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当艺术家的时候,我也会想要去符合某种特定规范里面的期待,想让自己可以比较顺利地成为圈内人。比如说当艺术家就是要去申请一些驻地的计划、展览、经费,或是去跟画廊联络等等。
通常对方都会想要知道你作为艺术家本身有什么计划,你有什么愿景,去了解你的一些数据或资讯,有点像是在分析股市的感觉。
可是这些项目对我来说特别难,我有时候就会很自暴自弃,觉得是不是我能力不够,会很自我怀疑,然后很焦虑。所以我一直想要用劳动的方式,一直不断地去生产更多作品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但是随着时间的累积,我逐渐理解到自己的创作模式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创作是去反映我的生活体验、我生命的经验。我没有办法去预估我接下来的生命和经验会是如何,所以慢慢地我就懂得让自己放轻松一点,直接让生命去带领我感受这个世界。
重新认知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在创作和生活上都变得比较轻松,好像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了。我很认真地去过日子,而创作也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心态上的黄金比例。
后来在2020年,因为疫情爆发,我就回了台湾避风头。在最紧张的两三个月里面,大家都自主在家不出门,网络上开始出现各种不同的哀嚎——在家很无聊,很焦虑,有各种资讯的分享说在家可以干吗等等。
那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自己是长期在工作室独处,但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没有办法自处、排解时间,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意外的。
我住在台北的一个高楼层的大厦里面,从窗户看出去可以一次看到几十户人家,一格一格的窗户,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大家在阳台做什么。
我也是在无聊之下,把大家在家可以做什么画在小格的笔记本里面。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一格一格、一户一户的人家聚集起来的。然后因为太闲了,我还把其中几个简单的小图画成逐格的动画,尝试做成NFT,目前也还在NFT的加密货币圈流动着。之后疫情开始趋缓,大家慢慢地开始重新出门,但还是有点怕自己会被传染,所以我就开始去爬山。可能太久没有出过门,太久没有接触到大自然了,刚开始去爬山的时候,我很容易就被路边那些小花小草感动。
它们就这么单纯地在路边,没有絮絮叨叨,没有恶意,没有怀疑,没有意图。不管世界发生什么,它们就一直在这边。🥹
突然间我觉得我好像顿悟了,我好像突然感受到什么叫作真善美,心里很感动,就画下了这一些小小的感动。
这是我第一次画没有人的画,感觉心情很平静。
不过后来我发现我的感觉好像也没有很特别,很多人可能也都是这样想——爬山的人越来越多,多到甚至必须排队上山。
这个现象被媒体称之为“报复性踏青”。所以心情平静了没多久,我又开始画人了。
这是宜兰的一座山,叫作五峰旗山。因为几年前日本摄影师小林贤伍来拍了漂亮的照片,然后把它命名成台湾的“抹茶冰激凌山”,从此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网红山。
我去到现场后发现,大家都觉得自己是网红,然后穿着一样的标配去抹茶山拍差不多的网红照片。
在那一阵子,山上真的很多人。像这个是台北市区里的一个小山,叫作金面山。只要是假日,只要天气好,上面就全部都是人。
我画图的动力很多是来自于日常生活里面看到的一些不顺眼或是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群体盲从,人们不假思索地就去相信某件事情,为了遵从某件事情而产生某种行为,我对这些特别敏感。
比如说去到美术馆,一群人嬉笑怒骂、嘻嘻哈哈,全部是用手机镜头去一扫而过这些展品,用这种很消费性的方式代替自己的眼睛,去看你面前这个真实的世界。
就算是到了山上,换了环境,大部分人还是很难脱掉旧的习惯。
在哪里都想要连上网络,在哪里都想要连到社群媒体,不管怎么样都想要刷两下屏,就算是没有必要都忍不住还是想看一下,像着魔了一样。
我在芬兰驻地的时候去了北极圈玩,就算到了北极去看麋鹿,已经到极地了,大家还是在拿出手机,用闪光灯狂拍。
而且那一次我才知道麋鹿根本不是童话故事里那么温顺,现实中就是真正的野生动物,会横冲直撞。
这是我去亲戚家参加婚礼。不熟的亲戚们聚在一桌,宁愿各自躲到自己的手机里面,活在自己觉得安全的世界里。
大家完全没有想要努力去认识彼此,就这样放弃人与人之间去交流的一个机会。
我把我的这些观察都转成了绘画,让我和实际上的世界好像有了一点距离。于是那些比较情绪化的东西也就被转换得比较幽默、比较多层次,少了一点尖锐、多了一点宽容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