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属于不属于的事物

源济

“守夜人计划”第8篇

边疆属于不属于的事物

2019-01-12  陈思呈  大家


导读

对汉族来说长城是边缘，而对整个亚洲大陆来说却是一个中心。

欧文·拉铁摩尔的一生，与他所研究的游牧民们有着相似的性格，他不断地迁移，搬家，奔波，更换着生活状态。他在最重要的作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写道：移动权比居住权更加重要，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场是有价值的，除非使用它的人可以随时转移到另外的牧场上，因为没有一个牧场经得起长时期的放牧。这段话像一个隐喻，一个寓言，他似乎也一直在转移着自己的牧场。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美]拉铁摩尔 著，唐晓峰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拉铁摩尔出生在美国，不满周岁（1901年）由父母带到中国，在中国长到12岁。19岁时，由于未能获得一份去牛津读书的奖学金，又再次回到中国。那几年他先后工作于：天津英租界的一家洋行、上海的保险公司、天津的一家报社（《京津泰晤士报》）、天津洋行。通过与中国商人打交道，他开始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他开始阅读旅行家、人类学以及那些“比我游历得更远的人们的著作”。他在口述回忆录中说：“我实际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仅是内蒙古边缘，我有意使自己浪漫化，成为深入这种不同文化的人，因此我在内地的商务谈判并没有完全同我的浪漫倾向分开。”（引自《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一书，下文提到的回忆录皆是出自这本书）

当时他们从天津出口的大宗商品是羊毛，这些羊毛从蒙古和新疆来。他想到商队出发的地方亲自去看看，于是向洋行提出这个申请，称了解情况有利于打败竞争对手。洋行称，现在时局不稳，你去了会被土匪打死。于是他只好辞职，决心跟着中国商队旅行，到达这条线路的终端。

拉铁摩尔和他的妻子

在回忆录中，他原本为自己无法去牛津求学而遗憾，但此时，他认识到自己面前敞开着一个新领域，一个新职业。正由于没有去牛津，他才能避免从事一种普通的职业，而现在他要从事的新职业实际上比去牛津求学更适合他的条件和智力气质。这是他成为一个“徒步历史学家”的开端，他奔走在草原商路上，学习蒙古语，围在篝火旁听商人们讲述各种内亚腹地的奇闻趣事。

他学习蒙古语，因为“为了理解蒙古人的观点，有必要掌握蒙古语。我必须能够同普通人民交谈，同那些既不是封建贵族也不是政客的人，同那些最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且不讲汉语的人交谈”。他后来重返蒙古，甚至能用蒙古语对同行者介绍草原跳鼠、三河马的习性。

1927年，结束了这一场游历的拉铁摩尔和妻子一起到欧洲，先后向汉学家伯希和以及博物学家道格拉尔卡拉瑟斯求教，前者非常冷漠而后者热情地接待了他，正是后者使27岁的拉铁摩尔开始了学术生涯。随后他又认识了随心所欲不落俗套的旅行家巴雷特。

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1908年曾到访敦煌

1929年拉铁摩尔再次来到中国东北并且呆了九个月，这个过程后来写成了《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两年后他买了四匹骆驼开始行走内蒙，所有这些游历所经过和收获的，都集合在1940年于美国出版并于次年翻译为中文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里。

这书首次翻译成中文时，译者赵敏求也在引言中写到了“边疆”一词的迷人：“所谓边疆，是两个不相等形式的文化，互相接触，因而产生相互的影响，造成许多行动及反动，形成特殊的势利，并从其中发展出新的观点来”。

“边疆”这个知识对象确实是迷人的。作家赵彦说，“边疆属于不属于的事物”。因为边疆处于两种不同的事物之间，在“边疆”这个词身上，有过渡性、冲突性、跨越性、边缘性，以及因这一切而来的不确定性。又因地处遥远，风情迥异，陌生感、艰难感也是其迷人的原因，比如顾颉刚先生就曾在《中国边疆学会宣言》中说到，“驱橐驼于大漠，浮泭筏于险滩者，谓之边疆；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

拉铁摩尔本人对内亚边疆的描述也十分诗意，他说这是指“一块水流无法抵达海洋的心脏地带”，具体指的是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东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这一片土地虽名为“边疆”，但它们的总和占据了中国版图一半以上的面积。

在拉铁摩尔看来，边疆不仅仅是纯粹地理学意义的概念，“边疆是一个共同体占据一片领地的时候形成的，此后，边疆就随着共同体的活动与发展，或者由于另一共同体施加的影响而发生转变。由于历史是由社会发展的记录构成的，因此，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边疆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拉铁摩尔以这个地段为切入点观照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作为西方对华边疆研究的开创性学者，拉铁摩尔的研究视角很特别：既异于中国学人的身份，又异于其他西方对华研究者的身份，他既是局外人、中立者，又是在华长居者，他有丰富的实证性经验积累，又不急于研究成果理论化，因为其写作方式的灵活务实，略显散漫，又过于生猛，甚至曾被质疑为学术性不强，但这正是拉氏的独到魅力，是他甚为自矜之处。

在当时的西方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对于什么样的范围是一个经过朝代的更迭、作为延续文明体的中国，学界是有疑惑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拉铁摩尔的边疆研究影响尤大。他敏感地发现长城不止一条线，而是一个浮动的“过渡地带”，对汉族来说长城是边缘，而对整个亚洲大陆来说却是一个中心。他给予长城一个非常优雅的称呼：贮存地。

长城

拉铁摩尔反对“采集-狩猎-游牧-粗耕农业-定居农业”的历史发展顺序的假设，而是认为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各有自己的历史表述，这样的分析角度在当时的学界也让人耳目一新。以蒙古族为例。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拉氏不掩饰他对蒙古的偏爱，他说，先来研究蒙古草原，这是所有边疆历史中最典型的一部分。

拉铁摩尔用一个既超然又非常全面的角度来看待草原社会的各种技术和文化。他说：“据我所知，现代中国讨论边疆史的书籍中，没有讨论过草原社会兴起的功能解释。”草原游牧社会没有可以与上古时期中原地带农业与水利的神话与半神话的英雄相比的“文化英雄”。另外，乘马的游牧经济技术起源很晚，而且是在外围边疆，游牧民族本身在当时又没有文字纪录，所以任何方面都没有留下材料。

大禹治水

草原生活需要骑乘和短弩，但“短弩不必学，也不必发明，除非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能够充分发挥短弩的特点的时候。因此，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社会与技术的相互影响，而不是技术造成了社会，也不是仅仅为对付汉族而发明了技术”。

而各种产物：“……很深的水井具有特殊的价值，也就有了固定的所有权，而固定的所有权并不符合社会的一般利益。……工匠是特殊的，达尔汉，可以不纳税，不服劳役，但如果他不住在原料供给地附近，他就依然是游牧社会的一份子，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职业铁匠。……移动的必要性，作为草原生存的法则，产生了草原部落社会的准则。它造成部落战争，造成各方面的移动需求得到协调的和平时期。”

这些观察和分析，在一个普通读者（而非蒙古学的研究者）的阅读体验里，是极为曼妙的“多孔式”的社会研究。游牧社会或者农业社会，过去时代的社会和现代社会，皆是“生物活体”，在时间和空间各个维度里复杂地生长，它们之间的浸染、冲突、此消彼长在拉铁摩尔看来甚至是富于哲学意味的：

“游牧民族和汉族所取得的成功，没有一个不产生对自己的反动。不停的势力消长说明，在最典型的草原与标准的中国农业的城池及水田之间，隐藏着亚洲内陆边疆上迁徒及征服的秘密。”

今天我们阅读拉铁摩尔，不仅仅是出于对边疆和接近异域生活的一种猎奇心情，对于一片我们所忽略的广袤大地，以及这广袤大地上陌生的族群，这位西方学者给予了令人感慨的热忱。正如张承志所说，他也是曾受益此书的人，他写道：“（《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是经受了时光考验的大师著述……熟知的地理世界之辽阔，超出中国人的想象。”

而我们也许还有更深的感动，这种感动可以借由法国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在《人的大地》中替我们说出，当他在苍茫中降落一片陌生的大地，一个地球极南的乡村、离我们的祖国至为遥远的、某口乡村的井边，他看到了一些陌生的人群：“我靠在一口井旁边，望着那些姑娘，离她们的倩影才两步，我更能感到人类的神秘。在这一个生命与生命为邻，花与花在风中相迎，天鹅认识所有天鹅的世界上，惟有人类却自甘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