不做这行好多年。
猎头停顿了一下，礼貌地告别，但加了一句：“保持联系！”果然，到了第二年，我还是接到类似的电话——这一行总那么缺人。
一天，我在地铁里看到一男一女，他们穿着职业装，背着电脑包，兴奋地聊着某个ERP项目。这个行业，前景和“钱景”还是那么好，女孩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光，让我感到十分熟悉。我饶有兴致地偷听他们谈话，他们聊到了人工智能，是ERP系统最新的发展方向，未来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地铁到站了，两位年轻人走出了地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看着他们逐渐走远，就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道别。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刘畅 实习 | 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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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30 10:2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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