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严复列名筹安会别议

源济

解玺璋：严复列名筹安会别议 

原创 2018-04-09 解玺璋 大家

袁世凯称帝既是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奇事。按说，袁大总统屁股下的位子已然坐得稳稳的，何以忽然心血来潮，还想要做皇帝呢？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上，袁氏早有称帝的居心，没有做，是因为条件不具备，时机未成熟；所以，从民国三年（1914）改造约法时起，他就为之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和安排。从后来的结果看，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形式上，他都已经做到了独裁元首，而且有了世袭的可能，所缺少的不过是“皇帝”的称号和一顶皇冠而已。

而客观上，袁世凯似乎也有不得不做皇帝的理由。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自民国成立以来，始终有人在念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本经，以为非帝制或君主立宪不能使中国摆脱战乱，以及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二是共和的确没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安定、温饱的生活，内忧外患，纷扰不已，那些官僚、军阀，更是横行无忌，动辄舞刀弄枪，拥兵自重，为争一己之私利，不顾百姓的死活，故有民国不如大清之说。当时，人心思治，社会上的普遍心理，是以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拨乱反正，救亡图存，所谓“非袁不可”，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而袁世凯自己，大约也觉得天降大任，责无旁贷吧。

筹安会便于此刻登台亮相。按照杨度的说法，这是个研究学理的组织，“专就吾国是否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1]进行探讨。发起者六人，即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人称六君子。这六个人，杨度既为发起人，也是其中的关键角色，孙、胡、李都是革命元勋，刘师培是渊博的国学大师，严复则是学贯中西的学者、西学的领军人物。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

这里单说严复。在筹安会的六个人中，严复的态度最微妙，也最有意味。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不难判断，严复列名筹安会是被迫的，并非他的本意。所以，即使是在袁世凯死后，有人主张惩办帝制祸首时，亲友无不劝其远避，而他的态度仍是“俯仰无愧怍”，泰然处之。乃至“家人强舁篮舆登火车始至天津暂避”。[2]

后黎元洪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严复不在其中。《大公报》曾发表《严复与冯国璋书》，其中言道：

“当筹安会发起之时，杨（度）孙（毓筠）二子，实操动机。其列用贱名，原不待鄙人之诺，夕来相商，晨已发布。我公试思，当此之时，岂复有鄙人反抗之址耶？近者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尚幸芝老（段祺瑞字芝泉）知其真实，得及宽政，不然，复纵百口，岂能自辩？”[3]

这是严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自己列名筹安会一事辩护。民国八年，侯毅所作《筹安盗名记》，在上海某报发表，并很快被南北各报转载，详述了袁世凯指使杨度强拉严复列名筹安会，参与活动，撰写反驳梁启超的文章，写劝进书的全过程。侯毅（1885—1951），字疑始，又字雪农，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在诗文方面师事严复。他作此文，目的是为老师辩诬。在他之前，已有许多人“摭拾旧闻，撰为记传”，但“强半多出于附会讹传，甚或向壁虚造”，辗转流传，散布坊肆，“深悉当时委细者，至今犹寥寥无几人”。而他是严复身边的见证人，“当侯官（严复福建侯官人）处荆棘中，筹所以应付之道，不佞盖尝与借箸之谋，故知之至祥且尽”，都是“信而有征”的。所以，他才“撮其始末撰为此记，俾今后读掌故者知所参政焉”。[4]

他在这篇文章中澄清了几个问题。

首先，杨度曾两度登门游说严复加入筹安会，被严复拒绝了。他的理由是：

“国经改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今日国体既大定，岂遂别无改善之道，君主之制所赖以维系者，厥唯人君之威严，今日人君威严既成覆水，贸然复旧，徒益乱耳。仆持重人所共知，居恒每谓国家革故鼎新，为之太骤，元气之损，往往非数十百年不易复，故世俗所谓革命，无问其意者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尽覆已然之局者，皆为仆所不取。”并且直言：“此会苟成立，天下恐从此多事矣。”[5]

其二，未取得严复同意，便将其列名筹安会发起人中，并公诸报端。其三，听从学生建议，凡会中一切活动，都称病谢绝，始终没有参与，直到筹安会解散，也不曾进过石驸马大街筹安会的大门。其四，袁世凯以威逼利诱等手段，胁迫他撰写批驳梁任公的文章，亦被他拒绝了。其五，筹安会发起者六人，五人都写了劝进之文，只有严复没写。“侯官最以文学著称，终洪宪之世，独未尝有只字称扬帝制也”。[6]

严复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早年在英国留学期间，郭嵩焘先生对他的看法是“气性太涉狂易”，担心他“负气太盛”，而“终必无成”。[7]

但经过几十年官场与社会的磨练和煎熬，此时的严复，已不复少年时的锐气锋芒，倒是多了些理智的思考，现实的算计和性情的涵养。不过，骨子里那种自负、孤傲之气并未完全消失，只是潜藏在他与朋友的通信中。因而，我们看他的公众形象与私密形象有时会觉得不很一致。就像此时，他从杨度派人送来的信中得知，拉他作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是袁世凯的意思，“固辞恐不便”，则显得“仓卒不知所措”，急忙打电话叫学生来商量对策。侯毅的意见：“先生既不勉强附和其事，惟有登报声明盗名而已。”但考虑到袁世凯不会轻易放过他，他又不能“乘夜潜逸”，所以，“踟蹰久之，对侯毅说：‘吾年且耄而哮喘，时作张俭望门投止，殊非所堪。”[8]

严复此时提到张俭，或有深意存焉。张俭乃东汉名士，因党锢之祸而被迫流亡，仓惶之中，见到人家就去投宿。党锢解除之后，建安初年，朝廷征召他为卫尉，不得已他接受了任命。而一旦看出曹操有篡位的野心，他便将大门紧闭，车驾也悬挂起来，表示不再过问政事。严复自比张俭，表面上是说，我年纪大了，又患有哮喘病，不能像张俭那样亡命天涯；更深一层，未必不想借此宛转地表达拒绝与袁世凯合作的态度。

严复向来是以“器识闳通，天资高朗”[9]名于世的。但在洪宪帝制运动中，他却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当有人盗用他的名义为筹安会装点门面的时候，他也没有登报声明，揭穿盗名的真相，反而选择了忍辱负重，不惜身败名裂而缄口不言。这是为什么呢？最直接的原因，想来就是身处袁世凯的严密控制之下，固有不得不如此之苦衷。据说，就在筹安会启事见于报纸的当天清晨，严复的家已被两位荷枪壮士守护起来。而他在拒绝作文批驳梁启超之后，甚至收到过以刺杀相威胁的恐吓信。所以，为自身安全起见，杨度要盗用他的名义，他也只有听之任之，却并不实际参与他们的活动。虽然没有像张俭那样将大门紧闭，车驾也悬挂起来，对政事一概不闻不问，但“于新猷赞襄盖寡，其庆贺朝宴，均未入场”，[10]也是士子独善其身的一种做法。故而侯毅曾安慰他道：“明哲保身，先圣所取。”[11]

后人谈起严复对筹安会盗用其名的隐忍，除了同情、理解他因所处环境之恶劣，不得不选择沉默之外，也看到他的政治主张，他对中国政治现状及特殊国情的分析，与杨度、古德诺其实并无分歧，甚至是高度一致的。这或许是他并不急于公开不肯列名筹安会的内在原因。有大量的史料可以证明，严复对共和、革命及政党政治，都持怀疑的态度，认为是造成中国内乱的总根源。

武昌打响第一枪后不久，他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便抱怨“灾祸”来了，惊呼：“吾国于今已陷危地，所见种种怪象，殆为古今中外历史所皆无。”他担心种族革命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西方列强可能乘机瓜分中国，“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他明确指出，“中国之贫弱腐败，汉人与有罪焉”，不能完全归罪于满人。[12]

他以一种十分遗憾的心情，目睹了清王朝的覆灭。在给莫理循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直截了当地说，按目前状况，中国说不适宜于有一个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它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共和国曾被几个轻率的革命者如孙逸仙和其他人竭力倡导过，但为任何稍有常识的人所不取。因此，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13]

莫理循时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民国后曾担任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政治顾问。严复的这封信写于民国成立之前，此时的他，仍然心存一线希望，不忍看到清王朝就这样被葬送。在这封信中，他甚至希望“列强采取一致行动”，来调解革命党与清政府的矛盾，他说：

“为人道和世界公益起见，他们可提出友好的建议，让双方适可而止，进行和解。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现在满族人确实毫无防卫能力了。”[14]

据说他不剪辫子，就是想以此来表明他的主张，反对共和制，赞成君主制。有人问他，你平素是推重新学的，为什么不肯抛弃腐败的清政府而去呢？他回答：“尝读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况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吾何能遽去哉！”[15]

严复的回答是很耐人寻味的，他在这里提到柳宗元的《伊尹五就桀赞》，除了为自己不肯放弃清王朝而“自解”，显然还想暗示什么。柳宗元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文中所言：“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16]这个思想贯穿于严复晚年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中。他看到，无论国会议员、各党各派，还是各种地方势力、军阀政客，都是在为各自的私利而争斗，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使生灵涂炭，陷人民于水火，没有谁把国家、民众放在心上。

总之，严复的思想在晚年越发表现出理性、保守的特点，社会变革亦持渐进的态度，反对过激的革命或操之过急的改革，其出发点或落脚点即国家的统一和民众的福祉。他对清王朝则一直保持着某种眷恋之情，虽不能至而心亦系之。所以，当杨度为筹安会列名一事向他游说时，他是颇为纠结，而难以明言的。他并不反感“中国非君主不治”的道理，但问题是，如果回到君主制或君宪制，那么，谁来做这个君主呢？“且果决复旧之议，又有故君新君问题”，如果是袁世凯来做，他认为没有讨论的必要，也没有讨论的空间，“自古觊觎大位者，一惟势力是视，何尝有待于商略哉”？[17]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下面的话也就不便明说了。说到底，他在筹安会列名一事上的两难，深层原因就在这里。

有些话，对杨度不好说，对自己的门生或朋友则不妨明说。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他就几次提到不愿列名筹安会的原因，是在“谁为之主”的问题上，与杨度等人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这段话说得就更加明白了，他言道：

“至于去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初合（会）之顷，仆即告以共和君宪二体，孰宜吾国，此议不移晷可决，而所难者，孰为之君。此之今日，虽有圣者，莫知适从，武断主张，危象立见，于是请与会，而勿为发起。”[18]

这大约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宁肯得罪袁世凯，也不肯写文章批驳梁启超。在他看来，梁启超的文章恰恰指出了这一点，即君主立宪不是不能搞，而是时机不成熟。无论梁启超怎么想，他似乎已从梁氏文中读出了弦外之音。于是他说：

“任甫更谓：‘吾国宪政障碍，非君宪所能扫除，障碍不去，则立宪终虚。’此其言自为无弃，而鄙人则谓：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以法律言，于约法有必守之义务，不独自变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余人之为变，堂堂正正，则必俟通国民意之要求。”[19]

在这一点上，严复与梁启超可谓心有灵犀，因此，他不仅不愿著文驳斥梁启超，反而明确表示：“任公、松坡与唐、任辈倡义西南，以责洹上之背约，名正言顺，虽圣人无以非之。”[20]他不满意于梁启超的，是袁氏死后，没有及时安定天下，反而使国家陷于军阀混战和新的党争，所以说，“名为首义，实祸天下”。

这里也体现了严复的一贯思路。当筹安会初起之时，他对杨度等人及袁世凯的做法是持异议的。在他看来，“不幸有三四纤儿，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赞成，弊端遂复百出，而为中外所持，及今悔之，固已晚矣。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21]

在另一信中，他则特别提到袁氏的错误：

“极峰自诡，行且即真，对于群下，词色并异，恶异己而亲导谀，而事势遂陷于不可挽救之域矣。旧日心腹将帅，自段、冯以下，皆被猜疑，晋见之时，并无实言相告，遂亲戚故交，如徐如孙，皆以门面语相对付，而人心乃解体矣。夫众叛亲离，不亡何待。”[22]

严复是个明白人，他有一番话，把民国以来的变故讲得非常透彻，他说道：

“夫中国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复萌，谁实为之，至于此极？彼项城固不得为无咎，而所以使项城日趋于专，驯致握此大权者，夫非辛壬党人？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心寒，以为宁设强硬中央，驱除洪猛，而后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项城不悟，以为天下戴己，遂占亢龙，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扫地，。呜呼！亦可谓大哀也已。”[23]

不过，帝制取消之后，在举国上下一致要求袁世凯退位的浪潮中，严复又一次站到了舆论的对立面。在写给熊纯如的一封信中，他指责“中国党人，无论帝制、共和两派，蜂起愤争，而迹其行事，诛其居心，要皆以国为戏，以售其权利愤好之私，而为旁睨胠箧之傀儡。”[24]他进而言道：“惟是今于取消帝制之后，复劝项城退位，则又万万不能，何则？明知项城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德人有言：‘祖国无上。’为此者，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皆可牺牲，是故吾之不去，吾之不劝项城退位，非有爱于项城也。无他，所重在国故耳。”[25]

这是严复的特点，他往往是从现实出发考虑问题，而并不在意看上去很美好的理想。他曾这样说过：

“可知邦基陧杌，其能闳济艰难，拨乱世而反之正者，决非仅仅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谓道德者，有以集事。当是之际，能得汉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刘裕、桓宣武、赵匡胤，亦所欢迎。盖当国运漂摇，干犯名义上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荑顽梗，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

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往往不被舆论所接受，他说深知这一点的，所以他说：“此语若对众宣扬，必为人人所唾骂。然仔细思量，更证以历史之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26]

这几乎就是严复这类知识分子的宿命，在历史转型时期，虽然他们的预言常常变成了现实，但没有人想到当初做出预言的人，而吸取教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人们仍然愿意为虚幻的理想而牺牲现实，尽管理想一再地欺骗他们。这恐怕便是人类历史不断上演悲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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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 侯毅《筹安盗名记》，苏中立、涂光久主编《百年严复——严复研究资料精选》，14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

[2] . 同前，145页。

[3] .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724—725页，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

[4] . 侯毅《洪宪旧闻》，见杨寿（楠）辑，宁志荣点校《云在山房丛书三种》，110—111页。

[5] . 同上，112—113页。

[6] . 同上，115页。

[7] . 孙应祥《严复年谱》，3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8] . 侯毅《洪宪旧闻》，见杨寿（楠）辑，宁志荣点校《云在山房丛书三种》，114页。

[9] . 孙应祥《严复年谱》，4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0] .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629页，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

[11] . 侯毅《洪宪旧闻》，见杨寿（楠）辑，宁志荣点校《云在山房丛书三种》，114页。

[12] . 孙应祥《严复年谱》，376—37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3] . 骆惠敏（澳）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785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14] . 同上，785—786页。

[15] . 孙应祥《严复年谱》，38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6] . 吴小林主编《唐宋八大家品读词典》（上卷），352页，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3月版。

[17] . 侯毅《洪宪旧闻》，见杨寿（楠）辑，宁志荣点校《云在山房丛书三种》，113页。

[18] ，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636页，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

[19] .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627页，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

[20] . 同上，652页。

[21] . 同上，629页。

[22] . 同上，635页。

[23] . 同上，631页。

[24] . 同上，630—631页。

[25] . 同上，631页。

[26] . 同上，6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