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胴体中植入了青春中国的DNA

源济

东京的胴体中植入了青春中国的DNA

原创： 刘柠 大家  今天

海通以降，大陆之外，绝少有一座城市像东京那样，埋设了如此之浓密的中国线索，乃至只消把这些线索稍加整合，便不难勾勒出一幅近现代国史人脉图，甚至可重构一整套中国革命的DNA。北京—东京—上海，两个帝都加一个沐欧风美雨最近便的港口城市，几乎构成了撬动老大帝国，走向现代转型，且一度呈现“青春中国”的动人镜像的“金三角”。

一

整整一百二十年前，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摹本的“戊戌变法”受挫。9月2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西太后自颐和园还宫，宣告“训政”，幽禁光绪帝于瀛台，大肆捕杀维新党人。一时间，禁城九门戒严，缇骑四出，法场菜市口的围观愚众终日不散，金秋的京城一派肃杀。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和当时在华“游历”的前首相伊藤博文等日本朝野人士，全力营救维新党，而首要目标就是康梁，尤其是梁启超。当林权助向伊藤博文汇报拟对梁启超启动营救措施时，伊藤当即表示：

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来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何等珍贵的灵魂啊！[1]

回国头来看，这的确堪称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最温馨的时刻之一。

1898（明治三十一）年10月21日，梁启超从广岛抵达东京，志士平山周从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起，全程护送。四天后，康有为也在另一位志士宫崎滔天的陪同下，抵达东京新桥，梁启超与清朝前臣王照前往车站迎接。

康梁一行抵日后，由大隈重信内阁的进步党斥资，赁屋招待，居住在东京牛込区（即今新宿区早稻田一带）马场町，在生活方面得到很好的照料，“授餐适馆，优待逾恒，忘其在客中也”。但面对清政府的“引渡”压力，日政府与军部在接收问题上存在分歧。部分军部势力以收容康梁“有碍日清邦交”为由，一再向政府施压，要求“把康梁送还中国”，政府态度比较消极。而具体到康梁二人，则又有一定“温差”。如大隈本人表示，让康有为走也可以，但“理应赠予相当的旅费”，实际上等于拒绝了军部的要求。直到大隈内阁倒台后，才由山县（有朋）内阁外务省拿出一笔款子，作为康的旅费，劝康暂时离开日本。1899年6月，康有为前往加拿大，并在那儿成立了保皇会，继续发展改良派势力。而梁启超则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滞留日本，凡十四年。

日本流亡时期的梁启超

应该说，围绕对两位敏感分子的应对问题，之所以形成如此温差，既有日本政府的政治立场、战略考量及国内政治角力的因素，也与康梁二人的气质、性格不无关系。康南海给日人的感觉是过于傲慢，一味夸大其个人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动辄耍大牌，称奉有光绪帝“密诏”云云，令日政府颇感棘手。而梁任公不仅年轻、阳光，对人彬彬有礼、不卑不亢，且有极强的学习精神，很快博得了日人的好感。

流亡日本第二个月，梁即创办了《清议报》，继而又创办了《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刊物，以政论家的姿态，揭秘变法的真相，“述其所学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翼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2]在诉诸舆论的同时，更懂得不自说自话，而是以客居社会的话语，切入议题，以吸引对方的关注，从而广结善缘，在日朝野间构筑人脉。如他就日本报纸上批评中国维新变法因过于急进而遭致失败的说法，在致知识界重镇品川弥二郎子爵的信中，陈述一过自我主张之后，笔锋一转道：“因景仰（吉田）松阴、东行（高杉晋作）两先生，今更名吉田晋，现居牛込鹤卷町四十番，如有赐函，不胜喜盼。”

梁任公流亡之初居住的早稻田一带，是东京最早的中华街（China Town）之一，按中日两国协议，振武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等几个最早的对口教育机构，包括后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部等都在那一带。梁本质上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为避开国人的内部争端（包括与康有为的争论），也为了寻求更适合读书的环境，先后搬过几次家。1899年1月，迁至小石川区（今文京区）表町一〇九番地，在学者柏原文太郎家赁居。

早稻田书街路线图

东京是一个有很强文化气场的都市，其表征之一就是场域的“非共时性强化效应”。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就是某些强“磁场”，或曰“文化DNA”超强的场所、空间，往往会在不同的时段，出于产权变更等原因，其物理形态虽以易主或租赁等形式“流转”，但构成精神内核的“基因”信息（或曰文化价值），却不会因流转而流失，或被稀释，反而一路增殖。如梁任公当年赁居之地，日后又成了日本女作家円地文子的居所。

女作家円地文子（1905—1986）

梁原本就粗通英语，而房东柏原文太郎是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英语政治科、后留校任教的青年学者，只比梁稍长两三岁，二人意气相投，日常用英文加汉字笔谈交流，几无障碍。柏原曾任职朝鲜，具有国际视野，常向梁请教中国事情。作为回报，则教梁日语。梁任公身上有种罕见的学习能力。他把从柏原那儿学来的日文单词，做成单词本，然后自创了一种“日本语速读法”：

日人用日语读汉文时，会在汉字的左下角标注一种音顺符号，叫“返点”，然后按照返点的提示来音读（或训读）。据此，梁发现，只需熟记日语中的助词和少数常用词汇，便能以读中文的方式阅读日文，理解大意全无问题。梁后来把这种速读法加以完善，整理成《和文速读法》一书。出版后，在清国留学生中间，成了畅销书。

梁任公在柏原家住了半年后，再度迁至牛込区东五轩町三十五番地，复回到早稻田，从此开始了漫长流亡岁月中的独居生活。后因面向华侨子弟的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和神户的“同文学校”）招生问题，赴美国游说。而作为流亡者，并无合法的身份证明，便借用柏原的护照出国、入境，在美国各地寻访。在夏威夷，还遭遇美丽的华侨女郎的爱情攻势。但直到回日本，也未穿帮……日本华侨作家谭璐美对那个时代不无神往：“那真是一个鹰扬的大时代。”[3]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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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沿着白山通南行，经过兴善寺门前，在菊坂顺坡而下，过了樋口一叶故居，再一直走，就到了靖国通的交叉路口——那儿便是书城神保町了。大概是走得有些热了，身穿和服、趿拉着木屐的精瘦青年摘下鸭舌帽，又重新戴上，然后踅进今川小路[4]的一间古书店……

这是多年前，笔者一篇未完成历史小说中的桥段。我并无意山寨川端康成在《雪国》开篇的经典描写，而且也穿越不到川端康成——川端作家出道还要等上三十年，《雪国》更是其出版于战后1948年的成名作。我所设定的时间点，是1906（明治三十九）年——夏目漱石的时代。虽说是小说，但人物、情节，包括故事发生的场所都经过了田野调查和严密的考证，最大限度地排除了“戏说”成分。精瘦的青年名叫周树人，从仙台医专退学，再次回到了阔别一年半的帝都东京。

可这回不是一个人：暑期回了趟绍兴，奉母命与朱安成婚。再回东京时，把弟弟作人也带了过来。鲁迅此前在东京住过几个地方，但都是学校的学生寮，如位于牛込区原町的城城学校和同样位于牛込区西五轩町的弘文学院[5]等，基本在早稻田一带。从仙台退学回京后，成了一名自由文青，生活的据点也从早稻田转移到了本乡。作人到东京之初，与兄长一起住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正是在那儿，平生头一次得逢“馆主人（即房东——笔者注）的妹妹、兼做下女工作的乾荣子，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来为新入住的房客搬运行李，端茶倒水，“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东京的第一印象，如此日常，却又如此深刻。直到晚年，知堂在回忆录中坦言：“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6]尽管伏见馆对周作人来说是温柔乡，但那儿住了几个令大哥讨厌的无耻之徒（清国留学生），每每洗澡水烧好后，总抢着入浴，而从“不依照公寓的规则”，礼让老房客。于是，“老房客”鲁迅拽着弟弟，“决心移到别处去了”。

周作人《日本管窥》，钟书河编，岳麓出版社1998年版

中越馆离伏见馆不远，在本乡东竹町，即今天顺天堂病院的东侧。知堂觉得，“在这四五年中间，中越馆这一段虽然过的也是穷日子，大概可以算是最萧散了吧”。可是，“鲁迅睡得很迟，吃烟看书，往往要到午夜”，且“吃食太坏”，加上“赚钱很凶”的房东老太婆，“总是屈身爬着似的走路”，也让鲁迅瞅着膈应。刚好绍兴老乡许寿裳新租了一处房子，招大家过去同住，哥俩就搬过去了。

新公寓位于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曲尺形建筑，楼上楼下共五个居室，连同许寿裳和周作人在内，五个绍兴人一人住一间，取名“伍舍”。因为那天下着雪，周作人便记住了迁入的时间：1908（明治四十一）年4月8日。房子大且豁亮，饭食比以前好很多，更重要的一点：前房客房居然是夏目漱石！这又是一个所谓场域“非共时性强化效应”的显例，早已成了从比较文学到文化人类学、空间人类学之类“高大上”学问的有力论据。不过，客观地说，周氏兄弟当时也未必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场域的意义。在大哥鲁迅来说，经济压力陡增，是最大的实感：房租四十元，按人头均分，鲁迅一人负担哥俩的房租，共十六元。烟不能戒，好在面向上班族的“敷岛”香烟，很便宜，且只有大哥独享，周作人几乎不吸。可是，却“没有余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周作人语）。这对鲁迅来说，牺牲不可谓不大，我在拙著《东京文艺散策》中曾写过：

在漱石的小说《三四郎》中，三四郎在东大赤门前的洋食堂青木堂与广田先生偶然再会。其实，那儿压根是漱石自个儿钟情的店家，炼羊羹是最爱。而对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来说，虽然囊中羞涩，可到底是绍兴出身、嗜甜食如命的主儿，偶尔进去坐一会儿，叫一杯牛奶果子露，是何等的享受！[7]

国民作家夏目漱石曾（1867—1916）与二周“同居”一室

鲁迅压力大归大，但显然颇受用那儿的环境，原是准备扛下去的。可同居的室友先扛不住了，“这样支撑着过了年……钱朱二人提议散伙”。如此，“其余三人仍在一起，在近地找了一所较小的房屋搬了过去，还是西片町十番地，不过是丙字十九号罢了。”[8] 许寿裳对伍舍的时光充满了留恋：“可惜好景不常，盛会难再，到冬时，荷池枯了，菊畦残败了，我们的伍舍也不能支持了……”[9]

事实证明，伍舍蛮旺人的：周氏兄弟在那儿统共住了不到一年，收获颇丰，二人各自写了一批文章（发表在《河南》等刊物上）不说，还共同翻译了《域外小说集》，编辑出版《新生》杂志，组织以绍兴籍学生为对象的革命文学团体“越社”（陈去病之后，鲁迅成为事实上的领袖）。每周日，周氏兄弟同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八人去《民报》社听章太炎讲古文字学。与梁任公一样，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后，三次流往日本。却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认清了以满清之腐败，已无文化可保守之现实，思想日益激进，由“革政”而革命，一边办“国学讲习会”，一边为《民报》撰文，鼓吹革命，深得在日青年学子的拥戴。鲁迅、钱玄同、朱希祖都写过回忆章师的文字。鲁迅认为章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的还要大”。但知堂的回忆最详尽，也最传神：

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意，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上去好像一尊庙里哈喇菩萨。[10]

在神田印刷所印制的《民报》创刊号

除此之外，鲁迅去独逸语学校学德语，周作人开始在美国人办的立教大学习古希腊文也是这个时期。不过，相比较而言，周作人的收获似乎更大些：羽太信子作为下女来到伍舍，继而走进了周作人的生活，走进了周家，从此也与中国结下了复杂的缘分。

鲁迅从仙台回东京后，直到1909年8月，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再未离开过本乡。本乡位于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顾名思义，是“文之京”——以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为中心，分布着众多的高等教育和出版机构，古书店林立，对鲁迅来说，无疑是整个东京最具古风、足以慰藉乡愁之地。一介文青，整日一袭和便服，学德语、听“说文”，去南江堂、中西屋淘洋书，包括去青木堂吃甜品，及仅有的两次上野公园赏樱，均在日常生活的半径之内，便利至极。

本乡街头的旧町名案内板

只有去学俄文、淘汉籍时，才会去神田—神保町一带，也是极方便。本乡与神田直线距离不过两三公里，一箭之遥，从本乡一直往南，过了汤岛圣堂、御茶之水，顺骏河台下坡就是了。所以，才有本节开头，疑似“山寨”川端康成《雪国》中的描写。看似“虚构”，但散策的“路线图”，包括种种细节，其实都是周作人、许寿裳等同代人回忆和后世中日学者反复考证、复原的结果。这也是笔者每每在本乡和神保町书街闲逛，总觉得周氏兄弟气场特强，存在感无处不在的缘由。

鲁迅去神保町淘书的散策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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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到日本的中华街，人们通常首先会想到横滨、神户等港口城市，这当然没错。可无论从历史，还是规模上，神田—神保町其实都不输于其他城市的中华街。只是神保町书城的名气太大，有时罩住了作为中华街的名头而已。而且，从城市功能上说，港口中华街的主要面向是通商，而神田—神保町则关涉从政经、军事到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

甲午一战（1894—1895），老大帝国惨败。可输掉的是实力，还没有输掉泱泱大国的气度。那一代精英看到，“日本的胜利，乃因普及教育和实行法治有成所致”。[11]因此，翌年（1896）便在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同时，派遣十三名官费生赴“敌国”留学，酿成了近代中国人留东史的滥觞。战败伊始，边舔拭伤口，边出台如此破天荒的举措，确实说明还算“输得起”。

另一方面，日本的应对也很像“大人”，全无对前交战国的敷衍。政坛元老、文部兼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委托著名教育家、柔道家嘉纳治五郎负起清国留学生的教育之责。嘉纳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可这批学生连日文假名也不识，无法让他们马上进高师。于是，嘉纳租了位于神田三崎町一丁目二番地的一栋一户建，作为私塾兼宿舍，派高师最优秀的师资任教，讲授国语（日本语文）及普通文科。理科和体育等课程，则在高师的御茶之水校舍讲授。因此，嘉纳治五郎与留日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日本留学生教育的先驱，其学校的规模也不断扩大。1899（明治三十二）年，三崎町的私塾改名为亦乐书院（取《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意）；1902（明治三十五）年，又在牛込区西五轩町创办了弘文书院（亦称宏文书院）。

弘文书院塾舍

日本留学生教育之父嘉纳治五郎与中国留学生合影

书院中有位名叫松本龟次郎的国语教师，是静冈县人，教授日本语很有心得，深受留学生的爱戴。松本开始在弘文书院授课，1908（明治四十一）年，被北京的京师法政学堂聘为教习。1914（大正三）年回国后，在神保町创设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日本语学校，盛期时接纳中国留学生逾千人。松本作为教育家，桃李满天下。弘文时代的学生中，有秋瑾、鲁迅、钱稻孙，东亚时代则有周恩来、郭沫若、廖承志等。松本晚年曾回忆弘文时代的鲁迅：

他二年级时日语就已经相当好，常令我有种教学相长之感。鲁迅少年时代就很专注，日本语的翻译尤其精妙，既忠实于原文的意思，行文又不失稳健、流畅。乃至在同仁中间颇受推崇，译文必成范文，被称为“鲁译”。[12]

弘文时代，鲁迅（右）与同学合影（1903年）

周树人自签的弘文书院花名册

后成为著名日本问题学者的汪向荣是松本先生最后一个学生，战时1939年进的东亚。他后来曾问过松本，是否记得周恩来：

他说记不起来了。而同周恩来一起的同学张某，他还记得。胡华教授当年写《中国革命史》时，问过周恩来，周说他到日本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松本龟次郎。这个情况，是从胡华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第二期的文章里知道的。[13]

不过，这是后话了。

周恩来（右2）与南开同学合影

从十三名学生起步的留学生事业，经过十年发展，到1906（明治三十九）年时，官费、私费，长期、短期，各类加一起，清国留学生已达两万人[14]，为“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者”（学者舒新城语），其中绝大部分在东京。而在东京，则基本分布于早稻田、本乡和神田三个区域，以神田最为密集。这种呈几何级数发展态势的背后，有多方面原因，如中国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如近代史上所谓中日关系“黄金十年”（1898—1907）[15]说，等等。但最主要的动力，还是“以日为师”。因神田一带原有大片江户时代留下的旗本宅邸，明治维新后接收充公，成了各类塾舍，继而转型为近代教育资源，遂成了留学生扎堆之地。方圆两三公里，中国机构云集，除了面向留学生的日语教育设施，如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清国留学生会馆、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东京同文学校、日华学会、经纬学堂、日华学院等之外，还有面向政治流亡者的浩然庐、政法学院等机构。据说，当时神田一带的物业出租广告“貸間あり”，须同时标注中文“有空房”，否则会影响生意——国人之碰鼻子碰眼，可见一斑。

神田古地图

除了普通留学生外，还有依中日间各种交换规约派遣而来军事留学生；除了革命者，还有保皇派；有些来自大陆，有些则穿梭于大洋两边，日美之间……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文艺团体、报纸和机关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各种会馆、讲堂、餐馆等公共空间，关于中国命运、革命改良、中日关系及亚洲主义的辩论此起彼伏。辩论时，能听到几乎所有的大陆方言，南方多于北方。情绪亢奋之下，操不同口音的人大打出手，扭作一团，甚至招来日警，也不在话下。从二十世纪初叶，到五四运动之前，你在东京街头遭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奇怪，而把那些名字连缀到一起，便不能不感到某种冲击，如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如孙文、黄兴、陈其美，如宋教仁、汪兆铭、蒋介石，如戴天仇、冯自由、胡汉民，如廖仲恺、章士钊、蒋百里，等等。这个名单可以拉很长，与中国现代政治史、社会史的重合度很高。

当时滞留东京的中国人：孙文和蒋中正

汪兆铭曾是日本法政大学学生

有研究中共党史的日本学者，惊异于十三位“一大”代表中，竟然有四位留日者（李达、董必武、周佛海、李汉俊），遑论两位早期领袖：被称为“老爷子”、先后五次短期留日的陈独秀和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质朴憨厚的“老大哥”李大钊。研究神田—神保町历史的文化学者、明治大学教授鹿岛茂甚至认为：“若是当初周恩来如愿以偿，考上了东京高师或一高[16]而留在日本的话，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或将改写，也未可知。”[17]当然，历史不可假设。不过，如果你真了解国人留日史的话，怕也由不得不去放纵自己的想象。

我个人其实特别理解这种冲动。怎么说呢……这就好比一把豆子撒在一面棋盘上，以豆子们停留的位置为节点连线，便成了一幅历史“路线图”。可横竖是同样的一把豆子，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呢？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呢？凡此种种，我知道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症状，赶紧打住。

实藤惠秀的名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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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各地的中华街，都少不了“三把刀”，即菜刀、剪刀和剃头刀，这也是全球中国城（China Town）兴衰的秘密——神田—神保町亦如此。我发现，神保町书街有三种吃食特发达：中华料理、拉面和咖喱。中餐中，则包括各种菜系，如宁波、绍兴、淮阳，北京烤鸭、粤式茶点、天津包子，自然也包括水饺和锅贴。而面类中，则少不了中华荞麦面、担担面和刀削面。可以说，这是神田作为中华街的文化遗留。

国人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也是带着“中国胃”的移动；“乡愁”最直接的表现，是味蕾的反应。1896年，第一批官费留日的十三名清国学生中，抵日两三个星期之后，即有四人擅自离校归国。除了种族和文化歧视方面的压力之外，一个主要理由，是“觉得日本食物难以下咽，恐怕会危害健康”。[18]在明治、大正期中国留学生的各种回忆中，充满了对日本饭食“难吃”、味噌纳豆等发酵食品“发臭”、生鸡蛋和鱼生“腥膻”及“食生冷物过多，易致胃寒”等吐槽。应该说，文化差异，确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催生今天遍地中餐馆的动因。

学者黄尊三是1905（明治三十八）年来日的湖南籍留学生，曾在弘文学院读过书，后出版了一部书《三十年日记》。[19]那个时代，带了一只湘人胃袋的留学生，自然少不了对东瀛食生活的吐槽。甚至吃坏了肚子，身体不适，一连几天翘课亦非鲜例。但黄的日记却有一个重要发现：

来东京的学友中，患脚气症者很多。其原因在于日本四方环海，湿气很大。米中也带有湿气，吃多了就会得脚气，颇危险，友人石声颢就死于此病。须多加小心。（1905年6月17日）[20]

黄尊三日记日文版：《清国人日本留学日記 1905―1912年》，东方书店1986年版

今天，脚气病系因体内缺乏维生素B1所导致，是中学生都懂的道理。但在当时，脚气因病因不明，是不治之症。日俄战争中，日军战殁者3.7万人，其中的2.8万人系死于脚气。乃至围绕脚气病的病因问题，明治期文豪、陆军军医总监森鸥外与海军军医总监高木兼宽之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结果证明了森鸥外的“傲慢与偏见”。黄尊三把脚气病的病因归之于“湿气”，虽然显得有些文科班，但他同时与大米联系在一起，则堪称是无意中的发现。因为，日本精米确实是导致维生素B1匮乏的“元凶”。

可说曹曹到，担心什么就来什么。三个月后，黄发现“脚趾奇痒，连着腹痛”，旋即“右脚红肿”。他觉得不妙，赶紧去看医生，被确诊为脚气病。不禁大惊，乃至神经衰弱，噩梦连连：

夜。茫然自失，在噩梦中惊醒：因脚生大患，去看医生。医生却说，“此病不治，宜备后事……”（9月13日）[21]

后黄听从留学生前辈的劝告，隔三差五与友人去中华料理店饕餮，适当注意营养的均衡，不久就痊愈了。好在当时，神田一带的中餐馆也真不少，只要有银子，不愁选项。

被公认为神田中华料理第一号者是“维新号”，1899（明治三十二）年，由宁波人郑余生在今川小路（今铃兰通）创业。战后迁至银座，至今由郑余生的孙辈东耀和东静二人经营，是银座的名店。“维新号”名气太大，屡屡出现在周作人和周恩来等人的日记中——此乃后话。

1917（大正六）年7月，十九岁的周恩来赴日。在神田猿乐町一带赁屋而居，每天去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上课。周幼年失怙，性格敏感。来到东京，前途渺茫，内心孤独，思乡心切，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学校附近有个中餐馆“汉阳楼”，是浙江人顾云生于辛亥革命那年开业的淮阳菜馆，很对绍兴人的胃口。可周恩来一介穷学生，手头拮据，通常只能点一两个带豆腐的菜。但一个月里总会开一两次荤，点个红烧狮子头，以大快朵颐来治愈乡愁。孙文流亡东京时，也是那家的常客。孙胃口弱，来神田附近公干时，赶上饭点，会从“汉阳楼”叫一碗热粥外卖。至今，“汉阳楼”的菜单上，还保留着“周恩来狮子头”和“孙文粥”两项。

19岁的周恩来及其留日日记

明治44年创业的百年老店“汉阳楼”，是周恩来的最爱

“汉阳楼”的看板名菜：周恩来狮子头

“汉阳楼”附近，有个街心公园叫爱全公园，是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校址遗迹（今天是一个公共吸烟角）。公园东南角，可见一石碑，上面用日语镌刻着一行字：“周恩来ここに学ぶ”（周恩来曾在此学习）。石碑是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二十周年，由东京都千代田区政府树立的，字是同为东亚校友的汪向荣先生的挥毫。

今神保町爱全公园内的周恩来纪念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革命从来少不了请客吃饭。有时，饭局多了，或饭局大了点儿，就成了“饭醉”（犯罪）——大约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度都一样。返回头来再说“维新号”。

在《周恩来留学日记》中，对餐馆名的记述所在多有。吃的最密的，大概是“汉阳楼”，但记述最夥者，当属“维新号”。当年的“维新号”地处神保町书城中心，不仅位置佳，名气大，且空间敞亮，座位很多，全无一般日本餐馆的逼仄感。于是，自然成了留学生和流亡者们的理想“饭醉”之地。蒋介石离日时，留学生们为他开过送别酒会。但最有名的是所谓“维新号事件”：1918（大正七）年，为反对日本在出兵西伯利亚之际，与段（祺瑞）政府签署密约，四十六名留学生在神田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集会之后，又来“维新号”集体“饭醉”，并当即成立了“民国危救团”。饕餮现场，遭日本警察突击，全部成员被带到西神田警察署。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

早大昨日议决，停课归国。昨日各省同窗会干事代表聚议于“维新号”，假宴会为名，选举归国总机关干事。事毕，被日警拘去，旋释。昨日议决回国者有广东、浙江等省，至今日各省都全体表决矣。（5月28日）

神田今川小路上的“维新号”（摄于大正末期）

“维新号”当时的菜单

既为革命提供“饭醉”场所，“维新号”老板自然是革命同情者，其实也是“老炮”。据“维新号”三代目郑东耀回忆：小时候，祖父曾对他说，偶有革命青年遭日警追捕，跑到店里来求救时，祖父会马上带人去后厨，三下五去二给他换上厨师的行头，戴上高帽，然后随手往他怀里扔个白萝卜什么的……遂化险为夷。

今“维新号”经营者、三代目老板郑东耀

今天，那些地方都成了百年名店，动辄预约制，且价格不菲，一席难求了。百年风雨逝去，历史人物的墓木已拱，但场域犹在，气场如初。在东京城行脚，穿梭于早稻田、本乡、神田的寻常巷陌和一间间老铺会馆，常会令人平生某种时空错乱感。那些藏在现代钢混楼宇间的神社佛阁，那些挂在店家墙上的泛黄照片和遗墨，那些无处不在的纪念石碑和地方政府设立的，用于向住民和路人提示此地历史沿革的古地图石台或旧町名案内板，都在提醒你：其实，你并没有穿越，而是无往不在历史之中。

场所（Location）是日本的，物理的，可能是东京的某处车站、居酒屋或古书店；但场域（Field）则是多维的，涵盖了时间轴，能让你品味历史的纵深感。而这，就是为什么你走在东京街头，总禁不住一种回溯冲动的原因：“往事依稀混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当你的视线捕捉到某个物象的时候，或当你在某个瞬间闭上眼睛的时候，平成、昭和、大正、明治浑然一体，康梁、孙文、二周仿佛就走在你的身旁，有种蓦然就置身于百年前中国的超现实感。乃至我常常怀疑，东京的胴体中被植入了青春中国的DNA。

注释

[1]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101页。

[2]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转引自《日本的中国移民》，三联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99页。

[3]譚璐美『帝都東京を中国革命で歩く』、白水社、2016年8月版、40頁。

[4]即今神保町的铃兰通。

[5] 1896年，由教育家、柔道家嘉纳治五郎创设的面向清国留学生的日本语教育机构，原名亦乐书院，1902年改称弘文学院，亦称宏文学院。

[6] 《周作人回忆录》，周作人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167页。

[7] 《东京文艺散策》，刘柠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3月版，第89页。

[8] 《周作人讲解鲁迅》，止庵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505页。

[9] 《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一卷，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10页。

[10] 《周作人回忆录》，周作人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04页。

[11]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2页。

[12] 鹿島茂『神田神保町書肆街考——世界遺産的“本の街”の誕生から現在まで』、筑摩書房、2017年2月版、276頁。

[13] 《早年留日者谈日本》，钟少华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47页。

[14]至今缺乏精确的统计。有八千人说、一万人说、两万人说等不同说法，姑且采用郭沫若1955年12月，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的数据。

[15] 美国学者任达在《中国新政革命与日本》中的观点。

[16] 旧制高校第一高等学校的简称，即今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17]鹿島茂『神田神保町書肆街考——世界遺産的“本の街”の誕生から現在まで』、筑摩書房、2017年2月版、284頁。

[18]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5页。

[19] 日文版：黄尊三『清国人日本留学日記 1905—1912年』、実藤恵秀　佐藤三郎訳、東方書房、1986年4月版。

[20] 笔者译自日文版。

[21] 笔者译自日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