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乙： 我是一个忧虑成性的人

源济

作家阿乙： 我是一个忧虑成性的人 

原创 2018-01-03 张畅 有时书评

作家阿乙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毕业于警校。做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编辑，目前出版了多部中短篇小说和随笔集，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他的文学成就也收到过北岛、格非等人的热烈肯定。

在给北岛的信中，阿乙说：“我是一个忧虑成性的人。” 这种忧虑源于对创作的纯粹，让他在故事的编排、文字的打磨乃至标点的使用上都反复琢磨、殚精竭虑。焦虑伴随了阿乙的创作，除了追求文字的精益求精之外，他还敦促自己在“叙事上不断开阔新的疆域”，以避免重复、避免被读者抛弃。

“阿乙写作就是在和自己死磕”。而在狂飙突进的当下，阿乙拒绝一切轻快的东西，他躁动不停的焦虑似乎只有在创作出肃穆厚重的作品才得以平息——在写完《早上九点叫醒我》这一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之后，阿乙终于获得了安心与踏实：“感觉对人生有了一个交代，现在一点不焦虑。”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人民文学》中篇奖、蒲松龄短篇奖、林斤澜短篇奖得主。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情史失踪者》《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五百万汉字》，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目前，阿乙的作品已经输出了七个语种十五个品种。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几乎每篇报道都会提到阿乙的病。有朋友读了，半开玩笑问他：“你怎么最近到处出卖自己的悲惨？”阿乙不多解释，只说“因为懒”。他太明白，采访就是记者、作者、读者之间的“合谋”，讲一个大家都喜欢听的故事，每个人都满意。

“因为懒”、“因为懒惰”、“我太懒了”、“我懒”，一个小时的采访，阿乙四次提到自己的“懒”。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阿乙写作，就是在和自己死磕。

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后文简称《早上》）2014年完成初稿，临付梓前推翻重写，直到2017年末才问世；句子的长短、标点符号的妥帖、比喻的频率，用“曾”还是“曾经”、文末是否用省略号，他都一一斟酌。“整整两年的时间，每天都很痛苦。”阿乙将其归咎于“经验不足”：“你在一个战场上，原本希望可以结束，但战争拖得又臭又长，冰天雪地，坚持了两年。”

他拒绝一切轻快的东西。他崇尚威廉·福克纳的精准和细腻、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立体的人。而读过村上春树之后，阿乙把书架里村上的作品全部清走，原因是“轻快”——“没有任何可以着落的地方，就像流水一样很快就走了”。

年过四十

“不像以前那样有激情地焦虑了”

阿乙出现时，手里的书卷成筒，丢在桌上，书皮向上翻起，是意大利犯罪学家恩里科·菲利的《实证派犯罪学》。摊开，扉页和书页空白处写满批注，隔几页就有粉色和紫色记号笔画过的痕迹。

这两年，为写《早上》，阿乙把自己闷在家里，“很发狂”。最焦虑的时候，不吃不喝，有人打电话来，就和那人对骂，然后怪自己为什么不把手机关掉，吵到了自己。他每天服用一种叫赛乐特的抗抑郁药物，嗜睡，但管用；明知焦虑无用，还是成了身体的本能，只能“靠药物把它攻倒”。写作和焦虑，常年相伴左右，以至于分不清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书写完后，阿乙对外宣称这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然后又成了医院的常客。这本《实证派犯罪学》就是他采访前打吊针时翻阅的读物。

《早上》讲述了乡村“一霸”宏阳因饮酒过度死于梦中，村民先土葬再掘墓，后来发现他曾短暂复活并挣扎求生过。故事层层嵌套，在宏阳三天两夜的“下葬之旅”中，穿插宏梁对其旧事的讲述、狱友飞眼与女友勾捏的作案与逃亡。写到第十章，阿乙停了下来，犹豫要不要增加飞眼这个故事的“不相容性”。停笔十五天后，他故意换了一种语气和字体，决心“在那个地方让它突然长出来，就像树瘤，不完美，但合理”。这颗“不太妥当的树瘤”引发的焦虑，差点儿让他放弃。

《早上九点叫醒我》
作者：阿乙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既然焦虑成瘾，为什么偏要写下这个故事？阿乙戏称自己有“农民意识”，写作对他而言就像往粮仓里囤粮食。说到这里，他伸出两只手，弯着手指数自己出过的作品：“四个短篇集、两个随笔集、两个小说单行本”，然后伸出大拇指：“再加上一个长篇，每个拿出来都不是很丢人。”

虽然偶尔还是会“发了疯一样”，因为全天没写出一个字，暗暗自忖一事无成、浪费了时间，阿乙却不像以前那样“有激情地焦虑了”。写完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他终于觉得体面，“心里比较踏实，有一种富足感”。

“这个写完以后，安心了。”他几乎是自言自语道，“感觉对人生有了一个交代，现在一点不焦虑。”

盛誉面前

“我始终认为，我这个人是低于写作的”

专职写作之前，阿乙做过警察，体育评论，图书和文学杂志编辑。做编辑时，他读到过一位作家的作品，发现他所有作品都很类似，可以去掉写作年份；又读了同类型的作家，发觉去掉他们的名字，像是同一个人写的。这给了他“极大的警告”——“千万不要受到读者的诱惑”——哪种题材写得好，就在读者的鼓励下，重复写下去，“读者对一个作者的抛弃是最无情的，我可不想被抛弃”。

《春天在哪里》中志异色彩浓厚的民间轶事，《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以第一人称自述的一场“无由杀人案”，《鸟，看见我了》将犯罪与人性的外壳层层剥落，审慎的逻辑与绵密的语言发挥至极，《模范青年》中与命运有关的思索与心绪……都来自于阿乙“不想被抛弃”的“革新意识”。作家格非曾评价他：“在叙事上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诸多尝试令人惊叹。”于他而言，不停写作、突破的动力，只是“不喜欢重复自己”。

《鸟，看见我了》

作者： 阿乙 

版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年9月

“精耕细作”——阿乙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原来一个月能写万把字，现在因为“贪玩”，慢了下来。有时去动物园，坐在湖边观鸟，隔着玻璃看青蛇从岩石上滑过。除去在药物作用下长时间睡觉，他最近借新书宣传去了趟南京、长沙、上海。活动现场，他话不多，接过话筒便妙语频频，时常逗趣惹观众发笑，和小说背后那个冷峻严肃的作家阿乙迥异。

差不多十年前，阿乙初涉文坛，第一部短篇集《灰故事》出版。2008年春节，回乡的阿乙走在山路上，第一次接到北岛的电话，断断续续四十分钟的电话里，北岛以劝诫的口吻对他说：“专注写作，不要耽误时间。”

他后来写信给北岛：“我是一个忧虑成性的人。”意思是，写作之外的事，对他而言并不那么重要，“那些东西我需要，但是并不迷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始终认为我这个人是低于写作的。”书店角落的咖啡馆里，阿乙和远远认出他的读者点头，缓缓地说：“我最喜欢的还是写作，不是别的。”

在《我比我活得久》里，阿乙曾这样写道：“我逐渐知道写作也好、弹吉他也好、发明火箭大炮也好，都是权利，一种独自与上帝交流的权利。它不需要牧师，不需要教堂，不需要旁证，独自等到天黑，上帝就会下来。”

对话

阿乙：我追求大量吞吐的写作

 新京报：《早上九点叫醒我》2014年就写好了，后来付梓前推倒重写了一遍？

阿乙：以前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基本上是用长句子写的，疯狂的一大段一大段的、没有标点。后来自己觉得这样太冒进了，读者读起来更麻烦，就往回改。一是把没有标点的长句子加了标点，二是把很多比喻去掉了，大概处理掉了三分之二的比喻。

新京报：这种考量会不会没有尽头？到什么程度为止？

阿乙：一度没有尽头。但是现在自己基本知道到哪里不会过度。以前删改过度会伤筋动骨，现在不会。这个标准在于我读了很多小说，好坏的标准是我自己本能的提炼。世界名著中的多个样本为你提供了标准，最终让你感受到你的作品在取舍方面、采用什么方式讲述方面，会有一个移动的标准，你自己去判断。

我用长句子也是为了符合威廉·福克纳的标准，我是受他的作品鼓励，才会用长句子。用长句子的时候，会开发我的很多能力，比如细致地描写一个事物、一个场景。过去我用短句子居多，但是这本小说里不适合。

新京报：有没有考虑过，太过用力的写作会让文本的雕琢感变重？如何在精心打磨与自然流畅之间保持平衡？

阿乙：我自己在掂量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这个文本是不是达到了精准？是不是细腻地反映了社会乡村生活？是不是反映了乡村人物？我的目的和方向不是为了让整个故事读起来通畅，而是为了让你感觉到它呈现了社会乡村生活和人物。如果你去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你会觉得文本更难读。我毕竟还是把长句子变短了，他们的文本都不加标点，但其中呈现出了俄罗斯家族里细微的感觉。对一个很优秀的读者来说，这样的文本会让人狂喜。我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经常拿笔反复地画，反复给它加标点，反复来回推敲，感到非常愉悦。

但你要是读犯罪小说，有很多小说很轻快、流畅，但那种流畅本身就会让人感到后悔。我读村上春树的时候，会非常后悔。我以前读过他的《东京奇谈录》，那本书很好，我觉得大家冤枉了村上春树。我后来读《寻羊冒险记》，读到一半，就把他的书从我的书架里全部清走，就是因为这个作家太轻快了，没有任何有着落的地方，就像流水一样很快就走了。我对他没有不敬，就是不喜欢，不是一类的。

本文原载于2017年12月3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8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张畅；编辑：宫照华、彭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