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出租车司机杀人会被忽略

源济

为什么出租车司机杀人会被忽略

2019-03-23  刘远举  大家

导读

网约车安全整改获认可，超三成受访者认为网约车安全提升明显，出租车不到一成，但与此同时，网约车虽然体验好但却负面新闻更多，同时，打车便捷度有所下降。

3月21日，网传广州一女生从酒吧出来，乘坐滴滴离开后不幸遇害。随后，广州警方官方微博表示，确有一名女性在乘坐车辆过程中遇害，凶手已被抓获，但不是滴滴司机，而是广州“某”出租车公司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广州公安有500万粉丝，这条微博有多少转发呢？我看到时，是800次。新京报微博报道了这一新闻，转发也只有128个。相比此前顺风车悲剧，关注度可谓天壤之别。关注度差异的背后，就是社会舆论的偏见。

这种偏见的形成，原因很多。

首先，人对新事物都是不信任的。对于一个新事物，公众会忽略它带来的安全与便利，而着重关注其导致的风险。特斯拉、转基因、微波炉，乃至两百年前的照相机都是如此，直到习惯。比如，现在一辆特斯拉燃烧，会是一个大新闻，但是，每天肯定都有汽油车燃烧的事件，却得不到关注。

再比如，去年跟顺风车案件同期发生的，青岛出租车司机杀死母子两人的案件，就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甚至于出租车公司以司机个人犯罪行为由都没有赔钱。此次出租车杀人事件，最初也是以滴滴司机杀人的传闻得到关注的，在澄清凶手为出租车司机后，新闻热度就迅速冷了下去。在此之前，3月7日，常德检察院就批捕了一名强奸未成年少女的出租车司机，但是，这样的新闻不会有任何大的关注。其实，只要稍微查询一下司法文书网，就不难发现，这几年，出租车司机杀人、强奸的案件并非个案。

其次，对媒体而言，媒体虽然关注全国的事，但媒体却是有地域属性的。网约车是全国性的品牌，针对网约车的新闻，不会触发本地的一系列关系网络，但是，本地出租车案件却会牵动本地利益。也正因为这种机制，此次事件中，广州公安发布时，都隐去了出租车公司的名称。所以，媒体自然也是有热情去关心网约车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事情，但对本地的事，却会有意无意的忽略。

这个特征对消费者来说，作用却截然相反。作为一个全国性品牌与平台，每一个市民都觉得涉及品牌的危险，发生在自己身边，但对其他城市的出租车案件，其他城市的出租车公司，却觉得离自己很远。

于是，此消彼长之下，网约车就被推到了舆论的聚光灯下。甚至久而久之，在舆论中就形成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之下，全社会甚至会把网约车视为一种“公害”。最近，在河南平顶山，资质齐全的滴滴司机就向媒体爆料，他被恶意“钓鱼”，遭四辆出租车司机围堵。报警后，也没有进一步的下文。出租车司机敢于这样做，就是因为偏见之下，他们认为，“网约车是坏的”。

形成偏见的另一个原因是，出租车行业在城市中多年经营，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一种监管俘获。网约车作为新业态，更多的是民营经济的成分，这也造成了其在监管上处于更弱势的地位。

于是，在这些因素之下，公众普遍的形成了网约车不安全的印象，不过，实际情况却与偏见相反。

即便在此次网约车大整改之前，网约车也比出租车安全。在温州空姐惨案后，最高法公布了一组数据。2017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的被告人为网络约车司机且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实施犯罪的案件量不足20件，网络约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0.048，与此同时，同等条件下，被告人为传统出租车司机的案件量为170余件，传统出租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0.627，比网约车的案发率高了15倍。然而，遗憾的是，如此权威的数据，却有意的被舆论所忽略。

在温州顺风车事故之后，网约车经过了一轮大的整改，整改之后，网约车变得更加安全。在措施上，网约车司机需要三证自动验真，犯罪记录审查，还有一天几次的人脸验证等等；在数据上，网约车有司机评价、全程路线数据、还有司机端采集录音与录像，随时发现、干预安全事件；在技术上，网约车有定位、有打通警方的一键报警，有行程分享；从管理动机上看，网约车受到了来自舆论、监管各方面的压力，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更有动力去把事情做好。

近日，艾媒咨询发布《2018—2019年中国打车出行专题监测报告》显示：网约车安全整改获认可，超三成受访者认为网约车安全提升明显，出租车不到一成，但与此同时，网约车虽然体验好但却负面新闻更多，同时，打车便捷度有所下降。

整改的成功，意味着进一步拉大了出租车和网约车在安全上的距离，这个时候，偏见就意味着市民潜在的风险与巨大的损失。

首先，这造成很多人错误的选择，承担了更大的风险。比如，深夜打车，到底是选网约车安全，还是出租车安全，这个问题，很多人会答错，认为是出租车安全。其实，即使不说兼职性质的快车，深夜能够接女乘客的专车，司机都是有着非常非常严格的筛选机制的，或是女司机，或是有家庭有子女，没有差评记录的中年男司机。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如果被偏见误导，选择错了，实际上就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而且，偏见之下，政策也会出现偏差。现在的政策，不是以提升整体安全为目的，而是带着偏见，针对网约车。比如，合规与安全本就是两回事，司机有不有本地户口，是不是本地车，轴距能否达标，这与安全有关吗？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能力是宝贵的，也是有限的，把本该用在提升安全性上的行政能力，用在了查合规上、查司机户口、查车辆轴距上，就必然在安全性上有所放松，而市民则会因此付出惨重代价。所以，现实就是，顺风车出问题，业务下线，十部委入驻式检查，与此同时，出租车司机杀人，却连出租车公司是哪家都不知道。

行政监督应该要尊重舆论的声音，但更要遵循科学，更何况，舆论的声音往往是经过扭曲的。在大数据的时代，治理的标准、目标应该是各种详细的数据。比如，到底是出租车安全，还是网约车安全，应该以数据说话，刑事案件发生率、治安案件发生率、乘客投诉率，这些都应该有详细的数据。有关部门应该化大力气去获得这些数据，建立获得这些数据的治理框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明白到底是什么业态落后了，到底应该把宝贵的行政能力花在什么地方。

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是本轮出租车改革的指导纲领，其中就提出业态融合这个概念。实际上，只有统一的标准，才能有业态融合。如果新旧业态标准都不一样，旧的缺点被保护，没动力改；而新业态饱受偏见，优势被抑制，没力量发展，就自然没有融合的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看，建立出租车行业的统一标准，是对国务院此轮出租车改革精神的贯彻，也是对市民利益的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