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者》剧照
我是浏阳人，十六岁之前，除了省会长沙，哪儿也没有去过。
我这种人，大概就是长沙俚语中常说的那种“乡里别”。
母亲在浏阳的鞭炮烟花公司上班，是一名会计。彼时国营企业疲态尽显，债务纠纷不断。于是除了日常做账以外，母亲又多了一项任务：外出要账。
印象中，母亲常常出差。
“都是国营，有钱就会给咯，去他们单位候着，有钱进来就结，没有就等。”母亲后来说，“有时候给汇回来，有时候结的现款，一个旅行袋，装得鼓鼓囊囊，我们财会室两个女的，一个男同事护驾，拎回来。”
初时十元是大票，一二十万货款就是一旅行袋。后来币制改革，才有了百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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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时，我上高一。
家里因为祖父动大手术举了债，刚刚还清不久，一两年下来，母亲存了一些钱。她想着拿一部分出来，带我出去见见世面。适逢暑假，母亲刚好要去郑州和西安的公司要账，便带上了我。
临行前，她给了我八十元，作零花。在当时，这对我来说不啻一笔巨款。
要债团一行四人，母亲和她的同事孔姨，还有一位公司跑业务的、深谙社会之道的易叔随行做保镖，我则是个小跟班。
我们深夜到达长沙火车站，搭凌晨三点去往郑州的火车。
那时节，浏阳到长沙的高速尚未通车，要绕很远的路，总得两个多小时，山城的孩子，汽车坐得少，我不可避免地晕车了，一路吐空了肠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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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迤逦到了郑州，刚下火车，一行人就受了个下马威。
在我们挤上一辆公交车时，一个矮壮男人冲上前打了易叔一耳光，我搡了他一把，他也想冲上来揍我，一个妇人把他拉开了。母亲大声喊着，孔姨也是，细碎的尖声又快又急。男人仍旧骂骂咧咧，言语中大约是说易叔碰了他老婆，易叔双手提着两个大箱子（母亲和孔姨的行李箱），望着男人，一言不发。
“真男人，忍得住。”下了车，母亲冲易叔伸起大拇指，又转头对我说，“小孩子不要冲动，外面危险呢。”
那一晚，我们住的是大通铺，二十来人一间大房，一人一张床，男女合居，洗漱间在外头，他们三人倒像是惯了，各自忙着收拾，洗漱。四人的铺挨着，母亲回来时笑着讲见闻，“一个胖女人，在洗手池边搓汗垢，穿着大罩衫，手伸到衣服里头，搓一搓，扯开罩衫抖一抖，脚下一地屑子。啧啧啧。”
晚上入睡了，室内尽是鼾声，有人磨牙，有起夜的人在黑暗中点起了香烟，烟头的光随着吮吸明灭，还有人大声咳着。母亲睡在我旁边的床位，吹着鼾，安之若素，孔姨、易叔也是一样。
我坐起身来，室外透入微光，我静静地看着他们，母亲的包放在枕头底下，头压着。易叔的包放在头侧，不管不顾，我暗暗替他担心，谁要拎走了，可怎么办噢。走过去想要帮他保管，手一搭上包带，一只手就搭上了我的腕子，易叔的眼睛在黑暗中亮闪闪的，直直地望着我，好半天才问，“睡不着？”
“嗯。”我讷讷地答。
“明天换地方吧。”易叔笑着，“什么都不要想，先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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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住进了二七宾馆，吊扇在天花板上呼呼地吹，易叔和我聊了许久的天。初时他问我交了女朋友没，后来说起他自己，说着单位的效益越来越差，他准备出去单干。
“男人要能赚，养得起家，婆娘（老婆）才看得起。”易叔在黑暗中喃喃地说着，轻声地叹了口气。
母亲一行在郑州的要账挺顺利，呆了两天，就起程往下一站。
于是对郑州的印象，只有大通铺和某天赶早去亚西亚商场看的员工广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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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安，在对口公司附近，易叔叔寻了一间招待所，用一串葡萄与前台服务员套了近乎，要到两间特价房。我们安顿了下来。
不曾想，这里的债务结得特别艰难，西安公司也没钱，上了年纪的女经理慈眉善目，一再地抱歉，请母亲等一等，有款子进来一定优先她。
头一天，我随着母亲去公司呆了一天，无外乎盘存、算账。单据一笔笔地核对，我在一旁百无聊奈，默默地呆着。
饭在公司食堂吃，加了两个菜，一道勾了芡的甜椒炒肉，吃起来别有一番味道。主食是花卷和馒头，有粥，大桶装着，清可鉴人。经理阿姨陪着吃，请大家自己去舀粥，“馒头配粥，养人啊。”阿姨笑嘻嘻地，一再地嘱咐，“大勺沉底舀，底下米粒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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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就不去了，待在房间里看电视。母亲三人依旧去公司坐班，守着收账。
午饭我自己解决，初时在房间泡方便面吃。偶然到街上逛一逛，居然发现了一家清真饺子馆，卖羊肉汤饺。饺子煮熟了，大碗盛着，浇上一勺汤，放一撮香菜、几粒小虾，油辣子在桌上任加，大夏天的，吃一碗，一身汗，虽是热了些，但是通泰、舒畅。
我一天接一天地在招待所里看电视。母亲到晚上才回，总是一脸疲惫。他们三人时常在房间里讨论第二天如何应对，有时候聊着聊着，谈话的内容会漫开去，聊起从前公司光景好的时候。
“那时候每年的订货会，招待所都住满了。”母亲回想着，脸上漾着不一样的神采，“什么都紧俏，抢着要。”
那些天，最开心的是和易叔晚上出去散步，他带着我，沿着大路往前走，教我认车标，“那是丰田，这是桑塔那，哟，看！一台蓝鸟，这可是好车啊。”易叔啧着嘴，说起车来津津乐道，“我以后出去单干，要是赚了钱，就买台车。”
有时候，我们会走进小巷里，遇到卖小吃的，易叔就请我吃点儿东西，烤羊肉串，孜然面洒着，又香又嫩，旁边有妇人提着大壶卖黄桂稠酒（度数很低的一种甜酒），一人来一杯，吃着串，喝着酒，瞬间感觉自己成了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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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在那家招待所住了五日还是六日，终于有一天，母亲回来，脸上带着笑，总算结到了部分账款，回去能有个交待了。
我们在西安多盘桓了一日，一大早，母亲带我去看了大雁塔。然后报了个西线一日游的团，坐上中巴，去看兵马俑、华清池。
在华清池门口，我们遇上了一个日本小伙，易叔很快跟他交上了朋友，小伙随身带着一个本子，二人手写聊天，聊得欢，易叔带着他逛了一路，因为跟着我们，他也买了普通票（外宾票要贵一些），检票员拦他，他就冲着人笑，鞠躬，易叔忙赶上去把人扶直了，“我们一起的，湖南来的。”易叔冲检票员解释，检票员一脸狐疑，还是放小伙过了闸。
小伙跟着我们玩了一天，从华清池到兵马俑，再回西安市区。
经理阿姨请我们吃晚餐，易叔也带上了日本小伙。
晚餐在长城饺子馆吃饺子，我是个饺子宝，看到饺子就开心，吃了很多，日本小伙也吃了很多，他说在他们那里，这个是做菜吃的，要配米饭。能单吃，很开心。
将将吃完时，日本小伙先起了身，去前台结账，易叔跟上去把他拽回来了。一桌人冲他摆手，示意请他客的，不要他结。他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地鞠躬，叽里呱啦地感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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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的最后一天，我们去老孙家吃了一碗羊肉泡馍，前台买票，领一个空碗，一块馍，掰碎了，再拿着碗去窗口，工作人员给舀一勺羊汤。
这种吃食并不合我胃口，剩了许多。
旁边的本地人倒是吃得香，看到一个精瘦的老头，碗旁摞着五个馍，细细地掰着，眼眯眯的，专注又享受。
上火车前，三个大人商量着，买点儿东西回去给家里人，挑来拣去，买了一大筐葡萄，“这里的葡萄便宜，买一筐回去，大家分分。”母亲说得振振有词。
我和易叔把葡萄抬上火车。
火车坐了一天，车厢里闷热，到得长沙，葡萄已经作酒香了。
转中巴回浏阳时，母亲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个塑料袋，关切地望着我，生怕我晕车要吐。坐到半程了，她忽然拍了拍我的手，轻轻说，“这回你见了世面了，要好好读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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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出远门。母亲偶尔回忆起，总是啧着嘴，“你的费用我自己出的，花了好几百呢，那个年月呢，钱作得大用的。”
几年后，母亲的单位破产了，她与人合伙开了家小餐馆，开始了人生的二次创业。
易叔也出来单干了，做着各种买卖，凭着自己的社会经验闯出了一条路来，成为小城里最早买私家车的人之一。据说日本小伙常写信给他，还寄过几次小礼物。
参加工作以后，我开始迷上了旅行，到处去玩，去看看不同的风物，感受世界的大，人间的杂和自己的小。
西安后来又去过两次，最近一次，特地去寻了那家住了六七天的招待所，已经找不见了，原址建了新楼。旁边的清真饺子馆也一起不见了。
那一天，我站在长街的旁边，风从北面吹来，大马路上车流熙攘，各种车标亮闪闪地从眼前晃过，再不见一台蓝鸟。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10-29 09: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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