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
首先大家都能想到的就是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更多地用清洁能源去替代。这里我们看一下近年的一些数据,我觉得可以看到一个比较乐观的未来。
这张图是中金研究院做的一个统计,它显示了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清洁能源发电的成本变化。黄色这条线是光伏发电的成本价格,棕色这条线是风能发电的价格。在过去10来年,光伏的成本已经下降超过了90%,而我们的装机量已经超过了十七十八倍,风能的成本也在迅速下降。
他们的数据最后统计到2020年,事实上在2020年的时候,光伏发电已经比用煤发电更便宜了,只不过光伏跟风能可能都不太稳定,而且我们的风、光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但用能主要是集中在东部,这会导致一个资源的错配问题。
如果再把运输、消纳环节的成本算上,光伏以及风能的成本还是高于化石能源的。如果这一趋势继续,我估计在未来几年里,即使算上储能和消纳环节,清洁能源发电成本都会比化石资源更加便宜。
如果清洁能源变得更便宜,我们就不需要限制大家去用能源了,我觉得这是经济学想要告诉大家的。
事实上,我们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不是要限制大家使用能源,这是一个误解,相反我们可能还要扩大能源的使用,让那些脆弱人群、贫困人群有更多能源可以用,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去适应气候变化,只不过我们要把这个能源的来源从污染严重的化石能源换成清洁能源。
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锂电的成本在过去这十几年里面迅速下降。很多研究都预测了按照现在这样的轨迹,未来这些年的锂电成本将会如何变化。▲ 不同科研机构的预测成果。来源:Mauler et al.2021,Energy Environ,Sci.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预测都是在未来几年它会进一步下降,虽然下降速度没有前几年那么快,但是会持续下降。等到2025年,最迟2030年,拥有和使用一台电动车的成本将会极大地低于传统汽车,这样电动汽车将会实现在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替代。
当然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小疑问,我也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电动车真的清洁吗?
电动车耗电,要发电的时候也会产生碳排放和污染,是不是把这些都算上以后它也不一定比燃油车更清洁?这是在互联网上经常能看到的一种观点。
这里我想澄清一下,为什么要发展电动汽车?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原因。第一是控制污染的难易问题:我们可能有三四千家发电企业和4亿辆机动车。大家觉得是控制这三千家不动的发电企业排放容易,还是控制这4亿辆随时在跑的汽车容易呢?很显然,控制这三千家发电企业的排放更容易。
第二点是关于收益问题:我们大部分的发电企业在郊区,而车多的地方基本都是大城市,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如果我们只看污染带来的伤害,那想必也会选择把污染放在低密度的郊区,而不是放在人口聚集的城市。
当然最后一点,其实我们在发电的时候已经算了发电的碳排放了,已经在用各种手段给发电企业施加相应的成本了,那么就不应该再把这份碳排放的成本重复计算在电动汽车上,我们只要持续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最后碳排放和污染就都会显著地降下来。
03 碳排放的经济账
想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我们的另一项政策设计是碳定价——对温室气体排放以每吨二氧化碳为单位给予明确定价。简单来说就是,企业每产生一吨二氧化碳对社会、对未来造成的成本,都要反映到这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这个成本虽然企业不承担,单个消费者不承担,但是整个社会是要承担的,所以我们最终需要把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算进来,给企业做一个成本的核算,这就是碳定价的原理。
比较常见的有两类碳定价的机制,第一类叫碳市场,第二类叫碳税。
♦️ 碳市场:在碳市场中,政府或其他管理机构设置总排放限额,并发放或出售排放许可(或称为碳信用)。企业或组织可以在市场上买卖这些许可,以遵守排放限额。如果他们的排放低于分配的许可,可以出售剩余的许可;如果排放超过限额,则需要购买额外的许可。
♦️ 碳税:对碳排放征收的税费。它直接对化石燃料的消费者或生产者征税,税额通常基于每吨二氧化碳或等效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这张图是全球现在主要的碳定价区域。
欧洲一直以来都是碳定价主要推动的区域。欧洲不仅有统一的碳市场,很多国家还额外征收碳税。而中国从2012年就开始了碳市场的试点,在2021年我们也建立了全国的碳市场。
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碳市场,碳定价是非常不同的。下图图中的每一个圈代表了该市场覆盖了多少碳排放,纵轴是每个市场具体的碳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碳市场的价格在80到100美元之间。中国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低,其他国家的差异也都非常大。
大家肯定会问一个问题,那什么样的定价是合适的?我们有没有一个标准,去规定每一吨二氧化碳该征什么价格?
其实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我要讲一个新的概念,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但未来这个概念可能对大部分的环境政策都会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影响,它叫作碳的社会成本。
碳的社会成本,就是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折合成货币价值有多大。原则上,它应该反映我们知道的一系列可能影响社会的成本,包括去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
Nicholas Stern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估算的碳的社会成本是266美元/吨。另外Nature在202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这里估算的成本是185美元/吨,这是近期来自学术界的估算。
实际应用是什么样子呢?很多国家其实已经把碳的社会成本用作监管。比如在美国,政府在批准一项工程的时候,需要保证它的收益大于成本,这个成本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
如果把这部分成本加进去后,它的成本高于收益,那这个项目就不能获批了,所以像拜登政府用的碳的社会成本是51美元/吨,而奥巴马政府用的是42美元/吨,当然这两者其实差别不大,因为涉及通胀的调整。
但特朗普政府使用的估计,是7美元一吨。为什么呢?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任何项目的碳排放应该只考虑它对美国的影响,不应该考虑它对全世界的影响,当他把碳的社会成本除以一个值,就只需要用7美元的社会成本去做监管。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批准了大量高能耗的项目,本质上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数字,它在决定这些政策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再看一下国际碳价的变化趋势,在2018年以前,国际碳价总体都一直以来都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是随着欧盟开始逐渐推进碳中和策略,它开始越来越限制企业可以排多少碳,这个价格就开始上涨。
▲ 国际碳市场碳价格。来源:World Bank
在过去一两年,国际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碳价的上涨,所以欧盟现在的碳价基本是在80到100美元,甚至有一段时间超过了100美元。其他国家的碳价受国际冲突的影响还不太大,大部分地区可能还在20美元左右。
那中国是什么情况?这是全国碳市场从2021年到现在的一个碳价的表现,蓝色的线就是碳的价格,红色的是交易量,纵轴是指多少人民币,基本上我们的碳价都是在几十人民币,不到100人民币,一直在波动。
▲ 中国碳市场价格与交易量。来源:Macromicro
我们还可以看到几个有意思的点,首先在很多时候我们的交易量是特别少的,价格也不怎么波动,但是总有那么几个时刻,突然大家就开始去买卖了。
我们看到图里就有几个买卖的高峰,那这是为什么呢?在每一个履约期内,政府是有规定你有多少碳排放权的,这种买卖的高峰可能是企业到最后发现无法履约了,自己的碳配额不够了或者多出来了,才突然想去市场上交易一下。
这里体现出了中国的碳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市场特别不活跃,流动性非常差。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的碳配额还是免费发放的,所以企业去交易的动力不是太强。
履约驱动的交易现象明显,也侧面反映出这些企业本身管理碳资产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它们不太判断得出来自己需要多少碳,所以才会在最后那几期突然去交易一下。
当然这里只是反映了一个市场的情况,现实中大部分碳排放权的交易都是通过企业私下协定交易进行的,这里面会有更大的折价,所以真实的中国碳价是更低的。
与此同时,现在也只有发电企业是可以进行碳交易的,大部分的主体,比如说金融中介是无法参与的,它也没有一些金融衍生品,比如说没有期货不能储蓄等等,但这些功能在欧盟碳市场是非常普遍的。
除了发电企业,未来可能一些高能耗的企业也会被纳入碳市场,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这样一些行业。除了这些高耗能行业外,大部分的企业和行业其实和碳市场不太相关,未来也不会被纳入碳市场。
那么这些企业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04 被关注的ESG
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一个过去几年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概念,叫ESG——Environment,Society,and Governance。
ESG的理念就是,企业不只要关注自己创造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关注自己的盈利,也需要关注它对环境的影响,除此以外也要关注公司内部的治理,还要更广泛地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下面这个图是谷歌的关键词的搜索,过去的五六年是ESG这个概念得到极大普及的一个过程,现在ESG已经超过了之前大家常用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么一个概念。
这是为什么呢?金融机构的介入,其实是ESG变得越来越活跃、大家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如果看2020年的数据,全球专业资产管理公司在考虑自己投资决策的时候,大概有17.1万亿美元的管理是把一个公司的ESG标准作为了一个重要的考量。这个考量在2016年只有8.1万亿美元,2010年只有2.5万亿美元。
而到2020年,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基金经理等等,大概每3美元就会有1美元是采用ESG的投资策略,而这些投资策略可以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融资成本,积极地激励企业去进行转型。
Apple今年推出了它的第一个碳中和产品,就是新版Apple Watch。新的手表中大量使用了可再生的材料,同时它的生产工艺也用了清洁能源,尽量减少了塑料包装。
为了节省交通运输上的碳排放,货物运输也不再用空运,改成邮轮、用海运。当然这也不能把它的碳排放降到零,所以苹果公司还在进行生态补偿,通过种更多的树,把依然在释放的那一部分碳排放给吸收掉。
再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ESG案例,就是我们和阿里巴巴的一个合作。大家应该对阿里巴巴比较熟悉,它有「蚂蚁森林」这个系统,也是在种树。我们和旗下「饿了么」平台做了一个合作,看如何降低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饿了么」做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实验”,就是在一些试点城市把默认选项改成“不需要餐具”,同时给你一点点蚂蚁绿色森林的能量积分。
这个转变非常小,其实它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大的负担,但我们发现这个微小的转变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结果。
「饿了么」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依次在不同时间点引入新的用户界面,相对于其他城市,这三个城市选择“不需要一次性餐具”的下单量明显变多。
▲ 来源:He et al.Science,2023
这么一件几乎零成本的事情,每年可以让超过20%的外卖订单不再需要一次性餐具。而这个微小的助推如果可以推广到全国,如果所有外卖平台都有这样一个变化,每年就可以减少220亿套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当然我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和预想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餐厅的依从性不高,哪怕你选了不要一次性餐具,商家还是会给你,我们也在想办法去改变商家的行为。
如果大家对这件简单的小事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招募帖,我们正在招募志愿者,去继续这项研究。
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每个人微小的善意、微小的举动都是有用的。我们有一项全国性的实验,在这项实验中,我们让很多志愿者实时去监测中国超过25000家重点排污单位的排放情况。
如果这个企业持续地排放超标,志愿者就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去投诉这些企业,包括政府自己的系统、微博、环境违法投诉的举报平台、各地的环保热线等等,我们就去看这样的投诉有没有用。
我们做了差不多10个月的实验,志愿者一共投诉了超过3000次,有用吗?每个公众的参与,能起到实质性改变企业行为的作用吗?我们的结果显示不仅能,还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左边这个图描述了被举报以后的企业再次超标的概率。相对于什么都不做的控制组,我们发现如果它超标了以后,在微博上被公开举报,它之后超标的概率能够降低60%,而非公开的举报虽然也有用,但用处没那么大,只能降低20%左右。
▲ 来源:Buntaine et al. AER, forthcoming
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公开的投诉,不管是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还是水污染COD的浓度都会有下降。每个人去做这样一件微小的事情,成本非常低,却可以让企业变得更加环保。
既然微博投诉这么有用,我们又增加了几条评论、转发和点赞,增加不多,就几个。然后发现哪怕是这么微小的一个变化,也可以让地方的环保监督机构更加负责任,他们回复我们的概率上升了40%,同时他们去调查企业的概率升高了64%。
到此为止,我讲完了企业怎么办、政府怎么办,以及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做什么,那就该总结了。
80后的听众可能有印象,1998年的《新华字典》在介绍冒号怎么用的时候,用了这么一段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平进入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希望在未来的有一天,《新华字典》的修订本可能会把这段话改成这样:「张华成为了一家ESG基金的基金经理,李平进入了新能源行业做了一名产业工人,我下班了以后可能做起了键盘侠,每天兼职投诉一下环境违法企业:这些行为都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国家有了更加光明的前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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