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身为青年艺术家的乔伊斯并没有斯蒂芬那么果断和肯定。他朝向英语文学世界“一号高地”的出发是分两次完成的,恰如堂吉诃德试图征服世界的历险。他第一次出发的时间在1902年12月,目的地在巴黎。这是三种新式“武器”参与的第一次实战。但是,这实战却以溃败告终,在不到四个月之后,他就带着冲天的怨气退回到了故乡城市的街面。文学史家至今对这次溃败的意义没有充分的认识。在我看来,青年艺术家的这第一次出发足以与“驽骍难得”主人的风车之战相比,它的结局决定了乔伊斯艺术和人生的方向。
从艺术成就上看,没有这一次溃败,首先《死者》里面的男主人公就不会“回来”。这当然就意味着《都柏林人》失去了根基,将无法立足。同样,这一次溃败也通过斯蒂芬的意识流在《尤利西斯》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作为“无爱无国无妻”(Loveless,landless,wifeless)的“三无”人员,青年艺术家惨痛的实战经验正好就是他开始寻找“精神之父”的理据和《尤利西斯》的起点;而从人生轨迹上看,没有这一次溃败,乔伊斯就不会拥有从1903年4月到1904年10月期间的都柏林经验。
那18个月的都柏林经验无疑是乔伊斯最精髓的生活积累。它们最后将被压缩进《尤利西斯》中的一天:艺术家至死不归的祖国因此就有了一场永远的庆典,而文学的祖国也因此就有了一场不散的盛宴。同样,我相信这一次溃败也决定了巴黎在乔伊斯文学生命里的位置:它必然成为乔伊斯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它必然成为《尤利西斯》最后的生产地和最初的出版地;它也必然成为乔伊斯整个艺术人生的终点,他倾情演唱“天鹅之歌”的舞台……而且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生中最后的那个“布鲁姆斯日”遭受法西斯铁蹄的践踏(德军于1940年6月14日占领巴黎,希特勒在8天后走过凯旋门),我相信,乔伊斯没有必要匆忙逃到苏黎世去停止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