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小波｜世界上所有的童年回忆，都是平等发光的

源济

卢小波｜世界上所有的童年回忆，都是平等发光的

原创： 卢小波 大家-腾讯新闻 2019-12-07

（一）

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患有联觉症。他的母亲也是。

这是一种罕见的轻度精神病症。患者的感觉系统中，词语和数字是有颜色、气味和形状的。纳博科夫描述说：“英语字母中的长音a，对我来说是风化的木头的色彩；但是法语的a，唤起的是抛光的乌木。”

他7岁搭积木时，偶然跟妈妈说起字母颜色，才发现母子感觉相同。此后，母子俩经常探讨各种幻象，诸如双重视觉，木头桌子里的怪声，以及种种不祥的预感。

这样的母子关系，肯定具有神经质般的敏感联结。

纳博科夫(1899年4月22日－1977年7月2日) , 俄裔美国作家

纳博科夫小时候多病，在发烧时会产生一种膨胀的幻视，把小物体看成大物体。有一次，小纳同学病愈不久，看到妈妈从商店出来，仆人在后面帮她拿着一件东西。小纳观察之后，认定那是一支铅笔，心里就想，这么一个小东西，妈妈怎么也懒得拿？但同时又很开心：这下好了，自己的“头脑膨胀效果”终于消失了。

结果最后，他发现自己没有发烧，那真的是铅笔，还是一支巨大的铅笔。长度4英尺，粗细度与之相称。这支铅笔，是文具店悬挂的陈列品。妈妈认为，自家的孩子垂涎它，那就干脆买下来呗。小纳同学在醒悟后的一瞬间，居然还想到，不知道笔尖是不是真的用石墨做的？几年后，他在侧面钻了一个洞，满意地看到石墨芯贯穿于整支铅笔。当然，这支铅笔没法使用，而且也不是为了使用而做的。纳博科夫多年后还感叹，这家铅笔厂，真是创造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范例。

纳博科夫家有50个固定仆人，有庄园和大片的土地。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母亲的近亲，全都是贵族，都曾担任国家要职。买一支夸张的大铅笔，当然是小菜一碟。

买下这种铅笔的妈妈，定然有高级文青的气质。她和小纳在一起时，经常会突然指住某处，一边以密谋的口气说“现在记住”，一边要小纳同学留意各种可爱的景物：一只云雀飞向阴沉如奶酪的天空，闪电照亮黑夜的成排树木，枫叶在沙地铺成的调色板，小鸟在新雪上的楔形脚印……

先天的超凡感觉，后天的“强化训练”，纳博科夫不忆旧，简直没有天理。仅凭他那本《说吧，回忆》，这个老俄国人在怀旧文学领域，就有资格坐进头一把交椅（如果我有权力排座次的话）。

纳博科夫自己也说过：“生动地追忆往昔生活的残留片段，似乎是我毕生怀着最大热情来做的一件事。我有理由相信这一回顾能力，几近病态的强烈是具有遗传特征的。”

而且！他从1919年逃离俄罗斯后，直到1977年去世，他再也无法回到故乡。童年之地，从此是幻影。

（二）

重读《说吧，回忆》，是因为女作家陈思呈。她最近出了新书《私城记》，回忆童年和少年的潮州城。拿纳博科夫和中国四五线小城的作家来比较，有一点僭越吗？（算挑衅吧，文学批评家们请嗤之以鼻）

《私城记》，陈思呈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7

好像是契诃夫说过，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哎，又得罪陈思呈粉丝了：我的偶像怎么是小狗？还让天上的纳博科夫不高兴，连这些频频使用的括号，也是模仿他老人家）我的意思是，世界上所有的童年回忆，都是平等发光的。

纳博科夫的著作，按翻译家陈以侃对纳博科夫的说法，有一种“喜不自胜”的风格。确实奇怪。这个流亡作家，父亲死于刺杀，母亲孤独死于异乡，小他10个半月的弟弟死于纳粹集中营。他自己的前半生，租住过五六十个地方，但他的文字，特别是怀旧文字，非但全无感伤，还有一股藏不住的高兴劲儿。

《私城记》里的陈思呈，也是喜悦风格的。（有些人的幽默，是故作姿态，但喜悦不是）偶尔的感伤，讲的也是童年时的感伤。叙事风格，仍然一派天真浪漫和兴致高昂。

比如那篇《我们去打酱油的那条路》，写大人让孩子上街，去咸杂铺买调味品的细节：

打酱油有两种规格。一是用瓶，二是用碟。用碟的几分钱就够了，用瓶的可能要两毛钱。两毛钱里，一毛八分钱用于打酱油，剩下两分钱买颗糖，神不知鬼不觉地吃掉，这属于儿童打酱油业的潜规则。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油盐酱醋都是散装卖的。卖酱油的小店，广东潮州叫“咸杂铺”，我幼时的沙县干脆就叫“酱油店”。那个年代，哪个县没有自己的酱油厂？哪个孩子没在路上跌碎过酱油瓶？顺便一说，形容孩子长大，有这么一句话，“孩子都已经会打酱油了”。以后的孩子，定然听不懂这句话了，这个话梗也会在民间语文里消失。

比如，在《花木掩映下的黑陶罐子》里，陈思呈描述潮州城里卖尿与收购尿的场景：

我坐在光线昏暗的客厅里吃早餐，听得巷子深处传来一声尿哎，声音苍凉淡泊，带着无端的厌世和轻微的羞耻。而每一家的祖母或者婶婶，闻声便从花木掩映的天井后面款款而出，端着自家那个黑陶罐子。这样的情景，每每想起，总觉诗意。

他们一边对着那罐尿讨价还价，一边顺便交流一下各家诸事，仿佛一罐尿在那个早晨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比如我祖母正在抱怨我吃早餐如何拖拉，一碗粥吃一个小时：“你不喂她，她就像块抹布粘桌上。”堂伯母正劝她：“你给他吃点蛔虫药。”

尿里乾坤大，罐中岁月长。无聊的儿童眼中，这样优美的家常，便微微透露出喜悦。套一句大话，真是“中国气派潮州风格”啊。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这是陈思呈独有的。

（三）

纳博科夫58年不能回到童年之地。他说：“我无法想象，真正再看到我过去的环境，会是什么情景。有时我幻想自己用假护照、假名字重访它们。这是可以做到的。”

幻想久了，童年细节在他天才的反复回忆下，变得愈加精微准确，变得似真似幻。真切如显微镜下的细胞切片，梦幻似教堂穹顶的天堂角色。要知道，《说吧，回忆》这本号称“最纳博科夫”的经典，作者是在1930年代就开始准备材料，打磨到1960年代才成书的。

他这样梳理的最初回忆，自己的儿童床，侧面带有毛茸茸棉线绳网；这个细节回忆，让他想起在小床上把玩一个水晶蛋的快乐。水晶蛋是复活节留下来，是深石榴的红色。小小的纳博科夫，总是把床单一角咬得湿透，然后把那个蛋紧紧包在里面，并且再舔舔，就可以看到紧包起来的温暖闪烁的红色，通过湿布渗透出它神奇完美的光泽。

这种纯粹如水晶的儿童回忆，在他的描写中比比皆是。

他写磨蹭睡觉的仪式。这仪式的一部分，是闭着眼睛走到楼上的卧室：

“迈步，迈步，迈步，”让母亲领着我上楼的时候，传来了她的声音——果然，下一个楼梯就会承接那眼睛看不见的孩子的自信的脚；你只需要把脚抬的比平时高一点，避免脚趾头磕在梯级就行了。这种在自我制造的黑暗中缓慢的、有那么点像梦游的攀登，有着明显的乐趣。其中最强烈的，就是不知道最后一级台阶，什么时候会到来。

在进卫生间前，他特别喜欢把额头紧贴在的门轴位置。他描述说：

稍稍转动我的头，这样门就会来回移动，而门的侧边会令人快意的和我的额头保持接触，梦一般的节奏会弥漫我的全身心。我呼吁父母们：永远、永远不要对一个孩子说“快点”。

纳博科夫就此说：“没有任何东西比回想那些初始的激动，更甜蜜或更奇异的了，它们属于一个完美童年的和谐世界。”

我在阅读中回忆自己，四岁时跟妈妈坐绿皮火车，看见车厢下轮子生锈的减震弹簧。它一圈一圈摆在那个独特的位置上，我认为那就是烤饼。而且我还不解地认为，那么多黄橙橙的面饼，干嘛要摞在车底，什么时候才给人吃啊？那是饥饿年代，一个孩子心中有饼，便处处是饼。别管我为什么不问问妈妈，小孩子不是什么事都会问妈妈的。

我四五岁时（怎么又是四五岁？心理学家说，人的最早记忆，基本从四岁开始），偶尔能吃上新鲜的海蛏。我总是把剥了壳的蛏子，放在碗里站立着，把米饭想象成一座座高山，把海蛏的头部想象成戴大盖帽的军人模样，尾部是军人的两只脚。他们在我的饭碗里跋山涉水，直到妈妈对我脑壳来上一巴掌。

（四）

童年生活，有一种闪光的“彼岸性”。童年时在此岸，他遥想的成年是彼岸。吊诡的是，到了成年，童年又成了回不去的彼岸。不可逆的渡河过程，每个人都差不多。纳博科夫和陈思呈的神奇，在于他们能够优雅地来回横渡。

比如，他们都把大量笔墨留给了野外的童年。

纳博科夫受父亲的强烈影响，是一个蝴蝶狂人。他在《说吧，回忆》中，口口声声鳞翅目昆虫，他无数次写到，在山野捕捉蝴蝶，以及制作标本的细节。（纳博科夫是正经的鳞翅目昆虫学家，发现和命名过多种珍稀蝴蝶，在昆虫学杂志上有不少论文）

小纳10岁时，有一个刚死了爹、家庭破落的好朋友，没钱买票，骑了20英里的单车来看他，并住在他家里。而每天上午，都是小纳固定捕捉蝴蝶的时间。结果，次日上午，他还是逃去捕蝴蝶了。一路上，想到自己冷落了好朋友，他便羞愧得浑身颤抖，满眼泪水，但就是忍不住要逃去捕蝴蝶。

叙及此事不久，他笔锋一转，讲起他举着捕蝶网时，从童年到成年受到的种种怪异歧视。

19岁的时候，一个哨兵要逮捕他，因为他举的那个捕蝶网，像在给外国军舰发信号。29岁时，他在法国村庄被农民围观。39岁时，被一个乡村警察埋伏跟踪。40出头后在美国，农民警告他不得非法捕鱼。人年纪越大，手里拿个捕蝶网，看起来就越古怪。连驶过他身边的汽车里，都传出大声嘲笑。小娃娃们把他指给迷惑不解的妈妈看。游客问他，是不是逮虫子做鱼饵？狗狗看到他，也振作起来，扑过来朝他狂吠。甚至在被鲜花装点得喜气洋洋的荒原上，一只黑色大母马跟着他走了一英里多。

下一节，他笔头又一转，重回童年捕蝴蝶场景：“摆脱了所有跟踪者后……我走上了崎岖的红土路。白昼的振奋和光彩，仿佛是在我周围颤抖着同情。”忆旧大师的切换技巧，平滑如梦。

陈思呈和同伴的野外童年，被她自称为“三无”：无厘头，无禁忌，无所事事。

在《辽阔的想象》中，前两段，她还在讲江上行船人的玩笑谚语：“一贵杉木竹，二贵女人肉。”笔调一扬，便转向码头的喧嚣，江边孩子的哄闹。然后说，“住在江边的童年，乐趣要比住在城里的孩子多”：

住城里的孩子，比如我表妹并不懂得游泳为何物。她客居江边，听人言必称游泳，心生向往，让我外婆带她体验。我外婆不胜其扰答应了，让未满6岁的我表妹光溜溜的站在江边码头上，外婆用脸盆接了一盆水倒在她身上，说：“这就是游泳了。好了！回家吧。”

我表妹带着恍然大悟以及意犹未尽两种心情回家了。于是她的童年时代都以为游泳就是一盆水从头淋到脚的感觉。这就像我的童年时代认为人的牙齿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谁的童年没有被耍过十次八次呢，没被耍过的童年无以语人生。

这简直是中国版纳博科夫的回忆。什么叫“喜不自胜”的风格？读上面这一节就是啊。

接下来她又写：

江边昆虫多，无非是金龟子、蚱蜢、蝈蝈之类——有关诸虫，我只认识它在吾乡的小名，若直呼学名，便有一种儿时一起拉尿和泥的小伙伴突然上了电视的诧异感。

笔头再一荡，又重回江上，写江轮汽笛声，写土耳其诗人歌咏火车，写黄昏时船员如何洗船，写俄国小说《白轮船》里的少年，写自己对童心的理解……这种混杂式的叙述，分明就是纳博科夫喜悦地转世，成了中国潮州百无禁忌的女写手。（我至今未见过这位女版纳博科夫，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崇拜）

陈思呈是如此地热爱童年的乡野。以至于她在现实微博里展示，如何帮孩子在客厅里建了两个昆虫生态缸，养蚂蚁、蟋蟀、田螺、蜘蛛、独角仙、九龙虫……让孩子观察昆虫，由她写下口述日记。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陈思呈把孩子送到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到农民、牧民家去小住一段，让他去接受山野草原和异质文化的熏染。

野外的童年，比室内童年要有意义。不然，小朋友为何天然有一种要逃脱成人的意识？在平凡的野外时间，孩子的精神往往更自由的，想象力更丰富。

我小时候，在沙县实验小学念书。刚上一年级的某天下午，我不知为什么逃课了。记得校园里有一座小庙，后门是沙溪河的码头。阳光炽热。我一人走到码头边，下到河里。水面淹没到大腿根，小鱼儿清澈可数，我不断用小手去捕捞。当然是一只也捉不到。

一身湿漉漉回到校园，坐在台阶上。目的是想把衣服晒干，但一坐一起之间，发现每坐一下，屁股就印下一个蝴蝶。于是，我在台阶上使劲挨个坐，印了一长排的蝴蝶。那一个个湿蝴蝶，在强烈的阳光下慢慢淡去，被汽化于我的童年。

谢谢纳博科夫，谢谢陈思呈，帮我把童年阳光下的屁股印给画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