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来了客人,谈论起别的夫妇为了花钱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荃猷说:“长安别说吵架,脸都未曾红过,我真不能理解。”王世襄说:“荃荃也从未红过脸”。
他唤她荃荃,她唤他长安(王世襄的乳名)。
1957年,王世襄遭受“加冠”之灾,被诬陷偷盗,关在东岳庙里逼供,又被关到公安局看守所。抄家多次,没有查出任何问题,才把他放回家。回家之后,他才听说,荃猷曾经前去看守所,慷慨陈词,“讲述我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追回文物的日日夜夜,包括派往日本从东京运回一百零七箱善本书等”。
王世襄回到家里,荃猷对他说,“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你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王世襄说,在那一刻,他才知道,太太小小的身躯里,居然藏着这样的胸襟。
“文革”来了,王世襄被划为右派,每个月就二十五元生活费,自顾不暇。全家老小,都靠荃猷一个月七十块钱的工资。某日,王世襄在干校忽得电报:“荃猷病危,王世襄速来。”他心急如焚,赶去才知道,荃猷得了精神分裂症。原来,和荃猷住在一起的同事天天劝她交代王世襄的情况,她躺在床上拼命想,实在觉得王世襄没有任何问题,“以上的思考搜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才患病。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荃猷神智恢复正常,又回干校劳动。有时候回芳嘉园,王世襄的父亲心疼儿媳妇,给买了两毛钱肉丝面。荃猷谢了又谢,却忍着没吃,说留给老人。出门遇到侄女,想借钱,她立刻说,我这里还有两块钱,咱俩一人一块。
荃猷在干校时曾经收到一个特殊的礼物,这是千里之外的王世襄做的一把小扫帚。这把“竹根儿做的把,霜后枯草做的扫帚头”的小扫帚,袁荃猷一直珍藏着,她明白丈夫的意思——敝帚自珍。后来,王世襄出《自珍集》,他们把这把扫帚印在了扉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