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你一定无法想象，这并不是什么发善心，是一种‘尝试’的过程。大家都说：‘当一天结束时，你一定感觉很棒。’而我却在想：‘老天爷，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吗？’”
1971年，法国医生库什纳因目睹尼日利亚的人道主义灾难后，与一名记者共同创立了“无国界医生”组织，抱持任何人都有权接受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的信念，在世界各地发生战乱、饥荒或天灾时提供及时的医疗卫生援助。
1999年，“无国界医生”组织获诺贝尔和平奖。如今，它已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主义医疗组织，但仍旧秉持半个世纪前创立时的精神——在人类无休止的灾难中帮助世界各个角落被遗忘的人，在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努力使人们重获生而为人的权利和尊严。
除了医护人员，参与者中不乏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他们去到战场治病救人，在短短几天之内建起一座医院，随时应对当地的叛军、劫匪和各种武装力量；找水、打井、灭蚊、扫盲，甚至跟各类医药专利厂家斗智斗勇。然而，即便没有遭遇绑架和杀害，很多的参与者在回归正常生活后，依旧还要看很长时间的心理医生。
记者丹·波托洛蒂深入“无国界医生”组织，采访了各偏远地区实地工作的医生、护士及后勤人员后，在《地狱里的希望》一书中平实地报道了人道主义组织所面对的各种现象与议题。本书揭露了“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时时面临，却鲜为外界所知的工作状态，展现了他们救援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挫折与危机。
他们不是上帝，虽然他们希望自己是；他们只是凡人，试图疗愈凡人。
——安·塞克斯顿《医生》
詹姆斯·诺克斯医生将医疗器具背在身后，准备走10分钟前往位于古因巴的迷你医疗中心，该地位于安哥拉北部。一过了市场，那栋建筑物就从左方映入眼帘。有电力供应的时候，一颗孤零零的灯泡照着住院病人的病房，里头约有十张病床。
这天，仅有的光源来自午后的太阳，伴随着苍蝇和传播疟疾的蚊子，一起从病房那两扇没有玻璃的窗框穿进来。微风徒劳地吹拂，难以驱除久未清洗的躯体发出的气味。诺克斯坐在一张空病床上，仔细审视一名几天前因营养不良而入院的新生儿。婴儿的母亲绝对不超过18岁，她哺乳有困难，因此从塞拉达康达镇走了两天过来，该镇位于此地东南方50公里外。当医生用葡萄牙语解释宝宝体重增加且已脱离险境时，她看起来松了一口气。
这位28岁的澳洲医生身材高瘦，一头黑发，眼神灵动，这是他第一次跟随MSF（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以下简称MSF，在北美洲亦称为Doctors Without Borders）出任务，至今已是第三周。诺克斯在新南威尔士学医，后来到英国利物浦上了3个月的热带医学课程。通过MSF的审核后，他得知自己要前往安哥拉执行第一次任务：参加葡语速成班，在2003年年中去古因巴，照顾将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返乡，行经此地的25000名民众。这些人于最近一次的战争爆发期间逃离了家乡。
诺克斯知道有些人将援助工作视为英雄行为，仿佛他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穷困和受苦的人——但现实状况可没那么简单。
MSF成员常被问到为何他们要做援助工作，这个问题令大多数人恼火，不仅因为被询问的频率高得累人，还因为不容易三言两语将动机解释清楚。他们也担心自己可能让询问者失望，因为那些人通常将援助工作视为苦行——自我牺牲的行为。
如同一名医生所说：“大家听到MSF便说：‘你会受封为圣人。’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认为自己是在追逐个人利益。医治这些人很值得，但我这么做是因为这样让我感觉很好，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不是为了他们而做——我的意思是，我的确医治他们，但我去那里是因为觉得我喜欢那样做，不是认为自己在帮助世界。”
就某种层面而言，帮助他人的欲望几乎激励着MSF的每个人，但在程度上落差很大，甚至对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影响都不尽相同。第一次出任务的动力鲜少和第5、6次造访救援现场时一样。
| 澳大利亚医生詹姆斯·诺克斯在安哥拉古因巴的医疗中心外与一位护士聊天。与MSF的许多项目一样，驻外医生的主要作用是扶持和培训当地医务人员。病人就医要步行或骑自行车走几英里，而最严重的病要开3小时车才能到最近的医院。 （Dan Bortolotti 摄）
不可否认的是，来到像安哥拉这么危险的地方执行人道主义救援可能很危险。
在诺克斯执行任务期间，MSF列出了几条规则，当中暗示即使是和平时期的古因巴，也会有潜在风险：没有交通工具及司机等候在侧时不在外过夜，天黑后不独自在乡间行走，总是随身携带50美元“保命钱”以防遭勒索或绑架。每个人都会接受防雷训练，司机也会受命要跟着其他车辆的行驶痕迹走，绝不离开主路。长途车程中若必须停下来大小便，就在车子后面解决，绝不要去路边的草丛里。
遵守这些安全规则也没办法保证什么。2002年11月29日，2辆MSF的公务车从安哥拉东南部的昆占巴开往马汶加，离开了他们这一天忙着接种麻疹疫苗的小村落。他们沿着那天早上开过的路折返，但这回满载13个人的第一辆越野车的后轮触发了反坦克地雷，7人丧命——4名安哥拉当地的MSF雇员、2名卫生部的职员及一名男婴。
针对大多数非洲国家，MSF有很明确的道路运输政策：假如开车撞到人或动物时要继续开，只有在通报过主管机关后才能折返。别停下来帮忙，即使你是医生。
这种做法听起来铁石心肠，但2003年3月9日的事件显示出了这么做的必要性——瑞秋·斯托是位英国医生，在马兰热执行MSF的项目时，和司机艾德里多·奥古斯都及一名助手从卢旺达回程途中撞死了一名年轻女孩。当他们停下来时，一群暴民将奥古斯都拖出驾驶座，残暴地将他打死。斯托勉强驾车脱身，那名助手则徒步逃离。
诺克斯说这些时，一轮满月高挂东南方，将月光投射到沉睡的村落，很容易让人觉得与这些可怕的故事相距遥远。
在古因巴这里，诺克斯与另一位外地医生住在太阳烘烤的砖块盖成的屋子，虽小却舒适。这里没有自来水，电力每晚只供应几小时，所以他白天将便携式太阳能灯充电，深夜就可以带着灯去户外厕所，那里配备了MSF发放的标准蹲板。
娱乐很简单：平装本小说、几张CD。诺克斯带了吉他来，需要时后勤专家也可以从当地教堂弄来一面鼓。啤酒是温的，镇上有发电机的那个家伙可以卖你冰啤酒，但要额外多收10块安哥拉宽扎，约合18美分。
尽管部分任务有潜在危险，MSF成员会告诉你，在安哥拉这样的地方工作是罕见的礼遇，尤其对于还没满30岁的医生而言，否则他就会在医院担任初阶职务。“可能有人纯粹为了无私的理由而这么做，”诺克斯说，“但我还没遇过这样的人。我的意思是，你是在帮助人没错，但假如其中也对你自己有好处，就不算真的无私。”
许多MSF成员都记得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念头在自己心中成形的那一刻。
家庭医生安德鲁·席特曼曾到危地马拉和利比里亚出任务，对他来说，那一刻发生在大学图书馆里，他去那里原本是为了准备学期考试，结果东摸西摸地磨洋工。
“我拿起摆在隔壁桌上的旧书开始浏览，结果那是阿尔伯特·施韦泽的著作，里头谈到加蓬兰巴雷内的热带医院。那种工作形式正合我意——他是那间医院里唯一的医生，照料不受关注的民众。那让我立志学医，也播下了我日后希望到海外工作的种子。”
成长于中国“文革”时期的小儿外科医生程卫，则受到了另一位医学偶像的启发。
程医生童年时期的英雄是诺尔曼·白求恩，这位加拿大外科医生于1938年日本侵华期间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次年11月，白求恩因工作时没戴手套，手指被刺伤并感染了败血症。由于缺乏抗生素，他死于感染，以英雄的礼遇下葬，毛泽东还致了悼词。“我们那代人仍然十分钦佩他。”程医生说。他在2000年成为首位和MSF一起工作的中国香港外科医生。
文森特·伊查夫出生于古巴，这位外科医生年纪70出头，成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初次面对苦难的经验来自自己的祖国。“后来到世界各地跑过之后，我明白了医生的职责不仅是治病赚钱，还要将时间和知识奉献给穷人。我深信任何人都需要拨出时间做人道主义工作，而医生尤其需要。”
纵使大多数医生的感受都和伊查夫相同，MSF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找到足够的医生。
进入这个组织需要具备1到2年（具体年限由分部决定）看诊经验，所以新手医生不合格，更不用说医学院学生了，经常有学生在询问时才惊觉MSF并非来者不拒。许多年轻医生因为就学贷款而负债沉重——在美国尤其普遍，欧洲则较少见。对他们来说，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可能会是自己无力负担的奢侈品。
对经验丰富的资深医生而言，无法找到职务代理人也一样成为限制。第一次任务通常持续6到9个月，因为这对新进人员而言学习效果最好，之后再参加任务时，待在救援现场的时间则可以短些。
MSF驻外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7岁，但这个数据容易造成误解。如果造访驻地项目，你会发现工作人员大都相当年轻，特别是非医疗人员，因此整体平均值可能因为年纪较长的医生执行短期任务而失真。
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主要吸引到的是单身、没有孩子的人。过了35岁以后，那些有意组织家庭的人通常会寻找比较不冒险的工作，或者若是他们继续参与MSF的行动，也会从救援现场任务转调为办公室工作。
无论年龄为何，并非所有跟随MSF亲赴现场的医生都依循同一种模式。有些医生每年休诊几周来执行紧急任务；有些则大部分时间从事援助工作，为遭人遗忘的病患尽可能提供舒适的照护。
除了和MSF一起工作，家庭医生莱斯莉·桑克斯曾在加拿大北极圈治疗结核病，到偏远的原住民社区工作，照料联邦监狱的服刑人，在多伦多同性恋社区中心地带的诊所工作。
“到标准的市郊诊所工作，与病人谈论不合适的矫正器具、治疗喉咙痛，对我来说是梦魇，”桑克斯说，“是最糟的噩梦。我十分幸运能身处自己所在的救援现场，因为身为家庭医生，我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做有趣的事情，能实实在在地感觉自己有所贡献——通常不是很多，但至少有一点点。我就是没办法在资源过剩的地方工作，我没那种耐性。”
至于其他人，驱动力较晚才出现，那时他们已经在日趋专业化的西方医界执业一段时间，开始寻找新的挑战。因为有太多专科医生可以服务病人，全科医生大多数时候会选择将病人转诊，而非尝试自己不熟悉的疗程——这么做有益病人，但对医生而言就少了许多成就感。
就专科医生而言，可能会期待增加自身经验的多样性。“你可以运用的医疗范围之广，形成了莫大的吸引力。”席特曼说，“我必须做自己真的没有受过训练去做的事情，而且周围也没有其他人比我更适合做。我有点像在扮演‘百战天龙（MacGyver）’，我得用自己受过的训练和手边工具去尽最大努力。这种情境促使身为医生的我去超越极限，我也因此学到很多。”
MSF试图将本身的医疗人员和各项目的需求匹配起来，但有时各种状况会搞乱这些计划。在席特曼服务的利比里亚医院，当地外科医生消失了一个月，留下他孤军奋战。他最初的病患包括分娩时胎儿卡住的产妇。
“当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设法弄出这个宝宝。我做了剖腹产，产妇出现子宫破裂，而我无法修补，所以我还得做子宫切除手术，真是一个头两个大。6年前实习时，我做过大约15次剖腹产、大约5次子宫切除手术，但总有资深医生站在手术台另一边，告诉我在何处下刀、该切多深。当时压力真大，但如果不做，我只能选择袖手旁观。那名产妇后来情况良好。”
除了职业的驱动力之外，另一个特别激励美国医生加入MSF的因素，是免于官司的压力。
“第一次到海外时，我最大的发现是可以卸下心头重负。西方医生工作时必须承受的对种种医疗事故的恐惧，尤其在美国。”一位外科医生说，“那种持续的威胁，使你每回做决定时都想回头看看有没有律师在场。威胁消失了，我真是如释重负。”
除外科医生，许多初次参与的医生和护士惊讶地发现MSF的项目可能鲜少涉及直接治疗病人。“我们需要医疗人员了解，自己不会参与太多个别病患的照护。”一位MSF招募人员说，“你必须抛开那个想法，因为这不如你想象的那么亲力亲为：让10名当地的医疗照护者上，比尝试全都自己动手要有效率多了。这有点困难，因为你突然陷入管理、电脑、统计数字、报告当中，不是所有医生都想这样。”
护士也发现MSF所赋予的责任远比典型的西方医疗制度还多。“没有医生指示，我不能提供泰诺。”护士凯瑟琳·波斯勒说。在前往阿富汗坎大哈之前，她在偏远的加拿大北部社区工作。“从技术上讲，假如凌晨3点我的病人需要泰诺，我必须打电话叫醒医生才行；这真的很荒谬。我们是具备足够的知识、受过足够的训练的，可以做出拯救生命的决定，却没有权力给病人用泰诺？这真是令人沮丧，你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意见总是屈居次要的环境中工作，尤其是如果你曾在缺乏医生的情况下独立工作过，并独力做出过某些重要决定。”
就连非医疗人员也被可能的挑战吸引而来。
MSF的一位管理者回忆起他的第一次任务是到索马里，他说自己必须坐下来和联合国方面及军方开会，管理每个月大约4万美元的现金，通过无线电频繁地与摩加迪沙、内罗毕联络。“对25岁上下的人来说，那种工作很棒。每一天都不同，有些日子绝对是不可思议；当时我做了许多从没想象过自己能办到的事情。”
马西米兰诺·柯西曾在祖国意大利从事建筑业，后来又和一个天主教非政府组织到过巴西，然后在20出头时加入了MSF，他认为先前的那些工作，比不上在2000年到利比里亚这样的战区那么振奋人心。
“那时我们只有一个项目在北方，靠近与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边界，而我才刚到不久，我们就不得不结束那个项目，因为那里遭到了叛军的攻击、劫掠。他们拿走了所有的东西，杀死了一两名当地雇员，还强暴了数名病人，绑架了我们的一名司机。那是我在MSF工作的开端，所以我十分激动。当年的我比现在年轻多了，能够置身那些只在电影中看过或在书中读过的种种动荡之中让我深深着迷。忽然间，我发现自己身处其中，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跟随MSF的头4年，我会回到欧洲待几个礼拜，然后再离开，去执行下一项任务，因为我真的需要那种生活。我们意大利有句话说：‘你脚下的土地在燃烧。’这就是我的写照。我在利比里亚待了一年，日子过得很艰难——整整一年离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朋友，这对我个人是有影响的；然而我要立即火速赶赴另一项任务，因为那对我的情感产生了更大的冲击。”
柯西说的第二项任务是到南苏丹，他在那里担任前线附近一项基础照护项目的现场协调员。“我们照料战争伤患——枪伤、炸弹伤、地雷造成的伤，还有不全然与战争有关的社区里的疾病。”
他在那里有机会真正体验了“无国界”是怎么一回事——“你得非法越界进入苏丹。先到肯尼亚的内罗毕听取任务指示，接着穿越与苏丹接壤的洛基乔基奥。最后，在连续听取一周的任务指示后，出发前往救援现场。我们和一家私人公司一同搭乘小型运输机，人就坐在一箱箱药品上。两个半小时过后，我们降落在鸟不生蛋的热带草原，而苏丹人说：‘好啦，我们到城里了。’我走出去晃了晃说：‘城镇在哪儿？这里没有城镇，只有几间小屋。’那里的人近乎光着身子四处走动，脸上涂着灰以防蚊和抵挡酷热。然后你去到MSF营地，那里有用泥巴和牛粪盖成的小屋，室内外温度相差10度左右：室外摄氏50度，室内大约40度，感觉简直是神清气爽。那真的很特别——你不会相信2001年还有人可以在那种环境下生活。”
尽管今日“无国界医生”自豪于它比起国际关怀组织或世界宣明会这类发展型机构，可以维持相对小的规模，但它早已不再是1970年代时那样一盘散沙的社会团体。
组织始终努力贴近基层，最早的举动就表现在80年代时法国分部不情愿将组织扩张到比利时和荷兰。时任MSF国际理事会主席的詹姆斯·欧宾斯基，甚至在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时表示：“MSF不是正式机构，如果幸运的话，也永远不会是。”
1999年10月中旬，世界各地都有规模小却很热闹的派对，驻地人员举杯庆祝MSF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欧洲和北美办公室当然也有庆祝活动，却同时感到不安。“我记得我们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一天，我真的很担心后续效应。”
MSF法国分部前主席让埃维·布拉多尔说，“我认为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尝试在国际议题上真正的大咖面前班门弄斧会有风险。”布拉多尔担心MSF会被推上台面，被迫针对与人道主义医疗援助没有直接关联的议题发言。“如果你去开一个会，讨论的并不真正与你切身相关的议题，例如死刑，大家会说：‘像MSF这种得到诺贝尔奖的组织，应该对那个议题公开表达立场。’”
布拉多尔和大多数MSF成员自此与奖项和谐共存，别的不说，将“诺贝尔奖得主”加到组织的信纸上成了募款的天赐助力。然而，MSF荷兰分部的肯尼·格鲁克坦言，得奖对人力招募影响深远。“由于我们现在又大又有名，加入我们的人不同了；当组织规模小、充满斗志又叛逆时，站出来要成为志愿者的是另一群人。”
甚至在获颁诺贝尔奖之前，MSF就力图确保至少有30%的驻外人员是第一次出任务，提防引来太多自满的职业援助工作者。葛拉克承认这项政策使得“其他人道主义运动团体都取笑我们”，因为这个政策可能导致新手被过多的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不过，连第二次出任务的人都认为，什么都比不上第一次出任务的那种紧迫感，在战区边缘的医院遭受火烧眉毛的洗礼。
“从明亮干净的市郊医院，到一个有你不曾见过的创伤、医疗照护水准糟透了的医院，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时空转换。那份冲击鞭策着组织，也促使有人来告诉像我这种老家伙：‘我才不管你看过20个比这里更糟的地方，这里让我不舒服，我想要来做点什么。’这就是我们设法制度化的东西，我们用它来防止自身的愤世嫉俗，对抗我们生出的厚茧。”
作为一个组织，MSF是相对而言没有层级之分的（除了在必须有指挥系统的救援现场），而且人人平等。每个设立了MSF分部的国家都有1个全国性协会，每个人都受邀参加，人人都可以在其中投票选举董事会成员，或竞选董事会中的职位。
许多英、美慈善机构是由社会名流或业界领袖担任主席，MSF却不一样，它是由曾赴援助现场工作的外勤人员组成董事会，其中许多都是医生。“我们设法建构好这个组织，使它属于每个人。”奥斯丁·戴维斯说，“这么一来，如果这个组织做得不好，他们就不能只埋怨老板。每个人都有责任直言不讳，对MSF未来的发展方向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在工作中获得个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组织给在援助现场工作的人发微薄的津贴，负担所有差旅费及医疗保险，但驻外人员要支付自己的餐费及在当地其他的大多数开销。相较于私人公司，连MSF的办公室员工的薪水都算是节制而公平的。
举例而言，在MSF的纽约办公室，最高薪资不超过最低薪资的3倍，而执行干事的薪水约为10万美元。不过，在援助现场聘用当地雇员时，MSF付的薪资通常略高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现有行情。
因为即使位居高位也赚得不多，MSF吸引了许多天生不习惯身处西方富裕生活之中的人。马丁·吉拉德到哥伦比亚、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出过任务，也曾为MSF的蒙特利尔办公室招募人员。
“我绝对不可能到私人机构工作，除非我彻底破产，需要薪水更高的工作。”他说，“但我不迷恋物质生活。我40岁了，没有车子，我没钱买。我父母出钱替我买了公寓里的洗衣机、烘干机，因为我没钱付。如果明天早上我把简历寄到联合国，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找到工作，一个月薪水可能有5000美元。”
吉拉德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精通3种语言，去过20多个国家。“但我知道自己会在大型政治组织中丧失一部分的灵魂，知道我不得不在自己无法接受的方面做妥协。”
吉拉德没什么耐心容忍对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抱持浪漫想象的人。“曾有一两个雅皮士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我赚够了钱，拥有大房子，生活却一团糟；如果和你们一起出任务，我想我会找到人生意义。’我问他们：‘如果我派你去种族屠杀现场，你会开心点吗？你觉得自己回来后每天早上会对着太阳微笑吗？你以为那是幸福的秘诀吗？1994年我们派去卢旺达的驻地人员，到现在还是要每周看一次精神科医生。’”
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中，很多痛苦和困惑随之而来，成员们面对的挫折往往始料未及，令人难以想象。
小儿急诊医生乔安妮·刘记得自己在13岁时读了一本关于MSF的书，梦想长大后要从事人道主义工作。“30岁时，我第一次出任务——这个梦做得真久啊。当然，我注定要面对挫折，因为我的期待太高了，根本不敢相信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也会充满官僚作风，我就是没法儿理解。”
刘医生的第一次任务是到毛里塔尼亚，那里的难民正准备返回邻国马里。她说那里的联合国官员试图在雨季期间转移难民，只为了通过难民日益接近边界这件事来满足自己的好大喜功。
“当然，他没有订购足够的塑料布，结果民众在雨中多生活了两个礼拜，死亡、痢疾、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都增加了。我难以置信，只因为那个人有这样的打算，就要拿40000名难民的健康做赌注。我当年真的很天真，我的上级告诉我：‘乔安妮，醒醒吧，欢迎来到这个世界，亲爱的。’我记得自己写信给爸妈和我的另一半，说我不敢相信有这种事，不敢相信MSF完全不做反抗。我好沮丧，不认为自己还会再去；我盼了17年，却不得不应付这种状况？”
从事法律工作4年，又念了企业管理硕士之后，帕特里克·勒缪有自己的梦想——找到可以让他真正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在巴塞罗那，所以我联系了MSF的西班牙分部。一切进展得很快，我面试了两次，然后就启程前往科索沃。我负责财务、后勤和管理，团队决定结束整个任务的时候，我正好在那里。于是我在6个月里办结了两个项目，完全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感觉良好的工作。在科索沃，我冻得要命，一个人过圣诞节，忙着解雇人、争论合约条款，并将资产变现。我确实享受身处那个地区的经历，显然也和当地雇员培养出了感情。其间绝对不乏美好时光，但那和我原本想象的不一样。”
令人惊讶的不是新手的想法天真，而是他们愿意坚持下去。经历过毛里塔尼亚的灾难后，刘医生又跟随MSF执行了十几次任务，勒缪出任务的次数也进入了两位数。
随着经验的累积，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逐渐了解并接受了自身工作的局限，充分意识到他们的项目在大局中看起来有多么渺小——到战争肆虐的国家设几个迷你医疗中心、饥荒时设立单独的供食中心、在结核病门诊分配药物。几乎没有哪个在救援现场工作过的人回来后会极力夸赞他们的任务有多成功。更常见的是，他们勉强承认自己帮助了少许人、救了几条性命。
“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在布隆迪战区工作过的护士卡萝尔·迈柯麦可说，“我没有实现任何改变。也许在一些小事情上有所改变吧，少数急迫的问题；但是在那里时，我没办法改造那些医疗中心。”
这不是虚伪的谦虚，而是真正的挫折。援助工作者并没有因为知道自己在做好事而睡得安稳，反倒比较经常的因为还没完成的事情而睡不着。
“有些人对我说：‘哦，你替MSF工作，好高尚啊。’”一名援助工作者说，她对那种评论的反应是竖起中指。“说真的，你一定无法想象，这并不是什么发善心，是一种‘尝试’的过程。大家都说：‘当一天结束时，你一定感觉很棒。’而我却在想：‘老天爷，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吗？’”这也是为何有那么多资深人员坚称自己并非无私。
在他们看来，在救援现场比坐在家里观看电视里播放的世界各地的危机事件容易，即便是弄脏双手，但能够感觉自己参与其中。经历过打开眼界的第一次任务后，他们再也无法抱持鸵鸟心态了。
彼得·劳伯担任过几回后勤人员，他在任务期间情绪非常矛盾，他痛恨许多自己看到的事物，却感觉有股力量无情地牵引着他再回到那种生活方式中去。
“出任务时，我真的觉得自己活着。高兴的时候真的是令人情绪激昂，可怕的事情也真的是非常吓人，这种生活一点不单调。即使是任务中某些很无聊的部分，也有难得一见、特别的事情让你大有收获。
“MSF得诺贝尔奖时，我正在尼日利亚，在法国大使寓所的安静的接待处玩得很开心。我们带了一群为拉各斯贫民窟计划工作的当地妇女同行。我喜欢看着她们围在自助餐台旁，啃光一只又一只鸡腿，把骨头丢到地毯上。我有机会吃到了胡椒汤和番薯泥，喝到了棕榈酒和ogogoro（一种当地产的琴酒），还得了两次疟疾。
在尼日利亚，堕落行为被提升为一种全国性消遣，激情迸发的午夜舞厅，民族自豪感之强烈，贫穷、犯罪和苦难广泛得难以想象，少数幸运的富人则在其间安享令人瞠目结舌的奢华与财富，四处都有随风飞扬的垃圾卡在树枝和带刺的铁丝网上。天啊，我痛恨尼日利亚。天啊，我好想再回去。”
2002年离开MSF后，劳伯竭力想再次感受到那种活力。“我不认为我会像在MSF时那样生活，虽然我在MSF的生活包括那些可怕的东西。当MSF的成员深夜聚在一起开派对时，那真的是最美好的时光。辛苦工作的人一起哭着，哭完再一起喝醉，那才叫真的活着。”
有机会造访远方并体验不同文化，是很多人选择加入组织的最大诱因。
文森特·伊查夫忆起自己在卢旺达开展外科工作的空余时间曾进入山里，撞见大猩猩家族。“有几个猩猩宝宝想玩我的网球鞋，公猩猩站起来时好高大，简直不可思议。带给我的冲击是，我在城市中见识过那么多残酷的暴行——鲁亨盖里的人互相残杀——那头大猩猩却如此平和。”
在斯里兰卡北部，他看过泰米尔村民走在火上，亲身经历了他所遇过的最古怪的事件。
“医院里有个男人说自己的肚子好痛，于是我开始问他话。他说自己是个耍蛇的，我说：‘哦，真有趣，做这一行一定很危险。现在你人在医院，谁来照顾你的蛇呢？你太太吗？’结果他说：‘不，不，蛇在床底下。’他下了床，拉出一个上头盖着衣服的篮子，接着他拿出笛子，一条眼镜王蛇从篮子里钻了出来。他就这样当着病房里所有人的面，开始耍起蛇来。”
即使身处那些令人困惑的文化中，也会有奇妙的时刻。护士克丽斯汀·纳多利在南苏丹工作期间——许多MSF的成员说那里简直是另一个星球，她记得在丁卡族区开办了一个供食中心，丁卡族的文化是围绕牛群展开的。“他们甚至不会用多种方法来算时间，而你却试图为300到600个孩子实施一个治疗性的供食计划，还试图教一群丁卡族的雇员每天固定供应六次牛奶，并有计划地分发给每个孩子。你简直要疯掉。但当一天结束时，太阳逐渐西沉，火堆一个个点亮，漫长的白昼结束了，酷热开始缓和，妇女们排着队替孩子领配给，光影如此曼妙，于是你笑了，这时候好玩的部分才开始。”
随着MSF组织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难以避免地吸引到一些动机不纯的参与者，试图加入到援助机构的任务中。
迈克尔·麦林的著作《通往地狱之路》（The Road to Hell）出版后，他在有一次的采访中被问及“这份工作会吸引怎样的人”。
他直言不讳，“有些在做援助工作的人真的很棒，但我不得不说——而且这多半出于我作为记者的经验——毫无疑问，有些人是我这辈子遇过的最伪善的混蛋，有些人非常糟糕，我是指真正的坏蛋，他们在为慈善机构和援助组织的驻地工作……你走进那里，手上握着对人命的生杀大权。忽然间，你会看到22岁的援助工作者叫12000位难民到这里来，排成一列。这一刻你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权力。”
麦林并不是专指MSF，但没有任何组织的招募纪录是完美无缺的。与其他所有派人到偏远地区并赋予他们诸多责任的组织一样，MSF也曾雇用过怀有殖民者心态欺凌当地雇员的驻外人员、与自己家乡的社会永远格格不入的人以及纯粹，也不乏一些为了逃避家庭问题而离家出走的人。一名行动负责人开玩笑说，每当有新成员来报到时，她就会问：“说说看，你要逃避什么？”
MSF厌倦了自己在援助组织圈子里根深蒂固的“牛仔形象”，它声明早已经脱离了那个阶段。
“我们非常小心不要招募到兰博那种人：他们只是想到战地一游，见识一下子弹横飞。”一名人力资源经理说，“对一支团队来说，那种人是最危险的。如果你察觉有人是为了追求刺激而来，那这个人就真的不是你要找的人。”
MSF的人力资源人员会找寻熟谙多种语言的人——法语或英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其中一种会成为救援现场的通用语言；他们还会寻找曾到发展中国家工作或旅行的人（“别告诉我们你参加的是Club Med那种全包式度假行程，因为那不算。”）。在现场工作的人需要具备随遇而安生活的能力，因为所有的项目参与者随时可能接到临时通知后就要离家数周或数月。
MSF还需要能够在小团体中工作的人。“你所在的团队决定着任务的成败。”帕特里克·勒缪说，“你可能到很不错的国家、做很不错的工作，但如果你跟的是一个烂团队，就一点乐趣都没有。你也可能困在高墙内，连一根手指头都伸不出去，但你和一群优秀的人在一起，反倒能享受任务的乐趣。”
然而，即便做好了细致的筛选，一般人在救援现场的反应是无法预测的。团队中的驻外人员可能少到只有2人，也可能多达十几人；所处的环境也包罗万象，从宁静的村落到爆发全面冲突的地带，从有热水和冰啤酒的地方到与老鼠一起打地铺的地方。
一位后勤专家在南苏丹时正赶上那里闹饥荒，最初3个月都住在一半浸在沼泽里且到处都是蚊子的帐篷里。“干旱期太长了，造成了饥荒，接着又是暴雨。”他解释道，“我们的生活区在一个地方，补充性供食中心在另一片土地上，然后大约走20分钟才能到治疗性供食中心。在雨季高峰期，我们要涉过深达胸部的河水才能到那里去，身上永远都湿淋淋的，永远都觉得冷。”
然而，等到他们在干燥的地方设立了新的据点之后，他们之间的不和才现出端倪。“过了头3个月之后，坦白说越来越多的人脾气暴躁起来。当局势最糟的时候，你的团队才会凝聚得更好。实际上，在运行了一段时间的计划中，你会遇到更多的团队互动问题。而且在所有的非政府组织中，个性冲突都是个问题。”
没什么比生死关头更能把团队成员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卡萝尔·迈柯麦可在布隆迪时，城镇遭到了迫击炮的攻击，她和两名年轻女医生不得不缩在屋子的走廊里。
“那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牢固，因为我们一同经历了那种事情。”她说，“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三个人可能不会成为朋友——我们没有共同点，她们俩又比我年轻很多；她们28岁，我39岁。当你们住得太近、压力太大、工作太辛苦而且安全也没有保障时，可能会发生口角或很难相处。但是，后来你们放松下来，大家尽情跳舞，跳到凌晨两点。”
友谊往往来得很快，因为在那里几乎没时间让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慢慢地卸下防备，接纳彼此。“你一向团队报到，压力就来了。”一位负责七个任务的管理者开玩笑说，“你最好立马就表现出你能挺得住。你要么就和我们一起喝杯啤酒，要么就不喝。如果你不喝的话，这件事就会跟着你一辈子。”
派新手出第一次任务之前，MSF会让他们参加训练计划，介绍组织的理念，教他们实用技巧，例如怎么使用超高频无线电或替越野车换轮胎（对于心理上发生动摇的新手，这也是个主动离开的机会），这个预备课程多半着重于如何应付救援现场的状况。
在前往阿富汗之前，护士凯瑟琳·波斯勒在阿姆斯特丹受训。第一晚，她和其他新手发现自己置身在荷兰某个森林的中心，当时已是晚上10点。
“他们将我们分成一个个小组，然后给了我们地图。接着把我们塞进了一辆越野车，载到树林里放下，给了我们一大块防水布和几根木杆。他们说：‘好啦，祝你们好运。你们得找到地图上的这个红点，在那里盖出一间茅厕。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不过你们可以看指南针。’
“早上5点，所有的难堪终于结束了，我们找到了红点，盖好了茅厕。整段时间你都在学习如何用无线电来联络。当然，之前他们没教过要怎么联络；他们只是想让你明白在救援现场尝试联系别人可能会有多挫折。
“那时候，我们完全不晓得那次任务的目的何在，只觉得时间如此漫长难熬，而且我们时差还没倒过来。第二天，你坐下来谈论团体内的互动、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问题、你认为自己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那是此次活动中最可贵的部分，因为你是和陌生人困在一起，你累了，脾气不好，而且还没真正交到朋友。
就很多方面来说，那就像在出任务，因为你确实不得不和想法完全不同的人一起解决问题。在MSF这样的组织中，会有很多人习惯了当领头的。把一堆这样的人组成一个团体，通常会一团糟。”
如果说在执行任务时发生争斗很平常，那么和解也是家常便饭。内部人会拿MSF的缩写开玩笑，有人说它真正的含义是“Meses Sin Follar”，即西班牙语“几个月没做爱”，也有人说它的含义没那么情色，而是代表了“Many Single Females”，即“许多单身女性”。
把一群大多年轻、坚强、无牵无挂的人丢到一个情绪高涨、远离家乡的环境中，自然会容易配成对。但那么多MSF的成员走到一起，并非只因为机会比较多而且用不着顾虑后果。尽管有一时的放纵、一夜情、因怀孕而缩短任务的情形，也有人形成了长久的关系，往往持续数年或者一辈子。
“不仅仅是你遇到了一堆志同道合的人，因为人们是带着上千种不同的理由加入这里的，”加拿大籍护士莲恩·奥尔森说，她嫁给了1994年在波斯尼亚相识的荷兰后勤专家伦克·德兰吉。
“你遇到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的文化。你们之间存在太多的差异，真的不太能绕得开。但认真对待这份工作、不把它当作带薪假期或纯粹是种冒险的人，都怀着同样的无与伦比的热情。假如真的将一部分的自我投入到正在做的事情，你最终会看到人最脆弱的地方。”
奥尔森和德兰吉一起出过几次任务，见识过彼此最好的与最糟的一面。
“当状况变糟时，你会亲眼看到一个人是如果应对的，在短时间内，你就能这么深入地了解一个人。你可能跟一些朋友相交多年，却从没真正了解他们，因为你从没见识过处于压力之下、置身于这些紧急情况中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你有多少机会处在被挟持或者被枪指着头的危险关头？你有多少机会看到有人在你面前中枪或目睹种族屠杀？
“在MSF，每次出任务都会发生这类事情，于是你便看到了自己团队里的人是怎么应对的。他们会各顾各的，还是会凝聚得更紧密？你会看见一个人性格中非常本能的层面，这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样的。这样，相互了解的过程就快多了，不会发生‘让我们约会半年，一起出去吃吃饭吧’这种事。
“我没必要担心，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生活出现危机，我非常清楚他会怎么样；跟随MSF出任务，在你戴上戒指说‘我愿意’之前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了。我不需要对伦克解释我看到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时为何痛骂不已；我不需要对他解释，在多伦多一个美丽的午后，当非洲乐团演奏乐曲、人们翩翩起舞时，为何我站在那里哭泣；我不需要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说：‘因为这让我想起……’
“你们在同一条小船上，你们一直待在那儿。”
（本文选自《地狱里的希望》，略有删减。）
| [加] 丹·波托洛蒂著，林欣颐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21年12月
加拿大记者、
作家、特约编辑，
现为PWL Capital多伦多分部
投资顾问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7-31 05: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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