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每天的“激战”,每个人都练就了一手“筷子武功”。“我看有的年轻人拿筷子手势不对的,我说他大概小时候家里条件蛮好的,不用抢。”他说。
如此混乱的早餐时间,父母会不会主持秩序?马尚龙说,家长一般会委托给长兄或者长姐。说到这里,他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这是个散装的社会,东西是散装的,人也是散装的,没人管侬。”
当年,用来过泡饭的小菜都是散装的,零拷的。比如腐乳是一块块小方买的,大头菜论斤买,买东西都要自己带器皿。
马尚龙家通常去雁荡路淮海路上的全国土特产食品商店培丽买酱菜。
有天,母亲吩咐马尚龙去买紫香大头菜。他被营业员的推销说动,买了四角钱一个虾油露辣椒。
买回来母亲看到,脸一沉:“四角钱买一斤紫香大头菜,阿拉好吃一个礼拜。侬这只辣椒过一顿都不够。”他一听愣住了。
当时是1960年代末,正值家里最困难的时期。父亲生肝炎,不能工作,厂里不发工资,全靠姆妈和阿姐在生产组结绒线衫,勉强维持。
每次消耗每月粮食配给中的面粉、籼米和山芋,都要用一杆秤算得“候分克数”。
马尚龙硬着头皮去商店退,借口说母亲不欢喜这个味道,换了一斤紫香大头菜。
“现在回想起来,营业员肯定听明白了,但她还是给我退了,当时社会蛮淳朴的。”他说。
吃着“散装早餐”的,自然是“散装的人”。
那个年代,很多上海家庭像马尚龙家一样是多子女户,整个家庭的运作依赖约定俗成的秩序感,把“散装的个人”一个接一个连起来,他称之为“贫穷、苍白而有序的社会状态”。
吃泡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生动的体现。
谁先吃完,谁就先洗自己的碗,哗啦哗啦,每人按顺序把碗放好。晚上父母检查,一算就知道谁洗得认真,谁“拆烂污”。
“生活把我们推向一些习惯。我们这一代子女生活能力都特别强,不觉得家务完全是父母做的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