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安丽，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当城管上街参与执法时，往往意味着这个时刻更加重要，有更高的执法要求，比如有上级部门来检查时街上的小贩必须得被清理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协管也非常乐于在城管面前表现。城管就像他们的老板，他们要向城管证明自己的执法非常有效，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出外勤和挣补贴的机会。
大家好，我叫蒋安丽，是一名大学老师。感谢一席的邀请，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讲一讲我对城管和小贩的观察。
说起小贩，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在街边的摊位上你可以找到一些很便宜的物品，比如10块钱三双的袜子、25块钱一条的裤子等等。
这些城市角落里的小商贩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满足了一些低水平的消费需求，可以说小摊贩是城市烟火气的代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我国到底有多少小摊贩？由于街头小贩的非正规性和流动性，我们很难像做人口普查一样给他们做一个确切的统计。2008年，有学者估算当时我国的摊贩数量已达2553万，比去年底上海市的常住人口还要多。
小贩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数量也很庞大，但我们在正式的话语体系中却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小贩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最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们跟城管发生暴力冲突时。
2013年我正在读硕士一年级，当时有一个轰动一时的案子，沈阳小贩夏俊峰因暴力抗法刺死两名城管而被判处了死刑。
这个判决一出就引发了很多讨论，我对这个案子也十分关注。当时我的导师徐建华教授就问我对城管和小贩这个话题感不感兴趣，我跟导师一拍即合，这个研究主题就贯穿了我六年多的硕博阶段。
我在广州摆地摊
2014年我决定到广州去摆摊做田野。
广州是一个比较包容的城市，历来是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地摊经济在广州有很好的发展土壤，而且广州的气候也特别适合在室外摆摊。2013年广州官方称，全市的摊贩数量已经达到了30-50万。
我跟身边的老师和同学们说我要去广州当小贩时，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是放光的，觉得我马上就要挣大钱了。
我当时心里也想，当小贩有什么难的，不需要很高的成本，也不要求什么技能，凭我的勤奋努力肯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贩，就像新闻里讲的那样，很快就能日入斗金，月入过万。
没想到的是，我到了广州以后，田野开展得并不是那么顺利。
我选择了仁和村（化名）作为田野地点。广州小贩聚集的地方很多，仁和从各方面来讲都比较适中，这里小贩数量不算最多，但也不少，它在广州不算特别中心，但也不偏僻，在这里可以看到广州最普遍的、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
我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从网上进了一些女生的头饰，准备了一张小桌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我只需要到街上找个地方支起桌子，就能开张了。可就是这一步让我屡屡碰壁。
仁和晚上非常热闹，在短短100多米的街道两边，密密麻麻地排布着200多个小贩。别说要找一个摊位了，我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很多时候，我早早地就跑到街上占住一个位置，可是不一会儿就会有小贩过来，气势汹汹地跟我讲这个地方是他的。有时候原摊主还没来，旁边的摊贩反而起劲，过来把我赶走。而且我多次被他们指责不守规矩。
我就这样在街上游荡了很久，摆摊事业和田野基本上没有太大进展。转机发生在一个月以后。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街上游荡，遇到了城管要驱赶一个用改装过的货车卖东西的小贩，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冲突，这个小贩的手被车门夹到流血了。我看到后就赶紧到旁边的药店买了药品来给他包扎。
经过这件事，这个小贩就非常感激我，他很仗义，从自己的摊位中划出了一小片地方给我。还对我说，以后有我罩着你，不用怕！
小贩的江湖规则
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小贩后，虽然钱没挣着，但我很快就和这条街上的摊贩都混熟了。
我跟他们一样，每天下午或晚上出来摆摊，凌晨收摊；一起在城中村的7元饱快餐店吃饭，经济实惠，量大管饱，就是味道不怎么样。
当我走进了小贩这个群体以后，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一股江湖气，他们之间有很多非正式规则，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智慧。
我发现的第一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江湖规则，就是“先到先得”。
这个“先到先得”不是只管一朝一夕，不是说我今天来早一点就能占到摊位，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区域内所有摊贩共同形成的一种划分地盘的契约。一旦这个契约形成，大家都会自觉遵守并维护。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一开始想要找到一个摊位那么困难，还有为什么我会频频遭到这些摊贩的共同抵制。
摆摊后没多久，我认识了一个潮汕小贩阿伟，他在这条街上卖干果零食，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挣好几百块，一个月过万是轻轻松松的事。因为生意太好，他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就想拉我入伙。我当然很高兴，然后就加入了，成为了这个大摊位的合伙人。
我和阿伟一般是下午4点到街上开摊，卖到凌晨才收摊。我很疑惑，我们的生意这么好，可是街上怎么只有我们一家卖干果零食？
我问了阿伟这个问题，阿伟跟我讲，就是因为这条街上以前没有干果摊，他才选择到这里来。阿伟有很多老乡也在摆摊卖干果，但他们都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售卖商品的种类也是“先到先得”，阿伟的生意开始之后，其他小贩就不能再卖同样的东西了。这是小贩之间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你卖和别人相同的东西，会被视为对其他摊贩的挑衅。
这是我在仁和的天桥上拍的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短的天桥上有卖日用百货的、有卖雨伞的、还有卖玩具和袜子的等等，但互相之间都不相同。
除了避免不必要的竞争，小贩之间也会有一些“商业合作”，比如建立一些分销寄售的渠道。最开始我在卖女生头饰时，有个小贩就把耳环放在我这里寄卖，她会分给我一点利润。大家还会分享一些低价的进货渠道，一起在城中村租赁仓库，以此来降低经营成本。
江湖规则有什么用？
为什么街头摊贩需要这些非正式规则呢？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小摊贩，2010年印度新德里市准备举办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会，市政府下令要清除全城小贩。
印度的街头摊贩协会就一纸状书把市政府告到了最高法院。印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判决，禁止政府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街头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摊贩们获得了胜利。
这个例子说明正式的摊贩行业协会可以维护小贩们的利益，协调他们的行动和解决一些内部争端。
但在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任何属于摊贩的正式组织，所以他们不得不发展一些非正式的规则来解决问题，尽量减少麻烦。更重要的是，这可以帮助他们减少与城管和警察的接触。
有小贩跟我讲，在仁和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有两个“不懂事”的小贩在街上因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然后就引来了城管和警察，把整条街所有小贩全都给清理了，大家都没法做生意了。用小贩的话说，这不就是大家跟着倒霉吗？
这些小贩还会利用互相之间形成的非正式网络，联合起来抵御城管。
一般情况下，城管来了，当然能跑就跑。大家会在群里相互通报城管的动向，有时候城管的车刚开出来，整条街的小贩就都已经收到消息了。他们非常有经验，光看城管开的什么车，就大概猜到今天会不会扣押他们的东西。
有些小贩本来就是老乡。有小贩告诉我，冼村在改造前，在那里摆摊的30多个小贩都是河南的，他们垄断了那一片地盘，外人要想进去卖烧烤一个月要交3000元。
这样的摊贩聚集区往往也会让城管比较头疼，因为他们的联系更加紧密，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引起联合抵抗，甚至是暴力抗法。
有一次广州的城管要去清理一条街道，在过程中跟一位潮汕小贩发生了冲突，城管想扣押他的物品，结果他一个电话摇来几十号潮汕小贩，一拥而上把城管团团围住，差点引起群体性事件。
元老李哥，无处可逃
我在田野时认识了一个元老小贩，我叫他李哥。他2004年从老家湖南来到这里给人贴膜，摆了5年摊后攒了一点点钱，于是就到海南跟朋友合伙做生意，结果赔得血本无归。没有办法，2011年他又回到了仁和村继续摆摊。
李哥是在这条街上摆摊时间最长的小贩，他跟我说，他对这条街上所有的小贩都一清二楚。他非常热心，经常向别人传授摆摊的秘籍，比如仁和哪些地方人流量比较大，什么时间城管不会管，哪个城管脾气比较好，看到他还能讨价还价一下，哪个城管脾气比较差，看到后得赶紧跑等等。
2014年秋天，我在做田野过程中，正好遇到广州开始创建“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的运动，负责这个片区的城管队联合当地村里的治安队，三班倒24小时不停地在街上巡查。
街上的小贩基本上都被赶走了，往日仁和街夜晚热闹繁华的场面也不复存在。能找到其他工作和生路的要么转行，要么就回老家了。李哥因为从小身体有残疾，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也没有什么技能，找不到其他工作，他没有办法，只能留下来继续摆摊。
仁和街不让摆了，他就去一些非常偏僻的连城管都“不稀罕管”的地方。这是一个快速路的旁边，经常有大车来往，非常危险，路上的行人相较仁和也少了很多。
他在仁和给人贴膜，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上百块，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钱，对他来说还是不错的。可是到这里后，有时候一天下来就几个行人，他只能挣十几块钱，日子变得非常不好过。
他跟我说，他不是不想去干别的，不是故意要给城管添麻烦，只是他真的没有选择。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9-12 10: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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