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牲畜的致命礼物，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 人间

源济

来自牲畜的致命礼物，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 人间

贾雷德·戴蒙德 人间theLivings  2022-03-06 07:05

人类和病菌就此困在了越发激烈的演化竞争中，谁都无法脱身。溃败的一方宣告死亡，唯一的裁判就是天择。

配图 |《良医 第一季》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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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医师朋友跟我提起过一个让人毕生难忘的病例。

当他还是个新手医师时，一天碰到了一对为怪病苦恼不已的夫妇。这对夫妇彼此难以沟通，和我的朋友也有沟通的困难。那位先生会说的英语根本没有几句。总之，这个瘦小胆怯的男人不知染上了何种微生物而引发了肺炎。

充当翻译的是他那美丽的太太。她为了丈夫的病忧心忡忡，陌生的医院环境也让她颇为紧张。我的朋友在医院忙了整整一星期，已疲惫不堪，还是尽力去猜想这种怪病的成因。可能是累坏了，他一时忘了为病人保密的职业道德，居然要那位太太去问自己的丈夫，他的感染是否和性接触有关。

那位先生面红耳赤，原本瘦小的身子缩得更小了，恨不得消失在床单下，结结巴巴地吐出几句小声得几乎让人听不到的话。他太太突然发出愤怒的尖叫，逼近他躺下的身躯。还没等人反应过来，她已经拿起一个金属瓶往她丈夫的脑袋敲下去，随即夺门而出。

我这位医师朋友费了一番工夫才使她丈夫清醒过来，更困难的任务是从他那口蹩脚英语中拼凑出他太太勃然大怒的原因。答案终于慢慢揭晓：他坦承最近一次到家里的农场工作时，和那里的母羊发生了几回性行为。或许，这就是他得了怪病的原因。

这个故事听来荒诞不经，似乎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其实不然。它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题材：源自动物的人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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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成人会被宠物传染疾病，儿童更容易被传染，通常没什么大碍，但有时会演化成重疾。

近代史上的“人类杀手”有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等——这些传染病都是由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奇怪的是，引起人类传染病的微生物，现在几乎只在人类社群中流行。

对人类来说，疾病一直是最可怕的杀手，也是塑造历史的关键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战乱中蔓延的微生物比枪炮刀剑更恐怖，夺走的生命更多。

所有的军事史只知歌颂伟大的将领，而忽略一个让人泄气的事实：在过去的战争中，并非有杰出的将领和卓越的武器就可所向无敌；事实上，胜利者常常是那些把可怕的病菌散播到敌人阵营的人。

最可怕的一个例子，就是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人的征服大业从此开始。西班牙征服者固然手段毒辣，杀人无算，但是他们带来的病菌，杀死的美洲土著数量更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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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只从人类的视角看待疾病：如何杀死那些微生物以自保？别管这些微生物的动机，先赶尽杀绝再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医学尤其如此。

因此，暂时把人类的偏见放下，从微生物的观点来看疾病吧。毕竟微生物和人类一样，是物竞天择的产物。

基本上，微生物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什么两样。演化选择繁殖效率最高的个体，再帮它们传布到适合生存的地方。对微生物而言，传播的定义可用数字来表示，也就是从头一个得病的病人开始算起，总共感染了多少人。数字多寡端赖每一个病人能再传染给多少人而定，以及微生物是否可以迅速从一个受害者侵入下一个。

微生物在人类社群之间传播，以及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社群，演化方式各有不同。传播能力越强的病菌，产生的后代越多，在天择上越有利。很多“症状”代表的意义，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或行为被诡诈的微生物改变了，使我们不得不被病菌利用。

就病菌的传播而言，最不费力的方式，就是一动不动地等着被送到下一个宿主体内。比如静静地待在一个宿主身上，等待被下一个宿主吃进肚子。

例如，沙门氏菌的感染是因吃了被污染的鸡蛋或肉类，旋毛虫则随着未煮熟的猪肉进入人体作怪。而日本人和美国人有时会得的异尖线虫病，就是生鱼片造成的，寄生虫从鱼肉进入人体。

有些微生物则没有那么被动，它们会利用昆虫唾液搭便车。昆虫咬了上一个宿主后，微生物就在其唾液中伺机而动，等着昆虫跳到下一个宿主身上。蚊子、跳蚤、虱子、舌蝇等都可让微生物搭便车，以传播疟疾、鼠疫、伤寒和嗜睡症。

微生物最下流的手段，是利用母体的子宫垂直感染，使胎儿一出生就受到感染。梅毒、风疹和艾滋病的病毒都会这种伎俩。还有些病菌可以说是掌控一切的阴谋者。它们借着修改宿主的构造或行为，来加快传播速度。

从人类的观点看，像梅毒这种生殖器溃烂的性病真是奇耻大辱。但以微生物的角度来看，请原来的宿主帮忙移入新宿主的体腔，有什么不好？

天花也是一种接触传染，皮肤上的疮疤会直接将微生物传播出去。这种传染途径也可以极其迂回，例如美国白人为了消灭顽强抵抗的美洲土著，就送给他们天花患者盖过的毛毯。

流感、感冒和百日咳的微生物则更凶猛，使受害者在咳嗽或打喷嚏的刹那喷出一大群微生物，奔向新宿主。又如造成严重腹泻的霍乱弧菌，会进入水源造成更多感染。造成流行性出血热的病毒则是利用鼠尿传播。

就改变宿主行为而言，狂犬病病毒的功力最高强，不但潜藏在狗的唾液中，而且使狗疯狂咬人，造成更多受害者。以虫子而论，钩虫和血吸虫最为卖力，在前一个宿主的粪便中孵化，在水中或从土壤钻入下一个宿主的皮肤。

因此，从人类观点来看，生殖器溃烂、腹泻和咳嗽都是“病症”，但从病菌的角度看则不同，这是应对传播需要的演化策略。这也就是病菌“使人生病”的原因。但病菌为何演化出与宿主同归于尽的策略？

从病毒的观点来看，这个结果纯属意外，是积极传播的副产品。霍乱患者若得不到治疗，狂泻几天后就一命呜呼了。但在病患还活着时，霍乱弧菌则大量进入水源，企图感染下一个受害者。

因此，即使第一个宿主死亡，只要平均每个感染者能再感染一个以上的人，霍乱弧菌就能一直传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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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就是希望长寿、健康，最好杀光那些该死的病菌。一旦遭受感染，最普遍的反应就是发烧。

体温调节追根究底也受到基因控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有些微生物对温度比我们的身体更敏感，体温升高是为了把病菌“烤死”。

我们身体的另一种反应就是动员免疫系统。白细胞等努力作战、歼灭外来的微生物。在抵御那些微生物的同时，身体也渐渐产生抗体。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流感和感冒等疾病，我们的抵抗力有限，病愈后还是免不了再遭受感染；然而其他疾病如麻疹、腮腺炎、风疹、百日咳和现已绝迹的天花等，由于抗体的作用，一次感染，终生免疫。

这就是预防接种的原则：以注射死亡或效力减退的菌株来使抗体生成，而免除真正的疾病之苦。

但有些微生物狡猾得很，不只侵入我们的免疫系统，还会改变分子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抗原”），让抗体认不出来。病毒持续演化，进行品种改良，每每以不同的抗原卷土重来，这就是两年前我们得过流感后，今年仍然无法幸免的原因。

疟疾和嗜睡症有快速改变抗原的能耐，因此更加狡猾。最狡诈的就是艾滋病病毒，这种病毒就算是待在同一个病人身上，也有可能演化出新的病原，以全面征服整个免疫系统。

人类防御体系的改变却慢得不得了，只能借由天择来一代代改变。对绝大部分疾病而言，都有一部分人在基因上天生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在传染病暴发时，这部分人比没有这种基因的人更容易存活下来，繁衍子孙。最后代代相传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可以抵抗某一种病原的攻击了。

简言之，人类和大多数物种的交互，都不需要演化出防御机制来对付彼此。然而微生物演化的结果则是以我们的身体作为营养来源，在宿主死亡或产生抵抗力时，有些病菌演化出传播的伎俩，以找到更多的潜在宿主。我们身上出现的“疾病症状”很多都是这种伎俩的发挥。

人类也演化出一套应变的方法。人类和病菌就此困在了越发激烈的演化竞争中，谁都无法脱身。溃败的一方宣告死亡，唯一的裁判就是天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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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流行病的传染性疾病有几个特征：第一，传播速度惊人，在短时间内就能攻占整个社群；第二，以“急症”的面貌出现，很快就可置人于死地，但若大难不死，则没多久就可康复；第三，痊愈的幸运者能产生抗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复发，也许终其一生不会再受到感染；第四，这些疾病往往只在人类社群中发展，致病的微生物无法在土壤或其他动物身上存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西洋北部法罗群岛麻疹流行的过程。

1781 年，麻疹大举入侵这个孤立的群岛，不久就在群岛上绝迹了。直到 1846 年，一名感染了麻疹病毒的木匠从丹麦随船而来。短短3个月内，这个群岛上的 7782 名居民几乎都染上了麻疹，之后有的死亡，有的康复，麻疹再度绝迹。

研究显示，麻疹更有可能在人口总数小于50万的社群中自然绝迹。在人口众多的地区，麻疹较可能从一处传播到另一处，持续流行。当最初流行地的婴儿出生数多到某个程度时，就可能卷土重来。

人口数量是微生物生存发展的一大关键，人口越稠密越有利于它们的发展。因此，像麻疹这种疾病就是所谓的“群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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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农业的兴起会触发群聚传染病的演化？

其中一个原因是，比起狩猎—采集的生活形态，农业能养活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人口。第二个原因是，狩猎—采集部落经常搬迁营地，留下富含微生物和幼虫的粪便。但采用定居形态的农民，圈不出自己的污水排放区，等于为微生物提供了一条侵入人体和水源的快捷途径。

如果农业的滥觞是微生物兴旺之因，城市的兴起则使微生物更加繁盛。城市人口稠密加上环境污浊，对微生物的繁衍再好不过了。

直到20世纪初，欧洲的城市人口才趋于稳定。在那之前，城市由于群聚疾病而不断有人死亡，人口不足就由乡村的健康农民补足。

对微生物而言，另一个荣景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在罗马时代就有欧洲、亚洲、北非的各路人马汇聚的贸易路线，成为微生物远征五湖四海的最佳途径。

公元165至180年间，人称“安东尼瘟疫”的天花来到罗马，因此丧生的罗马市民达好几百万人。另一起类似事件是首次出现在欧洲的腺鼠疫，人称“查士丁尼瘟疫”。

但瘟疫直到公元1346年才在全欧洲肆虐，也就是黑死病。当时，欧洲与中国的陆路贸易形成一条便捷的通路，加上欧亚大陆的大陆轴线便于东西传播，带有病菌的跳蚤隐藏在动物毛皮中，源源不断地从瘟疫蔓延的中亚来到欧洲。

今天的美国，由于利用航空运输的美国人激增，加上移民日多，美国成为不折不扣的“微生物大熔炉”，远方国度的病菌轻而易举就可来到新大陆。

例如，1991年阿根廷航空公司在秘鲁的利马搭载了几十个染上霍乱的乘客，不消一天，这些人已经飞越3000英里，来到洛杉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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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庞大和集中到某个程度，群聚疾病就会在人类社群之间传播。到了这个历史阶段，群聚疾病已走不出人群。

但是，这个结论也有吊诡之处：这样的疾病从前根本不可能存在，必然是演化出来的新疾病。那么，这些新疾病究竟是哪里来的？

基于对致病微生物的分子研究，最近又有新的证据出炉了。分子生物学家告诉我们，这笔账大都可算在那些微生物的近亲头上。这些就是群聚传染病的媒介，它们也寄生在我们豢养的牲畜和宠物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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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要在动物界传播开来，同样需要数量庞大和密集这两项条件，而且它们不会随便挑上一种动物：理想的目标是数量庞大的群居动物。

因此，像牛和猪这种人类社群大规模饲养的动物，身上早有一大群等着登陆人体的微生物了。例如，造成麻疹和牛瘟的两种病毒很相似，说明牛瘟病毒可能经由牛传给人类后，在人类身上发生演化，成为麻疹病毒。

农民的生活离不开动物，连睡觉的地方都相当接近，对它们的粪便、尿液、呼吸、疮疤和血液已习以为常。这种亲密关系始自9000年前人类社群开始驯养它们的那一刻。9000年，应该足以让牛瘟病毒演化，更上一层楼到人类社群求发展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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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们和动物这般亲密的程度，它们身上的微生物不知有多少已经大举入侵到我们身上。但这些侵略者经过天择的筛选后，只有少数成为人类疾病。

病菌从感染动物演化到感染人类社群，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是数十种宠物或牲畜直接传染给我们的疾病， 如猫给我们的猫抓病、狗给我们的钩端螺旋体病、鸡和鹦鹉给我们的鹦鹉热，以及牛送给我们的布鲁菌病。野生动物也会把疾病传染给我们，如猎人在剥野兔皮毛时可能被传染兔热病。

就人类病原体的演化史而言，这些微生物还在发展初期，无法在人群间传播，能从动物传播到人类已经很了不起，所以相应的疾病也不常见。

到了第二阶段，源于动物的病原体已可在人类社群之间传播成为流行病。之后，此类流行病可能会由于几种原因而消亡。比如现代医学的疗效，或是个人都得过病了，不是有免疫力就是已经死亡。

第三阶段的代表是曾以动物为宿主，后转入人体的病原体，并没有（或者说尚未）绝迹，仍在人类社群耀武扬威，杀人无数。

1969 年，在尼日利亚出现的拉沙热可能是源于啮齿动物的恶疾，传染性极强，当时尼日利亚的医院只要出现一个病例，就立刻宣布关闭。我们还不清楚这种疾病未来将如何发展。

病原体演化的最后阶段，就是在人类社群生根，成为人类专属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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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拿人体和牛的躯体相比，可以发现两者的免疫系统、虱子、粪便和化学作用都不相同。微生物来到新的环境，要存活下去、继续繁殖，必然得想出新的法子。

一些病例让医师和兽医有办法观察微生物的求生之道。

黏液瘤病毒原是巴西野兔的本土病毒，后来转移宿主侵袭另一品种的兔子，也就是欧洲家兔时，则引发了致命的流行病。这种凶残的病毒反倒帮了人类一个大忙。

在19世纪，有人未经深思熟虑就把欧洲兔引进澳大利亚，造成澳大利亚“兔满为患”。到了1950年，人们终于想出“以毒攻毒”之法，企图用这种病毒来解决兔灾。

头一次效果奇佳，染病的兔子死亡率高达99.8%，牧场主人不禁额手称庆。但好景不长，第二年死亡率则降为90%，最后更创下25%的新低。因此，要把这种兔子赶尽杀绝，想必是不可能了。

问题出在黏液瘤病毒的诡诈。这种病毒演化完全是 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人类，更不是为了兔子。演变到后来，杀死的兔子数目越来越少，染病的兔子有更长的存活时间，毒性降低的病毒的下一代就得以传播给更多兔子，更加繁盛。不像上一代，虽然毒性高强，但是一下子就和兔子同归于尽了。

再举一个发生在人类社群的类似例子——梅毒。它的演化史令人啧啧称奇。一提起梅毒，我们不禁联想到生殖器溃烂和病情进展的缓慢，在没有得到治疗的情况下，这种病也能拖很久，得过很多年才会要了宿主的性命。但梅毒当初可不是这样。

1495年，梅毒首次在欧洲出现且登记有案，病人从头部到膝盖都是脓疱，脸上的皮肉一块块脱落，不出几个月就一命呜呼。

到了1546年，梅毒的症状已和今天所差无几。显然和前述的黏液瘤病毒很像，梅毒螺旋体不那么快置人于死地，就是为了繁衍下一代，以便对更多人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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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微生物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从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史实来看，再清楚不过了。因欧亚大陆病菌而死的美洲土著，比战死沙场的多得多。这些凶残的病菌取走了大多数印第安士兵和将领的性命，使他们的军力彻底瓦解，更让幸存者心有余悸。

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 600 名西班牙随从登陆墨西哥海岸，企图征服有数百万人的阿兹特克帝国。科尔特斯到了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不久就被逐出城外，“仅”折损了2/3的兵力。但他又企图杀到海岸，以展现西班牙的武力优势，笑傲那些天真无知的印第安人。然而，科尔特斯再次发动攻击时，印第安人已经学乖了，在每一条巷道严阵以待，准备拼个你死我活。

西班牙人凭什么本事获胜？答案就是天花。

1520年，有个奴隶在古巴感染了天花后来到墨西哥。结果这场流行病杀死了半个阿兹特克帝国的人，连皇帝奎特拉瓦克也难逃一劫。这种神秘的疾病专挑印第安人，而放过了所有的西班牙人，劫后余生者因而信心全无。墨西哥人口本有2000 万，到了1618年陡降至160万。

1531年，皮萨罗在登陆秘鲁时一样走运，他只带了 168个人就征服了几百万人的印加帝国。天花早他一步在1526 年左右来到秘鲁，带走了不少印加帝国的子民，连皇帝卡帕克和他指定的继承人都魂归西天。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卡帕克的两个儿子陷入内战，反倒让皮萨罗成为得利的渔翁。

说到 1492 年新大陆人口众多的人类社群，今天的美国人能想起来的可能不外乎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我们忘了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河谷还有人口稠密的印第安人社群，那里是今日美国的农业重心，当年有如此发展也不足为奇。白人不用一兵一卒就将此地化为鬼城，关键就是来自欧亚大陆的病菌。

欧洲远征军首度踏上美国东南的土地是在 1540 年，领队的就是皮萨罗的手下埃尔南多·德·索托。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在两年前已成废墟的印第安城镇，镇上所有人都因流行病而死。西班牙人一踏上新大陆，就把传染病送给了印第安人，病原体随即往内陆前进，脚步比西班牙人快多了。

德·索托还是在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低地看到了几个人口稠密的印第安城镇。这次远征结束多年后，欧洲人才又来到密西西比河河谷，而那时来自欧亚大陆的病菌早已落地生根，四处扩散。

直到 17 世纪末，欧洲人才再次出现在密西西比河下游，这回是法国的殖民者。那些繁华的印第安城镇早就从密西西比河河谷消失了，空留一座座土墩。

最近我们才发现，其实那些印第安社群在前哥伦布时代一直相当活跃，灭族惨案发生在1492年和欧洲人有计划地在密西西比河河谷发展之间——这应该也是病菌的杰作。

小时候，大人告诉我们，北美洲本来只有100万左右的印第安人。这是为白人的殖民强辩，表示这个大洲在白人来到时几乎是一片荒芜。然而，考古学证据显示：当时应该有2000万的印第安人。可见，哥伦布登陆后，削减的印第安人口高达 95%。关于这一点，第一批踏上美洲的欧洲远征军也做了翔实的记录，可供佐证。

印第安人从未接触过旧大陆的致命病菌，因此无从产生抵抗力或基因变化。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等，都是逞凶斗狠的头号杀手。如果嫌不够，白喉、疟疾、腮腺炎、百日咳、鼠疫、肺结核和黄热病还等着呢。

很多白人都见识过致命病菌蹂躏人类的本事。

19世纪，北美大草原上有一支曼丹印第安人（Mandan Indian），他们是文化发达的印第安部落。1837年，有艘从圣路易斯沿密苏里河开来的汽船带来了天花病毒。不出几个星期，2000曼丹人一下子变成了不到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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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种来自旧大陆的恶性传染病在新大陆站稳了脚跟，却没有一种致命病菌是从美洲传到欧洲的。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梅毒，但梅毒的起源仍存在争议。

群聚疾病不是在人口数量庞大且稠密的地区更容易发展吗？为什么会有这种严重失衡的现象？如果最近估算出来的前哥伦布时代的人口才是正确的，那么新大陆人口的稠密度其实不下于欧亚大陆。

墨西哥的特诺奇蒂特兰就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为什么特诺奇蒂特兰没有致命的病菌可以送给自己送上门来的西班牙人？

会有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新大陆的人口发展要比旧大陆来得晚。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美洲人口最为稠密的三个中心（安第斯山脉、中美洲和密西西比河河谷）从未联结成繁忙的贸易网络，而在罗马时代串连起来的欧洲、北非、印度和中国，成了微生物繁衍的天堂。

然而，这几个因素仍无法解释为何新大陆没有发展出致命的群聚流行病（根据文献报告，有人在秘鲁印第安人的千年木乃伊身上发现了肺结核菌的 DNA，但这种辨识程序并不能判断其到底是人类肺结核还是在野生动物间颇为流行的近亲病原体牛型结核菌）。

为什么致命群聚流行病不能在美洲兴起？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另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回答：这些病菌是从什么微生物演化来的？

欧亚大陆的群聚传染病是从牲口身上来的。欧亚大陆可豢养的牲畜不少，但在美洲被驯化的只有 5 种：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火鸡、骆马（或羊驼），安第斯山脉的豚鼠，南美热带地区的疣鼻栖鸭和遍布于全美洲的狗。

新大陆驯化动物之少，反映出一个事实：野生物种贫乏。

在上个冰期，约1.3万年前，80% 的美洲大型哺乳动物已经灭绝，剩下可供驯化的动物寥寥无几，根本不可能和群聚疾病的来源如牛、猪等相提并论。

疣鼻栖鸭和火鸡都没有群居的生活习惯，也不像小绵羊般可让人搂搂抱抱。豚鼠则可能是恰加斯病（或称南美洲锥虫病）或利什曼病的祸源，但未有定论。安第斯山脉的骆马（或羊驼）乍看之下和欧亚大陆的牲畜最为类似，但让人不得不惊讶的是，人类疾病中没有一种源于这种动物。

有四个地方可看出，为什么它们不利于人类病原体的发展：第一， 它们不像绵羊或山羊那样被大量饲养；第二，由于骆马从未翻山越岭到安第斯山脉以北的地区，总数和欧亚大陆的牲口相比，是九牛之一毛；第三，人们不喝骆马的奶，因而不会被藏于骆马奶的病菌感染；第四，骆马不是在家里豢养的动物，和人类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

反观新几内亚高地，那里的女人还会以自己的奶喂小猪，而猪、牛也常常和农民住在一个屋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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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动物的疾病，有远超过新旧大陆冲突本身的重大历史意义。欧亚病菌是使世界许多土著灭族的厉害角色，遭到毒手的包括太平洋岛民、澳大利亚土著和南非的科伊桑人（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

据统计，因未曾接触过欧亚病菌而丧生的死亡率在50% 和100%之间。例如，伊斯帕尼奥拉岛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这个新大陆时，约有800万人，到了1535年，这800万人全成了白骨，无一幸存。

斐济的麻疹是一个酋长在1875年从澳大利亚带回的“纪念品”，导致斐济一下子失去了1/4的人口。

在夏威夷，1779年，随库克船长前来的是梅毒、淋病、肺结核和流感；在1804年之后登场的是斑疹伤寒和几种来头较小的传染病，但也使原本50万人口（1779 年）的夏威夷只剩下了8.4万人（1853年）；祸不单行的是，在1853年又暴发天花，取走了1万条人命。这种实例不胜枚举。

然而，病菌并非一面倒地向着欧洲人，做专属他们的爪牙。

新大陆虽没有发展出本土的传染病来对付欧洲人，但亚洲热带地区、非洲、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确实有准备对付欧洲人的致命病菌：旧大陆热带地区的疟疾、东南亚热带地区的霍乱和非洲地区的黄热病，都是赫赫有名的热带杀手、欧洲殖民的障碍。

这也可解释，为何欧洲人瓜分新几内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要比欧洲人攻占美洲几乎晚了近400年。

一旦疟疾和黄热病随着欧洲汽船登陆新大陆，不但使美洲人感染，也在新大陆的热带地区形成殖民的阻碍。法国人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计划就因疟疾和黄热病而流产，最终修成运河的美国人也差点遭遇同样的挫败。

铭记这些史实，有助于我们重新看待病菌的作用和亚力问题的关联。没错，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占尽优势，胜过他们的手下败将，也就是大多数的有色族群。但单凭这些优势，无法解释为何欧洲白人从一开始便能以寡击众，大败为数众多的美洲土著，并在其他地区造成族群更替。

少了病菌这个亲密战友（欧亚族群和驯化牲畜长久以来朝朝暮暮相处的结果），欧洲人恐怕难以称心如意地主宰其他大洲。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集团《枪炮、病菌与钢铁》，略有删减）

| [美] 贾雷德·戴蒙德 著、王道还 廖月娟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01月

贾 雷 德 · 戴 蒙 德

当代少数几位探究

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

代表作包括《崩溃》、《剧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