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日记与梅氏父子

源济

梅贻琦日记与梅氏父子

2019-04-28  刘柠  大家

作家，艺术评论者。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

导读

联大九年，梅贻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要言之，窃以为荦荦大者有二，即通才教育和学术自由。

近出中华书局版西南联大日记两种——《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其实只有后者是新书，前者曾于2001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过一版，当时的书名是《梅贻琦日记（1941—1946）》。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梅贻琦著，黄延复、王小宁整理，中华书局2018年版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下），郑天挺著，中华书局2018年版

两种日记一简一繁，不仅风格迥异，篇幅也相差悬殊。梅著要言不烦，只记天气、大事、人事和应酬，家事基本只限于孩子，偶有所感，也是点到为止，并不铺陈。而郑著则从起床、“入校治事”到就寝，中间做过什么，见了谁，所谈话题，从时局到市井，从旅行观感到读书心得，面面俱到，巨细无遗。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同时也透出身份和角色的不同：梅贻琦作为职业教育家，是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事实上的专职校长，须负责与教育部及最高领导当局的协调，还有海外事务；而郑天挺则是联大总务长，同时兼任文学院史学系教授和研究所导师，行政工作之余，读书作文授课，始终未脱学人本色。

笔者近日匆匆将两种日记浏览一过，一个基本判断是，作为学者日记，郑著理应受到更多重视。而梅著的价值，多在纯学术之外。因梅贻琦的特殊地位，其朋友圈远不止于学术界、文化界，触角所及，从政军界到实业界，从国内到国际，都不乏深耕式的经营。如为确保西南联大的教育和科研经费，梅需定期飞赴重庆。周旋于国府上下，方方面面，从党国大佬、部长主席，到行政院长，乃至蒋委员长，都是沟通对象。其间种种公关游说、折冲樽俎，甚至忍辱负重，可想而知。但在梅贻琦笔下，一派云淡风轻，基本只见事由和结论，几无交涉过程。对此，梅贻琦之子、已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梅祖彦说：“因为先父在公开场合一向不喜欢发表议论，所以在写日记时也不多做议论。今天我们研究这本日记，很希望知道当时针对那些困难的局面是怎样考虑的，最后怎样作出决定的。这方面，可惜他留给我们的太少了。”

梅贻琦作为清华掌门人，为学术自由折冲樽俎，不惜忍辱负重。图为1848年8月16日，梅校长（中）礼送来校视察的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左）

不过，虽说如此，梅贻琦毕竟是联大暨清华的掌门人，对内协调北大、南开两校，对外斡旋国府和美英等主要庚款国，其日常职务行为，哪怕只是一次闲谈、一场饭局，往往也关涉风云甚深，动辄透出时代的张力。联大九年，梅贻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要言之，窃以为荦荦大者有二，即通才教育和学术自由。

梅贻琦之执着于通才教育，与自身的出身和经历有关。可以说，他自己就是通才教育的摹本。1889年12月29日，出生于直隶天津。祖籍为江苏武进，远祖曾为明初重臣，后迁徙至天津，为津门望族。梅家历代以诗书传家，到了梅贻琦这一辈，虽然家道已中落，但兄妹五人，“最小者亦能毕业于师范及南开大学”。梅贻琦作为首届庚款留美生，先后毕业于伍斯特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是一名物理学者，但打小的蒙学教育，却使他终身受益。新竹清华有位外国同事，称他为“博闻强记的中国儒士”。据那位同事回忆：

他有一次对我们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典经传有错漏，他可以接背任何章节（He once told us that if we would repeat any line from the old Chinese classics, he could soon repeating the passage from where we left out.）。[1]

身为理工男，梅贻琦并不掩饰自己身上的文人趣味，爱杯中物，也有酒量，与清华和联大的众多学者同侪都有诗酒唱和之谊。据与他同期留美，在伍斯特校是同班同学兼室友的杨锡仁说，梅贻琦“暇时常背诵、深思林肯之著名讲演Gettysburg Address词”。梅是虔诚的基督徒，熟悉《圣经》。清华初期，校内有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为弘扬基督教义，并帮助学生提高英文阅读能力，组织了很多课外查经班。学生自愿参加，一些中外教师担任指导。梅贻琦也应邀负责指导一个查经班，后成为清华大学教务长社会学家吴泽霖和心理学家潘光旦参加了他的班。据吴回忆：

圣经是用古英文译的，梅先生不是专攻英国文学的，在辅导阅读时不无困难。我们在阅读时所以尚能顺利理解，显然是梅先生事前费时推敲的结果。[2]

梅贻琦（1889-1962）

通才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教育的目标，是“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因此，规定大学四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课程属于普通教育，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种，都应融会贯通。梅贻琦的教育理念，得到了清华管理层和多数教授的认同，直到抗战爆发前，也与国家的教育方针相安无事。但从1938年开始，由于形势吃紧，国府教育部认为在战时，从经济上已不允许开展研究生教育，因而主张在本科阶段实行大规模专业培训。为此，实行所谓“标准化”课程改革，大幅强化专业课程，加上体育、军训和三民主义这三门必修课，使学生课业负担陡增，通识选修课程被削减。在这种情况下，梅贻琦直言不讳，敬告蒋介石和教育部责任者陈立夫，大学教育“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教育部为了实用牺牲人文学科的做法是错误的，并要求政府允许学校执行这些规章时，享有“回旋之自由”。[3]

当然，以梅贻琦为代表的联大师生的诉求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当局照单全收。毕竟，联大的毕业文凭是要由教育部授权核发的。不过，美国历史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发现，“教育部于1938和1939年大张旗鼓颁布的新规定和课程表，事后证明是可以进行协商的，于是联大开始与教育部讨价还价”。包括梅贻琦自己在内，联大的管理高层几乎都是国民党员，他们最了解与国民党博弈的游戏规则——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非自今日始。如1944年春，联大被迫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但校方刻意把纪念会安排在上午11：30开始，而这正是学生午餐的时间，所以只有很少学生参加。[4] 另一项被认为是“洗脑”的三民主义课程，“除了三青团成员外，几乎没有学生上过这门课。一位现居美国的1943级毕业生回忆说，甚至忠诚的三青团成团也不把它放在心上”。[5]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 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传记文学出版社 2010年版

梅贻琦是自由主义教育家，对学术自由问题始终念兹在兹。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联大实际上是可以变通的，尽管校方高层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但学术政策并未沦为政党的附庸。甚至有些教授公开抵制入党压力，不惜站在对立立场，并付出代价（如闻一多）。所以1946年，冯友兰为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中，所谓“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评价绝非过誉，因为作为联大哲学教授、文学院长，他确实看到：“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

但抗战胜利后，梅贻琦的忧虑却与日俱增，如194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饭后谈政局及政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平时绝少在日记中流露自己的真实心境，但在抗战结束，行将复员北上之时，显然感到了某种时代空气的紧张，喝酒的记录日增。而真正令他感到震惊和悲愤的，是半年后的闻一多之死。

闻一多（1899－1946）

从辈分上说，梅贻琦是闻一多的老师、校长。在闻遭遇挫折、人生困顿之时，被梅校长请回母校，并委以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之职，且待遇优渥。闻一多一生最重要的学术工作，几乎都是回到清华园之后的建树。梅对闻既有知遇之恩，也知之甚深；虽宠爱有加，却也不尽是满意，有担心，甚至也有过反感。如在“一二·一”运动中，梅对闻曾做过一个评价：“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1945年12月14日）应该说，此时还是爱护大于不满。但到了1946年4月14日，在昆明联大校友会上，闻一多开骂，连一向以温柔敦厚著称的梅贻琦脸上也挂不住了：

晚，勉仲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朱自清也在日记中写道：“梅校长为此震怒，欲将一多解聘，余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至此，梅对闻已失望透顶。

可仅三周后，在清华辛酉级（即闻一多所在的1921级）校友在巡津街42号联欢时，闻一多也在场，梅贻琦却欣然前往，且“谈笑甚欢唱”（1946年5月5日）。足见梅确是不计前嫌的谦谦君子，“特别是对待他的学生，更是向持长者风度”。[6]

两个月后，闻一多遇刺身亡。在7月15日的日记中，梅贻琦写道：

日间批阅两校公事颇忙。夕五点余潘太太忽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接下来的一个月，梅一直在为闻一多的后事，包括家属抚恤和凶犯追查等事宜奔波。他甚至应邀“观审”嫌疑犯，并当场发现了一些破绽，认为“不无可更研究者”。在8月27日的日记中，梅记下一笔：“闻一多案之凶犯二人已经定罪处决矣”。

本文作者在武大校园内闻一多塑像前留影（2016年）

易社强有一个判断，认为“联大学术自由的记录在民国史上是一个例外”，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联大，那就是“自由”。在它存在的整整九年时间里，说联大是自由的，包括下列几重含义：它是通才教育的中心，思想多元相容并包，继承了训练它绝大多数资深教授的大不列颠和美利坚的民主传统。

可纵有如此“高贵”的基因，联大的学术自由之花仍少不了鲜血的浇灌。继“一二·一”运动四烈士（两位联大学生，一名中学教师和一名中学生）之后，是李（公朴）闻（一多）二公的牺牲。尤其闻一多之死，仿佛是一个隐喻：“在中国学术自由的传统上，联大既是其成就的高峰，又是它急剧衰落的预兆。”[7]1946年9月6日，当梅贻琦结束了西南联大的全部使命，把清华这艘轮船驶回清华园的时候，他也许没料到，自己和联大同人们拼死捍卫的自由大学之梦，已成了强弩之末、明日黄花。

国立西南联大旧址和梅贻琦塑像（温玉晶/摄影）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的意义，当然并不仅限于清华和西南联大校史的微观研究，而关涉到中国现代政治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等诸多领域。如对法国学者邵可侣（Jacques Reclus，1894-1984）的记述，便弥足珍贵。邵可侣是法文和历史学者，祖辈是巴黎公社革命家，父辈也是欧洲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包括巴金在内的中日两国左翼知识人都有交往。邵1928年来到中国，先后在中法大学、北大和西南联大等院校执教，弟子中有学者金克木、翻译家叶汝琏等人。抗战期间，邵毫无保留地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与中国知识人一道，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虐。1949（或1950）年，邵被迫离开中国回法国，可独生女却留在了北京，乃至最终酿成了革命吞噬孩子的悲剧。中文世界中关于邵可侣的资料十分罕见，但据笔者粗略统计，梅贻琦日记中有不下五处记述，一般是邵单独来访，谈工作，有时也会携夫人出席社交活动，有共餐，有茶叙。如1944年8月6日，梅在日记中写道：

晚赴黄人杰夫妇饭约，系为邵可侣夫妇结婚五周年。

两周后的8月20日，“晚在寓请客”，邀请了包括邵可侣夫妇在内的三对伉俪和胡毅然、Mr. Groffsmith、Mr. Burke，“惟晚间无电灯，又因执事疏忽，饭菜未早备办，临时向小馆叫来，颇觉了草，甚为抱歉”。

梅祖彦（1924—2003）

对笔者个人来说，梅贻琦日记还有一重特殊意义——即对公子梅祖彦的记述，这也是我读这本日记的初衷。遗憾的是，关于这方面的记录其实很有限。梅贻琦显然不愿在日记中透露过多的私生活和个人情感，这既是性格使然，也与其身份有关，用梅祖彦的话说：“事实上这些日记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记载，它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教育战线的一个侧面。”换句话说，作为“公人”的权重远大于“私人”，这应该是梅日记的一个基本定位。但纵然如此，日记中还是有一些性情的自然流露，如喝酒、打麻将、泡温泉等，特别是对饮酒，颇多记述，有些相当生动。梅祖彦的回忆也旁证了其父的雅好：

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闲暇时他也常与三五好友品尝美酒。在日记中他承认自己喝酒太多，也有过自我批评，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实际上他晚年得的中风病肯定是和饮酒过多有关。

梅贻琦在家中是慈父，尤其对唯一的儿子祖彦（梅祖彦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付出了足够的父爱。祖彦儿时体弱多病，每有头疼脑热，父必亲自看护左右。平时携子一起散步、访友、跑警报，从打防疫针，到上小学、进联大、加入美军，梅贻琦记录了孩子成长的重要节点，舔犊之情，溢于言表。梅祖彦晚年曾回忆，“虽然他对培养我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非常认真，但他不是一位严父，对我们从不训斥，而更是身教胜于言教。他的一言一行在子女眼里成为家中的规矩与典范。”

梅贻琦全家在昆明东寺街住所前合影（1939年）。后排左起：梅贻琦、韩咏华、梅祖彤；前排左起：梅祖芬、梅祖彦、梅祖彬、梅祖杉。

祖彦只记得父亲唯一一次生气：

我上小学时开始学集邮，喜欢和姐姐们到父亲的抽屉里去翻他的旧书信，找邮票。父亲曾说过我们。但有一次我还是去翻找更好看的邮票，父亲回来后虽然很生气，还是很平静地问：“上次是没有听见还是忘了？”我实在很想要那些邮票就说了实话，父亲在我保证不再来乱翻以后，又给了我几张邮票。[8]

梅贻琦作为教育家，虽然有强大的信仰和政治理念支撑，为了办好清华和联大，也曾对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其核心的教育理念，如戏仿《孟子》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亦广为人知，但他其实从来是低调务实的实干家，绝少发表空泛的议论。他始终抓住问题的核心，即所谓“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9] 考察其一生的公共言论，大抵围绕这个核心。

梅贻琦之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其知行合一，也体现在对子女人生选择的态度上。梅祖彦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我在青年时期有过两次重大抉择，都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父亲对我的选择其实并不完全同意，但为重视我的意向，最终给予默许。”第一次是1943年秋，美军在西南联大和一些高校征召高年级本科生，旨在以军事支援，配合中国远征军的滇西战役。原则上，刚上大二的梅祖彦并不属于征调范围，但他出于爱国热情，硬是志愿参加。梅贻琦认为当时国家形势动荡，“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望我先把学业完成，报效国家以后尽有机会，但由于我很坚持，他即未阻拦”。梅祖彦作为军事译员，在美军服务三年，耽误了学业。不过后期，被派往美国的军事基地工作，服役结束后，得以在美国继续学业，1949年从父亲的母校伍斯特理工学院毕业，“为这件事父亲后来还算满意”。

梅祖彦与父母合影（1952年）

梅祖彦在芝加哥（1953年）

第二次是1954年，梅祖彦决定返回大陆。当时梅贻琦在纽约暂居，一段时间与儿子住在一起。此前已有不少留美学生回到大陆，并传来了很多“解放后”的消息，“父亲知道我和一些同学也在筹划远行，他虽然未动声色，但显得出心中焦虑。后来还是重视了我自己选择前途的意愿，只在为人处世的道理上对我做了些规劝，而对我的行动却给予了默许”。不过，他让儿子去巴黎看望清华老校友、当时“国民党驻法国大使”段茂澜，其实是希望段能说服儿子回心转意，放弃回国的打算，但“我因为决心已定，没有去见段大使”。但梅祖彦断不会想到，与父亲的告别竟成了永诀：

我回到北京后不久父亲即长住台湾，从那以后没有再给我写过信，但从母亲由美国来信中知道父亲得悉我回到清华母校任教后感到欣慰，对我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情况很为关心。

梅祖彦在自己撰写的各种材料中，对回国的过程曾做过一番详尽的追忆，在此不再赘述。简而言之，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自主选择。因当初留学时所持重庆政府颁发的护照已过期，留学签证也已经三年未更换，梅祖彦要想离开美国，只有“偷渡”之一途，“这年冬天，我几乎走遍了纽约第五大街上各欧洲国家驻美国的使领馆去申请入境签证，得到的答复一律都是说我的证件不合格”。后梅祖彦发现法国领事馆办事比较马虎，便大胆“试错”，终于在花了20美元的手续费之后（并无任何收据），于1954年3月，得到了去法国访问的一个月签证。抓住这个机会，他从巴黎而瑞士，又从日内瓦，经莫斯科辗转回到了北京。在教育部留学生招待所暂住两个月后，被分配到母校清华大学水利系工作。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梅祖彦酷爱西方古典音乐，五十年代曾在美国置办了一套音响设备，当时属于中等发烧级水平。回国时，把几个大件装在一只铁箱内，由海路托运回来。货到天津新港后，海关要对这套设备征收600元关税，“我因在旅途中把积蓄都用完了，实在无力付税。但打听到如果单位来取货，付200元关税即可。于是经人介绍，我将这套设备送给了在天津的音乐学院（1958年迁来北京），由他们去领取。为此，他们送给了我一辆进口的英国自行车，这辆车骑了三十多年”。

笔者因工作关系，与梅祖彦先生有过一段交往，这也是我了解《梅贻琦日记》的契机。九十年代末到21世纪之初，我早年服务的一家日本综合电机公司，曾与清华大学水利系展开过一项共同研究：公司是水力发电领域世界屈指可数的电力设备制造商，但日本国内河川水质清澄，泥沙含量极小，对水轮机转轮材质和制造工艺的要求相对比较单纯。而中国的水力发电项目，特别是黄河上的项目，因泥沙含量大，转轮表面磨损严重，易引发转轮体的气蚀（Cavitation）问题，从而影响设备的性能和使用寿命。因此，公司在参与中国有关水电项目的竞争时，需取得中国河川的水文数据，并反映到硬件设计中。为此，我们先后与中国水科院和清华大学水利系展开了长年的技术合作，共同开发有关水电项目的模型转轮（Model Runner），具体是由我方提供模型转轮，然后将其安装在清华的模拟河川泥沙环境的模型机组中经年累月运转，定期监测设备的泥沙磨损情况，然后在设计环节予以有效应对。我的工作主要是商务性的，负责研发合同的执行和与中方的日常联络，包括翻译支援等。从1997年前后，我定期拜访中方单位，先后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而在清华水利系，负责与我们对接的学者即是梅祖彦教授。

最初几年，我与梅教授的交往仅限于工作联系。我带公司的科学家多次去清华水利系拜访梅教授，了解研究进展情况。梅教授清癯颀长，风度翩翩，有种老派的绅士范儿。记得水利系与热能工程系在一座楼里，梅教授会先带我们去泥沙实验室，观察模型转轮的运转情况，然后再去会客室正式切入会谈。泥沙实验室里有个大玻璃柜，里面陈列着黄河、长江上有关水电项目的各种模型转轮。梅教授总是小心地拉开玻璃柜，从里面取出一只只模型转轮，本着实物为我们讲解各种数据和磨损气蚀状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手：他人本身就很高大，那双捧着模型转轮的手之大，显然超出了他身体的比例，且骨节粗壮，看上去相当有力。我当时就在心里嘀咕，看来与泥沙和各种金属材料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科学家的手，大概就应该是这样的吧。

有一次，我带公司水电首席科学家佐藤让之良先生，按约定时间下午两点半去拜访梅教授，一切顺利，会谈结束比较早。他看上去兴致挺高，说既然还有点时间，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清华园吧，然后请你们在学校的餐厅吃便饭。恭敬不如从命，我们便跟着梅教授在校园里溜达。记得他带我们参观了图书馆、水木清华和工字厅等地方，边走边讲解，我很惊讶老人对校史之熟稔。在工字厅前面，他指着西边一处院落说：“喏，我小时候就住在那儿”。我随口惊叹道：“难怪您对清华园竟如此熟悉。”

清华校园内的梅贻琦故居（甲所）

走了一圈之后，他带我们来到一个小食堂。我对清华校园不大熟悉，乃至已经忘记了是哪个食堂，感觉应该是一个对外营业的餐厅。他预先订好了包间，径直领我们到了里间。一台带转盘的大圆桌，我们三个人呈三角形落座，梅教授坐在最里面。当时是夏天，但因为是比较正式的会谈，我们都穿着西装。一坐下，梅教授就用标准的美式英语说：“让我们脱掉外套，放松一下吧”。说着，便率先脱掉西装，挂在座椅靠背上。我们也脱掉西装，松开领带。梅教授给我们每个人斟满啤酒，然后举杯，祝贺双方合作成功，工作告一段落。我们边吃边聊，主要就业界的技术潮流，特别是当时在中国正方兴未艾的抽水蓄能技术和可变速机组控制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席间，他隔一会儿，便给我斟酒，并让我赶快吃一点。其实那个时代，我也算是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商务人员，且颇胜任自己专业领域的技术翻译工作，练就了边吃饭边笔记、口译，两头不误的“硬功夫”。但梅教授的体恤还是令我内心感到温暖。

2000年冬，我在太原出差。一天晚上，关在山西大酒店里写专栏，房间里的电视机习惯性地开着。记得那天偶然把遥控器拨到了《新闻联播》，恰好在播欧美同学会成立多少周年的纪念活动，央视女主播在念了一串大人物的名字之后，说有请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梅祖彦先生致辞。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白发稀疏，面带微笑，穿着深灰色西装，那种温文儒雅和西装的格调，不大像是这个时代的人。我一边看着电视中的老派绅士，一边不住地思忖着“梅祖彦”的名字，似乎想起了什么，脑子像是被瞬间重启了。但那个时代没有上网搜索的习惯，我还不能确定。回家后，我立马从书斋里找出冯宗璞的几本书，一翻之下，果然出现了若干处梅贻琦、梅祖彦和梅祖彤（梅祖彦的二姐）和冯钟辽（冯友兰长子、冯宗璞的胞兄、梅祖彦的发小）的名字……原来如此！联想到梅教授带我们参观工字厅时，说到自己小时候的家，原来是指工字厅西南侧的三栋洋房——甲、乙、丙三所中的校长宅邸甲所。

这个发现，顿时拉近了我和梅祖彦先生心理的距离。过去，我只是把共同研究当成自己的一个工作，就事论事，基本不掺入个人情感。而从那以后，这件事在我心中陡然升温，遂开始在心里计划下一次与梅教授的会谈。不过，经过四五年的推进，事实上我们的项目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不久，我接到梅教授的电话，说他已经从清华正式退休，一些扫尾性的工作，他会在家里完成，希望下次会谈我们能直接来家里，并告知了他家的地址和电话。他住在三里河南沙沟小区，我知道那里是著名的高知公寓，钱锺书也住在那儿。但他具体住在几号楼几单元，我则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好像是在顶层（四层）。

我应该先后去梅府叨扰过两次。第一次是接到他的电话后不久，大约是2001年冬天。我和佐藤让之良博士坐公司的乘用车过去，从东三环上长安街，木樨地下来，不一会儿就到了。我们刚要进楼门，听到后面有自行车铃响，由远而近，同时似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刘先生，刘先生！”我们回头一看，正是梅教授。他骑一辆大28车，到我们跟前猛一刹闸，一边握手寒暄，一边抱歉着“让你们久等了”。原来是采购而归，手里还拎着装蔬菜的塑料袋。楼里没电梯，我们爬楼梯进了房间。很普通的公寓，内部只经过极简的装修，陈设也相当简素。记得进门左手侧，放着一架钢琴，上面罩着猩红色天鹅绒布，钢琴上并排放着梅贻琦先生和夫人韩咏华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见梅贻琦先生的照片，端详良久，惊讶于这对父子的神态竟如此神似。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落座后，一位白发、略显富态的女士端来热茶，梅教授介绍说，“这是我夫人”。后来我才知道，梅夫人是著名的法语文学翻译家刘自强女士，我读过她翻译的法籍华人艺术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程抱一的小说《此情可待》。那天的话题也都是专业问题，确认了一些实验参数，并大致沟通了一下后续的安排，我们便告辞了。

中间又经过几次传真和电话的沟通，2002年夏天，是我第二次造访梅府。因这次是我一个人去，便预先做了一番功课，把家中关于西南联大和梅贻琦的书翻了一遍，我记得有几本是谢泳的民国知识人研究。但想来也是浅尝辄止，不得要领。这次轻车熟路，直接上楼敲门。夫人好像不在家，梅教授问我喝点什么，说有花茶、红茶和咖啡。我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便要了咖啡。咖啡是那时很常见的麦氏速溶咖啡，但杯盏很可爱。坐定后先说正事，我在十分钟之内，便把该交换的文件、该交待的事项等事务性工作都了结了。然后，我主动切换到“正题”——谈起了梅贻琦和西南联大。当然，我扯出这个话头，主要是为了听梅教授聊。梅教授听我说起这些与工作全然“无关”的话题，开始略有些吃惊的样子，但很快就聊开了，我们从梅贻琦聊到了冯友兰、闻一多到穆旦、杨振宁。中间，梅教授起身去了趟卫生间。回来时，走到钢琴旁，凝视着父母的遗像。我也走上去，问他后来可曾见过梅贻琦先生。他摇了摇头，苦笑道：“美国一别，就再也没见过，连信都没通过。直到1996年，我才得到了一次访问台湾的机会，在他的墓前献了一束鲜花……”

梅贻琦与夫人韩咏华（30年代）

记得我还不揣冒昧，对梅教授谈起自己的“副业”，表示正在考虑“变副为主”，未来可能会辞掉现在的外企工作，专注于研究写作。梅教授一直微笑着听我讲述，时而点点头，但说了什么，我却忘记了，总之给了我一些鼓励。临走时，他送我两种书：一是刚刚出版的《抽水蓄能电站百问》，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作为科普读物很实用，是彼时国内专业领域里仅有的出版物。他给我两册，其中一册，让我转交佐藤博士；另一种是《梅贻琦日记（1941—1946）》。他解释说，日记不是他亲自整理的，“但与我多少有点关系，里面有我写的文章”。我郑重谢过，并从包里掏出我爱用的德国“Pelikan”钢笔，递给老人家，请他为我在日记上签名。他再次表示，书既非自己整理，由他签名未必合适，“那我就签‘惠存’好吗”？我说好的。

《抽水蓄能电站百问》，梅祖彦、赵士和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2年版

《抽水蓄能电站百问》，梅祖彦、赵士和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2年版

《梅贻琦日记（1941—1946）》及梅祖彦教授为本文作者签赠

不知不觉，聊了总有两个小时的样子。告辞时，我从书包里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一个纸袋，里面装着刚从报摊上买来的《三联生活周刊》和一种上海的艺术刊物，均是刊有我刚发表的“作品”的杂志。我双手呈上，“请梅教授批评”。现在回想起来，对自己不知深浅的唐突之举，简直羞愧难当。可不承想，这竟成了与梅教授的诀别——一年后，老先生就病逝了，不过我是后来才听说的。

梅祖彦教授是科学家，主要贡献也在专业领域。他最后的一本书《晚年随笔》（2004年11月版），是经过家人整理，在他身后由清华大学付梓的。冯宗璞先生作序，夫人刘自强作跋。夫人在后记中写道：

……回想起来，祖彦已实现了他一生中淡泊宁静的旨趣。在每个认识他的人的心中，在亲朋好友中，在家中，他都留下了难忘的音容笑貌。……他简朴、整洁、任劳肯干的精神一直是孩子们的典范。在十余年中，他年年不畏寒暑挤公交车，从家住的城西南，前往城东北国子监的希望工程办事处为农村的孩子捐款。他关心那些孩子，给他们写信，了解并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孩子认识了他，给他写信交心，还给他寄来家乡的土产。

《晚年随笔》，梅祖彦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夫人所提及的这些，是我所不知道的梅教授生活的“B面”。但凭着自己与梅教授有限的交往，我完全可以肯定，这的的确确就是真实的梅祖彦先生。进而言之，是与梅贻琦先生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讷于言而敏于行”，质朴务实、不计得失的品质。在他们自己来说，可能是与生俱来、稀松平常的，并不会刻意张扬，可是在今天，却像是贵金属般稀缺的存在，乃至成了高贵的代名词。

[1]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黄延复、钟秀斌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23页。

[2] 同上，43-44页。

[3]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家荣译，传记文学2010年4月版，109页。

[4] 同上，115页。

[5] 同上，114页。

[6]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黄延复、钟秀斌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260页。

[7]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家荣译，传记文学2010年4月版，425页。

[8] 见梅祖彦《怀念先父梅贻琦校长》一文，收入《晚年随笔》，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9] 见梅祖彦《西南联大与梅贻琦校长》一文，《梅贻琦与西南联大日记》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