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跋涉到天然

源济

工夫跋涉到天然

2019-04-08  张大春  大家

导读

近十年来我天天秉笔练字，书写之际，心意漂泊，我几乎无一日不想起丹青的话：“干我这一行，天天都在抄袭。”

2010年在北京，我和画家陈丹青应邀上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为了切合着新闻热点，一开门就问我们对于当时一起群议纷纭的学术界抄袭事件“发表看法”。我一时没有准备，只随口说了几句，半开玩笑地以“用典”和“借论”的论述惯例搪塞过去。不料丹青的太极拳却打得更到家，他大约也是不想浮谈、空谈，却跳空杀出，来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干我这一行，天天都在抄袭。”

这话当然有下文，丹青说的是“临摹”。

那一次，我俩算是都躲过了媒体想要激荡的口舌是非，只是丹青的笑谈却让我在许多和匠艺、技术、反复操练有关的事情上再三回味，意趣无穷。书法其一也。

事实上，近十年来我天天秉笔练字，书写之际，心意漂泊，我几乎无一日不想起丹青的话：“干我这一行，天天都在抄袭。”

张大春先生

经南朝庾肩吾《书品》列为上上品的三位书家分别是张芝、钟繇和王羲之。这个排名别有深意。

张芝列居首位，庾肩吾说他：“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论及钟繇，则说：“天然第一，工夫次之。”论及排在第三位的王羲之，却说：“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急着钟，工夫过之。”

正因为“天然”不可测、不可状、甚而不可知其多寡，可是“工夫”似乎是可以日进见功、厚积有成的；是故从比较浅近的层次来说，庾肩吾认为熟练地书写，使笔墨线条能就矩范，是为第一要务。把“就矩范”讲得更浅白清楚些，就是临摹，就是透彻地抄袭。

诸般艺术在作为一种教育内容的过程里，几乎无一例外，前行者所树立的矩范、义法，一向为后继之人心摹手追，学习者倘若自觉得以有寸进之功，多少都是和他所学习的师长或前贤更贴近了一些。即使并非学子，甚至已经卓然成家了，若是有机会得以临摹——也就是痛痛快快地抄袭某一名师名作——而且还能够不被行家指认出来，这恐怕是要让令临摹者额手称庆的快事了。据说我一向心仪的米元章就有这个癖好；总会让他拥有名画的朋友在朋友和珍藏之间左右为难，然而米元章确实也有那样出手即酷肖的工夫，朋友的藏品只要流落在他手上一晚上，他的仿作就几可乱真而使原主不能复辨了。

工夫，以连续消耗的大量时间反复模拟乱真，这似乎不是艺术的目的。

每一位我所接触的、倾心的、礼敬的书法家都告诉过我：临摹虽然是一个可能必须终身为之的锻炼；对于很多的书法家来说，临摹比独运更难带来某种经营细腻、控制准确的快感。然而临摹者，也终将成为一个必须写出自己的面目的人。

我曾经利用制作和主持的电视访问节目追问过过好些位前辈书家：“那么，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自立面目的呢？”结果，没有一个人给我答案。

张大春先生

近三十年前，我在书法家陈瑞庚先生家的客厅里看他一面用一把极普通的雕刻刀、在一只还没有完全干透的陶土杯软胚上刻写《快雪時晴帖》，一面回答我的问题。陈先生答话的时候也可以用“文不加点”来形容，思路清晰，修辞典雅，说出口的话，仿佛精心打造过的文章。而他手里的活儿一点没有停下来。访谈结束，一篇《快雪時晴帖》也刻完了他笑笑，指着杯子说：“可以烧烧了。”

在那个阶段，我还没有大量接触陈先生其他诸体的精彩之作，但使能会心于他秀美端严的行楷书，就觉得二王之道的确是怎么走也走不穷尽。

这话说得不算错，但是实难解释我日后看到陈先生的一张中堂所感受到的震撼。

那是抄录朱敦儒的一阕词《鹧鸪天》（我是清都山水郎），那张字落款“默斋”，是陈先生的斋号无误，然而并不是我常见的线条笔法啊！

显然，陈先生有一种不要写出那追随二王“周道如砥”的企图。他刻意往颜真卿《裴将军诗帖》那一路、空间调度得十分调皮，甚至带些颠气了。

啊！是了！朱敦儒的词不就是这么写的吗？“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陈先生的下款有一句感慨的话，是这么说的：“此公狂态可掬，怀、米未足以副之。”这话一添染，整张字，就不只是抄录一篇古词了，陈先生对朱敦儒的狂，非但别有体会，还融进了“足以副其狂态”的笔墨。甚至还涉及陈先生对书法史上向以“狂”字标目的怀素和米芾的微言之义。换言之：这不是仅有工夫便得以完遂的练习，这是创作，而且是涵容着思想的创作。

我们今天在文化表现活动、文学和艺术创作、以及所有能够市场化的创意交换行为，都对“抄袭”二字非常敏感，尤其是经历过较为哄动的新闻事件洗礼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像当年的陈丹青那样慨然开玩笑，不但谦声称自己的绘事不过是复写自然、甚至还有不少是重临经典。我记得当时丹青云淡风轻的表情，说：“我天天抄袭”时，洋溢着谦卑和自信，录像当时有一两个剎那，我竟然会转念想到：那么，那些书法家们，又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艺事呢？

临摹所树立的传统以及基于此一传统而巩固起来的美学壁垒当然还在那里。值得追问的问题仍然潜伏在那里：当一个拿起毛笔来的人抄写的是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柳公权《玄秘塔碑》、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时，我们会知道：那是学习阶段的操作。即使到了卓负声望的书家那儿，全依古人笔意式样，写了一张《张好好卷》、《赤壁赋》、《寒食帖》，我们应该也不会认为那是抄袭。我们甚至还会觉得那是保留文化技艺或审美活动的一桩功德。

然而，书法技艺的承袭方式，则恰恰巩固了它所传递的内容。当这样的内容不涉及艺术之中思想开启的层面，则书艺自书艺，文化自文化，我们还就是在誊录（抄袭）着黄庭坚《松风阁诗》、王铎《题野鹤陆舫斋》。只是这些作品小学生不大熟悉罢了。

张大春书法作品

小学生时代，我就相信我永远无法改变“天然”。在历代书家和书论家笔下，也从来没有写清楚：庾肩吾所谓的“天然”指的是人？还是艺？是才性？气质？情感？禀赋？还是生命力？

至于“工夫”二字，似较“天然”为具体，但是在何处可用工夫？在何处用工夫只是徒然？甚至如果再追问一声：这“工夫”与格拉德威尔所声称的“10000小时成功法则”有没有关联？可能仍是天何言哉的大哉问。

尽管朝朝暮暮都写字，每当我拿出日常的习作给人看过之后，就立刻后悔——唉呀，每一张、每一行、每一个字，都彷佛少花了好些“工夫”。总觉得：这一张只是娟秀，那一张不外平正，也只能妄想着有人的眼睛比我看它们更顺溜。

但是，我倒是想为自己写字的“天然”说几句。

在性质上，我即使不是朱敦儒那样一个“清都山水郎”，但是说起疏慢颠狂，则不敢不承认。写字每看当下好，第二天就后悔无极，撕了包狗屎的作品最多。

毁弃的这些习作之中，若问我有没有觉得可惜的东西，几乎每一张都有令我不忍心舍弃之处。我所不忍不舍的，不是书法线条，而是字句。那些诗，那些词，那些古文，那些无法投递的信件，那些生活里的随感便笺……大多数就在一阵一阵的山风里灰扬而去。

化为焚灰的东西，想想也没有什么可惜，毕竟都是文言文，能读爱读的人大概没有（我应该说：大概比我自己还稀少）。剩下的，都在展场里了。是的，剩下的，都在展场里了。

张大春书法展，2019年4月19日—4月29日，北京鼓楼·时间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