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老人头、广场舞

源济

中国通、老人头、广场舞 

原创 2017-11-02 杨猛 大家

1.

8月的一天，我来到吴芳思位于北伦敦的装饰着竹子和游龙的家。英国人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工作了40年，是个中国通，出版过多部关于中国的书。她头发花白，背有些驼，衣着随意，老派英国人的谦和外表下也隐藏着针芒。

她的家是真正的书斋。到处是书。吴芳思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不屑窗外事，惟认读书高。2013年刚退休那会儿，她接受英国报纸采访，公开炮轰大英图书馆负责人只注重商业开发，背离了为读者和学者服务的原则。退休这几年，她看画展、看演出（她有个儿子是话剧演员）、看书、写书，沉浸在小世界里。在近70岁的年纪，今年又出版了一本讲述“伟大的中国文学”的新书，为她读过的中文好书开列了一份清单。

直到最近，她的书斋生活被打破，一个更大的任务需要她返场。

吴芳思退休前在大英图书馆负责中文馆藏，其中最著名的藏品是中国人念念不忘的敦煌文献，包括了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金刚经》。吴芳思也写过丝绸之路的书。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火爆，曾经冷门的敦煌学热闹了起来，吴芳思频繁受到邀请，有时在英国，有时飞去中国。

我上一次见到她是在伦敦的一场学术活动中，她向到场的听众——主要是华人——讲述一名英国商人如何在广东收集中国古籍、又如何通过东印度公司运回英国的往事。中国听众明显对于敦煌文献流失到英国的故事更感兴趣，这可是历史上一段遭受掠夺的屈辱记忆。

“中国通”了解这种复杂的感受。吴芳思在某些场合表示：她个人不反让这些敦煌经卷归还中国。

这是书生气十足的话。因为很难实现。大部分敦煌文献，通过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同意，经由合法渠道来到英国。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这些文物当年如果留在中国，有可能已经毁于战火和动荡，命运会更糟。

那场会议上，她被当成大师级的敦煌学专家推出。中国文化里有一种习惯性的拔高，为了显示从事的事业很重要，参与者的身份也需要相应拔高。像我这种做过两年驻地记者的人，在县领导接见的时候，也曾被称作“中央来的人”。

我问起那些敦煌研究的头衔，她谦虚地说，自己在大英图书馆“只是负责照顾过那些敦煌文献”。大英图书馆有7000份完整敦煌经卷和7000份残卷。吴芳思在职期间经历过最重要的事，是实现了敦煌文献的电子化。

她说，英国研究敦煌的人非常少。敦煌对中国人有价值，但是跟英国人的历史没什么关系。六十年代，来大英图书馆看敦煌文献的主要是日本人。吴芳思知道，中国人迟早也会来。

吴芳思很快清楚，今天中国人的热情是被一带一路重新点燃。比起吴芳思了解到的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范畴、概念，以及投射的情感都更庞杂。

“丝绸之路，不是商人从西安运输货物一路走到罗马，而是丝绸不断地被交易到下一站。商品在走，不是人在走。”她说，“一带一路则是中国投资和影响力的扩张。”

历史语境发生了根本扭转。那条从西安通往罗马的古路，因为欧洲对丝绸的需求而兴。今天的一带一路，则是由中国制定游戏规则，唤起了中央大国的复兴意识。

她讲起去年在敦煌，看到高速公路上，大卡车源源不断从内地往西跑，去敦煌的旅游者越来越多，“我认为敦煌首要的问题还是保护。”

说起跟中国结缘，吴芳思说，她14岁的时候就掌握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当时没人愿学中文，激起了她的好胜心，于是决定学中文。

我认为她是学霸型的人，自我学习能力强，善于从中寻到乐趣。听明白了学霸的含义，她表示认可，“我就是这样的人。”

为学好中文，吴芳思年轻时去过中国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刚发生林彪事件，她记得当时的政治空气很紧张，第二次是文革后期，人们已经可以比较放松地交流。吴芳思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像解谜一样阅读中国，她写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也写过“外国人眼中的秦始皇”。

在刚出版的新书中，她开列了读过的中国好书，包括《诗经》、《干校六记》、《小二黑结婚》和《毛主席语录》。这样的标准不具有意识形态只凭个人喜好，符合她沉迷书斋的性情。

这个一心渴望坐拥书斋的老女孩，正在身不由己扮演一个新角色。一个更大的叙事情境需要她这样的外国学者的角色来衬托。

吴芳思强调说，她认为研究中国很难，难就难在，很难区分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哪些是虚构的故事。“有些历史讲成了故事，有些故事则写成了历史。”

2.

9月的一天傍晚，我登上伦敦的地标建筑“小黄瓜”。电梯停在最高的44层，眼前是一间360度视野的酒廊。矜持的侍者在为当晚开幕的画展酒会忙碌。

我到得有点早，看见盛奇——画展的主角——独自一人坐在高脚椅上，端着一杯红酒，对着窗外的落日沉思。

这一幕颇为动人。盛奇八十年代在中国的美院求学，经历过西方学院派绘画的严格训练，如今在象征英国制高点的场所获得了认可。

人越聚愈多。我跟很多人一样向画家表示祝贺。“这地方真美。在小黄瓜顶层开画展，你是第一个中国人吧。”一位来宾盛赞盛奇。

盛奇穿着色彩明快的西装，身材略微发福，面相敦厚，偶尔流露出安徽家乡口音。寒暄之间，并没有人注意到画家的左手少了一根指头。

多年以前，在一场激进的行为艺术表演中，他割下了自己的左小指。那根遗弃的断指象征着跟母体文化决然的分离与背叛。盛奇那一代学生对西方美术十分稔熟，包括熟练地使用和毁灭自己的肉身，向固有的文化属性发起挑战。从此他告别家乡，将自己放逐海外，开始在意大利，而后去了法国，如今落脚英国。漂泊和伤感贯穿了他的作品。

今天他的画风大变。盛奇描绘的对象，从忧郁哭泣的女性变成了阳刚的“老人头”。他画了一系列以各国的百元大钞为主题的作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当然还有人民币。在一堆老人头中，中国的人民币是最醒目的。

其中一幅画描绘的是：一张人民币夹在八张西方货币中，一枝独秀，意气风发。名字就叫“以一敌八”。

这当然很有象征意义：随着西方的衰落，中国承担起了全球化的领导角色，势不可挡，日益强势。昔日的学生成了今天的老师。

盛奇说：“毛主席曾经倡导艰苦奋斗，如今印着毛主席像的人民币正在全世界畅行无阻，不是很有意思吗？”

窗外，帝国的余晖笼罩在泰晤士河上。这一年发生了太多事情，英国脱欧了，欧洲陷入了分裂，眼看着西方瞬间衰落了。脱欧以后，金融城就失去了活力，暮气沉沉。伦敦的天际线已经被一股更有活力的中国力量改变。被称作“对讲机”的大楼被中资李锦记收购，被称为“奶酪刨”的另一座大厦的持有人是来自重庆的亿万富翁。

画家看着窗外，说，“年轻的时候太偏激，现在看，其实也没有什么。”在我看来，画家表示了和叛逆岁月和解的意愿。那根小指与母体分离时的决然，如今变成了困惑与纠缠。

夜晚来临，画廊经纪人、艺术家、穿金色礼服的黑发女人、穿黑色皮裤的金发女人，在音乐声中觥筹交错。

今晚的主角关于中国，隐藏在葡萄美酒波光下的一个形象多变的故国。中国不再只是个点缀和永远的东方情调。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一股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油然而生。这也引起了外界的疑虑。

我们站在走廊上，俯瞰伦敦夜景，话题转到了正在国内火爆上映的一部动作片：一名中国退伍军人如何拯救了非洲和海外中国公民，战胜了恐怖主义。这不是兰博式的影片，而是一个宣言。兰博只是肌肉男，中国勇士具有更高的道德标准，不光遵从于男人的尊严，而是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蒙尘已久的荣耀的召唤。

画家保持了惯有的批判色彩。盛奇认为电影隐藏着令人不爽的迎合，“我看了开头就不想再看了。”

我也只是在友人发来的链接上看了电影的开头，大概比盛奇多看了五分钟——英国网速太卡了。我提醒画家，电影开始居然有反映强拆的片段，似乎具有了直面现实的特质。

“但是，”盛奇说，“你没注意到警察已经把强拆的村长逮捕的细节吗？”所以这部电影广受欢迎还如此安全。我对艺术家老道的眼光表示钦佩。

这毕竟是一部电影，不能当成纪录片解读。我在非洲采访过加纳的中国采金人，了解中国人在非洲不为人知的故事。有些时候，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传递出的中国人重回舞台中央的强烈欲望。这欲望是真实的。否则很难解释它的票房奇迹。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这是一种积压已久的情绪的宣泄。

于是，在崛起的中国面前，任何批评都变得软弱无力，甚至批评本身也会令人怀疑了。就像那根与母体分离的断指，不知所踪，只保留下了无声而痛苦的记忆。

3.

一天我在此间的中文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免费舞蹈课。

我打算给女儿报名，让她消耗多余的精力。跑到唐人街却被告知是广场舞教学。我临时起意给自己报了名，于是有了第一次跳广场舞的经历——在伦敦。

广场舞（中国站摄）

广场舞在中国已经摆脱了争议性的名声，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新常态，一种城市文化景观的标配。

很多个清晨和傍晚，在几乎每个中国城市的中心开阔地带，我都看到过广场舞的队伍。舞曲激昂，肢体摇曳，日子不再寂寞，江山不再平静，唯有鼓点回荡，直抵心底，汇合成时代强音。

舞蹈课就在唐人街上的“中国站”。“中国站”创始人 是六十年代从香港来到英国的邓永锵爵士，一个黄皮白心的“香蕉人”、派对动物，今年8月死于肝癌。得知大限将至，他专门在泰晤士报打广告召集亲友做聚会告别，惜未能如愿。中国站不久前举办了英国前首相梅杰的讲座。这个西方主流文化唱主角的场所，中国特色的广场舞粉墨登场，太有意思了。

我走进三楼课堂，看到大爷大妈们已经各就各位。大概来了六七十人。一多半是老移民：来自香港，一小半是新移民：来自中国内地，剩下还有一些白人面孔。岁数大概平均60岁左右。女多男少。

广场舞的兴起，揭示了中国的社会形态还是以集体主义为底色。连带中国人的业余生活也仍是抱团性质的，特立独行的个体注定不受到鼓励。有意思的是，互联网的普及并没有消融集体，反而帮助人们找到了自己的同类，于是队伍日益壮大了。

教练是一名英国女老师和一名中国男老师。舞曲是前几年在英国很流行的“Rather be”和中国的“最炫民族风”。我跟着大妈大爷跳了两个小时，一直没踩对过步点，看着周围轻松自如的人们，无地自容。一堂课下来，口干舌燥，浑身臭汗。幸好对于广场舞而言，这都不算事。这是另一种语言和价值体系，要的就是能豁出去的笨拙劲儿。

休息间隙。我跟中国教练聊了聊。张澳南在金史密斯的孔子学院担任舞蹈老师。他告诉我，五堂课后，将选拔学员参加10月初在伦敦的南岸中心举行的中国变奏艺术节。

两支舞蹈动作都是张教练编排的。他认为广场舞具有很高的包容性，“广场舞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民族、古典、街舞、拉丁舞、芭蕾、新疆舞、蒙古舞的动作，各样形式都能编入广场舞。”

专业的剧场舞蹈体现的是观赏性和艺术性，而广场舞最好的一点是社会价值，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参与。

广场舞（中国站 摄）

广场舞毕竟是只属于中国的。张教练后来告诉我，英国人其实不了解广场舞，认为属于健身性质，像有氧操。张澳南认为，西方人还是认可自己的古典芭蕾和现代舞，而不会把中国舞蹈加入到他们的体系中，“因为文化理念有差异。”

演出在即，我临阵逃脱了。我僵硬的四肢完全跟不上大部队，无法体现舞蹈的美感，注定是献丑。

演出当天，我作为观众来到了南岸中心。舞台上，“最炫民族风”在回荡。60多位学员，穿着黄色体恤，系着蓝色围巾，随着乐曲舞动，不少老外加入其中。

我产生了一些错觉，好像这不是伦敦，而是我熟悉的王府井或者酒仙桥。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形象气质是温吞内敛的、韬光养晦的，刻薄点也可以说是闷声发大财。中国元素在西方语境中从来是作为点缀出现，现在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中央，有点迫不及待。

我突然意识到，吴芳思那种传统的西方视角解析中国历史的思维模式、盛奇用西方的绘画语言来阐释中国故事的手法，现在都要翻篇了。一切需要重新诠释，重新讲述。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取得了更大的赢面。就像是那部势不可挡的动作片和眼前的广场舞，以一种简单、直接，然而有力的方式，让世界看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