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李敖开始

源济

一切从李敖开始

2019-03-18  田方萌  大家


导读

一个在精神上有点追求的青年开始接触中西思想的时候，总希望找到能够直接对他说话的知识人。李敖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1994年，我16岁，上高一。那年暑假，在家乡太原的书摊上，我见到一本黑色封皮的书。书名叫《我的皮肉生涯》，让人误以为是某名妓的回忆录。一翻才知道，作者叫“李敖”，是个台湾人。从此李敖成了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今天还能背出他书中的不少段落。

李敖（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

自从李敖被介绍到大陆，生于七八十年代的读书人就注意到他的作品。李敖接续了五四以降的自由主义文脉，在台湾大学师从胡适和殷海光，成为《文星》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早年的文字在穿越海峡后，又成为新一代青年的启蒙读物。他在大陆的影响不亚于长他一辈的柏杨，也胜过晚他一辈的龙应台。

一个在精神上有点追求的青年开始接触中西思想的时候，总希望找到能够直接对他说话的知识人。李敖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面对那些未经世事的懵懂少年，他像教父一样现身说法，同他们分享针对各种问题的观点。他主持的电视节目取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李敖有话说》，我的一位朋友看过后说：“李敖讲话的样子就像中学老师。”

安-兰德是二战后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很多共和党人年轻时都读过她的作品，由此决心投身政治。对他们来说，生命中的志业通常始于兰德。类似地，我和很多同龄人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也是从阅读李敖开始的。在人生的青葱年华，他将我们带入了思想的世界，我从他的书中第一次知道了杜威和钱穆。现在回想起来，李敖充当了为我们引路的门户人物，根源还在于他那颇具魔力的写作风格。

李敖是个勤奋著述的作家，他自称一天能写三千字，他的全集长达上千万字。李敖也是个文字浅显的作家，他将读者的文化程度设定为高中水平。这两条很多作家也都具备，可极少有人采用李敖那种话语方式。用流行音乐的术语来说，他的文风具有很高的“辩识度”。李敖说自己包揽了中国白话散文的前三名，难免让人觉得妄自尊大；可不满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妙语连珠，文采横溢。

李敖的文章经常使用两种话语，都有助于他吸引年轻读者。第一种是自大狂式的标榜和批判。他用“狂叛”一词形容自己的文风，自外于传统的二十四品。为了显得狂叛，他便不能人云亦云，而要不时表达一些耸人听闻的论点。他在大学时期将自己塑造为特立独行的“长袍怪”，晚年则穿着“招牌红夹克”在电视上露面。这种标新立异的服饰风格就像他的语风一样不惊人至死不休，受到具有叛逆心理的年轻人追捧。

众所周知，李敖喜欢攻击他人，在“骂人党”中堪称老大。他的批评有技术，也有技巧。用李敖自己的话来说：“别人骂你是王八蛋，而我却能证明你是王八蛋。”他在台湾思想界的独行侠身份有点像方舟子，可以向任何不顺眼的人物开炮。李敖的话语策略在于扮演非主流中的主流，因此他在独裁时代张扬自由，自由时代又攻击民主；他在保守的年代批评老年人，在新潮的年代又教训年轻人。他的自大狂个性很像特朗普，两人都参加过电视节目，参加过竞选，也许不是巧合。当然，相比于吹嘘自己阅读量的特朗普，李敖确实读过很多书。

涉性修辞是李敖惯用的第二种话语。他谈论性问题时从不脸红，也不忌讳暴露个人隐私。他写过一本讽刺历届美国总统的书，取了个扎眼的标题《阳痿美国》，在大陆出版时编辑不得不改为《审判美国》。除了这种标题党式的做法，李敖有时也会灵机一动，想出有趣的妙喻。例如，他写过一篇介绍乐器史的短文，提到两种笛子，一种有膜，一种无膜：“这一膜之有无，决定了笛小姐的身价。”

读过李敖自传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恐怕还不是他的著作之多，而是女友之多。他在自传里大谈自己的情史，亦不避床笫之事。李敖开“身体写作”之先河，卫慧和木子美之流皆瞠乎其后。我在地摊上曾见一本情色小说，男主人公就是我们的李大师。李敖后来也听说了：“大陆出了一本书，把我写成了西门庆。”读者若真以为他是色情狂，那就上了他的当了。文人的风流主要在字里行间，他们的情书多半比他们本人更可爱。李敖在女人身上花的时间，未必多过其他男作家。他自曝情感故事，主要目的在于招揽读者，顺便揶揄一下老情人罢了。

在一生中相当长的时间里，李敖是个孤独的男人，而且受过很深的伤害。他被大学时代的女友抛弃后，曾吃安眠药自杀未遂，在医院里抢救过来。他记述过自己在监狱里自慰的细节，还联想到动物园里手淫的黑猩猩。李敖的罗曼史虽然轰轰烈烈，可当事人未必真心幸福。他和胡茵梦那张有名的合影，表演的成分便多于自发的情意。

李敖与胡茵梦

李敖自称他“思想才情独迈千古”，其实他是个离不开时代的人。他的大部分文章属于时事评论，博得一刻掌声后，也就与时事同亡了。他的史学研究主要也是与蒋家父子斗争的产物。李敖最有深度的作品当属《北京法源寺》，他在监狱里完成了此书的构思，也许只有那里才能让他暂时忘掉时代。他的头脑偏重文学和考证，不喜欢抽象的理论，对历史缺乏系统性的思考。他曾大言不惭反问：历史有什么哲学？有记者问起他对尼采的看法，他也不屑地表示后者“思想混乱”。

作为“大收藏家”的李敖在收集和整理史料方面自有一套。他喜欢写翻案文章，好发惊人之论，有些观点的确具有洞见。不过，规规矩矩做学问的人很看不上他，研究民国史的谢泳先生就说过李敖只是有些“歪才”。李敖没有坐冷板凳的耐性，与学术体制也有些过节，因此不时流露出反智主义的情绪。无论中学西学，都被他一痛儿狠批。例如，国学大师钱穆就被李敖视为“思想迂腐”的过气人物；治思想史的学者张灏与李敖师出同门，都是殷海光的学生，也被李同学骂作“专啃洋书的昏蛋”。

李敖生前感慨自己“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如果他成长在清末民初，也许新文化运动又多一员干将；他本有经邦济世之才，却终生委屈在一个小岛上。在文化认同来看，李敖的思想的确是大陆本位的，我们也不应将他仅仅看作一位“台湾作家”。可他的格局和气概确实受到岛上环境的限制，他与那个社会纠缠一生，终未能宁静而致远。我们带着他的偏见去认识世界，还需要将他的偏见再纠正过来。

2018年3月18日，李敖在台北驾鹤西去，就像他引用过的谭嗣同诗句——“愿身成骨骨成灰”。两个月后我去台湾旅游，专程跑到他在敦化南路的书房，在门口凭吊了几分钟。想起那些年少时读过的畅快文章，它们的手稿可能就静静地躺在里面。在台大校外的旧书店里，我见到了六十年代出版的《文星》杂志，封底印着李敖青年时代的头像。我虽然来了，他和他的时代却已经走了。

李敖青年时代的头像

李敖去世当天，我写了一副挽联怀念他：“嬉笑怒骂，风流尽显，生前谁似我？是非功过，评说不一，身后任由他。”作为一代才子和文豪，李敖不会被世人很快遗忘，可也不像他生前说的“我死诸君思我狂”。真正难以忘怀他的，可能还是我们这些当年的小读者，因为一切从李敖开始。

谨以此文纪念李敖先生逝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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