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飞出品的韩剧,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鱿鱼游戏》《逃兵追击令》统统叫好又叫做,我们此前也都写过。
而现在韩剧又大杀四方了,这次是新剧《少年法庭》。
开播后,豆瓣评分,8.9分,妥妥的神剧标准。
诚如剧名《少年法庭》,剧集将目光瞄准到一个敏感,又重要的话题上,少年犯罪。
故事讲述了,有着丰富经验的女法官沈恩锡,在少年法庭任职期间,遇到的是是非非。
以往这种律政剧的主角,都是满怀职业理想,誓要突破黑暗,还世界公平与正义。
但是《少年法庭》中的沈恩锡不同,她不仅对于少年犯没有任何好感,还极度的厌恶少年犯罪。
在少年法庭上的沈恩锡,犹如阎王一般,对于走上审判席的少年罪犯,绝不姑息。
由此她在圈内,也得了一个外号,“十恩锡”,因为经她手的案子,一般都会给以最重的,“十号刑罚”。
但是这样一个,让少年犯闻风丧胆的铁面判官,在实际断案中,却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厌恶,而丧失对于案件的判断。
这点在“白成文分尸案”中,尤为体现。
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少年白成文,手持利斧,满身鲜血,向警察投案自首,坦诚他刚杀死了一个八岁的男童,并将他分尸。
案件曝光后,社会舆论哗然,愤怒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围堵法院,要求法官严惩凶手。
但是根据《少年法》,即使是犯下杀人分尸这种嫉妒恶劣案件的犯人,因为未满十四周岁,便没有办法严惩。
这个面目狰狞的恶魔,知道法律没有办法奈何他,在庭审上极尽挑衅之能事,微笑着描述他是如何杀害受害男童。
面对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沈恩锡并没有冲动,而是仔细研究卷宗,和当时白成文的通话记录,与其家的监控录像。
她发现在这个分尸案中,居然还有第三者,富家女韩睿恩。
由此,针对韩睿恩追捕,开始了......
《少年法庭》一经上线后,在韩国社会上上下下立马引起了轰动。
究其原因,是因为少年犯罪,在韩国已经是不小的社会问题。
汉江奇迹之后,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大踏步的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社会也愈加平稳,犯罪率逐渐降低。
但是青少年犯罪,却在进入千禧年之后,逐步抬头,一度占据总量的30%之多。
这样的情况下,废除对少年犯轻罚的《少年法》,加重对于少年犯罪的刑罚,几乎成为了韩国的社会上下的共识。
为了看下韩国社会的真实想法,我在青瓦台的请愿网站上搜索“废除少年法”,得到6324条相关信息。
在相关的政府公文中也显示,2017年,前总统文在寅,也不得不站出来回应,一个由26万人集体签名的“废除少年法诉求”。
由此也可以想见,少年犯罪在韩国的严重程度。
当然,青少年犯罪,作为一个以年龄分类的犯罪群体,除了前面提到的极端暴力伤害,很多时候,也以孩子间“霸凌”的方式出现。
比如,在其中一集中,就讲述了一个“蔚蓝恢复中心”里发生的霸凌故事。
这个恢复中心由一个叫做吴宣慈的女人艰苦运营着,旨在接收女性少年犯。
通过手工劳动和集体生活,感化矫正她们,以此让这些姑娘早日回到社会中去。
但是因为一则举报她“挪用公款”的电话,吴宣慈突发疾病住院。
陷入“无政府”的恢复中心,短暂的混乱后,“政权”立马落到了不良少女头目,崔英娜手里。
在和吴宣慈的女儿起了冲突后,崔英娜带着中心所有的女孩们,趁夜色出逃。
既然出逃,那就需要金钱。
那么一群身无分文的女孩子,哪里弄钱呢?
强迫卖淫。
崔英娜通过暴力和辱骂,胁迫一同逃走的女孩子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
为了防止受害女孩逃走,她甚至安排哨岗看守,以确保卖淫成功,拿到嫖客的钱财。
在另一边,随着沈恩锡的调查,吴宣慈“挪用公款”的事实也浮出水面。
原来,因为崔英娜在恢复中心内,霸凌同伴,用板凳将她的腿骨砸断。
为了不延误孩子的治疗时机,吴宣慈只好暂时“挪用公款”,用于治病。
这些看起来残忍,野蛮的事情,正是这些不满18岁的孩子们所做出来的。
他们带着不可理喻的邪恶,做着超出社会道德,乃至于法律,都难以容忍的事情。
此时,一个问号在我心中升起了,为什么这些孩子会变成这样呢?
在《少年法庭》里,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
家庭。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子不教,父之过”。意思是,孩子没有德行,是因为父亲没有教育好。
狠毒的崔英娜,便来自一个缺少关爱的家庭。
早年跟着妈妈生活,因犯罪进入恢复中心后,便与自己亲生母亲断了联系。
当崔英娜出逃后,千辛万苦找到母亲时,这个狠心的女人居然声称自己不认识眼前的女儿。
原来,这位母亲已经重组了家庭,而崔英娜,已经成为她想要甩掉的累赘。
崔英娜扒开房门,想要得到一个解释,没想到迎来的,却是母亲新欢的拳头。
在家庭中受到伤害的孩子,往往会有自虐倾向。
这些往往会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或者去和坏孩子混在一起,去犯罪,他们明明知道那么做是不好的,但是他们依然去做了。
因为他们想通过犯罪,去报复自己的家庭,去掩埋自己的痛苦。
从一方面来说,这些少年犯,是糟糕家庭的牺牲品。
除了一些明晃晃的家庭暴力,有时候大人的私欲、甚至是家长的期盼,也在践踏着孩子的未来。
在“匡闻高中舞弊案”便有明显的体现。
与我国“一考定终身”一样,韩国千万学子也要经历一次高考,“韩国大学修学能力考试”。
在极具内卷化的韩国社会,只有考上首尔大学,才算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进一步光宗耀祖。
本着这个理由,一些有钱有势的家长与学校勾结,提前要到了考试答案,好让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
但如此鄙陋的理由,根本不能掩盖触犯法律,干扰社会公正的罪名。
最后所有参与作弊的学生,统统被送上了审判席。这些自以为“让孩子好”的家长们,反而害了自己的子女。
青少年成长与完成人格建设的地方在家庭,父母自儿女出生之日开始,就是孩子们的榜样。
如果家庭疏于管教,那么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也必然会误入歧途。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家长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承担着社会的压力,感受着社会的光明与黑暗。
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正是当下社会,塑造出了家长的模样。
因此,青少年犯罪,其实也是社会问题。
这是青少年犯罪复杂的地方,也正是剧中沈恩锡的上司,姜部长,不惜与民意对抗,也要捍卫《少年法》的原因,因为面对青少年的重点是“教化”。
剧中有位检察官,叫车泰柱,少年时期遭受了严重的家庭暴力,最后因为企图弑父,而被抓捕送上少年法庭。
当时主理案件的,正是姜部长,他没有选择严判,而是给了车泰柱一个机会,请求他“永远不要站在审判席上”。
车泰柱记住了这句话,此后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法官。
在我国,同样也有这样本着“治病救人”心态的好法官。
她就是广州的陈海仪法官,职业生涯至今总共处理过5200多起案件,无一抗诉、投诉。
在工作之外,她还积极帮助这些因为糊涂,犯下罪过的年轻人。
在她帮助的人群中,有300位顺利完成初高中学业,还有30位考上了大学。
正因为有这样法官的帮助,才让这些少年,重新走进了阳光中。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于少年犯,要无限的宽容呢?
非也。
既然有治病救人,就得有惩前毖后。
在剧中,多年前,法官沈恩锡的儿子,被屋顶两个孩子投下的砖块砸死。
事发后,这两个孩子,因为年纪太小,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遭到一句警告,便被释放。
在法庭外的走廊里,他们带着胜利的微笑,从沈恩锡面前走过。
这种毫无惩戒的判决,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也让这两个孩子认为“人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犯罪只不过是游戏而已”。
带着这样的念头,他们长大之后,成为了一起轮奸案的罪凶......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同样找到了映照。
2016年1月18日,广州番禺一个11岁的女孩惨遭奸杀。案发后,警方迅速出动,逮捕了年仅19岁的凶手韦某。
审讯时,警方发现韦某已非初犯,在他13岁的时候,就曾亲手掐死过一个男童,但当时因为未满14岁,未能对他提起刑事诉讼。
一年后,他再次犯案,因持刀伤人,被判六年徒刑。
法律对于韦某的宽容,并没有唤起他的人性。在他被释放后没多久,便再次犯下血案。
而这个韦某,则是一个缺乏家庭管教的留守儿童。
在剧中“崔英娜案”后,沈恩锡法官对着这些女孩说道:
家庭和环境对少年们影响重大。
但是在众多选项之中选择犯罪的,终究是少年本身,环境恶劣并不会让所有人都选择犯罪。
归根结底,选择犯罪的是少年本身。
所有事,不能“全怪家庭”,也不能“全怪社会”。
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少年犯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的责任负责。
那些犯下发指罪行的“小恶魔们”,也绝对不能逃脱法律的惩罚。
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所犯行为的代价是什么。
如果只是宽容,没有惩戒,那么只是一次放纵,等待的,将是无止境的罪恶。
1959年,法国新浪潮导演特吕弗,拍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少年犯罪电影,《四百击》。
在电影的结尾,少年犯安托万从少管所逃走,他甩开了看守,独自一个人奔向了大海,不知前路在哪,也不知道未来何方。
最后一帧,电影定格在了他孤独迷茫的脸上。
当时看完电影的我,与现在看完《少年法庭》的我一样,心情复杂,又充满失落。
面对少年犯罪,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恒长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