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我在出版社的样书间里挑了几百本书

源济

世界读书日，我在出版社的样书间里挑了几百本书

2019-04-25  陈季冰  大家

陈季冰，专栏作家，现就职于上海远东出版社。

导读

关于卢梭和法国启蒙运动，最遗憾的事情是，中国知识人大多是通过哈耶克的眼睛来了解它们的。

今年春节刚过，我们出版社要调整一些办公室的用途。操办这件事的同事想要趁这个机会处理掉一批过去好多年里堆积起来的旧样书，将那个面积不小的样书间腾空另作他用。在把那一屋子的书打包捐赠之前，他们特意请我先把我想要的书挑出来。

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一样热爱读书的人，我会很得意地在这里拉一下仇恨：这项工程花掉了我一整天外加一个半天的时间。在早春二月里，我双手漆黑、满身尘灰、满头大汗……我的成果是11个大纸箱，足有四五百本书。现在它们都堆在我的办公桌边呢，而我像是坐在一座小山中间。

我预计还需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能把这批“飞来横财”整理出来，以便让它们逻辑有序、条理清晰地排放在我办公室的书橱里。不过这并不耽误我从这批书里先挑出几本特别想读的书来，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书单。

当然，仅仅由于上面这个机缘巧合，我近日手头正在读的书恰好全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机缘，我这个书单里的书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也不存在内在逻辑，它们纯粹是我第一眼相中的。

01

《王安石传》，梁启超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宋朝热”和“大宋粉”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读书圈子里很显眼的事件之一。虽说我本人谈不上是一枚真正意义上的“宋粉”，但我也相当同意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苏轼、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光看看这些璀璨的群星，你就很难不对有宋一代顿生向往之情。毫不夸张地说：南北宋朝300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明自由、文化最繁荣活跃、人才最源源不断涌现的“黄金时代”。但在另一方面，宋朝也是历史上朝廷内部“党争”最严重的一个朝代。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肯妥协的“党争”大大拖累了宋朝政治对内对外的治理能力。

政治气氛的自由开明与士大夫的“党争”，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然而所有这一切关于宋朝的政治和文化的讨论，都绕不开一个关节点：王安石在宋神宗鼎力支持下发动的“熙宁变法”。可以说，终其一朝后世200多年，宋代政治文化的主线始终离不开“变法”、“新政”与“守旧”、“维持”之间的所谓“国是”之争。

王安石是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中一位罕见的天才型政治人物。据说，安石年轻时就暴得大名，朝中很多根本不认识他的人都不断向皇帝推荐他。等他到了汴梁，所有士人都以能够得见安石一面为荣……可见他拥有多么巨大的人格魅力！

这本书的作者是梁启超，他是近代中国罕见的一位具有天才气质的知识分子。因此，由梁任公来写王荆公，真可谓得其人矣！想来目空一切的王安石自己若得知，亦会含笑。

这本《王安石传》是一套传记丛书里的一本，丛书里还有《司马光新传》和《范仲淹新传》两本写宋朝人物的。考虑到这两位（尤其是司马光）与王安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照着一起读，收获会更大。

02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我的朋友任大刚曾经说，他读了这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以后，不禁由衷感叹：没想到古代人对科举这项制度的设计达到了如此完善和精微的程度！

现代中国人对于科举制度的浅表而刻板的认识自然是来自现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现代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授客观知识，而是为了宣扬一种“进步史观”。当聪明绝顶的现代人认定科举考试是一种禁锢人才、限制独立思想的腐朽制度时，他们唯独忽略了（很可能是故意假装没看见）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如果一个制度是如此不堪，何以它竟能维持1400年之久！难道以前的人都是傻瓜？

中国的科举制度，比伊斯兰教的历史还要早！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宣扬科举制度有多么好，我只是希望，更多自认为具有“独立思想”的现代人在看待一个事物时，能够将它置于它诞生时以及它所依存的历史和现实中去，而不是将它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来放到真空里，然后掏出一把绝对的、永恒的尺子去衡量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去认真读一下这套卷帙浩繁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的理由。如果你真的读进去了，你可能还会得到另外三条非常重要的认知：

第一，任何一种制度，当它在社会现实中真实运行时，都会逐渐偏离它的设计初衷，有时甚至完全走向它初衷的反面；

第二，任何一种能够在真实现实中运行的制度，都是有弹性的，人们也都试图对它的不足和缺陷作出过各种完善和补救，其中有些是成功的，但也有些失败了；

第三，任何一种看起来全新的制度设计，背后其实都拖着一条历史上曾经有的旧制度的长长阴影，历史就是这样层层累积的，而不是向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仿佛新事物都是横空出世的。

在我看来，上述这三条认识或许是我们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时必须具备的基础认知，但恰恰也是大多数大言炎炎的现代评论者所没有掌握的。

03

《章太炎的思想》，王汎森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在近现代中国，像章太炎这样的人物是不多的。

太炎先生属于这样的人：只要是念过一些书的，很少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位“史诗级”的学术泰斗。换句话说，几乎没有人敢于怀疑太炎先生的学问之大。然而，太炎先生那么大的学问里头究竟说了些啥？作为一个革命家兼学问家，他本人思想的主要内容又是些啥？没几个人搞得清楚。

太炎先生的高足、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教授黄侃（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与胡适针锋相对唱对台戏）有一位入室弟子，叫徐复，是当代中国著名的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我的一位好朋友、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是徐复先生的乘龙快婿。但连景凯旋都经常对我说，他弄不懂章太炎的学问。

章太炎是属于那种学问大到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的人，而王汎森的这本不太厚的书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走近这位当代学术巨擘的真实世界。

另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前年还出版了《章太炎全集》。为了这项浩大文化工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编辑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了30多年，终成正果。如果你认为自己感兴趣，那么不妨可以花点力气啃一下《章太炎全集》，与这本《章太炎的思想》相互参阅。

04

《中国民族的形成》，李济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当代中国人在谈到“民族”的时候，使用的是苏联发明的民族概念。

我经常听到有人（甚至是相当有文化的人）说“郑和是回族人”之类的话，在我听来，这差不多等于说：叶卡捷琳娜大帝是苏联领导人。

事实上，苏联的所谓“民族”概念，并非是对先前客观存在的“民族”这个实体的抽象概括，而是基于它预先制定的“民族自治政策”，人为建构出来的；而这个 “民族自治政策”又是为了服从于苏联总体的“世界革命”蓝图之需要。

今天回头再来看，将上述这种削足适履的苏式“民族”概念用于实践的，造成的新问题可能比解决的旧问题更多，也更严重。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民族”形成的真实过程。

这本书的作者李济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他在王国维等诸先生踏出的先驱之路上更进一步，建立了从属于西方现代科学体系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本书原是李济先生于1920年至1923年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期间用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对这篇论文深加赞许，认为“从中看到刴有启发的见解”，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国问题》一书中作了大段引用。

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过一本经典著作，那就是美国左翼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这本书已经出版过好几个不同版本，历久而不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拿它来对照李济先生对中国民族的形成所作的观察和研究。

05

《流动的客家——客家的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蔡麟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我第一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邂逅客家文化，是在大约10年前，有一次去湖南南部靠近江西、广东三省交界处的郴州。在当地的崇山峻岭深处，至今仍散落着不少客家老屋和客家村落。

那次旅行回到上海以后，我就对客家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兴趣。客家文化是一种极其独特的文化现象，放眼全世界恐怕都很难找到与它相类似的现实存在。或许，全球各地的犹太人社群与中国的客家人有些相近？然而，首先，犹太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次，希伯来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但客家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填自己的身份表格时只能在“民族”这一栏里写上“汉”这个字；客家话也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它只是汉语的一种口语发音，甚至连方言都算不上。往好听的说，客家话中可能比任何一种方言里都包含了更多标准的古汉语发音。

正是因为这种尴尬的境况，使得客家文化比中国其他任何一种边缘族群的传统文化更不容易得到很好的保护，更容易随着现代社会流动的骤然增多而迅速消亡。原因很简单：客家人不是一个特定民族，客家话也不是一种特定语言，客家文化还不是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这就使得它处于一种奇怪的“三不管”地带。

更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我每次同朋友同事中的客家人（中国目前的客家籍人口约有1亿，比任何一个单独省份的人口都要多，他们散布在长江以南每一个省份）谈起这个问题时，他们大多显得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后来倒是也在一些报纸上发表过几篇呼吁保护和延续客家文化的评论文章，也得到过广东海陆丰和福建龙岩等一些地方的客家青年读者的热情呼应。

但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的客家文化研究者太少了，实际上客家文化足以构成一门内涵丰富的学科。所以，当《流动的客家——客家的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这本书在一屋子杂乱无章的书堆中突然跳进我的视线时，我还是眼睛一亮的。

这是一本纯粹的学术书，不是很好读，但对搞研究、写文章的人来说，参考价值很大。

06

《卢梭与休谟：他们时代的恩怨》，【英】大卫·埃德蒙兹、约翰·艾丁诺 著，周保巍、杨杰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我依稀记得哈耶克写过类似这样的话：关于启蒙运动，最遗憾的事情是，后人大多是通过法国思想家的的眼睛来了解它的。

鉴于中国知识界的现状，我想模仿哈耶克的句式说另一句话：关于卢梭和法国启蒙运动，最遗憾的事情是，中国知识人大多是通过哈耶克的眼睛来了解它们的。

但你千万不要误解，我自己其实也是哈耶克的忠实粉丝，我读过他所有已经翻译成汉语的著作。但我与中国的大多数哈耶克死忠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我没有将他的理论当成“新的马列主义”。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认真读过卢梭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书，读过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用你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我相信你眼前呈现的，一定是一幅与哈耶克或者中国的朱学勤教授（他写过一本一时洛阳纸贵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描绘的非常不同的画面，关于那个时代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卢梭与休谟确实有很深的恩怨。然而我的阅读促使我认为，这里面，个人性格上和精神健康方面的偶然因素占了更大的比例。哈耶克却将这种恩怨意识形态化了，仿佛这是“英式经验主义”和“法式建构主义”的“两条路线”之间的观念斗争。

再则，我认为哈耶克对大卫·休谟的描述可能也与真实情况有不小的出入——在当时，休谟也许并不像今天人认为的那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袖；休谟的思想甚至都未必是它的主流。

关于这些问题，我曾请教过朱学勤教授，他认为，确实应该将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分开来看，但他自己的重点是讨论卢梭思想的政治后果，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我也同中国翻译哈耶克著作的“第一人”、中国社科院的冯兴元教授坦诚讨论过。他的回答相当中肯：这只能说你对那段历史与哈耶克有不完全相同的视角和解读，不能因此说哈耶克是错的。

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哈耶克是错的，相反，如我在前面已经清晰剖白过的，我也是哈耶克的忠粉，只不过我没有把他当成马恩那样看待而已。

关于卢梭与休谟，关于法国启蒙运动与英国（苏格兰）启蒙运动，关于哈耶克所谓“建构的理性主义”与“经验的理性主义”……人们可以永远争论下去，但《卢梭与休谟：他们时代的恩怨》这本以讲故事为主的书，向我们展示了很多前所未知的细节和真相，有助于洗刷掉几许蒙在我们双眼上的意识形态蜘蛛网。

07

《贸易与自由》，【英】詹姆斯·巴克斯 著，黄鹏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有句话是这么说：“如果商品不能过境，军队就会过境。”

贸易，在当下无疑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即便对经济学知识一窍不通的人也都在热心地谈论它——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贸易紧张造成的政治后果。所以，我也就没有必要强调读一些关于世界贸易方面的书的重要性了。

这本书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相对比较通俗，不从事这个专业的人也可以比较轻松地读下去；第二，它的关注重点不完全是经济视野，而是广泛地涉猎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由于具备了这两个特点，《贸易与自由》这本书便朝着经典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