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部体大思精、望之俨然的巨著,读起来却丝毫不令人厌烦。这主要是因为方纳在美国历史中找到了一个变幻多姿却又一以贯之的概念:“自由”。实际上,专业历史学家撰写通史教材往往要冒一定的风险:由于当代史学研究的分工高度细化,对某一段历史深有造诣者未必能见其全豹。历史学家在写作通史的过程中难免要吸纳他人的成果,而这又最考验史家个人的识断功夫,如果一味屈从领域内专家的思路,容易拾人牙慧,如果不能深入理解历史研究各不同领域间的关系,胡乱裁剪,又难免贻笑大方。方纳选择“自由”来串讲美国历史,正是为了平衡美国历史上的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以及美国历史研究中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呈现一部更为多彩和均衡的美国史。
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的众多概念中,为什么方纳单单选择了“自由”来作为美国通史的主线?这其实与方纳开始着手写作《美国自由的故事》时的政治和思想环境相关。在方纳看来,当时已经到了必须要捍卫美国自由的时刻。
1990年春季,方纳以富布赖特学者的身份在莫斯科访问,恰好目睹了立陶宛、俄罗斯相继独立、苏联走向分崩离析的开端。数年之间,风云突变,笼罩美国人头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阴云骤然消散。从前,关于自由的意识形态是两极对立的一部分,在美国的政治领袖们看来,自由作为美国的标识,不仅是美国繁荣发展、赢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根源,也是所有反苏联的国家应该效仿的对象。在冷战话语中,美国“自由”的性质是纯净而单一的,但在方纳看来,这种两极化的思维恰恰扼杀了美国自由观念内在的多元性。因此,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也走向了终结,历史学家终于可以重新挖掘美国历史中那些曾经被忽视的“自由”观念和形态,并且大胆地宣扬它们同样具有“美国性”(Americanness)。
更重要的是,方纳在书中反复强调美国的自由是多样的、复合的,某些少人提及的“少数派”自由观念对于美国历史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同样是美国历史的基石。这实际上是他对于90年代初共和党保守派宣扬的狭隘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回应。1994年,方纳看到参选众议员的纽特·金格里奇在电视访谈中大肆宣扬他的“与美国立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理论,金格里奇称,美国当前最需要的,就是减少政府管制、发展自由贸易——这些就是美国自由的真谛。顿时,方纳愤怒地对着电视机咆哮起来:“纽特,你说的才不是唯一的(美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