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学在日本?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真正遗留下来的,只有沉默的岩石。知晓天地间还有个云冈石窟的人,越来越少。
1902年的酷夏,一个叫伊东忠太的日本人从北京骑马到了山西。他一生来中国考察不下十次,这是第二次。6月18日,他在46度的高温天气里意外地“发现”了云冈石窟。
说“发现”自然不准确,包括《魏书》、《北史》在内的正史里,多有关于此地有“石窟寺”的记载。但云冈石窟的名字从近几百年来的学术界消失,也是实情。
在杂乱无章的农家屋舍背后,伊东忠太第一次见到了千年后依然微笑的佛像。他的反应是——“一见之际,舌挢不下”。
让伊东忠太神魂失措的,除了艺术的美,另有原由。
伊东忠太是近代日本建筑学科的创始者。他读博士研究的题目是日本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奈良法隆寺,他曾以为法隆寺的源头是古希腊。
谁知道在云冈石窟,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研究多年的建筑样式。从那一刻起,伊东忠太便知道,他苦苦追寻的日本古代建筑源头不在爱琴海畔,而在一衣带水的中国。
伊东忠太回到日本,把他的结论以及与云冈石窟的不期而遇写进书里。就是他的书,让云冈石窟重返世人视野之中。一批批的日本学者如获至宝,赶到华北腹地,直奔云冈石窟而来。
1915年,大村西崖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出版; 1919年,松本文三郎的《支那佛教遗物》出版; 1921年,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的《大同石佛寺》出版; 1921年,摄影师山本明的《云冈石窟》出版,1924年,《震旦旧迹图汇·第一编·云冈石窟》出版; 1925年,中井宗太郎解说、外村氏摄影的《大同石佛大观》出版; 1926年,常盘大定、关野贞的《支那文化史迹》出版; 1938年到1944年,由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率领的京都大学调查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七次调查,还在第8窟至第13窟、第14窟至第20窟的窟前地面与山顶佛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这是迄今为止对云冈石窟最详细的调查,这项工作的成果,便是1951年到1956年陆续出版的集大成之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洋洋大观,一共有十六卷、三十二本之巨。这套书获得了天皇奖。
你看,都是日本人做的工作。
至此,日本学术界对云冈石窟的考察与研究达到了巅峰水平,以至于就像在敦煌身上发生过的那样,“云冈在中国、云冈学在日本”这种套语又出现了。
中国的学人在哪里呢?
重新“发现”云冈石窟,正值清末,接着是乱哄哄的民国,再然后是同仇敌忾的抗日战争。二十世纪的前半部分,中国人太难、太苦,还顾得什么石窟呢?
唯一能抬出来的,只有1918年曾经到此一游的史学大家陈垣了。可陈垣来去匆匆,只算是走马观花的游客式浏览,并非详考覃思的学术性考察,拿出手的也只有一篇分量不重的短文《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这如何与人家卷帙浩繁的成果比个高低呢?
文章开头的那个年轻人一定不知道,这个使命总有一天会落到他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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