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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脊梁] 签字接受日本投降那一刻,中国代表是何感想?|腾讯新闻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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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4 04:2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签字接受日本投降那一刻,中国代表是何感想?​ | 腾讯新闻短史记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9-03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吴酉仁

今天是9月3日,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众所周知,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便以宣读录音的方式颁布了《终战诏书》,并于次日由日本放送协会对外公开广播。但“抗战胜利纪念日”不是8月15日,而是定在了稍后的9月3日。这是因为:


(1)《终战诏书》的主旨是停战,全篇无“投降”字样,也未提及侵华战争。


(2)日本政府正式向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盟国代表签字投降,是在1945年的9月2日。签字次日,中国政府下令全国庆祝三天,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3)当时的国际惯例是以战败国签署投降书的次日,为战胜国的胜利纪念日。德军向盟军签署降书是1945年5月7日,故“欧洲胜利纪念日”定在5月8日。德军向苏联签署降书是1945年5月8日,故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定在5月9日。9月3日成为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也是遵循了这一惯例。①


本文主要说一说中国受降代表在签字仪式上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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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9月3日,中央日报(左)与新华日报(右)刊文庆祝抗战胜利


当年代表中国政府前往密苏里舰受降的,是由徐永昌率领的代表团。徐的身份是军委会军令部部长。同行将领包括杨宣诚、朱世明、王之、李树正、王丕承等人。徐永昌接到该项命令是在1945年的8月12日。当天的曾家岩会议上,魏德迈告知中方,如果日军在8月25日之前不按承诺缴械,“美军将于各要地登陆”,魏还询问中方“中国沿海是否可投原子弹”。②


8月17日,徐永昌等人正式启程前往马尼拉。午夜抵达菲律宾时正值大雨,供众人休憩的旅馆内外仍“弹痕斑斑”。次日,徐前往拜访麦克阿瑟,获知受降仪式将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上举行,但日期未定。等待期间,徐体验了美军的日常生活,见到军中常有电影可看且不卖票时,“回念我国健儿,嗟叹久之”。见到美军物资供给的丰富程度,徐又感慨“日本军阀之不智,美物资如此甚丰富,蕞尔三岛乃欲与之争战,多见其不自量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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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永昌

生出相似感慨的,还有作为“观降团”随行的新闻记者陈博生:“我们每日参观马尼拉港。马尼拉现在是美国在远东最大的根据地,海港物资堆积如山,船只不时驶进驶出,码头上大小汽车更昼夜不停。看了这种情形,令人有美国军队打仗打的是物资之感。”④

8月26日,受降签字日期确定为9月2日,徐永昌等启程前往东京湾。航行期间,徐读了一本林语堂的著作,见内中有“描写华人迷信及缠足等等之丑行”,颇为不快。徐的看法是:这些丑行应该批评,但“使之暴露于外人,诚为过矣”。31日抵达横滨时,徐见到美、英各国军舰云集的盛况,又生出感慨:“甲午之役果能一胜,则我海军今日不悉何似”——如果甲午战争的赢家是中国,中国海军或许也可以有此盛况。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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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9月3日,重庆民众参与胜利游行

赴会途中的这些感想,显示徐永昌对中国的现状怀有很深的忧虑,觉得与英美等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包括文化和军事实力,都还有非常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让他表现出一种胜利者身上鲜见的谦逊。当同船媒体请他就受降一事发表感想时,徐的回答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经过。”

徐所谓的“忏悔”,并不只是要求日本政府就侵略战争忏悔,也将英美与中国包括在内。在受降日当天,徐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徐于9月2日早上8点左右乘坐驱逐舰来到密苏里号军舰,“按規定中国代表团先登,军乐大作,英、苏、澳等代表继登”。9点左右日方代表抵达,麦克阿瑟做简短发言后,受降仪式便正式启动。仪式结束后,获允登舰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询问徐对受降之事的感想。徐回答道:

“我觉得大家皆应反省反省,除非真是想不出自己过失者外,皆应有所忏悔。”

当时采访徐永昌的记者,叫做黎秀石。他后来在报道里说,徐永昌与其他五名中国代表,是在8点15分走上甲板的,“他们看起来精神很饱满,很镇静”,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苏联、英国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徐签字的时间是9点10分。亲眼目睹此景,黎秀石非常激动:

“我的两眼充满了眼泪,种种情绪涌上心头。我为中国的将来,为自由,以及为纪念那些为我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祈祷。我为中国那些无名英雄的家属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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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永昌签字接受日本投降

舰上的一位美国士兵,还注意到了徐永昌作为胜利者那鲜见的谦逊:“当徐将军离开桌子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个海员说:‘他是个大好人,他打仗打了多久了?’徐将军的确令人不觉是骄傲的征服者。”仪式结束后,记者请徐永昌发表感想,“他起初拒绝说什么,后来慢慢地经过深思后说:‘今天是要大家回想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地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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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降书的签字页

受降仪式结束次日,也就是9月3日,徐永昌在日本街头游观了一个半小时,“见日本警察守岗如常,民众静肃,各报登载亦豪(毫)不隐饰直认降伏”,觉得日本虽然战败,其振兴仍指日可待,反而是那些“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这种观感让徐的心情颇为沉郁。当天晚餐时,有人提议“大饮”,说是要来一场真正的“痛饮黄龙”,被心情不佳的徐“切止之”。众人不理解徐为何要这样煞风景,颇怪他不近人情。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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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永昌日记(引自“近代春秋TIS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徐永昌希望军舰上“有代表的国家”,都趁着战事的结束做出自己的反思和忏悔,但前引《大公报》9月4日的报道和徐永昌9月4日的日记(补写了一段9月2日的事),都说得特别简略,完全没有提到究竟该忏悔什么。是徐永昌当时接受采访时便没有细说?还是记者刻意将内容作了简化处理?

答案有可能是后者。1946年9月2日,《大公报》记者再次找到徐永昌,问他“日本受降一周年,此一年中有何感想?”徐的回答是“无新的感想”⑨。所谓没有新感想,便是指旧感想是有内容的,而且始终未变。1950年9月3日,徐终于在日记中,将当年于密苏里军舰上对记者发表的具体感想,写入了日记:

“回想五年以前,在日本和盟军共同受降,当时有记者问我有何感想,并且说当这全世界庆祝胜利的时候,在你的立场,一定要表示点意见。我说:我觉得今天除了庆幸之外,还应当有所忏悔,因为这次大战,实导源于十四年前所谓九一八的日本侵华,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作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但是九一八侵略开始,在当时国际联盟,本可发生作用,使日本有所忌惮,乃主持国联之一二强国,未能认清事理,把握事机,对侵略者加以有效的制裁,反处处予以不应当的迁就,日本既一试得逞,意大利随之而起……希特勒进而试之于欧陆,并奥,并捷,毫无顾忌,而大战因以触发,企图苟安者,终于不得幸免,这是不是国联应当忏悔的?……”⑩

除此之外,徐还提到了一些具体国家(包括作为胜利者的同盟国和成为失败者的轴心国)应该如何反思。显然,这些话在9月2日这样一个日本向盟军签字投降、举国皆在欢庆的日子,多多少少有些不合时宜。这或许便是《大公报》记者黎秀石的报道,要对徐的谈话做简略化处理的缘故所在⑪。但时过境迁七十余年后,再来重温徐永昌这番“大家皆应反省反省”的谈话,其中的历史价值却是灿然可见。(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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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式确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时间是1946年。1949年曾变更为“以八月十五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1951年又重新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法定“抗战胜利纪念日”。分别见:《政务院举行十二次会议通过节日放假办法》,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4日。《抗日战争胜利日改定为九月三日》,人民日报1951年8月14日。
②徐永昌日记,1945年8月12日。
③依次见:徐永昌日记,1945年8月17日、18日、21日。
④陈博生:《在米苏里舰看日本投降》,《新闻天地》1945年10月30日。
⑤依次见:徐永昌日记,1945年8月26日、28日、31日。
⑥徐永昌日记,1945年8月31日。
⑦徐永昌日记,1945年9月4日。
⑧黎秀石:《日本签降的一幕》。《大公报》1945年9月4日。
⑧徐永昌日记,1945年9月3日。
⑨徐永昌日记,1946年9月2日。
⑩徐永昌日记,1950年9月3日。
⑪受降归来后,徐永昌曾要求《大公报》主持者王芸生不要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某些谈话,可能便是指这段内容。后来《大公报》转载了其他媒体刊登的徐的谈话,徐知道后感慨自己“为媒体所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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