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同时代人

源济

历史的同时代人

2019-05-24  邹波  大家

诗人，非虚构作家，现居加拿大，著有《现实即弯路》等。

导读

历史感的劣币正在驱逐良币。

由于生命有限和记忆力天然不完美，“历史”与“现在”才区别开来。历史本是“现在”的一部分，但记忆将它驱逐。作为我们记不住的那部分“现在”，历史被打入书籍或其他宣称“永不褪色”的地狱里，它成为传说与虚构之源，却因此丧失了与我们直接的感情纠葛。

在加拿大，我的历史感似乎有所康复。日常最明显可感的历史感就是世界大战仿佛就在昨日，既因为二战以后这里的社会生活没有大风大浪的更迭，也因为身边生活着许多长寿的人。有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经常请我到她的地下室做客，给我看她参加过二战的父亲和参加过一战的祖父的遗物，那情景就像在给我用爱尔兰口音讲海豹人的故事。

二战中的加拿大军队

“海豹人”生活在大洋深处，对他们来说，已发生的事不会消失，过去就像巨大的冰山永远漂浮在现实里，不会消融，生活不是在飞逝，而是堆积得越来越丰富，只有新事物的加入，没有旧事物的灭亡，一切都永远栩栩如生；“海豹人”还真诚地相信，死亡仅仅意味着亲人迁移到陆地上去生活，因此死亡仅仅是延展了生活空间；葬礼、决定性的战争、种族灭绝、重大技术革命都无法割断“海豹人”对时间绵延的体验，都无法剥夺他们对旧时代的亲切感，他们的“现在”如此漫长，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昨天，它们的“历史”在“现在”一边。

人类最迫切、最直接的情感虽然也寄托于“现在”——那切身关系到他们的东西，却是驱逐、减去了历史的“现在”。相对于爱尔兰传说中的“海豹人”，人类的“现在”要狭窄得多。根据传说，“海豹人”和人类一样，也并非永生，但他们的“现在”观念并没有局限于自身有限的寿命——只不过他们的钟仿佛才走了一小步，人类却已衰老了几千年，“海豹人”像关心现在一样关心历史，他们敏感的心灵能够与如此久远的历史发生遥感，仿佛施于他们古代祖先的凌迟、车裂以及斩首这样的酷刑能够立即在他们身上引起切肤之痛。

这是人类所缺乏的敏感，人类如此健忘，如此容易疏远那些大于我们寿命的时间。人类如此拘泥于人类自身，以至于人类对“现在”的定义也是“拟人”的，它约等于寿命的长短。人在时间长河中只能看到自己的寿命，套用布罗斯基的说法，人类意识和语言一样，都是“天生的小市民”，我们只关心寿命范围之内的时间。

历史正是那些记忆无法承受的东西，我们对它的热衷恰好是我们刻意想去疏远它，因此我们表面上对它呈现出的情感就显得如此虚假：这种感情——这种不自然的、勉强的“历史主义”往往只是出于道德，出于对普世价值的敷衍，出于对遗忘残存的负疚感——这种感情仅仅通过推理、精明的功利性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得来，而情感若是间接的就是值得怀疑的，father-in-law与son-in-law之间的情感是不自然的虚情假意，我们对多少事物怀着女婿和媳妇儿的情感，却自以为是儿子和女儿，并需要法律、虚荣、利益或者暴力去维系。

人类也不会像关心现实那样去关心历史，最明显的标志就在于：我们阅读历史的时候永远比阅读新闻纸时要轻松许多，我们就像谈论吸血鬼的历史一样轻松地谈论宗教裁判所的火刑、黑死病、胡格诺大屠杀以及加尔文教义对16世纪青少年内心的折磨。如通俗文学一般，历史成了逃避现实的麻醉品，或者是曲笔作为一种手段沦为了内容，正如老电影《无头骑士》偶然触及到的法医学理论：当我们阅读历史，我们仅仅是在那些尸体身上留下伤口，这些伤口既不会有愈合的迹象，也没有溃疡的征兆。死人——甚至是死去的亲人，都渐渐与我们毫不相关，因为死亡将我们隔开，而历史与现在正是这样被隔开的。

阅读历史你最终会遇到一个中断，即使当代史也不例外，当代史也会在一个感觉如此遥远的年份戛然而止——我们仿佛不是活在当代，而是活在某个毫不相干的未来，阅读历史让我们觉得自己似乎从未出生过，我们从未置身这些历史事件之中。

是生活本身被中断了，被翻篇了。比如中学历史课哪怕内容永远不增删，本质也从未使人觉得生活是某种绵延不绝的东西，也从未使人想到历史会蔓延到现在，我们仅仅着迷于“现在”——正如西蒙·德·波伏娃所说的：“如此稀薄的此刻”。仿佛中学历史课使我们疏远了历史，那种集体主义故事会和浪漫主义风格的历史课，疏远了大于我们生命的那些时间，最后我们只得到一些并无根据的宏大口吻。就像好奇心战胜了记忆力，我们的模仿力就立刻掩盖了无知，我们模仿的是虚妄的历史旁白，却并非历史本身的声音。

我想起了以赛亚·伯林当时对丘吉尔战时口吻的维护——因为战争创伤体验和战后的颓废和垮掉，人们开始厌恶丘吉尔这种古典风格的历史主义口吻，这种用于二战檄文的莎士比亚口吻，就像是把自恋用在了全人类的战争檄文里，后来还延续到了战后的议会里。伯林竭力维护的丘吉尔那种给一点盔甲就会戏剧化的战斗能力，到现在几乎退化为一种drama king/queen的思考方式，它附身于民粹者虽然像有点古典色彩，但出自他们之口的这种历史主义口吻的外衣却是极权主义的衣钵；它附身于某些自由主义者就幼稚得不行，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很好的人类学家，社会调研者，解剖者，这种历史嗓音可能会沦为慷慨激昂的政治正确，如果真有大历史，大历史恐怕会是以千年计，人类精神遗产如何匪夷所思地身首异处、张冠李戴的故事，最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宵小在内衣外穿各种人类历史上的精神产品。

丘吉尔

但如何让那些先验的声音继续有意义，让它们继续有该有的战场，有不被误读的力量，甚至有它们真正想抨击的敌人，这种倒推的思维虽然荒谬，大有没有敌人却召唤敌人的感觉，却能暴露人类精神的危机。我们发现，一些声音因为没有了该有的敌人，变成了装饰，一些声音是为了混饭而道貌岸然地重新开始装逼古典。我的朋友新近转来《新政治家》上一篇文章说：“《每日电讯报》现在已经死了，它的星期一头条的新闻故事总是伪丘吉尔主义者Boris Johnson的一些废话，为此每年付给他275000英镑。”

若活到当代，作为一个历史老人，丘吉尔该如何坚持自我，如何与时俱进，如何改变，他甚至不大可能继续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受欢迎，甚至当不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十年前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就被淘汰了，他最多将仅仅以过去的文学桂冠，忝列于美学范畴，一种男性塞壬，男性塞壬不是人妖的声音（这是这个时代对男性审美的进化最大的误解），应该是一种死者的声音。

当然，历史和历史老人都不复生，唯一能承担修补信件这一“死者的工作”（我的朋友诗人麦田所说）的是我们，是我们的重新解读，是我们的历史教育。但我们的历史教育，甚至不能留给我们一种丘吉尔或者西塞罗的口吻（因为它的隐忧是会导致演说的欲望，这对现实有害），最多曾留给我们一种唯物口吻，当初告诉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当我们知道了确切的时间表，并且为那些过去的事情按时间排序，那些关键但却更古老的事件便立刻成为时间先后与重要性妥协的产物。现在，我们的历史教育则增加了一些穿越风格的网络文学的口吻，这种穿越的口吻并不是在重构课本历史，而是在娱乐化，考据则不是在真考据，是在加戏。

初小时期，在课堂历史课之外，并在穿越风出现之前，我沉浸在自己放满小人书的木头箱子里，潮湿的时候它也会长出蘑菇，那些故事在我的书箱子里有我自己的编年史，是我个人的历史嗓音，我个人主义的历史感，这个顺序和我的感情有关，因为我按吸引我的程度对那些故事排序，那时我最有兴趣、最熟悉的历史是“三国”，它看来比一切事件都要靠近我，比一切事件都要新鲜， “三国”的世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对我来说它具有最真实的时间压迫感。当时我相信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只是其中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持续——而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现在。有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只有一个动作在重复，比如犹太人的历史，是殉道的历史。

17年前我写过一篇旧书的书评——雅克·巴赞那本《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我写道：这本书有可能恢复人们被损坏的对生活的绵延体验，这本书从１５００年开始一直写到今天——“此刻”——最重要的是它使我相信自己是历史的一部分。

雅克·巴赞的《从黎明到衰落》

我还写道：这本书由当代一位活了95岁并会继续活下去的史学家讲述，他生于1907年，目击了许多历史事件，他的真实阅历比某些人狭窄的想象还要宽广；过长的寿命也许增强了一位历史学家的历史感，同时模糊了他对所谓“现在”与“历史”的界限，他的记忆力也几近完美；年份、世纪的划分对他来说就像生日一样，已经无足轻重，在阅读本书时我从未觉得那些事件发生在很多年以前，他现身说法的口吻像桥梁，我渐渐相信自己是历史的同时代人，是一切时代的同时代人；这本书还使我相信：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都一直绵延、持续到今天，并且还将作为人类伟大传统的一部分持续下去，我甚至还开始相信，我们仍然处在希腊化的时代。

当然，“绵延”的历史感也有它具体的问题，当我们泥沙俱下地扑回历史里，就会出现《纽约时报》近期提到的密歇根州kalamazoo的中世纪学术大会那样的事物——“绵延”如果去穿凿地无限回溯也有它的问题，就像白人至上主义终究会在中世纪找到他们的旗帜、徽章，“权游式”的中世纪迷恋的当代“无关性”（即前文提到的“中断性”）已经有点包不住，正因为所有人在这种田园化的史诗里找到了合法性，连齐泽克都在为威权社会的训政通过某种大历史观找到了中世纪合法性，这就和玄幻小说的穿越差不多了，实际上这一类恋尸癖式的好古，正是对上一段话里伟大传统的绵延的遮蔽。这种恋尸癖式的绵延，也许正是前文所说的中断所致，只有通过一些中断，我们才有可能重新以美好心境，重新爱上一些历史里的黑暗时刻。

但历史感的劣币正在驱逐良币，轻薄的历史感正代替严肃的历史感，同样将我们置于历史之外。我们需要的还是一种溢出我们轻薄的个体生命的历史感，本文前半部分涉及到历史感长度的重建，后半部分涉及到历史感的广度和厚度的重建，那就更是需要通过活生生的人来实现——一种针对长历史的真正的切肤之痛，而非历史中二病的纳粹图腾，来抵御被操控成一种轻薄的大历史。这需要我们活着，或者有人还活着，需要一些历史老人。

巴赞先生2012年秋天去世。二十一世纪的开始部分似乎是各国历史老人们希望看进下一个百年深处的一口气撑着，在弥留之际，在病榻前的空气里看见了什么，听说了什么，人们希望听到他们最后也是最新的对世界的看法，多少有点像宇宙叉开十指，来主动迎接我们的井底——关于那些反高潮，民粹的复兴，一些迟迟拖延的世俗化，一些世俗化的歧途，一些倒退，一些社交网络时代才有的上帝视野的大数据，一些上文所述的丘吉尔们的精神遗产身首异处的大历史，想听他们品评人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智力还是道德，甚至他们自己会渴望人们来访问他们，给他们一次同时代真正的话语权，而不是忙着把自己的爷爷奶奶打扮得很潮。

也许这就是历史存在的价值，一代人中有人的生命从平常寿命中溢出，并且碰巧像阿甘那样经验过历史漩涡的中心，否则历史只是相邻两三代之间反复倒腾着反刍，却并不是在将历史薪火相传，并且每一代人都真的只有“短寿而小市民的视角”，每一代人都只是日拱一卒，那全人类都会沦为沧海一粟，如果我们的意识里，70后的记忆只到八十年代，90后的记忆只到韩寒还是愤怒青年还关心社会那会儿，00后的记忆只到北京奥运会（甚至不记得同年的入世和大地震），如果我们的意识里，只剩同一代人在不停地玩穿越，玩玄幻，玩配音，貌似最铺张地在考据实际是在加戏，历史里就只能是一代人寿命以内的小历史图案在重复，时代就根本不能称为时代。

13年前，我访问老乐迷辛丰年先生（辛先生2013年去世），我记得采访的最后他说：“你们以后采访，要是能有声音附在文字旁边就好了，我说的声音不是音乐，比如说胡适的声音，你听过吗？我听的时候，他平时的文字如此冷静，但那次在台湾晚年的演讲如此激动，我没想到。文字不足以建立史感。如果还知道他的声音笑貌，就比较全了。但是，像赵元任讲话的声音，思考的声音，现在也弄不到了，我只搜集到他的歌声，我也后悔听不到老舍的声音，沈从文的声音，卞之琳的声音——过去其实应该让他多朗诵一下自己的诗，录下来，就好了，他也是南通海门人——我还希望听到钱钟书的声音，张爱玲的声音。我也喜欢看口述的自传。当然目前我最想听到金克木先生的声音——讲话的声音，特别是中国话，本身就有音乐性，这和他们书里读出来的声音不同，我想去印证我想象出的真实的嗓音，这比音乐更珍贵，我现在想听他们的嗓音胜于音乐。”

当然，他没有提到丘吉尔的声音，我也没有问，当时我们心里肯定是一部中国史。但我们没有模仿和加戏的心，我们完全是想聆听，这些仿佛七嘴八舌的人物的声音仿佛依稀汇合成五四的某种历史，也许存在于辛先生的潜意识里，与五四的显性意义相比，潜意识里的五四情怀也许才是深刻的，就像希腊化的影响，文明总是在隐微和衰落的阶段反而开启了无尽的传播期——这比无关痛痒地转述这些人物的思想要真切，无关痛痒地转述其实就是遮蔽，谈历史仿佛谈外星文明。辛丰年先生通过听音乐抵御了多少时代的喧嚣，到老他的听觉强大，能够回到人声中分辨真伪。

大约也是同一年，我和同事还一起访问了老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杨先生2009年去世），他谈到在牛津听H·G·威尔斯讲课，我问他威尔斯讲课时是什么腔调什么样的嗓音，他说“又尖又细”。 杨宪益先生是一个活着就不爱留身外之物的人，他的藏书随便让人拿走，他活着也有一种无所谓的感觉，他自己也许对这个亲身经验的细节并不感兴趣，但是我感兴趣，于是，历史就在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次微观的接力、一次薪火相传，这次传递的是历史叙述人的某种更客观无邪的倾听。

最后补充一点，最近在社交网络上看见人们担忧：现在的孩子不知道怎么认钟面，不知道怎么在图书馆借书，甚至不知道怎么拼写“library”这个词，常识几乎都荒芜了，如果连这些常识都不了解，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完全地生活，根本只是在局部地、片面地生活，却以为是全部生活，我们就真的不会介意去接受一切肤浅的主义的奴役。要怎么重新将被掏空的常识填补，如何治疗这种走向野蛮的遗忘般的早老性老年痴呆，也许第一步就是重建历史感，因为甚至连认钟面也是需要历史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