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清明上河图”

源济

汪曾祺的“清明上河图”

2019-05-16  颜纯钩  大家

颜纯钩，笔名慕翼、斯人，资深编辑、作家、评论家。目前任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出版顾问。

导读

汪曾祺的写作手法，由这个基本的设定所规限，所以他的小说都散文化，都重白描，简洁而空灵，轻情节重神韵。

中国当代作家中，汪曾祺是很独特的一位。他没有大作品，小说散文都小小的，但他的小作品合起来，却很大，大到比很多大而无当的巨著都还要大。他的小说都写得像散文，读起来很轻松，但每每读后都有一些重甸甸的东西沉在心里。他写那些小说都像不经意，随随便便，“信口开河”，起于当起，止于当止，都是家常话，读来却都有深长的情味。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

多年来读汪曾祺的作品，都零敲碎打，最近得了一本天津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五年版的《受戒》，才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汪曾祺的小说，是中国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他的作品合起来，就是一幅中国现代的“清明上河图”。

《受戒》收了四十三个短篇，有的篇幅略长，也不过一两万字，有的只是一两千字，不论长短，几乎每篇都是写一个人，为了写这个人，他花了很大力气去写那人的家乡，他从事的职业，他生活的环境，往往他把整个大环境都写得淋漓尽致了，他的主人翁才出场。刚出场不久，有那么几个动作，一件两件事情，可大可小，略一亮相，小说就结束了。

换一个作者，他或许会倒过来，大环境的描写点到即止，只作为背景烘托，反倒把大力气用在人物描写上。人物的爱恨情仇，命运转折，与身边各色人等的纠葛，如何挣扎反抗，起死回生，那才是小说吸引人的基本元素吧。可是汪曾祺反其道而行，他花大力气写背景，背景那么大，人物像芥末微尘，他们的存在本不足道，可那也是活生生一个人啊！人的苦难他都有，人卑微的想望和满足他也有，他的命运也同样受制于那个庞大无伦的环境，他的清喜与忧愁也都令人低回。

实际上，让人无可如何的，也就是那个天高地厚的大环境，那些千年不变的山水之间埋伏的人情物理，主宰人命运的传统文化，殊异的风俗里各自求生的智慧，都无不由那个大环境生成、积淀、浸淫，如不是那个大环境，所有的人都不是那个人，所有人的命运也都不是他那个命运。

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把中国人生活的处境写得那么足，那么不遗余力，那么放恣热闹。他写不同的生活环境，好像那不是死的外部的风物，好像那些山坡河水、堤岸上的柳树、人家屋顶上移动的船桅，那些深宅大院、曲巷长街、果树和花草，那一整个乱中有序的人间，竟是一个庞大的生命在运转，自给自足，不假外求，缓慢沉重地呼吸着，艰难地起承转合。

正因为大环境给他写得好像是活的，他的人物活在一个活的大环境里，便无可置疑地合理，彷佛只有这样的环境，方生长出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又成了那个大环境的一部份。

汪曾祺的写作手法，由这个基本的设定所规限，所以他的小说都散文化，都重白描，简洁而空灵，轻情节重神韵。他描写环境用的是工笔，塑造人物用的却是写意，好像一幅画里，周遭的环物细致，勾勒不厌其烦，栩栩如生，活动在其间的人物，却只见半边脸，一个背影，影影绰绰，游移其间，轻颦浅笑，稍纵即逝。

环境是工笔，足以令人设身处地，人物是写意，有大量留白让读者去想象扩充。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在一般人看来，人是主，环境是次；在汪曾祺笔下，环境是主，人物是次。人物虽为次，但留有空间供人想象，在读者那里，人物各依其生活逻辑在他的环境中活动，小说写得少，读者想象补充得多，所以他的人物尽管空灵，却比大锣大鼓的铺排更生趣盎然。

汪曾祺写景写事写人，都用白描，香港人说的“有碗话碗，有碟话碟”，意思是有什么说什么，有多少说多少，该怎么说就怎样说。白描的难，是你不容易抓到描写对象的神韵，写景得其细而不得其意，写事得其杂而不得其巧，写人得其详而不得其神，那只像小学生写生字，笔笔都有，但歪歪扭扭不成规矩。要捕捉神韵，只有把景事人都烂熟于心，提炼出一些幽微独具的观照，那时才能用最白最白的白话，写出最深最深的人间情味。

读汪曾祺的小说，你很难不被他丰富的民间生活常识迷倒，他怎么可以懂那么多东西？不但巨细无遗，而且深得其中之奥妙，他不但是旁观者，甚且是同道中人，是浸淫其中出入其外的大行家。《受戒》写一种偷鸡的铜蜻蜓，鸡吃蜻蜓，铜蜻蜓硬簧弹开，鸡嘴撑住叫不出来，小偷就手到擒来。《大淖记事》写抓土匪游街，地保要先通知店铺收起鸟笼，怕土匪看见了不高兴，如此体贴，断难凭空想出来。《异秉》写药铺，伙计一等的叫“管事”，二等的叫“刀上”，三等的叫“同事”，四等的叫“相公”，各有司职，等级分明。《兽医》写针灸医牲口，前三针扎肚子，牲口放屁拉屎，后三针扎身子，满身出汗，然后用稻草灰在牲口身上拍一遍，牲口就站起来了。《八千岁》写米店，四个米囤子依贵贱放四种米：“头糙”、“二糙”、“三糙”、“高尖”，头糙卖给卖力气的，高尖卖给有钱人。店中一块竖匾，写的是“食为民天”，两边两张字条，写的却是“僧道无缘”、“概不作保”。这些细节，除非对传统米店有深入观察，很难无中生有。

诸如此类不同的生活常识、奇异的见闻、民间风俗习惯等，几乎每一篇小说里都信手拈来，杂花生树，处处埋伏，目不暇接。不同的人操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活命技巧，只要白描，无须夸饰，已经美不胜收。

一个作家生活在某一环境，他可能只对那个环境有深入了解，其余的也就得其皮毛，汪曾祺却是对三教九流都熟极而流，信手拈来都是过日子细细巧巧的琐事。环境既然活起来了，人在其中也就如鱼得水，人与环境熨贴得天衣无缝，然后，他几乎就不用花太多笔墨在人物身上，人物翩然来去，片言只语皆成故事。

因此，不要以为白描很容易，白描是最难的，难的是你肚子里有多少东西。他心里有一个海，写一朵浪花都听到远海的风暴；你心里只有一杯茶，写成一条江，那江里什么都没有。

汪曾祺写人物虽然用写意手法，但寥寥数笔，却都极为讲究。本来就打算写意，再不讲究，只怕淡如白开水，这也是最难的。一篇小说，用一大半写环境，轮到写人，已剩有限篇幅了，为增强效果，汪曾祺又多会用心经营一个余韵袅袅的结尾。《詹大胖子》写一个校工，校长张蕴之和女教师王文蕙私通，谢大少想轰走张蕴之，就问詹大胖子校长通奸的事，詹大胖子一口否定，他不是维护校长，是维护王文蕙。小说结尾写道：“后来，张蕴之死了，王文蕙也死了（她一直没有嫁人），詹大胖子也死了。／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

——最终都是死，有什么好计较的！《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因为穷，豆腐店的女儿被有钱人包，女儿喜欢中医王厚堃，请他来看病，借机引诱，被他婉拒了。王厚堃结婚，花轿过去，辜家的女儿号啕大哭，结尾是一句话：“辜家的女儿哭了一气，洗洗脸，起来泡黄豆，眼睛红红的。”——哭归哭，黄豆还是要泡的，日子还要过下去。《晚饭花》几乎没有情节，写一个少年李小龙，暗恋一个女孩子王玉英，女孩子嫁给有钱人钱老五，李小龙放学回家，看到在河边淘米的王玉英，只看见一个背影，头上戴着红花，结尾一句话：“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一个少年人小小的悲哀，没有人知道。《王四海的黄昏》，写一个走江湖卖药的，为一个药店主人的老婆散了班子，在当地定居下来，等药店老板去世，他就和女人一起过，几年后女人给他生了一个白胖小子。结尾一句话：“王四海站起来，沿着承志河，漫无目的地走着。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人活一世，各有故事，悲欢离合，到头来只剩得无语欷歔。那么长的夕阳下的影子，一直拖着，拖回家去，做人就是那么一回事。

八十年代中，汪曾祺参加一个内地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与香港作家在大屿山渡假邨有一次交流活动，当时和他有一面之缘。汪老话不多，老是笑着，那时不知道他心里装着那么多东西。香港三联书店蔡嘉苹女士（诗人舒非），多次经手编辑汪曾祺的作品集，她到北京去，汪老请她去家里，亲自下厨做几道家常菜招待她，如此待遇，让我羡慕得不得了。

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