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政局动闭的深层因素：权力精英与民粹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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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闻由 亚洲周刊 报道

.二零零八年底民盟骚乱给泰国各行业，特别是包括旅游、外贸、金融等服务行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阿比西上台后除了延续塔信的经济政策外并无他策，引起人们的不满。如果说菲律宾有民主但不重视制度建设的话，那麽应该说泰国的「民主」是不遵循游戏规则。

　　泰国反政府的「红衫军」採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自三月二十六日以来，每晚都在政府办公处之外集结，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总理阿比西辞职。四月十日，抗议活动从曼谷蔓延到一百四十公里外的芭堤雅，衝散了东协一系列峰会后又转战曼谷。

　　始于三月底的骚乱，表面上看起来是反阿比西，实际上是「反塔信」与「挺塔信」之争的延续。「反塔信」与「挺塔信」已成为目前泰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但这两派之争仅仅只是了塔信吗？

　　「反塔信」派最响亮的口号是「反腐败」。然而，他们真的如此「正义」吗？当然不是。塔信内阁成员确实丑闻不断，甚至塔信本人也与土地招标丑闻、彩票基金丑闻等有所牵连，但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与往届政府相比，塔信政府在腐败问题上却有明显改善。据透明国际的统计，泰国的清廉指数在塔信执政期间，已从二零零一年的三点二升至二零零五年的三点八，而在军方执政的二零零七年，则又回落至三点三。其实，对于二零零六年以来的政局动盪，「反腐败」至多只是表面现象。

　　其深层原因在于塔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迈向「一党独大」的道路上，触犯了原有政治格局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引起了各派力量联手围剿。首先，塔信触犯了军人集团的利益。从一九三二年通过政变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之日起，军人集团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把持著泰国政治的主导权。一九三二至一九九一年间，泰国先后发生十九次军事政变，其中十三次成功；有二十位总理相继组建四十八届政府，其中二十四届是军人政府，八届是以军人为主的政府。儘管在一九九二年的五月民主运动之后，军人集团退出了政坛，但依然保持著独立的政治地位。

　　二零零一年塔信上台后，却打破「文人不干涉军务」的惯例：一方面缩减军费开支，限制军方发展，到二零零六财年，军费佔GDP的比重已降至百分之一点一，而一九九七财年的比重为百分之一点九六；另一方面强行干预军方人事调动，提拔任用亲信。

　　正是塔信的「军队国有化」举措，最终导致军方时隔十五年后，于二零零六年再次发动政变。其目的明显在于维护自身利益：二零零七年，泰国军费同比增加百分之三十三，佔GDP的比重升至百分之一点三六，军方同时提出预算规划，要求军费佔GDP的比重在二零一八年之前恢复到百分之二。

　　其次，塔信还触犯了官僚集团。漫长的军人掌权期间，军方始终坚持「专家治国」，使得行政官僚和司法官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九九二年军方退出政坛后，九十年代民选政府更迭频繁，更是助长官僚集团的气势，常务官的权力不断扩张。但是，随著塔信的上台，官僚集团的生存空间不断受挫。通过二零零二年的行政机构改革，各部委普遍受到衝击，曾号称「小内阁」的内政部，更是被肢解削弱，再难成为常务官对抗政务官的中坚。

　　第三，塔信得罪了议会各政党。「贿选—入阁—舞弊—贿选」一直是泰国议会政客的生存之道。九十年代泰国政府更迭频繁（八年换了四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小党都在待价而沽，遇到更好的条件就立即跳槽，从而导致原有联合政府的垮台。但是，随著塔信泰爱泰党的掘起，小党的生存空间迅速萎缩。

　　第四，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塔信也触怒了泰国广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对于大多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级而言，国家的贸易壁垒和财政补贴是维持他们经济地位的重要保障。但是，作为跨国企业、金融财团和新技术资本的代表，塔信政府所追求的却是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塔信执政期间，一直在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谈判，其间的不少举措都已深刻影响到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此外，塔信所提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更是从根本上危及了许多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于是，随著民盟的号召，曼谷城市中产阶级中的利益受损者，就有不少加入反塔信的队伍。

　　此外，塔信的CEO作风，也使他在处理与学者和媒体的关系时，四面树敌。而与泰国国王蒲眉蓬之间，也因塔信一味坚持「消费主义」理念，而对国王倡导的「知足经济」理念（强调适度发展、勤俭克己、规避风险）置之不理，双方关系最终破裂。塔信执行的经济政策被称为草根凯恩斯主义，就是通过政府大规模经济支出刺激经济增长，令经济支出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塔信的农村」和「中产阶级的城市」之间的衝突，是泰国传统权力精英和塔信民粹主义路线之争。只要塔信的民粹主义政策不变，泰国权力精英一定会继续对抗，直到有一天他们成功赶走塔信的影子，或他们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才会选择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