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波：生死一座山

源济

陆波：生死一座山

原创： 陆波 大家  今天

今年初冬，我想着去香山玉皇顶看看静福寺的修缮情况，半路经过梅兰芳家族墓地，就照例盘桓瞻仰一番。有些年没过此地，正赶上“煤改电”在香山一带的村子里施工。北辛庄依旧保持整洁干净的高贵气，不愧是当年健锐营遗留的村庄，透着一股严明的军队气。但原本幽静的西营却春笋般冒出不少牟利的违建房。出了北辛庄下坡，很快就走在奔往西营的路上，这条路的起点便是万花山，而梅氏墓园就在此山麓上。梅兰芳字畹华，与“万花”谐音，终隐万花山也是因缘使然吧。

梅兰芳之墓

当初，往西营这条路是沿山小路，僻静。万花山退居路北也就几十米，山不高，曾有碧霞元君庙（娘娘庙）一座，始于康熙年，有进士李枝长题碑，历代多次翻修，直至民国初年。民国后期逐渐零落，今天已全无遗址。上世纪20年代末，梅兰芳购置家族茔地时，这里香火已熄，他请人平整了出墓园，后来不少京剧名宿的墓地也安置于此，名气最大的是马连良。

100年过去，人间自有大变故。今天的香山，成了郊野行步的好去处，健锐营形成的各村落非但凋零，反而愈发膨胀，是外乡人的租住地。而梅氏墓地也不复早先清静，俯瞰眼前就是一座小型停车场，很多徒步登山爱好者喜欢从城里开车至此，有心者会顺便瞻仰下京剧大师的墓地，譬如我。

清朝健锐营留下的村庄——北辛庄村

这一次，看到大师墓前增加了新塚。大师的两位子继父业的儿女——女儿梅葆玥、儿子梅葆玖也已下葬此地，梅氏家族的京剧大幕终于落下。

1929年，梅兰芳的结发妻子王明华第一个下葬此地。那年她病殁于天津，得年37岁，临终时身边没有故人。梅兰芳原本安排当时最大的儿子梅保琪以王明华孝子身份到天津接灵柩。但葆琪患了白喉，改由年仅三岁的梅葆琛接替，由管家刘德君抱着他打幡，总算为这孤零之人尽了孝子之礼。梅兰芳、福芝芳夫妻用了贵重的金丝楠木棺材装殓，将其葬入万花山墓地。

王明华的孤冢在万花山足足守候了32年，直至1961年夏末梅兰芳去世，本来按照当时他的政治待遇，享有人民艺术家的地位，政府给予他国葬礼遇，天安门和新华门均降半旗志哀，他应该被火化并安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瞿秋白墓旁的墓穴。夫人福芝芳不同意火化和进八宝山，她请求政府将梅兰芳安葬在万花山自家茔地，与王氏夫人合葬。

梅氏墓园

当时用的阴沉木棺材实际上是1925年准备装殓孙中山的，后来苏联人送来了水晶棺，这副好材就没用上。政府同意梅家以4000块钱购买给梅兰芳用。福芝芳亲自验视，把1929年已下葬但保护完好的装殓王明华的棺木挖出，与梅兰芳的棺木一并下葬，旁边备下一个空穴，留给自己百年之用。1980年冬天，福芝芳过世，家属也是不惜代价在民间寻找棺木，将其下葬于那个空穴。这三位生于清朝末年的旧式人，情缠一生，还是以旧式奠仪完成了人生的终结。

梅兰芳光风霁月般美妙的京剧生涯辉耀了二十年的北平城，他经典的青衣形象如冰轮初上，虽不足以照亮人间的黑，如春花新蕊，虽注定风扬尘灭，却在无数观众的内心播撒了温暖的柔情。从1913年到1932年离京赴沪上，好人好光景，他风华绝代的舞台姿影给世间一代人留下隽永的美好。

1917年《顺天时报》已捧梅兰芳为“伶界大王”。而佐助梅兰芳成为头牌名伶的有“梅边三杰”。对梅兰芳的财力资助离不开有钱有势的银行家冯耿光，剧目挑选、剧本创作上离不开戏剧文学家齐如山，艺术表演上离不开旦角名宿王瑶卿。人红，则跟随者众，形成了当时最大的粉丝助力团——梅党。

1922年春，有梅党五人春风得意前往香山踏青，他们是萧紫亭、齐如山、梅兰芳、王幼卿、李释堪。那时香山距离北京城这四十里地不像今天交通那么方便，既然来一次往往他们会住上两天，而民国时期的香山也就是清朝静宜园遗址，不是如今天圈起来的收费公园，基本疏于管理，军阀财主等可以买块地皮盖别墅，大多数名胜景点被封闭，而有些人就专挑在原来“静明园二十八景”之残址上盖房，沾沾前朝皇族遗下的风雅气。

那次五人便是住在香山雨香馆遗址上某富人家盖的私人别墅里。一日，他们在附近山间闲逛，无意在蛤蟆峰发现一块没有刻字的大石头，这在香山是很难得的“童石”，因为稍微有些尺寸的和造型的大石头几乎都逃不脱乾隆皇帝的法眼，都被他占据做各种涂鸦。而这方巨石，两米高有余，矗立葳蕤草木中，石型端正、天然，梅兰芳为这天作的仙石甚是喜爱，便在巨石上写下一个“梅”字，此字高1.95米，宽1.9米，笔势清丽方正，下方署名“兰芳”，右下则刻有李释戡的题记，全文为：“壬戌三月二十有四日，萧紫亭、齐如山、梅兰芳、王幼卿、李释戡同来，兰芳写梅，释戡题记。香山游者虽多，未必遂登此石，亦足以自豪矣。”题记下方有“齐如山监制 ”五个小字。这大约是说齐如山找来工匠，将题字勒刻，李释戡还用扫帚沾了白粉，把“梅”字刷了白。有游客如冯武越在石前照片登在了当时的时尚画报《北洋画报》上，算是一档雅事。人称“五君子刻石”，石头也叫“梅石”。

北洋画报上登出的冯武越月梅石合影

即使在今天，很多去过香山公园无数次的老游客也未必见识过这方“梅石”，因为它实在隐蔽，隐蔽在95年前那个春光四溢的刻石日子，就如同一代名伶隐蔽在岁月的册页里，任由尘封。

香山上的梅石

其实，“梅石”与“梅墓”的距离不很远，梅墓所在的万花山只是香山这一岭向南延伸出去的余脉，恰似美若春花的生命走向它的末端，也就是苍茫时空之一刹那，结为终点。

梅石到梅墓

春光明媚下笑语欢颜的刻石日子，他们五人曾有怎样的笑谈与高论，不可得知，只是仰望天空苍穹无限，俯瞰山峦，迤逦多姿，但这些都不是人间的恒常，只是那一刻，那一段他的生命如此鲜活美好，如此光耀人心，点亮岁月。在20世纪前半叶战争的残酷、贫困、苦难的日子里，慰藉人民的精神并激励为美好的期许坚韧求生。而日月星辰役昏昼，四十年后，他也没有离开这座山，他终于归宿于这座山。

万华山正对着香山

梅兰芳可谓少年出名，但并非一夜爆红，也是自己一台戏一台戏演出来的盛名。他是京剧世家出身，10岁登台，在1911年各界举行京剧演员评选活动，最终张贴菊榜，梅兰芳名列第三名探花，才17岁，初露头角。他是得天眷顾的人，聪明、刻苦，嗓音清丽，扮相俊美，为人温和谦虚，情商很高，必然得到观众喜爱贵人赏识。

在探花之后他便与当时的京剧头牌、老生谭派创始人谭鑫培同台出演《桑园寄子》。其后二十年，至1932年他举家迁居上海，是他最为辉煌的作为中国京剧头牌人物的二十年，他出演了大量剧目，勇于改良旧戏、尝试新戏，将京剧艺术推向巅峰。

起初，王明华夫唱妇随，是梅兰芳的得力助手，她在服饰装扮上很有品位，因为年龄略长梅两岁，她不仅是老式的相夫教子式旧时妇人，也是梅兰芳事业的好帮手，身兼梅兰芳的“经纪人”和“造型师”。

1919年，梅兰芳成为有史以来中国戏曲界首位到日本演出的艺术家，王明华帮助料理幕后的琐碎事项，如化妆、发型、服装和画样等事无巨细打理得当。她手巧，会梳一手好发式，她亲自给梅兰芳做假发，放在木匣子里，据说编织精美的连梳头师傅都赞叹。梅兰芳上台前只要把假发套上，妆容画好，便是活脱的古装仕女。王明华也是梨园世家出身，旦角王顺福的女儿、武生王毓楼的妹妹，容貌清秀，性情贞静，两人不到20岁成亲，很快便诞下一双儿女，正是春风旭日一双璧人，世界崭新，挡不住的好。当时，王明华算是京城里的讲究夫人，颇有品味，她经常穿着时尚的镶着花边的小袄和垂至脚面的长裙。京城有名的金店首饰楼有了什么新款式制作的耳环、花别针、项链、手镯和戒指等，也不时差人送到梅家任她选购。王明华作为梅府的女主人，富贵端庄又讲究时尚，颇受宾客好评，是民国初年美丽而时髦的妇人。

可是，一旦太好，无常便至。随着梅兰芳成了角儿，戏也叫座，拥趸成群，家里经济也好了起来，王明华只是一心想着专心贤内助，不想再生育了，竟然做了节育手术，没想到的是一双儿女大永和五十竟然被麻疹夺去性命。这下瞎了，王明华刚刚开始的锦衣玉食好日子出现了危机。旧时女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不二职责，加上梅家男丁稀疏，梅兰芳大伯家没有男丁，梅兰芳是兼祧两房的独生子，不用梅兰芳责怪，王明华自己便陷入深深的悔恨之中。她娘家曾建议过继她的侄子王少楼为子，但才二十五六岁的梅兰芳没有同意的道理，他当然希望能生养自己的亲生骨肉，不得已，陪着梅兰芳同甘共苦走过来的结发妻子王明华也只得眼睁睁的看着到手的富贵，由新人进来直接享用。

1920年梅家搬进了由两个四合院连为一体的大宅子，即无量大人胡同梅宅。无量大人胡同就是文革后改名的红星胡同，今天都拆没了，建了一条奢侈商街——金宝街。

梅兰芳好客，梅宅接待过印度文豪泰戈尔、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当时外国人来北京，以参观故宫，到访梅宅，品尝梅家菜为三大时髦乐事。他代表的京剧是中国文化的名片，至于对人客气有礼，温和谦逊，文雅风趣，自然各类朋友众多，包括蔡元培、胡适这些文化名流也是梅府座上宾。每天梅家高朋满座，流水席不断，门前车马络绎不绝，连仆人也要嘀咕：梅大爷就算再有钱，天天这么吃也得吃穷了啊。

1920年到1932年，是无量大人胡同梅宅最热闹的年代，这里成了京城著名京剧文化社交沙龙，但对于王明华而言，不再是唯一的女主人了。1921年，梅兰芳迎娶了福芝芳女士为妻，福家是旗人，虽贫寒但是正经人家，要体面，提出要明媒正娶，不是做小，嫁过去要和王明华同等地位。

第二年，1922年，福芝芳便诞下一子，很懂事的她主动把儿子抱到王明华屋里，算作她的儿子，敦厚女人福芝芳将王明华当姐姐相待，彼此倒也尊重。说也奇怪，王明华、福芝芳总共为梅兰芳生了9个孩子，头五个全部夭折，所以，王明华不单单是自己的苦怨，福芝芳生的头三胎也是早夭，已经是京城名角儿的梅大爷甚是苦恼。

但世上总有不可思议之事，某天他听说有一对双胞胎老爷子活到95岁，那时节这是人瑞了。而俩老爷子一个叫梅葆琛，一个叫梅葆珍，梅大爷也真是着迷了，就给自己俩儿子直接取了这俩名字，后面的女儿和最小的儿子就顺着“葆”字，起名梅葆玥、梅葆玖。没想到名字也是冥冥中暗合了注定的命数，这几个儿女都“葆”（保）下来了，顺利长大成人，并各有成就。

王明华虽然与福芝芳关系尚好，但毕竟是18岁嫁给梅兰芳的结发夫妻，人又能干、讲究，难免是要强的心，所以一双儿女早夭及自己糊涂做了节育这些事总是生出愁怨折磨着她，身体就垮下来了，得了肺病，过了几年也养不好，便带着个佣人独自去天津养病。那年代肺病很难养好的，1929年便去世，第一个下葬于梅家墓园。

整个20年代，是梅兰芳最鼎盛辉煌的时期，这也是他二十五六岁到三十五六岁舞台表演的黄金期，他的刻苦、天赋加上他遇到的事业贵人的佐助，天作人合，所有的气力都使对了一个方向，把他推上了京剧名伶的头把交椅。

而“五四”之后，新思想渐进，京剧艺人也靠自身的艺术追求，自强自爱，逐步摆脱了过去只是供宫廷和贵胄娱乐消遣，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的卑微地位，他们走向了更广阔的平民剧院，提升京剧的艺术高度，成为“国剧”。虽然有一些激进的“五四”知识分子喜欢对中国的旧文化一概否定，包括京剧，他们更不屑所谓京剧的改良。

鲁迅便是最反感梅兰芳及京剧的一位，他一百个看不惯舞台上的男旦，认为就是旧文化的糟粕，男扮女角，不正常，反人性。1924年他在《论照相之类》冷嘲热讽梅兰芳的京剧。鲁迅认为梅兰芳饰天女、演林黛玉等，眼睛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是“玩把戏”的“百纳体”，“毫无美学价值”。他挖苦说：“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爱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鲁迅把对京剧艺术的批判上升到对畸形国民性的批判，言外之意，与西洋人艺术合人性，讲自然不合，似乎中国的东西心态扭曲，不似别人的艺术阳光健康。

不知鲁迅对京剧什么仇什么怨，把一种表演艺术以演员性别为口实来批判，找到机会就要攻击一下，梅兰芳去苏联访问演出，他写一篇《拿来主义》，梅兰芳去美国公演大获成功，他也跟着接连两天发表文章题名为《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说梅兰芳的京剧，“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然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他认为京剧有佯做高雅的忸怩之态，不大众化。

梅兰芳从小戏班里摸爬滚打练“活儿”长大，是社会里长大的人，底层、宫廷、平民百姓、达官贵人人间百态酸甜苦辣，他是遍揽品味，他只5岁开始在百顺胡同的私塾里念过几年旧书，肯定没有鲁迅那么通晓中外，尤其是现代知识，按文化学识定是天差地别，但不可否认，梅兰芳是认真做京剧的人，是穷尽天赋才能顺应时代改良京剧的人，他的目的是把这门“活儿”做好，观众喜欢，成为娱乐众生的艺术，让人愉悦，给人传统文化里一些朴素的好东西。所以，梅兰芳就是这么个说简单也简单用京剧演绎传统故事的表演家，他与可以一支笔口诛笔伐社会之恶的鲁迅应该不生对立。但鲁迅就是把他当做旧文化来批判，毫不留情。

这两位在1933年的上海文化界欢迎萧伯纳到访的宴会上见过面，而且是同桌吃饭，两人互相不打招呼，以梅大爷老北京人忒讲究礼数的个性，没有战斗性，可能是不敢招惹鲁迅，而鲁迅见着这个舞台上男扮女装的艺人，大概就是不顺眼，看不起！

有一次郁达夫谈到了茅盾、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鲁迅根本就不赞成，说：“以京剧来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学着京剧的拖腔），这样行吗？”

其实，别说，梅兰芳还真是有抗日救国的心，九一八事变后，梅兰芳出于爱国主义情怀，编演了梁红玉的故事为蓝本的《抗金兵》、北宋女子韩玉娘不惜以死抗金兵的故事《生死恨》，借助历史故事来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激励抵抗日本侵略的斗志。他尽了自己一个正派的爱国的艺人的本分。

1932年他携全家离开无量大人胡同宅邸，迁居上海，住进租界，就是本着绝不与日本人合作，不为日本人演出的本意，这在那么多所谓中国精英，且不乏留日留洋的知识分子们委身媚日的情形下，他也没多高的知识水平、理论水平，却有着一棵素洁的灵魂与爱国心，才是难能可贵的。

他说出的话质朴而诚实。他在上海时日本人找他演出，来说和的人说：“日本人对你很好。”梅兰芳答：“日本人对我是好，可对我国不好，太可恨了。有什么理由，不管国家，只管自己呢？”后来日本人也不强求他演戏了，就只请他到电台去说一段话，梅兰芳竟给自己注射了三次伤寒预防针，体温达到40度，他是宁肯烧死了，也不去什么电台讲话失气节。

1935年他受邀去苏联演出访问，照理应该是坐火车从东北出境进入苏联的，梅兰芳怕被当时溥仪伪满洲国截留让他唱戏，他说唱戏本身也没什么，但如果被日本人拿去宣传就不好了，结果，代表团其他人坐火车去，他是绕过所谓“满洲国”坐船去到海参崴才登陆苏联的。

平心而论，日本铁蹄下守身如玉者说起容易，做到难。梅兰芳一家在抗战期间没有演出收入，他要养活上下几十口人，开销庞大，按照梅兰芳演出的价码，一场戏是800大洋，什么概念，当年北京一套四合院的价格是2000大洋。但已蓄须明志的他在日本占领期间不演戏，没任何收入，就靠变卖家财吃老本度日，令我联想古诗里“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淡泊而洁净，他懂得他盛名之下的担当。那时中国也没少出些文化人的汉奸，如胡兰成，才华天高，满腹经纶，却是毫无气节给汉奸政府做笔杆子吹鼓手，而梅兰芳这样被鲁迅瞧不起的旧文化代表，或者说是可笑的中国“畸形文化”的人物，却有着朴素的坚固如山的民间气节，有着中国普通社会蕴藏的正义之魂灵。

与鲁迅对梅兰芳态度形成对照的是胡适。在新文化早期，这两位都是对中国旧文化下的传统戏剧持彻底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戏曲是历史的“遗形物”，必须改良。他们宣扬易卜生，全盘颂扬并引进西洋新剧，就是话剧，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陈腐落后令人厌恶，应该以新剧来取代。

鲁迅的态度始终如一，尤其他很敏感梅兰芳还去走向世界，无论是去日本啊美国啊苏联啊，鲁迅都不忘写批判文章好好挖苦一番中国式的莫名其妙的吟唱。

而胡适则发生了转变，我分析有两个因素，一是他大约在1925年左右结识了梅兰芳，成为无量大人胡同的客人，并被梅兰芳的谦虚有礼，待人接物的人格魅力打动，实际上梅兰芳的为人礼节是传统的老式君子相交的客套与尊敬。1936年胡适赴美开会，邮轮是凌晨2点从上海起航的，胡适日记写到：“今晨两点上船。送行者梅畹华特别赶来，最可感谢。”“特别赶来”，一定是当时梅兰芳是从另一个并非便利的地方赶来，情谊笃厚，令胡适感动。

二是，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极为轰动成功，在其赞助者中赫然出现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约翰.杜威的名字，他是胡适的老师，胡适恰是杜威哲学与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者。见自己的老师杜威先生也并非对不同文明文化持非此即彼孰优孰劣之包容态度，他不免对新文化早期的激进思维有所调整，当然，这不代表他不继续批判中国传统旧文化，而是他看到了梅兰芳在对中国传统戏曲改良方面说下的真努力。他在编印的英文版《梅兰芳与中国戏剧》一文，向英语观众介绍梅兰芳“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

在他众多的剧目中，戏剧研究者发现前三、四个世纪的中国戏剧史由一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给呈现在面前，连那些最严厉的、持非正统观的评论家也对这种艺术才能赞叹不已而心悦诚服。” 在这里，他避开中国传统戏剧之文化评价，而是由衷赞赏了一位传统京剧艺术家“非凡的艺术才能”。

说到梅兰芳对京剧的改良以及新剧的创作，离不开他的事业贵人齐如山。

齐如山比梅兰芳大19岁，是最后一代受过完整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书香门第出身，熟读经书，19岁进官办的外语学校——北京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前后约5年，继而去欧洲游学，辛亥革命后回国。他的知识与教育背景成就他为近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编剧作家，历史文化学家，出版著作30余种，他提出的“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论点，是对中国传统戏剧最精炼、最准确的概括，他晚年的著作《国剧艺术汇考》更是对京剧研究集大成的扛鼎之作。

虽然是旧式知识分子，但学习了洋文，考察过欧洲文化戏剧的人，自小对京剧谙熟而动了结合西洋戏剧以改良的心思。鲁迅对中国戏曲的了解大概囿于浙江乡下老家的社戏，乡俚的热闹而粗俗。也是个比照。

他在1913年第一次看梅兰芳演出是在天乐茶园上演的《汾河湾》。当台上薛仁贵唱到窑门一段时，饰柳迎春的梅兰芳依传统演法，面向内坐，竟自“休息”了，只留个毫无表情的后背对着薛仁贵，任其自顾自唱。按老派的演法，跟班的小厮还可以把茶盏递上来，饮上两口润润喉。角色之间不交流，各管各的。梅兰芳没错，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齐如山看着很是别扭，回家后给梅兰芳写了三千言的第一封信，指出了旧派表演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了演员表演应该配合剧情，在表情身段上形成交流。过了几天，齐如山再去看戏，发现梅兰芳竟然按照自己的建议改进了表演，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探讨京剧表演的改进。

但大概通了百十封信也没有见面。按齐如山的说法，他还是有着旧时文人的清高，因为明清以来有对艺人歧视的规定，不许其做官，其子弟三代不能考秀才，连普通百姓的人权都没有。而清末民初时期，艺人的地位依旧不高，被蔑称为“戏子”，有非常不好的“相公堂子”风气，有钱的纨绔子弟为追捧某些名旦争风吃醋面目可憎，齐如山怕主动结交梅兰芳被人误解，毕竟他是文化人，出洋见过世面，鄙视那些轻薄恶俗的纨绔们，而梅兰芳出道后虽然不免也要曲意应付捧场子的梨园常客，但他毕竟洁身自好，品性正派，也是不喜欢随便交结陌生人的，这两人竟然以书信交流讨论京剧表演三年却没见过面，是熟悉的陌生人。三年后，梅兰芳邀请齐如山至梅府做客，两人一见如故，自此亦师亦友，结下终身友谊。

齐如山可以说是梅党核心中的核心，但并非梅党领袖，真正的梅党领袖是冯耿光，民国时期的大银行家，有的是金钱可以捧梅兰芳。可以说冯是大金主，而齐如山是文学家，出脑力的。

梅先生在二十多岁时曾说冯：“他人爱我而不知我，知我者其冯侯乎。”可以说，冯是梅兰芳全方位的支持者、赞助者，甚至对梅兰芳的婚姻生活等都有深入的影响，福芝芳便是冯介绍认识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孟小冬与梅兰芳的一段姻缘也是他带头撺掇的，因为梅、孟合演一出《游龙戏凤》，梅党以为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而在戏曲文本及剧目编排上则齐如山贡献更大。因为他有戏剧才华，通晓古典又略懂西洋艺术，古今中外采其精华式的改良无疑对梅兰芳的京剧艺术是极大裨益。

在1922年刻“梅石”的那次春游中，那位帮着写题记并拿把大扫把刷白的李释戡也是帮着编新剧的作者之一。从1916年开始，齐如山等为梅兰芳编排、改良了四十几出剧目，如《牢狱鸳鸯》、《黛玉葬花》《麻姑献寿》、《童女斩蛇》、《红线盗盒》、《天女散花》、《晴雯撕扇》、《木兰从军》等剧。齐如山后来回忆说，帮梅兰芳新编的《牢狱鸳鸯》、《黛玉葬花》都是把舞蹈身段编排进去，大获成功，特别卖座，在上海两次演出就赚了3万多块钱。

梅兰芳非常感谢齐如山。齐如山回忆：“一次我二人闲谈，他颇有想送我一笔款，报答我之意。我说您不必动这种脑思，向来外界人对于戏界人，约分两种，一是在戏界人身上花钱的，一是花戏界人钱的，我们二人，是道义交，我不给您钱，也不要您的钱，只是凭精神力气帮您点忙而已。”

两人的交往更像是彼此尊敬谦让的君子，颇有古风。有一次梅兰芳对齐如山说，我的名声，可以说是您一个人给捧起来的。齐如山则答道：话不能这么说的，编几出新戏，固然对您有益，但表演还是靠您的艺术能力，比如一出戏，您演一块钱一张票，我要去演，估计俩铜板都卖不出去。您出名，我固然有一点力量，但我的名声也是您成就的，现在知道您的人，大多知道我齐如山。梅兰芳说，那也不然，您出名是有您的著作，这是对社会的贡献，与我没什么相干。这两位民国君子，都是那么谦虚而恭谨，成就了京剧艺术史上一段美谈。

1931年他又与梅兰芳、余叔岩、清逸居士、张伯驹等，以改进旧剧为宗旨，组成北平国剧学会，编辑出版《戏剧丛刊》、《国剧画报》，搜集展出了许多珍贵的戏曲资料。附设的国剧传习所，有学生75名，其中刘仲秋、郭建英、高维廉等人，在艺术上均有一定成就。

他们20年的友谊在918事变，日本侵略中国北方之后而中断。那时梅兰芳的京剧艺术如日中天，他甚至已经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他访问美国、日本的演出都是大获成功，他在日本的知名度用美国媒体的话说梅兰芳是“受到六万万人欢迎的名角”，这就是指1919年、1924年梅兰芳赴日演出收获了大量粉丝，有些夸张地认为除了中国五万万人喜爱梅兰芳，在日本还有一万万人都是他的戏迷。“往岁游日本，彼都士女，空巷争看，名公巨卿，每有投缟赠纻之雅。”

但是政治突变，军事侵略这于梅兰芳是关乎大节的事情，他作为当时的中国名片，从他本心而论，他更怕的是为苟活而丧事气节，所以1932年他告别齐如山，举家过江南，住到上海的租界里去。直到上海被占领，他再次举家并带着演出人员迁往香港，直至香港被占领，再次回到上海，当时他还想联系人帮着全家迁往重庆，但为时已晚，他作为著名艺人，一举一动已被监视，只能困在上海，闭门谢客，坐吃山空。

梅兰芳举家南迁，也结束了他与齐如山二十年朝夕相处的合作。后人又说齐如山这个梅党没有“始终如一”，指的就在这里。当时有关梅兰芳的去向，冯耿光主张去上海，而齐主张继续留在北平，梅兰芳听了冯的主张。齐如山后来给他写信：“民国二年冬天给您写信，至今已20年了。……我大部分的工夫，都用在您的身上。……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

梅齐合作的黄金年代落下帷幕，齐如山认为，梅兰芳的艺术成就也就到此为止了。虽然梅兰芳到上海后也有新戏，中间还成功访问了苏联，但其晚年只有一出《穆桂英挂帅》，齐如山说的没错，北平二十年无疑是梅兰芳京剧生涯的巅峰。

梅氏南迁，他们的“国剧学会”也自然终结，齐如山做的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是把国剧学会的行头和珍贵文物资料等，交到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因为当时学会用房是韩复榘送给齐如山的（他们之间是亲戚），而日伪当局要收缴这套房产，齐如山怕资料、行头灭失。1950年梅兰芳再次返京，正是去的故宫要回了齐如山托管的物品。

1948年12月，齐如山只身离开北平，飞往台湾基隆投奔长子。他在上海转机便直接住进梅宅，梅夫人见齐如山走的匆忙，没啥穿戴，就将原本为梅兰芳新做的两套裤褂送给他。这是两人时隔16年后的见面，青春少年梅兰芳已年过五旬，而大他19岁的齐如山却在老年离开故乡北平，远走台湾。可两人会面时候没想这么远，他们还商量着梅兰芳去台湾演出的事情。但经此一别，就是生死永诀了。

1961年8月，齐如山从广播中听到梅兰芳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不顾老迈，伏案写下了一篇长文《我所认识的梅兰芳》，回顾两人的交往，他概括的梅兰芳天赋非凡，人格高尚，做人有气节。这些褒奖之词说来容易，但要经过一生的时间考验。

梅兰芳的去世倒是让他翻出一幅梅兰芳写下的中堂，挂起来，这个大约就是1948年上海之别，梅兰芳给他写的，垂垂老翁，睹物思人，心神难定。转过来第二年，齐如山在台北以87岁高龄去世。

顺便提一句，那位拿扫把涂白“梅字”的李释戡，早梅兰芳三个月，也就是1961年5月8日于上海过世，他晚年生活仰赖梅兰芳资助。1922年香山刻字的三人，倒像是结伴往生的。

梅兰芳一生为人坦荡有信、大节不亏，在京剧艺术上刻苦求索，造诣极深，而性情上又是温婉谦和，洵洵儒雅，从无疾声厉色。在近60年舞台生涯里，无论剧目数量与品质，无愧京剧“四大名旦”之首，无愧旦行“一代宗师”。最可贵的是做人的尊重，谦逊敦厚，更是高深可爱的学问，超越艺术成就本身，也超越书卷知识本身。

香山蛤蟆峰与万花山遥相对应，青春的记忆与洗尽铅华万事空，便可以彼此呼应，人间四季，唯有青山不老，碧水长流。而于今，我在梅氏墓园，睹物思人，脑海定格的是美虞姬的千古贞烈，也是千年人一样的愁情与淡定：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

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

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 （叹一声，白）——云敛清空，冰轮乍涌，好一派清秋光景。”

2017/12/20万柳

参考资料：

1、《我所认识的梅兰芳》，作者：齐如山

2、齐如山回忆录《我的国剧研究》，中信出版社

3、《梅兰芳小传》，作者：李释戡，出版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