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为什么告别儒学

源济

福泽谕吉为什么告别儒学

2018-12-05  张宏杰  大家


导读

“千百年来的古代社会，中日两国的学者都极力提倡上下贵贱名分之说，归根到底，无非是想把别人的灵魂移入我的身上。”

一

看到一万日元（日本纸币最大面额）上那个日本人的头像，许多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以为是哪位天皇。其实他不但不是天皇，甚至连官也没当过，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级别”的学者而已。

能够登上这样大面额的纸币，足以证明他的重要性。确实，他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很多读者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不过可能很多人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和中国有关。

福泽谕吉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一位忠实的儒学信徒。福泽谕吉说：“从父亲遗留的手书，便足以证明他是个彻底的汉儒。”他崇拜中国文化，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谕吉诞生那一天，他恰好得偿夙愿，购得了一套中国清王朝的《上谕条例》，于是给新生儿取名“谕吉”。

福泽百助坚定地信仰儒学，一举一动都谨尊圣贤的教导，“即使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绝不做亏心事”。因此自然以儒家之道来治家。福泽谕吉说，“他在教育孩子上完全依照儒家传统。”因此，“家兄……与纯粹的汉学者一样注重孝悌忠信。”有一次兄弟两个人谈起人生理想，他哥哥说，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按孔孟的教导活着，“至死也都是忠信孝悌”。

虽然父亲在谕吉幼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确立的儒者家风却长久地影响着这一家人：“我们的家风极为规矩。并非有严格的父亲在监督我们，可是我们母子和睦相处，兄弟姊妹从不吵架。不只如此，无论如何绝不做下流之事。没有人教导我们，母亲也绝不是唠叨的人，我们自然而然如此，这大概是父亲的遗风以及母亲感化的力量吧！”

福泽谕吉开蒙读书之时，日本还处于传统时代，因此他很自然地跟随老师系统学习了从《孟子》、《论语》到《诗经》、《书经》、《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等中国经典，自己还阅读了《史记》、《前后汉书》、《晋书》、《五代史》、《元明史略》等大量史书。福泽谕吉说自己最拿手的是《左传》，“大多数塾生只读了十五卷中的三四卷，我则全部通读，且反复阅读十一遍，有趣的地方就背诵下来”。他“因此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从哪个方面看，都早早成了一个儒学学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中国文明中吸取了大量养分的人，后来却坚决地告别汉学，转而激烈批判“咒骂”儒家。他大声宣称，日本要迈向文明，就不能再做“汉儒”的“精神奴隶”：

“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就要变成了禽兽世界……。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像儒者所想象的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

“儒教……腐败之流毒以至于危害国家则决不可饶恕。我辈所以极力排斥而毫不假贷也。”

这种行为当然是“恩将仇报”，福泽谕吉也毫不讳言这一点。他在《自传》中称自己是一个“读过大量汉文书的人，却屡次抓住汉学的要害，不管在讲话或写作上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攻击，这就是所谓的‘恩将仇报’。对汉学来说，我确实是一个极恶的邪道。”

那么，是什么让他成了一个“恩将仇报”的人呢？

二

谕吉对儒学的“仇恨”，首先根植于他的家世和早年经历当中。

福泽百助的出身和儒家圣人孔子相似，也是一个低级士族。孔子当初给贵族家当过会计，他也在大阪中津藩担任会计的工作，薪俸微薄，地位低下。

谕吉说，他的父亲虽然博览群书，很有才华，但限于等级世袭制度，满腹经纶无法施展，一直郁郁寡欢地做着他根本不喜欢的会计工作，才到中年就饮恨于九泉之下。因此谕吉说，“门阀制度是父亲的仇敌”。

在传统日本社会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界限森严不可侵犯，等级意识无所不在。平民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氏和在路上骑马都是非法的。福泽谕吉后来在《劝学篇》中说，在日本幕府时代，且不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将军饲养的鹰比人还要尊贵，在路上碰到‘御用’的马就要让开，总之只要加上‘御用’两个字，就是砖石瓦片也看成非常可贵的东西”。

谕吉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走进屋里，无意中踩到了他的大哥平铺在室内的一张废纸。结果大哥勃然大怒，给了他一顿狠狠的教训，原来废纸上写有藩主“奥平大膳大夫”的名字：践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谕吉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向哥哥谢罪，心里却非常愤愤不平。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谕吉从小不断感受到的，是高门第者对自己的歧视。他后来回忆说：“武士阶级的门阀制度非常严谨，一成不变，不仅公事上如此，个人的交往上，甚至小孩的交往，都严守着身份贵贱的等级；上级武士的子弟对我们下级武士的子弟使用不同的语言，连小孩子的游戏都扯上门阀制度，难怪我会满腹牢骚。可是，我和上级武士的子弟到了学校，在读书讨论会上，每次都是我成绩较好。不仅学问如此，在体力方面我也不输他们。尽管如此，在朋友交往或小孩的游戏中都摆脱不了门阀制度，真是霸道。虽然我尚年幼，但仍感到忿忿不平。”

这种出身和经历，塑造了他的叛逆气质，导致他对“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的终生反感。成年之后，他意识到诞生于中国封建时代（越来越多地人认同秦代以前的中国才是真正的“封建”时代，也即“封土建国时代”——作者）的儒家学说正是等级制度最有力的维护者和辩护士，因此不免回过头对儒家学说的名分思想大加抨击：

“千百年来的古代社会，中日两国的学者都极力提倡上下贵贱名分之说，归根到底，无非是想把别人的灵魂移入我的身上。”

三

虽然对基于儒家学说的等级制度充满反感，但是福泽谕吉早年并无法在学理上反驳它，因为在传统东亚社会，儒学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有能力告别儒学，是在他接受西学之后。

福泽谕吉二十岁那年，日本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也就是黑船来航，日本开国。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所有日本人的命运。

黑船来航使日本全力加强国防，研究炮术成为一时风气。在开国之前，日本已经存在悠久的“兰学传统”（锁国时代，日本和欧洲仅保留了与荷兰通商这一孔径，一批学者借助荷兰文了解外界），时人认为要学习炮术就必须先掌握荷兰文，于是二十一岁的福泽离开故乡，到长崎学习“兰学”。

黑船事件后日本人笔下的美国人佩里形象

福泽在长崎攻研荷兰语原著，学习了生理学、物理学、化学等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天生有一种“为学习而学习”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学习非常刻苦，因此这段学习为他奠定了良好的科学知识基础。

在西方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自然科学通常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因为它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立竿见影，为西方文化构建了一种整体可信的面貌。在学习了西方近代的医学和生理学知识后，福泽就开始对中医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医所学不过是些“空虚、抽象、莫名其妙的课程”，同时也开始对儒学产生了初步的反感，感觉儒学不是实学，空疏无用。他后来说：“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读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像古来世上儒学家和日本国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可贵。自古以来，很少汉学家善理家财；善咏和歌而又精于买卖的商人也不多。”

四

学习兰学，让福泽意识到西方学术的巨大价值。而后数次出访欧美，更让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更为直观和深入。

安政六年冬，谕吉获得一个机会，做为随员随日本使节团到美国交换商约。这是谕吉平生第一次出国，不过因为职务繁忙，也因为语言障碍还没有突破，在对美国物质发达的外表感到惊讶的同时，他对西方的伦理价值感觉很不理解。福泽记载的一件小事，可以显示此时的他对西方社会和文明的隔膜：

当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遂向别人打听了一下。不是别的，我问的是华盛顿的后代子孙情况如何。那人回答说：“华盛顿的后代当中有个女人尚在，目前情况怎样虽不清楚，但想必已经嫁给什么人了。”回答的语调显得非常冷淡，实在叫人想像不到，真够怪的。美利坚是个共和国，她的总统是四年改选一次，这一点当然我很知道。可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后代子孙必然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我的头脑里存在着对源颓朝和德川家康的传统看法，从这点推想我才提出这个问题来。但对上面那种回答，我却非常惊讶，当时觉得很奇怪，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根清楚。这个问题在道理上讲，本来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可是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上的事情来说，我就有些莫名其妙。

儒家文化强调慎终追远，且不说孔子的后代历代封爵，受人崇拜，连明朝皇室的后代，到清代也能封为“延恩侯”。因此西方人这种对开国领袖后人的冷落在福泽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让他感觉非常“莫名其妙”。

从美国回来之后第二年，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被任为译员，又得到了一次游欧的机会。

这一次旅欧，对谕吉的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他英语进步很快，此时语言障碍已经破除，他对欧洲社会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对他感兴趣的许多问题，比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和选举，都做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回国之后，他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这部书发行部数约有二十五万之多，影响了维新政府的政策。

一八六七年，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获得机会再度赴美。使团参观了美国国务院，见到了《独立宣言》的草稿，拜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福泽自己还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

与西方文明的多次直接接触，使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长短优劣有了深入的对比，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度转变。天生叛逆的他迅速接受西方人的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他后来在名著《劝学篇》开头，将《独立宣言》中的“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翻译成“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宣布与儒家的等级尊卑学说决裂。

福泽彻底接受了“西方中心观”，认为西方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而儒学只是一种“半开化”的文化。原本在他看来非常高明的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比起来，竟然一下子变成了“糟糠”。

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这样说：“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席也可以作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

也就是说，古代日本在文化荒芜的时候，移植中国文化当然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比如当一个人快要饿死时，即便是糠麸也肯定要拿来充饥。然而，当他能够吃到美食的时候，就应马上倒掉手中的糠麸。

他与儒学分道扬镳，在思想上“脱亚入欧”，从此花费巨大精力，向日本人介绍和宣传西方文化，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