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四张面孔

源济

老舍的四张面孔

2019-02-03  杨早  大家

导读

老舍在人间六十多年，黄连粘不住他的嘴，蜜糖也没粘住他的嘴。

老舍似乎给人一种比较简单的感觉。北京作家嘛！“鲁郭茅巴老曹”，传统排名第五位。其实，就以前面这六位来算，老舍的经历之丰富，恐怕要排第一。经历丰富的人，大抵像川剧的变脸，总有几张脸谱藏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不为外人所注目。即使看见，也未必知道是来自何处。

取其大者，四张面孔，纪念老舍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

北京人

说老舍是北京人，几近废话。现代文学以地域性著称的作家，一是沈从文，再一个就是老舍。凤凰把沈从文做成了最大的城市名片，北京自然不至于，但北京人打心眼儿里爱老舍。我一位师姐的实事儿：

有次她在校门口打的，师傅问她是教什么的，她说是现当代文学。

“比如我会讲老舍啊……这样的作家。”

“老舍啊，嗨，您是北京人吗？不是可讲不了老舍。”

老舍自然对得起这份子爱。从北京到北平，又到北京，这座都市不为人知的杂院角落，在他笔下一一显形。再往深了说，老舍是用一双“新文化之眼”在重新打量北京的城与人，许多的肮脏、丑恶被过滤掉了，小人物的悲酸与善良，无奈与仗义，倒是被凸显得淋漓尽致。这一点，夸的人太多，不必细表。

胡金铨在1971年初版的《老舍和他的作品》里，给了老舍一个称号叫“北京怂人”。胡金铨本行是电影导演，不过他很瞧不上用“主义”或“资料”来研究老舍的研究家：“太偏重于‘做研究’，没有描绘出老舍作品中的精神。就像批评一张水墨画，只分析了它的纸质、用笔、用墨、师承、流派，而没有体会出它的神韵。”

胡金铨的《老舍和他的作品》

胡爷说，他虽然不懂文学和文学批评，但是他有资格“插嘴”谈老舍，因为他虽然比老舍小了33岁，也是老北京的土里灰里滚爬出来的。他说老舍是“北京怂人”，重点自然是“怂”，为人处世固然有北京人特有的圆滑世故（虽然也透着真诚），捉笔为文，也不见得那么敢于直抒胸臆，碰到有些时候，索性一声不吭。比如老舍在伦敦教书的时候，帮助英国人艾支顿教授译过《金瓶梅》。这事儿老舍从不吱声：

在所有老舍的著作里，从没提过翻译《金瓶梅》这件事。按他写作的习惯，每篇作品完成之后，往往要写一篇“创作经过”之类的文章，唯独没有《金瓶梅》。我想可能由于那种“北京怂人”的性格，觉得翻译这类“淫书”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回国之后，一直在教育界和文艺界工作，这件事就更不愿意人家知道了。可是艾支顿就不同了，他这部四大册的“淫书”，在一九三九年出版之后，第一页就写着：“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在“译者注”中有这么一段：“我在此特别致谢舒庆春先生。舒先生是东方学院的讲师，如果不是他协助我完成这部书的初稿，我当初根本没有勇气接受这件翻译工作。”

所谓“怂人”，我的理解，一是在意人缘，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能不撕破脸就不撕破脸，一是在意体面，总不愿意跟世俗看法太对着干。这未尝不是老舍的某种长处。老舍跟“五四”，跟新文学，早年一直保持着某种距离。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各方搁不平，却抬了老舍出来当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跟老舍为人“场面”，好交朋友又不怎么得罪人，有直接的关系。

总之，单拿“北京人”来概括老舍，肯定失之简单，但老舍身上，确实有着民国时代北京人的典型气质：彬彬有礼，很少粗声大气，好诙谐（成为“幽默”的主将，虽然他一再反省），交朋友仗义，但也有点怕事儿，不怎么跟恶人硬抗。

但你说老舍满意他自己这种气质吗？那也未必。比如他谈到《离婚》时这么说：

以今日中国文艺的情形来说，我倒希望有些顶硬顶粗莽顶不易消化的作品出来，粗野是一种力量，而精巧往往是种毛病。小脚是纤巧的美，也是种文化病，有了病的文化才承认这种不自然的现象，而且称之为美。文艺或者也如此。这么一想，我对《离婚》似乎又不能满意了，它太小巧，笑得带着点酸味！受过教育的与在生活上处处有些小讲究的人，因为生活安适平静，而且以为自己是风流蕴藉，往往提到幽默便立刻说：幽默是含着泪的微笑。其实据我看呢，微笑而且得含着泪正是“装蒜”之一种。哭就大哭，笑就狂笑，不但显出一点真挚的天性，就是在文学里也是很健康的。唯其不敢真哭真笑，所以才含泪微笑；也许这是件很难做到与很难表现的事，但不必就是非此不可。我真希望我能写出些震天响的笑声，使人们真痛快一番，虽然我一点也不反对哭声震天的东西。说真的，哭与笑原是一事的两头儿；而含泪微笑却两头儿都不站。……我说这个，一半是恨自己的藐小，一半也是自励。

老舍的《离婚》

想粗野而不可得，这或许就是“北京怂人”吧。

旗人

说老舍是旗人，这似乎也近于废话。不过，你知道老舍五十岁前都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人吗？是的，整个民国时期，老舍在学籍与婚书上，均未登记其民族，朋友如费孝通，也从来不知道老舍是满族。1949年之后，老舍才公开了自己的满族身份。

养成“北京怂人”，旗人身份也是重要因素。民元之后旗人的边缘身份与悲惨状况，老舍自己不写，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满族另一位作家穆儒丐的《北京》：“如今是民国了！你别想碴蹦硬正的当你那分穷旗人了！如今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有钱的忘八，都能大三辈，有人管他叫祖宗。”入民国后的旗人，因为没有生活技能，许多贫寒子弟，女的被迫为娼，男的拉洋车为生。了解这些背景之后，再回头看《骆驼祥子》，有没有一点儿怀疑，在祥子和小福子身上，投射了民国旗人的沉沦与伤痛呢？

老舍的骆驼祥子

穷苦的旗人家庭，父亲作为旗兵，在庚子年抗击八国联军之战中丧生，母亲含辛茹苦带着孩子们挣扎于民元之后的旗族底层社会，正如老舍夫人胡絜青所说：“这段悲惨的家史是天然的小说题材，在老舍的一生中，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记忆里，勾起他的无限辛酸和义愤。”《写在〈正红旗下〉前面（代序）》

为什么老舍足足等了近四十年，到1961年底才真正动笔写这部自传体小说呢？除了在民国时期或许不太愿意公开自己的旗人身份，老舍创作这部小说真正的难点或许在于“它是写满人为主，还偏偏是写清朝末年的满人，思想难度相当大”。这个“思想难度”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宣传需要的思想高度，还包括旗人清末至民国的历史中充满着屈辱、落后、贫穷的色调，即使其中优秀者如老舍，也未必情愿在精神伤口上再洒一层盐。

作为满族作家的心理负担，还不仅止于此。民国以来的主流历史叙事，指认满族统治的清政府应为近代以来的屈辱、腐败与落后负责，这也给包括老舍在内的满族知识分子一种历史的负疚感与罪恶感，让他们也不愿去重述这段历史。

1961年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科学地评价满族和清朝历史功过的思潮升华了老舍悲剧意识的境界。时代政治空气的短暂宽松给老舍的‘满族情结’带来了最佳释放的契机。《神拳》的生产使老舍获得了进入对于满族整体悲剧更深层探讨的理性的和情感心理的基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物亲自同老舍重新评说满族和康熙等皇帝的历史功绩，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过伟大的贡献；当时，老舍又开始明确地以满族作家身份，到内蒙等地满族家庭访问，浮现于与他多年关切的现实生活漩涡。这些都促进了老舍进入写作以满族生活为题材自传体小说的冲动和热情。”（孙玉石、张菊玲《〈正红旗下〉悲剧心理探寻》）

老舍的《正红旗下》

与老舍民国时期的创作相比，《正红旗下》采用了更清晰的阶级叙事。在阶级叙事中，满人的贫苦民众与汉人的底层群众一样，属于被奴役被剥削的群体，他们联合起来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该势力在华的代言人满族政府，进行了殊死的反抗与斗争。

在这一点上，老舍与沈从文也有很强的可比性。只是苗族身份的沈从文，从1930年代开始，就自觉地探索湘西的精神资源，并试图将其融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老舍重拾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比沈从文要晚很多年，也没能留下太多作品，但满族身份仍是观照老舍的重要视角，包括老舍对新中国的热烈拥护，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可轻视。

基督徒

老舍15岁考取北京师范学校预科，19岁毕业，同年即担任京师公立第17高等国民小学校校长。21岁任郊外北区劝学员（他自沉的太平湖即在此处）。就在22岁（虚岁23岁）这一年，老舍碰上了“罗成关”，就像青年沈从文在芷江一样，突然变成了一个有钱的小官员：

二十三岁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十五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我记得：一份肉丝炒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饨带卧两个鸡子，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要是预备好十五枚作饭费，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

烟，酒，麻将，一时摧毁了老舍的健康。一场大病，长达半年的时间，老舍“头光得像个磁球”，见人不敢脱帽，他算是悟到“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索性辞官又去教书。

就在大病初愈这年，老舍在缸瓦市基督教堂的英文夜校学习，并参加宗教服务。1922年，老舍接受了洗礼，后为教堂起草了教规草案，并主持“儿童主日学”，积极参与主日学改革。

缸瓦市堂

老舍何以会受洗入教，今不得知，老舍自己也从无忆述，不过从老舍1923年为缸瓦市中华教会设计的教规与主日学改革的建议，可以看出两点老舍毕生的倾向。一是对中华教权的坚持：“基督教之在西方，有久远之历史，有具体之组织，以此形成之物，施之东方，守成不变，扞格殊多，人情习俗，尤难尽洽。故求宗教之发展，华人自办，实为信徒之天职。”（《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老舍这种为华人争教权的思想，放在清末民初北京启蒙浪潮中，不足为奇，但后来老舍成为一个执着的爱国者，这里已经可见端倪。

另一点是对儿童的尊重与同情：“审其内容，则成人之所取者，儿童之所弃，成人之所乐道者，儿童之所厌闻。不予以发言之机会，不许以出入之自由，冗长之祷告，深涩之讲论，在在与儿童心理凿枘不相入……今之教会领袖，所以不觉设施之不完全者，是纯以成人眼光观察一切，未曾顾及儿童耳。予不能以儿童心理各部分，分条叙述。予所要求者，要在使教会领袖，知儿童心理为不可蔑视。”（《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之商榷》）老舍这种观点，明显受“五四”思潮中“儿童的发现”影响。日后老舍经常说的话“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也是同样的见解。

五四运动

老舍成名之后的著作中，基本不提自己的基督教生涯，仅仅是偶尔提到“十字架”和“上帝”。但教会经历改变了他的命运，1924年，正是由教会推荐，老舍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文讲师，一直到1929年归国。此前此后，他与许地山、冯玉祥等人的友情，多少是基于同为基督徒的宗教感情，就难讲得紧了。

老舍的海外经历并不愉快，但也让他起手写作，学的是狄更斯与康拉德。他写了《二马》，后来自己也承认将英国人都写成了“半疯子”。除此之外，有关海外的小说就只有《小坡的生日》，这部小说是老舍“爱儿童”的表现，“以小人儿们做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但即使这部儿童小说，也寄予着老舍的国族情怀：

写《小坡的生日》的动机是：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在事实上大家并不联合，单说广东与福建人中间的成见与争斗便很厉害。这本书没有一个白小孩，故意的落掉。

在同时代作家中，老舍的海外岁月绝不算少，但他说起在西方的日子，总是一肚子怨言，抗战八年吃了那么大苦头，战后去了美国，老舍仍然抱怨“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做吃药似的去吞咽”，“我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与霓虹灯爵士乐的刺目灼耳。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建国后老舍访问苏联，每每泡了茶，一转身就被服务员倒掉了，他气坏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

不过，老舍相当在意自己作品的翻译，他懂英文，也挺了解英美出版的规程。因此老舍往往亲身参与自己作品译者的挑选，译本的考定。《骆驼祥子》《离婚》《鼓书艺人》《四世同堂》的英译，中间风波曲折，一言难尽，从老舍与代理人的信件中可窥一斑，包括愿意给译者郭镜秋40%的稿酬。中国人愿意相信1966年的诺贝尔奖本来打算颁给老舍，或许亦是空穴来风，以老舍作品在海外的译作流传，他的基督徒背景，还有诺奖得主赛珍珠“他是中国最重要作家”的推荐，都造就了老舍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作家代表人物。

人民艺术家

1951年12月21日，为表彰老舍创作《龙须沟》对教育人民和政府干部的贡献，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老舍的《龙须沟》

这是老舍一生的高光时刻。他比较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境遇差异：

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我是经常住在“沙漠”里。这就是说：我工作不工作，没人过问；我活着还是死去，没人过问。国民党只过问一件事——审查图书原稿。不，他们还管禁书和逮捕作家！今天，为写一点东西，我可以调阅多少文件，可以要求给我临时助手，可以得到参观与旅行的便利，可以要求首长们参加意见——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我的《春华秋实》话剧的时候，北京市三位市长都在万忙中应邀来看过两三次，跟我们商议如何使剧本更多一点艺术性与思想性。当我的《龙须沟》（并非怎么了不起的一本话剧）上演后，市长便依照市民的意见，给了我奖状。党与政府重视文艺，人民重视文艺，文艺工作者难道能够不高兴不努力么？我已有三十年的写作生活，可是只有在最近的新社会里我才得到一个作家应得的尊重。

可是多少有点反讽的是，除了精神上的尊重与褒奖，令老舍得意的还包括“写稿有稿费，出书有版税，我不但不像解放前那样愁吃愁喝，而且有余钱去珍藏几张大画师齐白石老先生的小画，或买一两件残破而色彩仍然鲜丽可爱的康熙或乾隆时代的小瓶或小碗。在我的小屋里，我老有绘画与各色的磁器供我欣赏”，这可不是将自己完全放进工农兵群体中的做法啊，但是老舍似乎还沾沾自得。

老舍的性格其实是有冲动一面的。他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之中，“自称是歌德派，歌新社会、共产党、毛主席之德。老舍对新社会的认识与早年由基督教得来的人类大同的理想是一致的，他的热情有宗教般的特点。而对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等，他并没有多深的认识。”（徐德明《老舍自传》注）

他知道作为“人民艺术家”，应该去除自己身上的优越感，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同时也不能将政治与艺术截然分开。但是，老舍很难习惯新的创作方式：领导，干部，群众，大家一齐动手，帮作家改话剧与电影的剧本。 “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个个显出优越。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原稿不论如何单薄，但出自一家之手，总有些好处；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好处即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由这种修改大会而来的定本是四大皆空：语言之美、情节之美、独特的风格、结构的完整，一概没有。用这种定本拍制出来的影片当然也是四大皆空，观众一齐摇头。”他对此表达自己的感受是：“我不想加罪于任何人，不想追究责任。但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

写作中的老舍

于是，“人民艺术家”老舍也渐渐变得不合时宜起来。

1966年春，老舍面对英国人斯图尔特·格尔德、玛丽·格尔德，发表了与报纸上的表态不太一样的谈话。他说：“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其时，老舍已近古稀，觉得自己还是“资产阶级老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无法描写这一斗争。我也无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学生一样思维或感受世界，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的”，他自觉承担不了“描写新社会的任务”啦。

此时，离他惨遭毒打凌辱后投湖自尽，尚有不到半年时间。

但是公平地说，在“五四”之后开创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脉络中，老舍已经做到了某种极限。从抗日战争爆发，老舍弃妻别人单身赴武汉、重庆始，他一直在自觉地向民间下沉。作为一个受过古典与现代完整教育的大知识分子，这样做并不简单。而这种努力，往往将老舍的形象单面化，似乎他是从民间长出来的作家代言人。

其实，老舍主编《说说唱唱》，对民间文艺资源挖掘与改造的同时，他更自得于“因为接触到继承民族文艺传统等问题，我的那一点古典文艺知识就有了用处。我给《说说唱唱》的编辑部的和其他的青年朋友们时时讲解一下，帮助他们多了解一些古典文艺的好处，并就我所能理解的告诉他们怎样学习和怎样运用古典文艺遗产”。

老舍任《北京文艺》主编，汪曾祺是编辑部总集稿人；汪曾祺任《说说唱唱》编辑部主任，老舍又接替赵树理当了主编。老舍说过，在北京文联，只“怕”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汪曾祺（另一个是端木蕻良）。老舍又说过，北京有两个人可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其中一个还是汪曾祺（另一个是林斤澜）。考察1980年代大器晚成的汪曾祺，不能与1940年代那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等同看待，后来的汪曾祺，可以说是沈从文与老舍共同“带”出来的。无巧不巧，这二位正是现代小说家里，与“民间”联系最深最广，而且终身不改其志的典型。

距离老舍先生出生在北京西城旗人护军家中的深夜，已经120年了。跟120年前一样，都是戊戌年的末尾，“狗尾巴尖儿”。

因为是祭灶的时刻落的地，很多亲友怀疑这老儿子是灶王爷旁边侍候的小童，因为贪吃留在了人家。这位小童在人间六十多年，黄连粘不住他的嘴，蜜糖也没粘住他的嘴。即使去世之后，他的言语文字，仍在世间流传。至于他后来上天，有没有言人间的好事，就不知道了，反正，小童走之前，说过一句“人民是理解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