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如何靠旅游业粉饰帝国形象

源济

纳粹德国如何靠旅游业粉饰帝国形象

2019-02-23  徐贲  大家


导读

在现代生活方式或消费上，他们喜欢捡便宜，互相攀比谁捡到更大的便宜，纳粹时代是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

自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之后，希特勒政权在德国发展出全世界最高效的现代群众旅游事业，这是一种廉价旅游和国家宣传相结合的新型娱乐工程，被称为“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缩写：KdF）。按照希特勒的指示，不仅要管好工人们的工作时间，而且还有管好他们的闲暇时间。

“力量来自欢乐”从一开始便是一项由纳粹宣传部门直接来抓的重要工作，是为了贯彻落实元首关于娱乐是国家大事的思想，“我要求每个工人都得到充分的假日时间，我要求这些假日和其他休闲时间成为一种真正的娱乐，要为此不遗余力地去努力”。元首还指示说，“要成就伟大的政治，人民必须有坚强的神经”，因此可以理解为，群众性旅游是一项政治任务，因为旅游带来的快乐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国家所需要的群众力量。[注1]

一 、营造“正常”的幸福生活

纳粹对于旅游业的重视可以从它对旅游快速立法看出来。

1933年1月30日，魏玛共和第二任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为德国总理。1933年2月27日，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希特勒立即公布“国家及人民保护令”，冻结公民自由权，成为纳粹构建极权统治的第一步。1933年9月1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纳粹党代表大会，会上首度使用“第三帝国”一词，以指由纳粹统治的德国。1934年8月2日，总统兴登堡死后，希特勒自行宣布代行总统职务，随后再宣布德国是第三帝国，自己是帝国总理，接着废除总统制，且立法使自己成为德国元首。

在纳粹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1933年6月23日，希特勒就签署了一项法令，建立了一个管理旅游的帝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宣传部的架构内设置了一个全国性的旅游组织，强调旅游业负有教育人民的任务，而不仅仅是交通运输或经济问题。

早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旅游业的经济潜力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国已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旅游业能提供了一种大规模公众消费的形式，而它又不会从国家重建中消耗大量资源。纳粹政府延续了以前的旅游经济观念，但添加了它自己的政治动机，那就是，旅游能给民众带来幸福感，旅游帮助他们恢复活力，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可以在旅游中用纳粹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教育他们。

塞蒙斯（Kristin Semmens）在《观光希特勒的德国：第三帝国的旅游》一书里指出，旅游可以让不同阶层的德国人通过增加接触来打破他们彼此之间的障碍，让普通民众（尤其是劳工）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现在终于能够享受以前只有富裕人家才能享受的旅游和生活水平，这样他们就能够抵御左翼政治势力的吸引力。[注2]

塞蒙斯的《观光希特勒的德国：第三帝国的旅游》

旅游不仅有利于纳粹在国内笼络人心，还有助于在国际上提升德国的形象，让纳粹的外交政策更容易得到国际认可。对纳粹来说，吸引外国游客到德国旅游，可以减轻外国对纳粹德国的“误解”，他们会亲眼看到德国的成就和形势，消除国外对德国法西斯化的忧虑。

不管是政治账还是经济账，旅游都是一笔好生意，有政治宣传的好处，对经济也有相当助益，德国需要外汇，对外国旅行者征收关税，特别是对奥地利征收的1000马克旅游关税，是一笔可观的国家收入，正是扩充军备所需要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旅游能对国内或国际的旅游者产生一种重要的民众心理效应，那就是，纳粹治下的德国一切“正常”，纳粹的国家化并没有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价值造成冲击，所以不必担忧在这个国家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和实行的专制统治。

纳粹利用旅游为为它的专制极权涂上“正常”的伪装色彩。在纳粹德国日常生活全面纳粹化，极权统治进入每一个文化领域的时代，由于表象的“正常”与实质的“纳粹党化”混合交融，旅游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当然，这种相安共处本身就是纳粹宣传营造的一个假象，是为其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大目标服务的。

旅游业为我们了解纳粹统治下的日常生活本质及其“正常”表相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观察和思考角度。营造“正常”的感觉，让被统治者和外部的旁观者觉得，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得到民众同意的。

有意思的是，旅游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种“日常生活”活动，而是一件不甚日常的事情。但是，看似不日常的旅游与日常的家庭生活一样，都是被某些期望，心态和实践所构建的——日耳曼民族、雅利安种族、第三帝国、元首、过上好日子、感谢和忠诚、犹太敌人，等等。赛穆斯指出，这些构成了普通德国人日常生活的“解释框架”，事实上，休闲旅行的既日常又不日常性质可以帮助将这些因素变得更加清晰，“旅行者在踏上旅程时，显然不会丢下他们对日常生活的解释框架，而是把这些解释框架打包起来，并随身携带。”[注3]

在纳粹德国，旅游是通过“大众化”来显示正常的，旅游让普通大众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而幸福是几乎所有人都愿意当成一种正常生活状态的。旅游这种以前只有富裕人士才能享受的文化经验，由于纳粹党的关怀、提倡和推行，变成了普通民众生活中也有可能的事情。1933年，在纳粹党魁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叫“力量来自欢乐”的具有国家背景的大型休假组织。它是德国当时的劳工组织：德意志劳工阵线（下称劳工阵线）的一部分。该组织成为向德国人民宣扬纳粹思想（国家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工具。它也很快在1930年代成为了世界上的最大旅游运营商。

“力量来自欢乐”被当作一个正常的旅游组织，而不是第三帝国宣传部的一个特殊部门。旅游业直接接受帝国宣传部的领导，在希特勒的德国，成为一种“正常”，因为它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意。在希特勒的德国，组织化的旅游因为价廉物美，广受欢迎，也成为一种“正常”。从民众心理上说，正常和非正常之间的差别是模糊的，人总是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把自己喜欢的称为正常，把自己不喜欢的视为不正常，在对待国家组织化旅游的问题上，也是这样。

“力量来自欢乐”在国际上被接纳，这更加证明了它提供的是正常的旅游。这个组织的“无阶级豪华游轮”产生了轰动效应，德国和意大利成为国际休闲运动的领导者，有论者称之为“休闲轴心”。

1936年7月，在柏林奥运会召开前夕，第二届“世界休闲和娱乐大会”（World Congress on Leisure and Recreation）在德国召开，有61个国家的3000名代表与会。[注4]副元首鲁道夫·赫斯致辞说，“对于国家内部的社会和平与国际间的政治和平，劳动人民的休闲时间都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这让纳粹的旅游观念听起来像是现代旅行社模式创始人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1808—1892）的旅游主张。“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旅游部主任拉费伦茨（Bodo Lafferentz）称德国的游轮是“和平大使”，并宣布，在德国“阶级意识的工人已经消失”。大会名誉主席，美国人格斯塔夫斯·寇比（Gustavus Town Kirby）称赞说，“‘力量来自欢乐’把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是纳粹对外宣传的很大成功。

笼络人心是纳粹的主要目的，“对外宣传只是纳粹假日政治的副产品，‘力量来自欢乐’主要是一种国内政治。当然，在统治核心人物眼里，一切国内政策都是为外交政策服务的”。[注5]在国内和在国外，“力量来自欢乐”都起到了纳粹想要的那种宣扬“正常”的效果。

二、“力量来自欢乐”

“力量来自欢乐”充分发挥了假日休闲变成大众消费品的功能。把假日旅游变成一种供大众消费的产品，这是一种在1930年代之前就已经产生了的现代旅游观念。虽然人类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旅行”（travel），但“旅游”(tourism)却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是随着19世纪现代交通工具和旅馆业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包住、包吃、包玩的“全包”式旅游，但那时候只是一种旅游产品的销售方式，还不具有真正的普通大众消费意义，更不是后来在法西斯国家里形成的那种为国家目的服务的组织化休闲。19世纪晚期，许多英国工人和雇员星期天到海滨游玩，那只是一种“出游”，并不是有产者的那种体面和享乐的“度假旅游”。度假旅游是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在经济和时间上负担得起奢侈品。

把有产阶级的休闲旅游变成一种大规模的民众消费模式，开发为一种大众商品，其开创者是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政党在1925年成立了一个康乐组织——国家康乐俱乐部（Opera Nazionale Dopolavor，OND)。德意志劳工阵线领导人罗伯特·莱伊1929年访问意大利时了解到了这一组织。从1931年开始，在墨索里尼的关怀下，“康乐俱乐部”的“人民列车”驶向意大利各地。价格只有平时的一半，第一年就有50万人利用这个机会参加了旅游。但是，当时意大利民众的生活水准还太低，如果雇主不补贴，连这样的旅游也是负担不起的。所以开始的时候不少人欢天喜地，但热乎劲一过，人数大降，跌到每年不过10万人。[注6]

但是，“人民列车”的提法却是相当诱人，很有吸引力。德国纳粹仿效意大利法西斯，同时以德国人特有的完美和高效组织了自己的“力量来自欢乐”，很快就超越了原来的意大利模式。德国纳粹意识到，对工会运动的压制、对工资上涨的限制，再加上军备生产的高生产指标会导致工人潜在的不满。必须把缓解压力视为当务之急，而有效组织旅游则是一种有效而经济实惠的解决之道。

1933年纳粹党取得政权后，莱伊建议在德国也建立类似他在意大利看到的组织。最初取名为意大利语译名的“下班后的休息时光”，但最终选择以“力量来自欢乐”作为组织名称，后来证明这一名称在宣传时更为有效。1933年11月14日，希特勒批准了这项劳工休闲计划。两个星期后的1933年11月27日，在德意志劳工阵线的一次会议上，“力量来自欢乐”组织正式成立，纳粹高层领导，包括副元首鲁道夫·赫斯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力量来自欢乐”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低廉的价格。当时普通德国工人的月工资大约是30马克，而1934年“力量来自欢乐”的全包旅游价格平均是35马克，比魏玛时期的“廉价旅游”花费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力量来自欢乐”第一年就有了迅猛的发展，高峰期是1937年，这一年有180万人参加了它的“假日休闲”，还有840万人参加了它的“旅游”。按15岁以上的德国人口计算，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占了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形成了真正的全民旅游热。

“假日休闲”一般指的是豪华游轮和滑雪，3—21日不等，一般是7—12天。“旅游”时间则比较短，一般是1—2天，或6天的滑雪。1934年，这两种旅游的人数分别是50万和190万；1935年为110万和520万。1937年达到顶峰后，人数有所下降，1938年是160万和870万，1939年是120万和620万。这样规模的旅游已经达到了极限，不仅是德国的运输能力有限（主要是火车，铁路运输还担负为国防军服务的重要任务），而且劳工阵线和雇主为工人旅游所支付的补贴也是非常可观。

到1939年二次大战爆发止，“力量来自欢乐”出售的旅游总数额达到了800万之多，其中大约十分之一（70万）是乘坐“力量来自欢乐”的豪华游轮到国外旅游。战前，有4500万德国人参加了“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旅游。该组织于1939年二战爆发后解散，诸如普洛拉度假村（Seebad Prora）等一些大规模的在建项目也未能完成。[注7]

就其规模来说，“力量来自欢乐”的成效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不是其他国家可以相比的。1937年，英国非营利组织“工人旅游协会”(Worker's Travel Association)组织了61000人次的旅游，还不到“力量来自欢乐”的4%（不包括短途游玩）。越是长途旅游，越是显示“力量来自欢乐”旅游的价格优势。例如，去德国—奥地利边境的滑雪胜地Reit im Winkl的7天全包游是28马克；去斯瓦比亚汝拉山（Swabian Jura，德国的山脉，位于巴登-符腾堡州）的7日游是16马克；除了这种“普通”旅游，还有“特别旅游”。去巴伐利亚的滑雪8日游是48马克。

最高级的当然是豪华游轮休闲度假，是后来发展出来的项目，“力量来自欢乐”自己的游船1934年下水，也就是在纳粹禁止各种工会后一年。去挪威的7日游是42到63马克，去马德拉（Madeira，非洲西海岸外，北大西洋上一个属于葡萄牙的群岛）的18日游是120马克，这个旅游项目一般只有英国上流社会人士才能负担的起，向来被视为相当奢华的休闲旅游，不是普通工薪阶层所能向往的。[注8]

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号

“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一个重要政治目的就是吸引德国工人，让他们脱离在德国广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有利于他们成为拥护纳粹党的群众。而且，这种组织化的集体旅游活动也有利于缓和德国的阶级分化、促进社会阶层沟通。例如，不同阶层的乘客乘坐同一艘游轮，船舱用抽签来分配，而不是取决于社会地位。让工人与管理层人员混合相处，减少了工人之间政治交流和组织机会。

旅游业曾经也是左派工会与纳粹争夺群众的一个手段。但是，“力量来自欢乐”把对手完全比下去了，这成为纳粹宣传经常标榜的话题。纳粹宣传大肆宣扬自己如何完全胜过了左派社会民主党工会（ADAV）的旅行计划。1933年，社会民主党工会只举行了12次旅行，价格从42马克的3日游到350马克的特别旅游。而“力量来自欢乐”提供给工人们的是在高级度假村和温泉胜地的享乐式休闲旅游，或者在豪华游轮的甲板上悠闲地尽情享受日光浴。

一开始，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对纳粹新政权有敌意的人们认为这样的旅游项目不过是纳粹的宣传谎言。但他们很快就发现，纳粹至少部分兑现了他们在宣传海报上的宣传。海报非常自信地宣称：“现在，你也可以旅行！”或者很有诗意地说：“编织自己的梦想地毯！”

当时在德国的地下反对派人士对纳粹笼络民众的这一高招感到震惊，也非常担心它的政治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海外的组织（Sopade-Berichte）也认为“力量来自欢乐”至少是有效的：“有些人对此热情，有些人有所抱怨。”纳粹政权的社会政策非常严苛，通常受到工人们的批评，但“力量来自欢乐”却在工人中获得巨大成功。从南巴伐利亚发回的工会报道说，“所有（社会民主党）同志都多次报告都说：“‘力量来自欢乐’是（纳粹）政权的一个积极成就。这些旅行越来越受欢迎，它们的价格也便宜得惊人。”[注9]

“力量来自欢乐”是20世纪一个少有的受欢迎的组织。它让德国工人的假期待遇大大提高。 1938年，87%以上金属加工业工人享受每年6到12天的假。甚至连日内瓦国际劳工局都不得不承认德国假期政策堪称典范。[注10]

“力量来自欢乐”的成就还在于给了普通民众旅游者一种体面和受尊敬的感觉，以前普通的蓝领工人也有“旅游”，但都是一两天的“穷游”，档次很低，碰来碰去是和他们同一档次的蓝领。那种时间较长，游玩地方比较高档的体面旅游是不属于他们的，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享受。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勉强刚够上中产，或者不久前才成为中产的普通人都是最讲实惠的，也是最容易用小恩小惠收买和影响的。在现代生活方式或消费上，他们喜欢捡便宜，互相攀比谁捡到更大的便宜。

纳粹至少在表面上打破了蓝领旅游与白领旅游之间的隔阂，但是，那种帝国高层所享受的旅游特权仍然是对普通民众保守的秘密。当然，这些都是以“工作需要”和“待遇”的名目而存在的。以前的高级假日休闲是“钱包”说了算。在纳粹统治时期，“钱包”的界限似乎是被打破了，但是资格的界限却变得更加壁垒森严。纳粹统治利用的就是普通民众一面妒忌别人的钱包，一面崇拜权力的“小人心理”，所以纳粹宣传的是：“旅游不再是富裕阶层的特权。由于‘力量来自欢乐’，我们每个民族同志现在都能参与旅游业。”[注11]旅游相当有效地帮助纳粹营造了一种无阶级差异的共同体假象。

“力量来自欢乐”有着国家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双重目标：

在国家文化上，它要加强德意志民族自豪感和培养民众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从一开始，“力量来自欢乐”的目标就是创建新德国人民和新德国社会，使政治和经济符合德国民族共同体的社会文化重组。它所组织的集体性度假将德国人民团结起来。而且，德国人在外国旅行时会将自己国家的福利与外国对比，从而增强对本国的信心。兴高采烈的德国游客也会在国际上留下德国人民健康及爱好和平的印象。

在政治经济上，“力量来自欢乐”的休闲和业余活动组织工作不只是旅游，还包括体育比赛、文娱活动、低价电影、节日庆典、嘉年华、文艺演出等。这些都是为战争做准备，因为健康而充满干劲的人将更加适合投入战斗。同时，纳粹也希望娱乐起到提升工人生产力的作用，让国防工业能从增加的生产力中受益。

三、“感觉良好的专政”

“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建立和运作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如弗里德里克·温斯罗·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科学管理概念以及基于工业化和标准化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福特主义。旅游成为标准化的大众消费，也成为一种福利。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在《受希特勒恩惠的人们》一书里所说，通过各种将意识形态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社会福利项目，包括积极推动娱乐活动，寓宣传于文化，纳粹统治成为许多德国人认同的“感觉良好的专政”。[注12] 罗伯特·莱伊引述希特勒本人的话说：“我要给予工人们充足的休假，要将一切事项安排好，使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以让他们真正休息。我这样要求的原因是我要让人民拥有强壮的精神力量，只有一个拥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民族，才能取得真正伟大的政治成就。”[注13]

旅游在魏玛时期就已经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旅游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保持了其经济产业的重要性，而且成为纳粹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个特别组成部分。纳粹时期的德国旅游文化有三个不同但又可能重叠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明确的纳粹党派旅游；第二个部分就是纳粹休闲组织“力量来自欢乐”的旅游产品。第三个部分是可称为“正常”的私人旅游。

第一个部分是纳粹党派旅游，完全受纳粹政治和意识形态化主导，目的是纳粹党的思想教育。为此有一种配合思想教育的导游材料，称为“褐色贝德克尔指南”（Brown-Baedeker），褐色是纳粹党的标志颜色，贝德克尔指南是著名的国际旅行系列小册子，最早由19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推出。“褐色贝德克尔指南”里热点都是纳粹官员认为最值得一看的地方，如纽伦堡的纳粹党集会会场（1933—1936年举行过6次集会）和“运动之城”的慕尼黑（这个城市于1933年被命名为“德国艺术之都”，并于1935年被命名为“运动之都”），纳粹在该城市制定了激进的种族和军事计划。正是在慕尼黑，政治反对派和不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受到了压制。最早的集中营之一建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附近。著名的景点还有莱希河畔蓝茨贝格（Landsberg am Lech，希特勒被监禁的地方），奥地利的林茨（Linz, 希特勒青少年时代的故乡）。

第二个部分就是纳粹休闲组织“力量来自欢乐”的旅游产品。这种旅游是典型的大众消费品，也就是打包式旅游。这是一种“组织化的休闲”（regimented leisure），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必须控制每个个人的工作时间，还有必须控制他的休闲时间”。旅游的行程和活动都是统一安排的。对工人游客来说，价格非常低廉。但是，组团旅游有许多规定和不便。例如，罗伯特·莱伊号游轮可搭载1600名旅游者，但只有40个厕所，100个淋浴处，高音喇叭却有156个，整天不断播放国家宣传。可是，旅游者本来图的就是价格便宜，所以不在乎这种耳朵不得闲的休闲旅游。只要钱上划得来，其他什么约束和不便都是小事。直到今天，以盈利为目的，具有欺骗性的组团或包团旅游公司仍然在利用这样的群众消费心理。

第三个部分是“正常”私人旅游，规模比前两部分旅游要大。纳粹时期的德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公路网。普通人出游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他们不会按纳粹导游书的路线去私人出游，当然也不会完全排斥这样的路线。虽然有人寻访慕尼黑的Feldherrnhalle（流产的1923年纳粹啤酒屋暴动的遗址）或希特勒的出生地，但更多的访客是去歌德的魏玛故居或自然景区黑森林。

研究者发现，纳粹时期，“正常”的私人休闲旅行比纳粹化的旅游更受民众喜爱。但是，正如塞蒙斯所强调的那样，以为这种私人旅游就是“非纳粹”旅游——许多选择这种旅游方式者自己也是这么以为的——那就错了。因为纳粹不仅容忍这种私人旅游继续存在，而且还积极地将它用作维护纳粹意识形态高压统治的安全阀，让那些能从纳粹意识形态日常生活逃离片刻的民众觉得松一口气，就像整天关在学校里的学生春游一日那样，最后还是得乖乖地回到那种生活中去。

从纳粹组织“力量来自欢乐”来看，营造一种“正常”私人旅游的幻觉是有效的软性统治手段，用赛穆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管制的正常”（managed normality）。让民众觉得一切还算正常，有利于在面对扩展军备需要时，用旅游来拉动内需经济。[注14]

纳粹时期，德国“新景点”与“旧景点”的共存给大多数旅游者造成了一种旅游业未受政权变化影响的印象，一切都很正常，因此，对德国政权统治方式的变化担忧其实是多此一举，杞人忧天。旅游业成为纳粹德国“正常生活”的一个展览店橱窗。例如，关于黑森林的旅游或导游材料并没有什么变化，它可能没有突出纳粹的内容，但它也没有引起政治不正确的联想，没有令人想起魏玛共和国和德国宪法的故乡。

改变历史记忆最方便，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就是消除和代替，例如，魏玛国家剧院那块记载1919年国民议会召开的文字牌于1933年被拿掉了。但是，纳粹烈士Hans Maikowski的文字牌却挂在了他的故居上，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注15] 德国诗人席勒在魏玛的故居一直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他的书桌上本来放着他的好友，哲学家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著作。1933年，这本书被从席勒的书桌上拿掉了，因为门德尔松是犹太人。席勒故居事实上也成了文化清洗的牺牲品。这种变化是微妙的，看起来什么都没变。这些旅游点似乎仍然是“记忆的场所，而不是政治说教的地方”。[注16]纳粹采用的是一种控制旅游的“精妙权术”，“只允许看似非政治性的……旅游消费空间加强现有的（对纳粹）的政治依赖和身份认同”。[注17]

1938年3月，当“力量来自欢乐”的罗伯特·莱伊号游轮下水时，希特勒宣布：“国社主义国家，国社人民共同体（Volksgenmeinschaft）正在尽一切努力。让我们的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可以享受以前只是属于少数人阶层的任何东西。……这个目标一开始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许多人相信，这个计划听起来像是马克思主义的梦想……好吧，我的民族同志们，这个计划正在实现。”[注18]

旅游不但帮助了纳粹的高调宣传，而且还成为纳粹统治的幸福物品，用来代替提高工资，代替工人的公民和社会权利。正如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鲁道尔夫·科诺尔所指出的，纳粹的“劳工阵线不会给工人真正的正义，只会给他们幻觉的正义”。[注19]纳粹在德国取消了民主，取消了工人罢工和在工作单位的参与权利。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都成为纳粹党的群众，与领导只有忠诚和义务的关系。纳粹宣称废除了传统社会等级，工作不分贵贱高下，只是分工不同和“用脑和用手”的差别。所有的德国人组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当然，这个共同体排除了各种各样的“异族”“异类”“异己”。这个共同体是高度统一和谐的，没有不正常的残酷政治斗争和镇压，只有正常的文化、休闲和消费。

然而，在这样的文化、休闲和旅游消费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旅游者，纳粹都对他们进行巧妙的权术控制。在纳粹时期的德国，旅游是极权专制扭曲民族意识和文化记忆，编造社会传统和政治历史的一部分。这种纳粹化旅游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极权统治“分裂意识”（divided consciousness）。它具有纳粹统治下生活诸多方面的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专制统治一方面不遗余力的强制人们服从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让一切看起来是人民同意和自愿的；一方面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渗透到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角落，而另一方面，却要营造和维持一种正常景象。在它的极权统治法典里，正常的表象能让人安心，让人放心，而最有效的极权统治正是在人们普遍安心和放心的状态下，把他们带入一种原该让他们惊慌和恐惧的境地里去。心理学称此为温水煮青蛙效应，社会学称此为意识麻痹。

反思纳粹时期旅游者对德国的看法和认识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当下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今天对纳粹极权的认识，如果我们自己就是当时的旅游者，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又会怎么解释眼前看到的事物呢？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虽然知道魔术的原理，但是，即便我们是带着怀疑和挑剔的眼光看魔术表演，我们的眼睛仍然只会看到魔术家设计给我们看到的景象。同样，我们即便知道温水煮青蛙效应或意识麻痹的道理，但在自然的山光水色和风土人情中还是会看到令我们的眼睛信以为真的正常生活世界。

这也许正是为什么从运作效果来看，即使是对那些可能带着怀疑眼光来到德国的国外游客，他们看到的也是一个显得相当“正常”的德国。就此而言，纳粹的旅游政策也是成功的，正如塞蒙斯在她的研究里所发现的，大多数外国游客到德国游览或观光之后没有对纳粹运动和极权专制造成的变化有不良印象，“他们离开德国回家时，似乎对他们在那里所看见的留有好的印象，称赞那里‘令人愉快的正常生活’。对于针对旅游者所做的政治宣传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尽管这个胜利不足以最终影响对法西斯的国际舆论”。[注20]

（本文原标题《“第三帝国”的旅游文化》）

【注释】

注1：Quoted in Hasso Spode, “The ‘Seaside Resort of the 20000’: Fordism, Mass Tourism and the Third Reich”. https://www.cddc.vt.edu/digitalf ... materials/spode.htm, p.14.

注2：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注3：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p. 3.

注4：Daisuke Tano，“The Axis of Leisure: The World Recreation Congress of 1936 and Japanese—German Cultural Exchange”. Conference paper, Conference: XV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At Gothenburg, Swede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7574588

注5：Hasso Spode, “Fordism, Mass Tourism and the Third Reich: The ‘Strength Through Joy’ Seaside Resort as an Index Fossil”.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Fall 2004, p. 136.

注6：Hasso Spode, “The ‘Seaside Resort of the 20000’: Fordism, Mass Tourism and the Third Reich”. https://www.cddc.vt.edu/digitalf ... aterials/Spode.pdf.

注7：普洛拉度假村（德语：Seebad Prora）是一个海滩度假村。它位于德国的吕根岛上，以其纳粹规划的庞大旅游设施而闻名。这八幢外观上完全相同的大楼总长4.5公里（2.8英里），兴建于1936年到1939年间，作为力量来自欢乐工程的一部分。但尽管它们计划上要作为度假胜地使用，实际上它们却从来没有用于此目的。该综合建筑作为极其典型的纳粹建筑而被列入正式的遗产名单。

注8：See also Hasso Spode, “The ‘Seaside Resort of the 20000’”, note 16.

注9：Hasso Spode, “The ‘Seaside Resort of the 20000’”.

注10：Hasso Spode, “The ‘Seaside Resort of the 20000’”.

注11：H. Spode, “Ein Seebad für zwanzigtausend Volksgenossen. Zur Grammatik und Geschichte des fordistischen Urlaubs”, in P.J. Brenner (ed.), Reisekultur in Deutschland.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m "Dritten Reich", Tübingen, 1997, p.24.

注12：Gotz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Plunder, Racial War, 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 Trans. Jefferson Chase.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注13：引自《力量来自欢乐》，维基百科。

注14：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p. 94.

注15：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p. 55.

注16：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p. 76.

注17：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p. 97.

注18：Hasso Spode, “Fordism, Mass Tourism and the Third Reich”, p. 135.

注19：Rudolf Kühnl，Formen bürgerlicher Herrschaft. Reinbek, 1971, p. 129.

注20：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p.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