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画下这一册八页《荷花图》的时候，他还不叫八大山人。弱冠前，朱耷本是南昌弋阳王府内养尊处优的王子。甲申之变（1644 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中，朱耷出家为僧，避乱深山，后辗转来到介冈鹤林寺拜入颖学弘敏门下，成为曹洞宗第 38 代传人，法名传綮[qǐ]。
传綮家学深厚，天资聪颖，入释不数年就“竖拂称宗师”。1665 年的初夏，已是第十二度看见寺外草泽间新荷盛开的传綮，早接替师傅作了鹤林寺的主持，成为一代高僧。不同于大多数人熟知的八大山人时期（1684 - 1705），作为朱耷使用时间最长的名号，传綮时期（1653 - 1680）的他既不高产，绘画的题材亦很单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荷。
朱耷 荷花图册节选
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自古为文人儒者所爱，亦是佛祖的坐台，象征着至高无上的佛法，以及一个超出三界之外，清净无扰的莲界佛国。传綮用淡墨染出、细笔勾勒的花叶造型尚缺乏变化，但他在局部放大的视角中进行着独创性的组合。相比于图像本身，虚与实的变幻，才是这个异代贯休（五代画僧）关注的重点。
朱耷 荷花图册节选
仅露出部分实相的花叶占据边角，夹出波澜不惊的大片留白，又被飞白书成的茎秆与风中歪斜的柳丝切割，在虚虚实实间达到某种不规则的平衡。避世于乡野之间，过着与尘世两忘的生活，传綮在佛典与草木之中寻觅内心的平静。只是下笔落墨间，分明还渗出难捱的落寞。与小他 16 岁，同为明朝宗室的石涛不同，甲申之变时的朱耷已经成家。曾经拥有过一切，又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剧变尽数夺走，他如何能轻易忘却国仇家恨。
1680 年冬，梵声与佛书再也压抑不住这位前朝王孙内心郁结的情绪。他突发狂疾，一把火烧了僧衣，走还南昌，成为后人印象中举止怪异的狂士。
“独身倘佯市肆间，常戴布帽，曳长领袍，履穿踵决，拂袖翩跹行，市中儿随观哗笑，人莫识也。其侄某识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邵长蘅《八大山人传》）
后人多将朱耷的狂疾归咎于临川知县胡亦堂对他的软禁。事实上胡亦堂是清初难得的造福一方的文人官员，延请朱耷期间二者多有唱和，实不可能是促其得狂疾的祸首。多亏了侄儿的悉心照料，3 年后，朱耷的狂疾已愈。荷依然是他钟爱的题材，他的技巧更成熟了，最重要的是，不再像当初那样小心营造一种表面的平衡。他的笔墨自信写意，粗放而不逾矩，似乎随意勾染就已生意十足。
相比于 1665 年的传綮，18 年后的朱耷清楚明白世间并不存在一个清净无扰的莲界佛国。两年前，清军再次杀入昆明，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宣告平定。而讽刺的是，上一次带领清军入滇剿灭南明余党的，正是吴三桂自己。自此，康熙的统治稳如泰山，再没有什么复明的希望。
象征莲界佛国的东畔荷花高不可及，蚱蜢以叶为舟，依然在等候一个直溯银河的时机。要是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那也情愿一辈子守候在原地。完成《花卉草虫图册》的第二年，朱耷正式以八大山人为号，一直用到了人生的终结。
他的笔墨更上了一层楼，画作的题材也前所未有的丰富起来。据学者统计，朱耷画作里的 51 种植物和 21 种动物出现在 1684 年以后。
朱耷 鸭/鸟 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
然而这些动物或独立磐石，或落爪在脆弱的枯枝，虽随时有立足不稳的风险，依然翻着不可一世的白眼，或干脆连眼皮都懒得睁开。
只有当它们身处荷下，才会收起藏在高冷之下的警惕与不安。
（请横屏欣赏）
在荷边，脚下的石块不再是凌空而立、仅容立足的危岩，而成为了下有实地，可与同伴嬉戏逗趣之所。
最小的翠鸟站在八哥厚实的肩背上，张大嘴呼唤同伴，又或者在高声吟唱。八哥抬头凝视莲叶，连不近人情的白眼也被柔化了。动物间这样的互动，在朱耷的画作中再难找到第二例。
这幅画作的另一个特别之处还在于，它是作于对笔墨反应更加灵敏的绸缎之上，而不是常见的纸与绢。
当浓淡相间的水墨晕染开来，张开的莲叶犹如一团湿润的黑云，带给画面愉悦温情的同时，柔化了的物象也失去了坚实的形质。
那是一种如梦似幻的不真实感，好似一阵风吹就会烟消云散的脆弱——一个忘记反清复明、世俗冷暖的美梦。
但至少在美梦消散前的片刻，那个时常狂态复萌的朱耷消停了。他在“在芙山房”里，对着眼前的莲荷出了神，就像徜徉在荷塘里的八哥与翠鸟。他无需压抑自己，亦不再执着于用晦涩的题跋讲述不足为外人道，却又不吐不快的陈年心事。
注：朱耷晚年将书斋命名为“在芙山房”、“何园”。“芙”即荷花（水芙蓉），“何”即荷；朱耷本名朱统lín（上林下金），为朱元璋第 16 子宁王朱权的 8 世孙，“耷”为大耳之意。
（完）
Fang-yu Wang, Master of the lotus gard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邵长蘅《八大山人传》、叶叶《论“胡亦堂事变”及其对八大山人的影响》，收入进《八大山人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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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3 02: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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