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的自卫

源济

市民的自卫

2018-12-14  王笛  大家

导读

如果说组织民团是一种“积极”的自卫，那么送钱和食物给那些军队则可算是“消极”的自卫。市民们根据情况运用两种策略。

辛亥革命后，许多政治事件都是在街头上演的，盛大的场面成为街头文化的新景观。

从一幅摄于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之日皇城里的群众集会的照片，背景是皇城的城门洞前。从城门洞望去，可以看到远处刻有康熙御笔“为国求贤”的巨大石牌坊。集会的人们可以说是密密匝匝，人头延伸到牌坊以外。近处书有一个大“汉”字的大汉四川军政府的白旗子格外醒目，与黑压压的人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张照片把渗透着古老、凝重的城门与代表着力量的民众记录在一起，使人感觉到一种震撼，从而想到鲁迅所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

任教于四川高等学堂的美国人那爱德（Luther Knight）所摄

两幅民初的时事画生动地描述了街头政治的这种展示：一幅是关于四川都督尹昌衡带领军队从皇城而出，另一幅是炮队通过南门开始“西征” 的场景。所谓“西征” 是袁世凯令四川都督尹昌衡平定西藏暴乱的一次军事行动。

两幅画都是由城墙、军队、马匹、旗帜、枪炮和围观民众组成的。据这两幅画的题词称，当军队出发南征时，有数千群众在南门送别。我们还可见到不少社会组织出现在画面上，从人们手中的小旗可看到“各法团” 、“民团” 、“报界” 等标志。

即使在如此庄严的政治气氛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一个路旁的小吃摊和几位顾客。这类图画不仅帮助我们对地方社会和政治的理解，而且提供了都市面貌和景观。

尹都督西征出发图

西征炮队出发图

当乱兵在辛亥年洗劫成都时，一位传教士曾乐观地预测：“革命不会每年都发生，前途是光明的”。他万万没想到，无休止的动乱才刚刚揭开了序幕。除了横行霸道的兵痞和土匪外，军阀混战更是遗害无穷，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1915至1916年间的护国战争，四川成为反袁的主要战场。当混战蔓延进成都市区，受惊的市民躲在家里，店铺关门。

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未给成都市民带来和平，而是种下了大难的祸根。1917年是成都市民最悲惨的一年，两场巷战发生在市区。先是5月的川滇军之战，持续一周以上，上万人伤亡，数千民房被焚毁，财产损失在千万元以上。

然后是7月的川黔军之战，由于黔军在南门纵火，导致六千余民房化为灰烬，财产损失数百万元。这些地区包括孟家巷、文庙前街、青莲巷、红照壁、梨花街、粪草湖、锦江桥、东御街、西御街、磨子街、光华街、纯化街、转轮藏街、上河坝、下河坝等。

两次巷战使成都三分之二商业区被毁，上万人成为难民。正如《国民公报》所称，此乃“数百年未有之浩劫也” 。

的确，这是自明末张献忠之乱后成都第一次成为战场。据《国民公报》报道，当滇军控制了成都东北部时，凡他们能发现的与警察和川军有关的人员，都被赶到城墙边枪毙或用刺刀戳死，尸体被扔到城墙外,仅武城门外由慈善组织掩埋的尸体便有二百具以上。

当一些乞丐从死人身上剥衣服时，发现有人还一息尚存，但滇军士兵则残忍地用石头将其砸死，然后把尸体抛进河里。他们在交火时甚至把市民赶在前面作盾牌，导致许多无辜死亡。

在战争中，人民忍受着持续的和难以言状的恐惧。一首竹枝词真实地描写了人民的这种处境：

街头巷尾断人行，

密密层层布哨兵。

予取予求谁敢侮，

无权抵抗是平民。

当川军力图攻陷皇城时，士兵们爬上民宅枪战；而滇军则向市民射击并浇煤油点火烧毁民房。滇军在街头到处拉夫，一次他们闯进总府街一家茶馆，在那里喝茶的商人们纷纷逃散，但仍有二三十个被抓。

当士兵冲进劝业场拉夫时，无处可藏的人们跑进了警察分局寻求庇护，士兵紧随闯入分局，那里的四十余名警察竟从后门仓惶出逃，但仍有两个被士兵所虏。人们可以想象，当警察都自身难保之时，一般民众的境况是何等艰难！

在川军和黔军之战中，黔军令居民打开门户以便其躲藏，而且他们在激战时还趁机抢劫，许多市民为避祸而逃向乡村，那些无路可走的则听任宰割。在劫后的许多街巷，人们可见：

宅院门前大都贴一纸条，不曰“本寓抢劫一空”，即曰“本寓连劫数次，银钱衣物一扫而空”。

当南城被焚时，人们逃往其他地区，沿途是一片惨状：人们扶老携幼，带着他们的包袱，有的甚至赶着猪和牛，有些则乘坐马车和轿子，到处是难民。这时，教堂和庙宇成为相对安全的地方，仅丁公祠便收留了三千余人，西来寺收留达四千余之多。

除了抢劫和财产损失外，市民还面临着因运输渠道被切断而造成的食品短缺，当时只有老南门可运米、菜、柴入城。同时，占领军在各势力范围内的街口设障或盘察。商贩也只能在川军控制地区即从通顺街到皇城的范围进行交易

1917年的巷战给成都市民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经过痛苦磨难的成都人也变得更为坚强，他们在动荡年代挣扎着和寻求生存。这也促使他们更多地相互依靠，站在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

由于这些原因，传统的组织能幸存下来，并且仍然在地方社区和地方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一般民众的公共空间急剧减少，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也经常受到威胁。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努力寻找稳定社区秩序的方式。由于缺乏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民众自己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因此传统的社区领袖――地方精英――出来承担起了这项重任。

中国城市社区早就形成了地方自我保护的安全系统，尤其是在社会混乱的时期，这种作用便更加明显。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当地方政府无力维持治安之时，市民们自己组织自卫。

1911年叛军洗劫成都时，市民们便坚守四个城门，堵截士兵运赃物出城。为蒙混过关，许多士兵装成女人坐轿，有的雇妓女扮成夫妻，有的把赃物装进棺材冒充出殡。水路走南门，北门则用轿子和马运载。这时，袍哥各公口在自卫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它组建民团、募捐筹款、守望相助。

传统的地方治安系统在动荡年代变为更加重要。民初的地方治安仍然主要依赖保甲制度，但这个系统明显地被削弱。为寻求自我保护，市民们以街道为单位组织了“团防”，其经费由各户分摊。

团防还取代了过去警察的一些职责，如搜查鸦片和武器等。作为一个民间力量而参与“官方事务”，不可避免地会同警察发生冲突，地方政府也力图限制团防的权力。

当战争来临、局势恶化，地方政府一般支持团防；而一旦局势稳定则对其进行打击。例如1916年当护国战争蔓延进四川并逼近成都，当局鼓励市民组织民团以作自卫之用，但当战事一过民团便被强行解散。

1917年成都爆发巷战，民团发挥了更关键的作用。当警察瘫痪而土匪肆掠之时，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组织而求生存。当时一百多街首上书，吁请当局准予组织民团，以街道为单位进行防卫。

每街雇两名更夫，守卫街道两头并负责栅栏的开启，花费由街正从各户征收。若有窃贼或盗匪，更夫便敲梆子示警。民团要求各户准备一米五长、直径一寸以上、带铁头的棍棒，沿街住户每户至少两根，住公馆者至少一根，而偏僻的住家则需四根，街坊还负有为赤贫人家购置棍棒之责任。

根据民团要求，当报警一响，各户都必须派人上街拒盗，不出力者将会受罚。民团还要求各户准备标明所属街道的灯笼，入夜各户将灯笼挂于屋檐，以助缉盗。为防治盗匪，有的街道将栅门关闭，街面石板被拗起作为路障。在最危险时期，每街都雇有十余个穷人看守，若有伤亡，街民负责赔偿。

如果说组织民团是一种“积极”的自卫，那么送钱和食物给那些军队则可算是“消极”的自卫。市民们根据情况运用两种策略。在1917年的巷战中，二千多滇军驻扎在茝泉街、天福街一带，当居民听到军队可能抢劫的风声，赶快凑钱购得食物送到军营。

居民们的确“买” 到了“保护” ，滇军随后公布了在这一地区禁止抢劫和强奸等五条纪律。可见，无论是“积极” 或是“消极” 的自卫，每当人们面临危机，他们总是以邻里和街道为基础站在一起共同对外。

整个20年代，守夜成为各街的日常事务。由于这项活动给市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加之街首滥用职权，因而导致居民的不满。这个时期李劼人写有一个短篇小说《市民的自卫》，以讥讽的笔调生动地描述了这项活动：

入夜不久，街上还有行人，二更以后，便只有一排门灯，同三十来个守夜的专丁。他们都静悄悄的坐在财神庙的大门外，那里有七八个大灯笼，写着某街团防，桌上一座亮纱桌灯，写着严拿奸宄。他们中间年纪在五十以上的有七八个，都是各家公馆里派出的，年纪在十六以下有十几个，都是各家铺子里的学徒。这两种人在白昼都是极辛苦的，而且早晨照例天明就要起来工作，所以到这时，无论如何是要瞌睡的。纵然为主人与师父所派，不能不离开温和的被窝，出来“自卫” ，但是坐而假寐，是情理之所许。……

……

中间一个人忽然的愤慨起来，吐了一把口痰道：“他妈的；守夜！只是振我们的冤枉罢了！(振冤枉犹言设法陷害——原注) 白日要挣钱吃饭，天黑了还要出来熬夜，再熬十天半月，就是铁打的好汉，也熬不住了。”

于是大家的言语便应运而生。大家都归罪于街正，说是他兴的这件事，“明天去问他岂有此理！把我们弄来熬寒受冷的守夜，他龟子倒安逸的搂着小老婆在房里睡觉！他说的自卫，怎么他自己不出来呢！大家都是街坊，难道我们是他的卫队么！……”

李劼人

可见，守夜也反映出阶级的区分。我们也可看到李劼人对自卫和街正以及市民间的不公平所持的批评态度。不过，这个故事也生动地表现了是街道是怎么组织和行使自卫活动的。

守夜的组织也显示了邻里社区仍然能对像战争、抢劫、以及其他外部威胁这样的社会危机作出反应。一方面，普通民众需要有人来组织自卫，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活动也引起了巨大的不便，这种不便甚至会恶化地方领袖和民众之间的关系。1917年的巷战后，成都民众仍然处在土匪和军人的淫威之下，因此他们力图建立一个更有效的自卫系统。

1928年，成都各区民团首领集会讨论社区安全，议决建立“民众武力” ，虽然没有资料显示这个“民众武力” 成功地建立，但这个议题本身则说明了，直至这时社会共同体的作用仍十分明显。

但就在这一年，成都市政府建立，从而使社会安全和控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都城市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关于清末民初的成都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系列，也该就此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