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物国家与农庄效应

源济

谷物国家与农庄效应

2019-10-12  邓文初  大家

文史学者，思想批评者，撰有“失语的中医”、“民族主义三部曲”等论文、论著。

导读

与所谓的“野蛮人”相比，农耕文明中人的成年过程，就缓慢得多，其人格，也更像一些长大了却无法成熟的“婴儿”。

食物与国家统治技术

德语有古谚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文雅些的译法是“其食造就其人”，通俗点则可以表述为“人就是他所吃的食物”。汉语中不少也有类似的说法，如“人以食为天”“与其媚于奥（鬼神），宁媚于灶”（孔子语）等。无论哪种说法，大多会被解读为强调食物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这种理解虽也没错，却失之宽泛、肤浅，将食物仅仅安置在人类的生理层面、形而下层次，以致忽视了“饮食与治理”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一点偏偏就是了解中国文化之最根本也是最隐秘的内核。

谷物仅仅是食物，还是政权工具？人在驯化谷物、牲畜的同时，自身又经历了什么？人类为农耕社会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高？是人驯化了谷物，还是谷物在驯化人？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2017年出版的新著《反谷》（Against the Grain），为我们思考这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斯科特的《反谷》

延续《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的主题，斯科特在《反谷》中再次对国家统治技术与食物之间的关系加以铺陈。他划分食物的谱系，不是按营养学或生物学的标准，也不是按人类学家们的一般方式，而是按照某种“政治”标准（他自己的用词叫做“政治作物”），比如，他就不会反对用“无政府主义”、“集权主义”这样的概念来区分食物（当然，这算是斯科特式的语词幽默）。

依据这种分类，斯科特会将马铃薯、树薯、红薯、玉米等作物纳入“无政府主义作物”之中，而谷物，尤其是小麦、大麦、稻米和小米等就是“政治作物”，或者更严谨些，得称之为“集权主义作物”。区分的依据，在于这些作物是否具有作为“征税单位”的特征。从假想的“征税官”视角出发，斯科特说，如果能够满足“一站式购物”的要求，就是“政治作物”，这包括“看得见、可分割、可估算、可储存、可运输并且具备合理性”等等物理要素，以及“有限生长”等生物性要素（“有限生长”是指作物在一个较短的单位时间内能批量成熟）。

比如马铃薯，由于它的块茎藏在地下，且成熟时期长短不一，“步调紊乱”，属于“非有限生长”，很难被当作一种征税单位。不仅无法对它进行产量估算，且征收成本太高，被征税者还可以随时将其隐藏起来，逃避检查与征收，官方就算想强征，也无可奈何。

《法兰西植物图谱》 (1891)中的马铃薯

但谷物就不一样。谷物，尤其是小麦、水稻等作物，它们长在地面之上，属于“有限生长”作物，其生长周期步调一致，植株整齐划一，成熟期齐头并进，“具有让国家税收官一眼看尽又易于估算的天大优势”，简直天生就是一种随时待命、等待“检阅”的作物。而且，它的“可分割性”与“可储存性”，也提供了其作为征税单位的技术优势。这些特质最适合征税官员那“一站式购物”的工作习性。税收评估员们通常可以按照土壤质量，估算其平均产量，据此，便可以在谷物还没有收割之前就计算出农民的税额。这种谷物与财政需要的可计划性高度契合，它必然受到国家的青睐。

《法兰西植物图谱》 (1891)，小麦

整齐划一的稻田

同时，由于这种可计划性，国家也有足够的动力推行某种标准化技术，优选品种、改良土壤，以增加产量，而税收的增加因此也同样是“可计算”的。“一切以数目字管理为依据”，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谈政治现代化时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虽然他指的是资本主义统治模式，但任何有效治理，都建立在这种最简单的“可量化性”技术基础上。

能满足这些要素的作物，自然以稻谷、小麦等谷物为首选。

“重农抑商”的再解释

尽管《反谷》一书主要是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论述对象，但斯科特也随时会以中国材料作佐证。比如，他谈及中国早期国家对于商业的态度，就颇有启发性。

“中国官方不信任何商人阶层并常加以污名化的原因很简单：商人的财富不像稻农的财富，前者是难以估算，容易隐藏又不固定。官方大可以对市场征税，或者在道路与河流的交汇处收取通行费，因为在那些地方，货物和交易是比较透明的，但是说到课商人的税，那可是税吏的一场梦魇。”

一般历史学解释中国政治中的“重农抑商”，大都是从儒家道德角度切入的，斯科特的这套从国家治理技术角度理解历史的“法术”，确实比历史学家们的想当然来得高明。其实，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爵士在指导黄仁宇从事古代中国财政史研究时就曾提及这一要害，告诫他，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在于“一切以税收为转移”。斯科特此论，至少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可以得到某些有力的印证。

“谷物造就国家”，这是斯科特的结论。

当然，不能简单地从谷物农业推导出早期国家的出现。谷物栽培与家畜驯养，早在国家出现很久之前就已拥有成熟的技术，它只是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早期国家的形成，多少是由一群极具野心的统治者，将农业与定居社群强迫结合的结果，并由此开启了此后的相互强化过程，农耕模式为国家聚集人口与剩余物提供支撑，而国家也凭借其强制与暴力推广农耕与定居，并在其向外扩张过程中将周边蛮夷纳入农耕圈，进而迫使处于采集、狩猎或游牧状态的自由蛮族产生组织化变迁，向国家转型。

这样，早期的国家空间，也就多少会与谷物的种植空间重合，中华帝国如此，罗马帝国亦然，肥沃新月地区也是这样。这些帝国疆域的边界往往也就是谷物的边界，在这条“谷物”边界线之外，是众多的“野蛮人”和他们那种在采集、游牧与狩猎间自由变换维生手段的生活方式，他们占据着地球上的绝大部分生存空间或者生态位，而“谷物”圈则只是这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小小的孤岛，它们局限在有利于集约化农业发展的狭窄空间中，其内部凝聚力十分脆弱，且经常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农庄效应

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中期，美索不达米亚冲击平原上多大多数城镇开始被高墙围绕起来，“国家首度长出了御敌的坚壳”。几乎与此同步，东方的秦帝国，西方的罗马，中亚早期诸国家，也普遍性地建筑起这种防御性城墙。这种需要密集劳动的大型工程，当然只会是拥有绝对控制权与巨大剩余物的国家才能完成。斯科特说，“城墙的存在等于确切见证了永续的耕作以及食物的储存”。

长城

这同样算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同步现象。从全球史角度看，“长城”当然并非中国文化的特有，因此，对它的解释就不仅是一个中国史的课题。依据边疆史研究专家拉铁摩尔的经典观察，长城的功能，除了“御敌于外”之类，更主要的是将纳税的耕作者留阻在墙内（汉字“國”的字形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口字外框为城墙或长城，其内部结构则是“执干戈以卫社稷”，所谓社稷，土地也，作物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乌尔第三王朝建筑的长城，也是为防止农耕人口逃亡。因之，斯科特的结论是：高墙旨在划出政治的控制范围，“筑高墙以控制、禁闭人口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国民的逃跑乃是早期国家的一个头痛问题”。

这个话题的新意在于，我们一般强调农耕社会的优越性，它对游牧采集人群的吸引力，然而，这些需要城墙围困以防止人口逃亡的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

斯科特谈到早期国家的脆弱性，由于人口大规模集中，驯养动物及跟随而至的病毒、寄生虫的汇聚，早期国家经常性地处在传染病、流行病的威胁之中。加上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灾难，早期国家会被迫放弃定居点，要么迁移，要么就是人口的大量死亡或者逃亡。这本是常态，但国家为了组织大规模农耕生产，增加人口总量，就需要控制人口流动，或者还得从外部掳掠人口以从事艰巨的农耕作业。因此，必然需要对内的强迫性的劳役、征发、奴役，对外的人口掠夺与战争等等。

陈胜吴广服役图

其实这些多少都是历史学的常识，斯科特的论述多少也是建立在考古与史前历史的研究上。其作为人类学家的贡献在于，为历史认知提供了“农庄效应”这样一个模型。

围墙内的农耕国家，相当于一个封闭的农庄。其结构绝非简单的生产系统，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政治组织，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定居农民驯化谷物、牲畜，从而驯化城墙内的自然生态；国家则驯化农民、农作，并从根本上驯化整个社会生态。

但这种驯化一旦启动，其反向程序也就随之而来。所谓反向驯化，就是，被驯化的植物动物反作用于人类社会（需要通过国家这样的中介），从而导致人类社会适用于这些被驯化的动植物，这是一种“双向驯化”的历史进程。这种双向驯化过程，在斯科特体系中，就是“农庄效应”。

驯化综合征

一般的理解，无论是生物学的还是人类学的，都强调人类的主体性地位，认为人是改造自然的能动者。但目前知识界的新知却是，这种改造是双向的，尤其是，自然界对于人的 “反向驯化”被严重忽视了，其影响人类的广度、深度与层次，很可能达到了人类自我意识难以企及的程度。

由于认识自我的困难，人类只好从其所驯养的动物身上反观自身的变化。

从大脑容量看，驯化动物的脑容量明显下降，绵羊过去一万年的容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四，雪貂比野生的臭鼬减少百分之三十，而猪则小了三分之一。而且，驯养动物脑容量的内部组织也受到严重影响，且影响程度是不平衡的。在狗、绵羊和猪身上，大脑受影响的主要部分是边缘系统（海马回、下视丘、脑下垂体以及杏仁体），其功能在，当其受到外部威胁或刺激时活化荷尔蒙和神经系统，也即应对危机时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这些能力在驯化状态下大大弱化了。

南宋李迪猎犬图

生理状态的变化与行为模式的变化是同步的，这些变化特征包括：牙齿变小、脸部缩短、体型变小、骨骼健壮程度降低并多发病变，生育期延长、对外部刺激反应的灵敏度降低，“性别二态性”变弱（指雌雄性别差别变得不明显，人类越来越明显的中性化倾向与同性倾向与此相关），还得加上一个更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幼婴延续”（neotany），被驯养的动物幼儿抚养期、成熟期变得较长，其行为也越来越多地保持着受保护与依赖状态等等。这些被生物学家称作“驯化综合征”。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变化也同样发生在人类身上。彼特·威尔逊在《人类的驯化》、伊恩·霍德在《欧洲的驯化》、艾丽丝·罗伯茨在《驯化：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以及海伦·黎曲在human domestication reconsidered等著作中都指出了这一点。比如，就其中的“幼婴延续征”而言，与所谓的“野蛮人”相比，农耕文明中人的成年过程，就缓慢得多，其人格，也更像一些长大了却无法成熟的“婴儿”，而这种“婴幼儿延续征”几乎普遍存在于在那些具有深远农耕传统的文明体系中。

与驯养动物之间的关系如此，人类还被其所驯化的谷物反向驯化着。“只要是在谷物成为主食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被拴在了食物生产系统之上。”我们不仅被牢牢控制在谷物所生长的土地上，失去移动自由，且必须随着谷物的生长节奏而安排我们的生命节奏（如二十四节气），我们的体质特征也被谷物改造，包括骨骼屈曲、骨质感染，龋齿高发，“与早期处于游牧状态相比，新石器时代的人的生理负担更大，健康问题更多”。

“一方面我们对其他物种进行改造，以适应我们的味觉，并满足我们的欲望；另一方面，其他物种也一直在改造着我们”，这是一种共生关系，一个共同进退的过程，人与物，共享同一个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驯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就像我们的饮食被谷物锁定后所付出的代价一样，随着食物多样性的消失，人类选择维生方式的多样性也就消失了，而建立在这种多样性选择基础上的自由也必然随着消失。从这个角度看，人类驯养牲畜、种植谷物，简直就是作茧自缚——人类固然获得了谷物的养料，然而我们自身也就注定了其作为谷物奴仆的命运——代价太高了。

斯科特并不隐瞒自己这一贯的思想倾向，但这部书的价值，却不在其宣扬的主张，而在其实证性分析与替代性思考的探索。他借鉴最近二十年的考古成果，重新梳理早期国家建立的生态，揭示人类从狩猎到农耕的历史进程并非想象中的进步，而是权力扩张的历史。历史书写中的文明，很可能只是国家的某种夸大了的自画像。将谷物国家放回其生态，也就是将权力放回其本来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部持平的人类史”，如此，人类的历史书写才不会被历史话语困住，而人类也才有可能摆脱“农庄效应”的阴影，逃脱被反向驯化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