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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分享] 人间 | 工厂男孩(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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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6 10:5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裁员?先遭殃的肯定是男工 

2016-06-28 丁燕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夜晚,你醒来,瞪大眼睛,在黑暗中辨认出天花板,耳边是不同睡姿的人发出的不同频率的喘息,如蚕吃桑叶。


自述

岭南给人的感觉是十分具有冲击力的:太阳、光线、色彩、楼房、人群,一切都那样强烈,具有极端的美。

我在东莞樟木头镇闲逛了很久,欣赏了花园小区、被绿色植被覆盖的山峦、大型现代化超市、时装店、快餐厅后,却始终看不到工人聚居区。

我知道它们就隐藏在那里——有那么多描述它们的文字——但第一眼见到它们时,仍惊讶万分。

直到我置身其中,穿过一模一样的火柴盒宿舍楼,那涂着号码的封闭小房门,就像一幕幕幻灯片影像。如此众多的人集中地生活在这样的地方,着实令我吃惊。

若你仅仅只来过一次工厂宿舍,或抱着参观者的心态,很难有所发现,因为它们的模样实在太过普通。发生在普通之地的事件,通常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其实,有些事儿并不普通。

正是这些貌似普通的宿舍楼,让打工者有了最初的落脚点。他们从这里开始认识工厂,认识城市,认识另一个世界。对他们来说,这些楼宇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他们穿上工装,通过新人培训,跌跌撞撞地变成工人,进入车间,开始工作;在这里,他们终结了乡村的田埂,而逐渐适应了现代化的流水线。

这些普通的宿舍楼像一面面放大镜,能映照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1


从东莞市区到樟木头镇中心,像一级级走下台阶;从镇中心到工厂路,又像来到另一块大陆,遭遇另一段漂浮时空。工厂路只有唯一一条主干道,两侧除厂房宿舍,就是形状各异的农民房,天女散花般的招牌,尘土飞扬的货柜车。

那些离开了田野的农民,来到这个岭南小镇,在工厂路走来走去找工作,直到鞋底融化成麦芽糖,才等到进电子厂的机会。通常,他们会因对这个新城市的陌生,而选择住进宿舍。这个时间段大约是两年。

就像进入新兵训练营,从住进宿舍开始,这个人便脱离了乡村生活的轨道。在昏暗氤氲的宿舍开始,开启他的受难之旅。每一个打工者都在努力让自己的颜色、气味、词语更趋近整幅背景,而不要孤零零、古怪怪地凸现出来。

工厂宿舍的“全盛期”,恰是第一代打工者大举南迁的混乱期。那时,人来人往,拥挤在这个陈旧、便宜、粗糙的空间,每个人的气场都像敦煌壁画里的经变图——各有各讨生活的哀伤大历史,各有各一箩筐背井离乡的心酸家族史。

而今,全盛期已过,第二代打工者更敏感多思,和当初像抛洒谷物般散落在东南的老一辈不同,第一代离开家乡跑到异乡,在陌生地仓皇讨生活,赤手空拳,来不及询问或追问,慢慢变成一脸黑斑,皮肤枯干如橘皮的老人。而第二代却不愿在一场封闭的梦里循环做梦,总想睁眼问个明白。

 

2


宿管阿坚高大帅气,忙得红头涨脑,却总是笑吟吟的,眼神浓黑精纯。

“奇怪得很,从2013年开始,男工比女工多。”他从《宿舍分配表》上获得了这个信息后,吓了一跳。

阿坚的办公室是平房顶头的那间,门口挂着“宿管”牌子。墙上小黑板的表格清晰显现2014年电子厂的男女比例——全厂3200人,住宿舍的2600人中,1600人是男工,900人是女工。阿坚感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工厂的性别比例是可是八女比一男啊。”

城市需要工厂来提升GDP,而工厂运转则需要工人来当帮手,但此刻的电子厂,女工太难招,不得不大量招收男工。

进入宿管办公室的男工,顶着各类时尚发型,而阿坚却是最普通的黑色小平头(尽管他也是80后)。我问他为何发型如此“大众”,他将双手用力一拍,做了个摩擦手势:“管理者要以身作则哦!”

关于男工的发型,阿坚有自己的观察:“95年、96年出生的男工,最喜欢赶潮流,穿时髦衣服,搞新奇发型。”2010年,流行烫小卷;2011年是染黄色,半边长到遮住眼睛;2012年,两个鬓角短平,但剃上字母(ZY等)或各种符号(十字架等);2013年和2014年则是两侧剃平,中间高耸如草堆,脑门处是三角形。

我脱口而出:“莫西干头!”

但阿坚却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他讪讪一笑:“估计男工们也都不知道莫西干,只是看别人理,就跟风。”

从印第安人中的莫西干族,到作家库柏的小说《最后一个莫西干人》,直至贝克汉姆的莫西干发型,“莫西干”背后的意义不间断地转化,直把印第安部落祭典的精髓全部抽离,而只剩下脑袋顶上那几缕小卷毛。称自己为“莫西干”的是一代人,顶着“莫西干”发型的是另一代人,这之间发生了多少星尘往事我们不得而知,传说只是传说,现在只是现在。

就像此刻的这里,发型成了革命,像一股狂潮,席卷了所有青年男工;于是,电子厂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规定:“男工不得染三种以上颜色的发型。”

“怎么会,三种以上?!”

“当然会。”

 

3


男工宿舍像密室,填塞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地上堆着矿泉水瓶,顶部吊扇脏污生锈,毛巾滴水,运动鞋晒在牙缸旁,被褥揉成团。

在南方,男人们表示不满时,总会说一个字:屌。在北方,说的是:操。但都异曲同工。在最激烈、最难忍、最不堪的时刻,这个字会脱口而出,频繁出现。似乎这个词也预示着男人们的共通性,阿坚总结90后男工的共通性,就是:赌博、喝酒、抽烟、打牌。

我不解:“这是种发泄方式?”

阿坚的两眼像那种装电石的脚踏车前灯,颊肉乱颤地大笑:“男人并非压力大才这样,这是他们的天性。”

男工意味着麻烦、挑衅、悍勇、冲突和不可控。那些到达电子厂的90后男孩(作者注: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抽样调查:出生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打工总人数的60.9%),其经历大致相仿——留守儿童——父母健在的人间孤儿,初中辍学——九年义务教育的截止点,到父母打工的城市打工——第二代之命运轮回。

在厂里煎熬一两年后,像褪去罩衫般褪去胆怯,男孩们对光怪陆离的城市有所掌控,而来自外界的目光也不再是贬损和轻视,但他们的发展可能性依旧弱于女性——这和家乡重男轻女恰恰相反。

他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在有些工厂,花同样的时间,干同样的活,女工每天比男工多拿十块钱。

在工厂,女工是永远的宝石,年轻女工堪称钻石。然而,女孩们从乡村进入工厂,最多干两三年,等她们熟悉了街道、公交和男人后,便有了更多选择:售货员、洗脚妹、服务员、美容师、二奶——她们的机会一层层一瓣瓣,如蕨草复叶般繁多。

在家乡,那些男工们早已习惯将女性视为弱势群体,而当性别命运被翻转过来后,他们不服气。去质问,得到的回答是:“不想干就走人!”

很简单,厂里要裁员,首先遭殃的定是青年男工。女性的耐心和坚韧恰好适合长时间安静坐在流水线旁,而男性汹涌的荷尔蒙反倒成了不利因素——所谓的“大胆”和“冒险”在工厂都被贴上了负面标签。

工厂当然喜欢要女工,尽管阿坚则更喜欢管理男工——能“吼”住。而女工,不能只靠“吼”——她们更复杂。

 

4


电子厂的内部世界,并非像电视镜头所呈现得那么整齐划一,一旦进入,则意味着接受了某种准军事化的生活规则。

男孩们掏出身份证,填表,培训,领工衣工鞋,有了宿舍和工牌后,开始进入车间上班。他们要立即融入所处的环境,其速度要比变色龙还快。之后,他们的生活就像扑克牌般拥有了两面完全不同的花色:一面是城市,一面是乡村。

一眼望去,通过深蓝马甲上不同颜色的滚边,便可知你在这工厂帝国身处何级:红边是制造部门,黄边是间接部门,白边是客人。

“注意!”保安用干枯的声音不断提醒:“注意!”像这种类似的提醒接连进行几十次几百次后,服装的差异和人的差异之间,便建立起无法分离的关系。

这种人造关系不是一下子就能拆散的。见到别的车间主管,会敛声屏息;无需向临时工打招呼,那会降低自己的身份;但对那些根本不用穿工装,在车间自由走动的人,最好不要用正眼与之对视,他们也许就是老板——浑身散发着至尊者的懒散;还有一种穿便装的,却无需特别提防,只保持相对松弛便可。

如果把车间生活浓缩成两个字“纪律”,那么宿舍生活可能就是“疲惫”。从车间走出的男男女女类同幽灵,形象模糊,双睛通红,返回宿舍楼,穿过一片满是乱七八糟胳膊和大腿的长廊,推门进入后热气像招摇的洪水,从七八个人身上散发出来。在葡萄藤般错织交缠的高低床的某一张,安放下身躯,努力修复,力图让各零件重新达到均衡,以便能应付第二天的劳作。

此时此刻,床格外重要,它预示着休息不再只是自然行为,更裹挟着某种强迫。必须睡觉,也必须睡着。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传统完全背离:睡觉在电子厂是一种具有轻伤害的可怕行为。如果没睡好,第二天也许会被腐烂发酵的空气搞得昏天黑地,继而会装错货,会被拉长臭训,会被机器吃掉手指,会被重锤砸掉脚趾甲盖。

 

5


“日本人的管理……嗯……还是很细致的!”阿坚拿出叠打印纸,轻声说道。

他又即刻补充:“不过中国和日本。”他抬眼看我:“你知道的。”那叠打印纸有十几页,内容从宿管员的姓名和照片开始,清晰地指出各项业务:管理宿舍空床位卫生,值日表作成,清洁工具确认,维修跟踪确认,员工是否乱扔垃圾,不洗澡,私拉电线,私自煮饭等,细致琐碎。

这些规定沿用这个日资厂的一贯风格:图片和文字互补。一张白纸被分为左右两边——左边是文字,右边是图片——似乎制定政策的人像是拿不准阅读者的文字能力,不得不再费心配上彩色图片。

有张图非常简单,床板上放着个吹风机,其文字是:“确认宿舍是否使用大功率电器及私拉乱接现象。若发现,对正在使用的大功率电器,没收并罚款五十元,不予退还。”

我清晰记得有个90后男孩郑重宣告:“人在,发型在!”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背着双肩包,拖着拉杆箱,蹲在大榕树下等公交车,或在工厂区四处找工作时,一定不会忘了带上吹风机。每天冲凉后,搞头发是最耗时的大工程,可每个男孩都乐此不疲。发型像宫殿那金碧辉煌的屋顶,不能有一丝一毫差池。而用吹风机将丝丝缕缕的头发吹干,再秘密地让它们组合成各种形状,那样的魔术时刻,则被男孩们视为“贵族享受”。

而现在,吹风机赫然出现在图片中——要被没收,要被罚款。虽然其余不能使用的电器类还有电饭锅、电磁炉、热得快……然而,吹风机被禁用的痛,是最大的痛。

除此以外,日本人的思维精确得像仪器:每周用湿抹布擦拭床板一次;每周用手敲打床板十下;每两个月用鸡毛掸清扫一次天花板;每天检查门、灯、水龙头、风扇、电源、电线、插头等是否安全;甚至鞋子要摆放成一条线,不可超越地面上的标准线……

白纸上的每一个字,都体现出独属于日式的专注、偏执和天真。我不知有多少人能“每周用手敲打床板十下”,这些训诫如老妈的絮叨一样,希望你能千依百顺地服从。而那些画面上的扫把、刷子、鞋子,并不让我感觉好笑,反而有种古怪的难受。无论新入职的人会做多少,能做多少,管理者都拿出最大耐心,循循善诱,视他们为幼儿园孩童。

但这也是事实:有男工将橘子皮从窗口丢下,有女工将瓜子皮吐到满地,有山区男人不习惯每天冲凉,大热天臭烘烘进来,臭烘烘躺下,在深夜臭烘烘地打呼噜,而早晨漱口时从喉咙中发出同样臭烘烘、吓死人的巨响。故而,“每天都冲凉”也成为一则条款。

 

6


“真有动刀血拼的?”我对男孩们那种灵魂出窍后的行为完全没有把握。而“手册”上,对于“管制刀具清查标准”是如此规定的:每周保安和宿管员对宿舍进行清查,发现有员工私藏刀具,一律没收并交行政处理。对私藏刀具的员工要予以解雇。

阿坚虽然笑,却显出蔑视。宿舍这头动物他日日孵养,身上的每一根汗毛,他都清清楚楚。

用工荒导致缺工,缺工便不得不大量招收男工,男工多必然促使厂内频发各类案件。

春节后刚开工那段时间,电子厂几乎每天都发生丢手机事件。一连串恶性连锁事件的最下游,出现了银光闪闪的刀具。从男工宿舍的角落,常能搜罗出各类长短刀具。各种械斗皆一样血腥暴力,但却各有各的目的。

原来,工厂里的男人和工厂外的完全不同,主要的区别是:工厂里有一个“群”——这些年龄相仿的人,同吃同住同玩,故能一呼百应,同享暴力。

械斗时的男人们都变成了部落人,变成了快刀手、短刀王和飞刀人。他们出洞,把风,搜索,警告,攻击,流窜,在榕树的阴影下抚摸流血的伤口,闻着皮肤上的焦燎味,鼓突的喉头咽下口唾沫,慢慢地回忆刚才——就在刚才——他们踩破同类的身体时,像踩破一粒紫红葡萄,随着“噗”的声音,汁液肆意迸出。

直到穿上工装准备上班的那一刻,像一部地狱景观的录像片被按了暂停,男孩们从空荒之景中回过神来,急匆匆在交班时间赶到车间。进入大门的那瞬,满头大汗被空调冷风收杀,整个人变得格外清醒,对此前发生的冲动不免后悔。

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带着暴躁、语焉不详和跃动的孩子气,都有着永不驯服的野性活力;而几乎所有的女孩,既是婴儿又是妈妈,既习惯悲屈又擅长隐忍。男孩们总是身处极端——把自己推向断崖而无后路可转,总是那样不可自控,潜藏在血管和骨髓中的怨憎,总让他们要找茬大干一场。事毕,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种被重力拉扯的疼痛。而歇息一段时日,那可怕的冲动因子又会再度聚集,剧烈演变,直至第二次爆发。而女孩们却总能以柔克刚,以太极拳步伐战胜一切阻塞。

所以,工厂主对青年男工的态度极为冷淡。一旦有了女工,即刻将这些任性的不驯服因子辞退掉。所以,男工地位远低于女工,这更让他们像困在暗黑地窖中,找不到逃脱路线的困兽。

 

7


十九岁的石依曲部是跟着姐夫来的,做的是“学生代表”:专门协助工厂管理和他一起来的近百名四川工,他对车间并不熟悉,“只进去过两次”。

这位男孩在解释自己的名字时,说“石头的石,一二三四的一”,随即便被阿坚纠正为“单人旁,衣服的衣”。

石依曲部一米六八,精瘦黧黑,脸庞窄细,五官精致。若他个子再高一点,脸盘再大一点,皮肤再白一点,完全可以演电影,因那五官凸凹得着实绝妙,双眼如藏在大山深处的黑泉,让看到它的人不好意思。然而,一张嘴,却泄露出弱项:每一个汉字都像被舌尖咬碎,破烂得不忍卒听。

进入电子厂对这个四川大山里的彝族男孩来说,不仅是进入了工业时代,还进入了一个被汉语命名的世界。他熟悉电子厂的过程,便是熟悉汉语的过程。每一个汉字对他,都是一次颠覆。

那群四川工到来后的两个月,不仅麻烦不断,且惊险连连。两个男工在厂外小店偷东西,被扭送到附近派出所。看我惊诧,阿坚老练地微微一笑:“这种事儿,不能着急。”他举例说,“之前厂里来过很多河南工,也是浑身毛病,但后来都变好了。”

“驯化需要一个过程。”阿坚随口道出。

“驯化?”我瞪大眼。


●  ●    

男工对电子厂出现的各类事物,皆充满好奇,如婴儿般无知。他们没见过灭火器,拿起来便乱捣鼓;没见过电脑,便用手在键盘上乱敲;每层宿舍楼内都有个管电的闸门,他们随便地把闸门拉下,令整栋楼全部漆黑。

“为什么这样干?”

“想看看拉下闸门后会发生什么。”黑暗中,我听到阿坚牙齿错位的咯吱声。

他们也许有“偷”的概念,但却认为偷盗算不得严重的事。有男工把食堂旁停放的自行车撬开,骑上就走。

“为什么?”

“自行车放在那里反正没人骑,我骑一下再放回去就好了。”

似乎在他们看来,“东西是可以共用的,而且用的时候无需给对方打招呼”。

有三个男工去鞋柜偷手机:两个望风,一个作案。抓住后集体抵赖,异口同声地说:“啥都没干”。阿坚瞪大眼睛:“监控上都有啊。”他们面面相觑,不知啥叫“监控”。把录像调出来后,看自己如男主角在电视剧里,大惊:“怎么把我们弄到电视上的?”问他们为什么偷,他们不承认那是“偷”——“柜子一拉就开了,手机自己掉了下来。”

“监控”这个词这才流传开来。

各种措施应有尽有,然而,小规模遭遇战还是防不胜防。阿坚的声调趋向绝望:“还有人放火!”

有个工人进入宿舍后,看到床上残留着纸张床单,便聚拢成堆,在地上点燃。等阿坚急匆匆赶来制止纵火犯时,他无辜辩解:“反正那些东西也没用了!”

一股巨大的愤怒让阿坚触电般吼了起来:“问题不是有用和无用,而是,怎么能在宿舍点火?”

对方的眼神无辜如羔羊:“我真的不想烧房子啊。”

阿坚只能无语。从骇得想暴跳到突然——突然,丢盔弃甲般地笑起来。

 

8


工厂里,各式各样的广告语铺天盖地,像一张蜘蛛网牢牢黏住视线,无法如水龙头说关就关。

到处都是汉字,到处都贴着严厉训诫:“不站立、躺卧在椅子上”,“不在非吸烟区及禁烟区抽烟”,可依旧随处能见顶金黄卷发、身形瘦削的男子,在耳侧夹着根香烟,随手将烟头丢在地上,却不踩灭火星。

到处的垃圾桶都标明“不可回收垃圾”“可回收垃圾”,但依然能看到地上狼藉的易拉罐、吸管、塑料袋、瓜子皮。

从车间出来的门口通道上挂着:“严禁携带任何火源及易燃易爆品进入厂房”;在“员工明白卡”中,诸多词语提示员工掌握基本的“疏散逃生技巧”;在“手机电池充电处”,用的是繁体字,但“急救箱保管人联系方法”,又是简化字。

来自各偏僻乡村的打工者,要从这些词语中学习各种技能,把身上那些惹祸的触须尽皆藏起,让自己重生为一个簇新人。

洗手池是个长条铝合金凹槽,并排三组,每组五个水龙头。墙上的话语激亢平庸:“生命来源于水,请节约用水”。另一处则温柔解释:“手帕利用流程” 1:洗手时将手放在洗手盆内,水龙头开小水,防止水溅出;2:洗手后,用手帕将手擦干,避免水滴到地面;3:洗手后用手帕擦干,不要将水甩到地面。


●  ●    

从进入电子厂的那刻起,这个封闭空间所形成的场所,一直都在强调纪律、规矩、制度。可这里,到处晃悠着求偶期的男女,到处是嘴角抿着骄傲或谦逊弧线的年轻个体。这些注定要相爱的男女,像脑中被置放了卫星定位系统的候鸟,毫无困难地在大迁徙的过程中找到另一个,然后,四目相对,被爱火闪电击中,上演一出出大红大绿的感情戏。

但恋爱,却是被严令禁止的。

从墙报上可知,这个厂有各类社团:“羽毛球社、器乐社、乒乓球社、篮球社、舞蹈社、骑行社”。90后男工喜欢进大厂,觉得“人多好玩”,“容易找对象”。但我还是看到了那句威严训诫——“不得勾肩搭背”。

还有手机。这几乎成了流水线以外生活的全部。

把两三个月的工资攒下来,买一款时髦手机,已是年轻人的头等大事。电子厂不是“以衣相人”,而是“以机相人”。手机在桌面上吱吱叫得蠢蠢欲动,短信微信QQ留言,让大甲虫总是吱吱挣扎想翻身。手机和它的主人一同挣扎着。即便每个人都捏着款救命手机,但那难掩的孤独还是四处飘荡。从手机屏幕上抬起的眼睛,像被挖去了瞳仁,空白地瞪视。

女工们的手机经过精心装扮,贴上小挂件假钻石,手机替这些寒酸女人先珠光宝气起来。女人们的脸泼染着各自面前那方形画框里的蓝紫炫光,两腮瘦削,眼神安静,到处是一箩筐一箩筐的工厂版章子怡,而男工们却只能拈酸咧嘴——“她们不好追的哦”,“她们都有男友的哦”。

宿舍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大,所以,新工人进厂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学会和众多陌生人相处。相处的第一要义,是要时时提防他人。厂门口贴着《宿舍防盗宣传十五条》:手机在充电时,一定要确认门已经关好、反锁;睡觉时,手机、现金不能放在枕边;不要当众数钱,钱财不露眼;不要取太多现金放在宿舍。

厂区小店内的货架格档上,贴着一行行手写纸条:“你已进入录像区”“偷一罚百,并送公安局,请自觉!”“本店已装有录像监控,请自觉!”“小本生意,请不要对我下手!”

家和宿舍的区别绝不仅仅止于一张床。

躺在宿舍的第一天晚上,所有的人都会顿悟——这就是电子厂,这就是你要面对的生活。

夜晚,你醒来,瞪大眼睛,在黑暗中辨认出天花板,耳边是不同睡姿的人发出的不同频率的喘息,如蚕吃桑叶。

喘息和喘息交汇,构成一个巨大的梦境。

 编辑:沈燕妮


 楼主| 发表于 2017-4-6 10:5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孩子你别叹气,叹气是大人的事 

 2016-06-06 丁燕 人间theLivings


图 | 关斌斌

一些“笨女孩”被男人用长胳膊扫到墙角后,却也不离开,而是低着头,捏着纸,嘴里嗡嗡嘤嘤。那纸上铺成着密麻麻的字母下,都标注着汉语——“B:闭”;“F:矮夫”。

 

 

1


一群人坐在饭堂的长条桌前,并不吃饭,像巢里的蜜蜂般嗡嘤,满屋子荒腔走板。

她们是贵州来的学生工,近两百人,一眼望去,全是灵透的女孩:个头不高,衣衫鲜艳,肤色发亮,散发着薄荷般的清新味——和车间重油味完全不同

女孩们抬着丰润的脸,黑发在发际线铺了茸茸的一圈,让她们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毛茸茸的春天。哈哈笑时,每个人都一模一样地露着牙齿,顾不上掩饰孩童的原形。

坐在顶头餐桌的男人,有很粗的手臂,很尖的胳膊肘,很大的喉结,很可观的身高。每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威严时,便深吸一口气,同时,猛一勒脊梁骨。“好,很好,人都齐了。”

他将那样壮的身躯硬塞进餐桌,像大人骑上儿童自行车,虽然左手捏着红牛,右手攥着身份证(差不多五六十张),眼睛盯着表格,但因处于视线焦点,每一个动作都有些僵硬。

他朝右侧挥臂道:“这边的,开始了!”

最前排的女生端直地走向他,停在桌前,将掌心的身份证递出。男人举起,像电影里FBI般训练有素,核对这现实的眉眼与照片上的是否重叠——前额刘海,柳叶眉,酥白的颈子弧线优美,嘴角衔着一种忍住瘙痒不敢笑的故作娴静。之后,他将四方卡片收纳掌心,嘴角浮笑,允许她进入下一环节——入职考试。

考试实在不难——只要求读出“上面那行”或“下面那行”的英文大写字母。纸条用透明胶固定在餐桌边,低头便能看到。每行十几个,顺序凌乱。女生们战战兢兢,凝神屏息,让僵硬的E、K、N、B、F被一一辨认。

有人把H读成M,有人根本不认识Q,有人只认识A和B。“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的?”“初一。”“怎么不认识字母?!”“只认得小写的……”


 ●  ●  

在工厂,各类字母各种符号四处乱飞。

没有解释,没有后缀,只是那么突兀古怪地组合:QC、LED、IC。甚至连汉字,也妖兽般令人眩晕——工单上是繁体字,小卖部是简体字,楼道的通知是繁体、简体、英文和网络用语的大杂烩。工人们虽穿统一工装,但聊天时一张嘴,便能通过方言确定“非我族类”。

高个男被女生们弄得发癫,甚至已经不会愤怒了。

一些“笨女孩”被男人用长胳膊扫到墙角后,却也不离开,而是低着头,捏着纸,嘴里嗡嗡嘤嘤。那纸上铺成着密麻麻的字母下,都标注着汉语——“B:闭”;“F:矮夫”。

她们要迅疾将这些现代主义冷色调极简字母攻克,才能进入城市大门。每个人的脸上浮着一种古怪的坚定,“既然来了,就不走了”。

  

2


一个纤细女孩走了过去。一把青丝衬着雪白瘦脸,颧骨跟刀削过去似的,刘海湿湿的,一绺一绺贴在额上,眼窝暗灰地塌着,两排黑睫毛,唇上无一丝血色。她软软地抬手,递出身份证。男人用眼神扫描,静默片刻,反问:“这是你吗?”

警觉和敌意仿佛瞬间射进对方内心。

我心里一紧,确认这“林黛玉”会即刻出局。

然而,那女孩却小声反抗:“是我哦。”

她并不是胆怯,而只是口慢。声音细细的,句尾微微扬起,带着一丝被质疑后的惊奇。她抬着眼皮,黑眼睛像瞎子般透着超脱。

“是你自己吗?!”

男人把逻辑重音放在“自己”上,他简直被激怒了似得,粗黑脸庞像孩子般涨红,眼神增加了强度,再次盯视女孩。

“是我自己哦。”她温柔地望着他——那种任人宰割的温柔使她显得有点儿蠢。男人抑制着愤怒,将面皮一紧,脖子一扭,不再多看林黛玉一眼。向侧旁男人(五十多岁,灰衣灰裤)开火。“我上面是主任,主任上面是主管,主管上面是日本人!”他的发音逐级递增,到了“日本人”,已高达云端。那声音所制造的回声,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发现不是本人,要你们负责的哦!”他满眼犀利。

灰衣男捣蒜般点头,忙打圆场:“知道,知道!”

高个男再次拿起身份证,摇头,语气平平静静:“一看就不是,这么明显!”听到这样的宣判,灰衣男静止在一个奇怪的姿势上,眼睛有些斗鸡地愣怔;而女孩依旧以相同频率辩解,“是我自己哦”。

男人从鼻腔里喷出一声“哼”。我以为他会爆发,把身份证丢出道弧线,再用手指点住女孩的额头,咆哮着让她滚。可他居然——把身份证拢进掌心,一挥手臂,让那女孩过了。

女孩走回人群,肩膀像扛不动衣服似的,背影佝偻。

这样的身体,怎么能在铁板一样的工厂里闯出一条自己的路?

 

3


坐在我侧旁的女孩,黑眉圆脸小虎牙,鼓着和平鸽似的胸脯;她的伙伴是个黑皮肤的姑娘,但五官精致,牙齿洁白。两人用普通话聊得不过瘾,又说起家乡话,还不时爆出脆生生大笑。她们姜黄色运动衫的左胸处,都绣着“2014级幼师二(2)班”。

小虎牙叫曾莉莉,十七岁;黑姑娘叫严美兰,十六岁。

老师带她们出来实习,是和家长通报过的。有的家长不同意,所以,全班七十七个人只来了五十个,囊括着七个名族:汉族、彝族、白族、壮族、布依族、苗族、穿青族。严美兰的身份证上就赫然写着“穿青族”。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文字?”我问道。女孩瞪大眼,茫然无措地摇头:“不知道哦!”

考试结束,等待发证的空当儿,女生们三三两两去小卖部,举着绿茶、酸奶、甜筒回来,嬉笑着吃喝。她们的身体还没被工衣所束缚、厂规所逼迫,还没尝到尊严被贬低的滋味,而只随着性子畅快地欢笑。

曾莉莉用炽烈眼光跟踪着一个男人,片刻不离,像那里有块磁铁。那男人裸麦肤色,身材修拔。男人是她在学校的班主任,姓邹,但曾莉莉不喊他“邹老师”,而是“老班”。老班身旁站着的男人,红格衬衣牛仔裤,模样比老班时髦(是她们的钢琴老师),但曾莉莉却只盯老班,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老班快三十岁了,如芭蕾舞中的王子,保持着不曾失控的优雅。老班笑眯眯地看着她们,看了好一会,终于扬起男中音,抑扬顿挫地讲起来,用词准确、态度温馨,严厉但不苛责:“培训时要认真听哦!”“不懂的先记下来后面再问哦!”“态度要好哦!”“这是最最要紧的哦!”老班很会控制节奏,让每个人都能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舒服。

老班的相貌着实俊气,但让他减分的是服饰——蓝裤蓝T恤,圆头黑皮鞋有些旧。这是小镇时尚青年的装扮。然而,在曾莉莉眼中,老班就是老班,是电影里第一号男主角,浑身透着明星范。她爱他一系列动作中的每一个环节,甚至,连他停顿换气的样子,她都爱。

听老班说要交照片,女生们从粉色钱包里掏出一叠小照片。曾莉莉扯着嗓子喊:“老班,照片的底子不是白的是蓝的,怎么办?”说着,纤细的脚踝转着扭着,仿佛着了火似的。喊完,她又抿嘴向那男人飞了一眼,似乎她和他有个秘密的共谋,仿佛是在提醒他别忘了。

“先交上哦,有问题再说啦!”老班拉长声调的回答。


●  ●   

发证件让学生们亢奋,牌子上有四个鲜红大字:新人报道。

学生们拿到牌子像拿到玩具,把它们夹在任何地方——T恤衫领口、连衣裙领子、夹克衫拉链、上衣口袋、短袖袖口。每个人都仰着脸,笑得简单爽朗,和我平日所见的面孔绝然不同。

老班扯着嗓子喊:“安!静!安!静!”——要分宿舍了。

“怎么分?”

“按名字分。”

“噢——!”曾莉莉一声叹息,继而不断大喊:“老班老班,我们几个要住在一起。”她希望和严美兰住在一起,也更希望得到老班对她的关注。

老班先念名字,再念房号,每次念完都会引起一片唏嘘。有的人激动得跳起来,有的人则嚷嚷吵闹。老班安慰大家,只是临时住几天,后面还要再分。之后又一再叮嘱:“进到宿舍后,看见哪张床没人就睡那张,手机要带在身上,钱先存在我这。”即便如此混乱,老班的优雅也是明显的——他从学校带来的儒雅和文明,明显地高于这个制造产品的庸俗之地。

曾莉莉和严美兰依旧被迫分开:一个B404,一个B402。老班安慰道:“离得那么近,晚上可以串寝室啊!”

两个女生叽叽喳喳地问了许多问题——要上多长时间班?真要站着吗?很累吗?能拿多少钱?但却始终笑嘻嘻,并不觉得马上要工作,而像只是换了间学校。

后来,我一直记得那时女孩们的笑——那么年轻,那么美又那么好。

 

4


第三天,在宿管办公室和饭堂间的窄道上挤着一群人,套着青蓝滚红边马甲,捏着笔记本——是新员工集体考试。内容是他们前两天培训时所学的:公司哪一年成立?主营什么产品?哪些化学品有害?如何使用灭火器?如何与他人相处?曾莉莉很快就答完了,而严美兰有些慢。

我发现她们有了轻微的变化——从湖蓝马甲散发出的某种规则,将她们的散漫拢起来,像一束野花绑上了丝带。甚至,连笑的幅度都有所收缩。

生活的确开始发生变化,和学校完全不同。


●  ●   

曾莉莉住进B404时,宿舍里已有了七个人。一进门,她就感到一股强大的排斥气息。“她们都是同乡,说方言。只对我说普通话”。这时的“普通话”不是高看,而是敌视。

她看到有张上铺堆着行李,就取了下来,把铺上的报纸和杂志清到垃圾桶,铺上自己的被褥。有个老员工一进门就变脸,“为什么把行李取下来?”“我要睡哦!”对方一言不发,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等她要出门时,那女工从齿缝里迸出一句“把垃圾带出去!”曾莉莉懒得多言,便提着大袋子出了门。

过去在学校里培养的生活秩序轰然坍塌。而当她从外面回来,请宿友们吃桔子,她们爱理不理时,曾莉莉才真切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疼痛。

宿舍原有七个人,加上三名学生工,把所有的床都塞得满满当当。各种气味混杂,让房间像热腾腾的肉市,甚至连氧气都要拼命争夺。

冲凉是最紧张刺激的项目之一。宿舍里没有莲蓬,冲凉无比麻烦——每个人拎着自己的水桶,先接热水再兑凉水,等在冲凉房门口。别人出来,自己进去。在狭小空间转动,用舀子将水泼在身上,尽力让周身被濡湿。若冲得时间长,出门后便会遭臭骂。“你干啥了要冲那么久!”“再冲就烂了!”“你把你妈的X也冲净了吧!”这些刻毒言词万万不能接。人人都一身臭汗,都想变得凉丝丝,你耽误了别人,再顶嘴,那就是找抽。


 ●  ●  

曾莉莉和严美兰交了试卷后,还需填“新员工安全培训记录”。女老师扯着嗓门一遍遍强调——时间要写成“前天”(她们刚到厂的那天),中间空格要写“制造部”,再写上自己的“工号”。老班和风细雨地叮嘱,“下午一点要回来,还在原位坐好,继续培训。”“饭卡不要掉,掉了就是钱。”(“掉”就是丢)“同宿舍间要和平共处。”“有矛盾找我哦。”

曾莉莉变得异常安静,只有那炽烈的眼神,足可燃起一场大火。这时候的女生哪里懂得,这已经是爱情(那老掉牙的、人与人之间最致命的感情)。当老班发现女生那样用心打量自己时,翘起嘴角笑了。

前两天吃饭,学生工是数着人头进去的。今天终于拿到饭卡了!一天饭费七元:早餐一元,午餐晚餐各三元。厂牌是饭卡的豪华版:有彩照,盖了章子,每个人都有编号,还有“入社日期”(繁体字)。学生工拿证件时挤成一团,接近十二点时培训结束,大家蜂拥到饭堂打饭口,自觉地排起长队。

 

5


一周后的晚八点,我走进了饭堂。

在电子厂呆久了会发现,饭堂非常重要——宿舍和车间都将人群分成一格一格,那些铁罐般严密的小格子成功地将每一个人封锁起来,唯有吃饭时是人人露面的大集体时刻。每个人虽然貌似形态不同,但经过饭堂气味的熏染,又都变得格外相似。

大厅的白炽灯还是那样明亮炫目,摞在一起的不锈钢餐盘,还有粗腰大桶的鸡蛋汤、冒着热气的白米饭。忽然,一阵阵欢笑声从嘈杂中突围,将气流搅得漩涡荡漾。

我循声望去,那些缺乏纪律性的笑声来自打牌者:四个穿红色运动服(右胸绣着黄色“2014”)的女工正在打扑克,一个男工在观战。她们的笑声像小炸弹,让周围爆出团团热气。

下意识里,我感觉她们和曾莉莉严美兰有点像。

“曾莉莉?不认识哦。”一个女孩(笑得最厉害,总将眼睛眯成条缝)大叫:“不过严美兰是我同学。”她的浓密刘海将整个眉毛全部遮住,瓜子脸,细长眼,眼神闪着麦芒般的光,但声音却异常粗砾,嗤嗤拉拉,像风刮过戈壁滩时碰到大石头。她叫谭小菲。

新一轮牌局开始后,三个女工和男工打了起来——他们把谭小菲留出来跟我聊天。

谭小菲告诉我,第一天上班脚“很痛很痛”,然后她摸摸自己的腰,又把手放在肩膀上:“这里,腰,像要断了;这里,肩膀,硬硬的!”车间里不能走动,只能在一个地方站着,每个人都弓背埋头,像在拉一张无形的犁。

第一天站了八小时,之后,便是十一小时。可第一天的痛却清晰如刀刻:“不是脚趾尖,而是脚后跟,像有一千根针在扎。”当晚,女生用热水泡了脚。这并不是她的主意,而是培训课上老师交代过。但那种痛依旧还在,像一句解释被咽回了肚子,一直在里面沤着,沤着,从未消失。她以为自己第二天站不下来,可硬是挺过来了。

谭小菲和严美兰是小学同学。考上幼师后,她在一班,严美兰在二班。我突然想起:“你们班主任就是那红格子衫帅哥?”她笑着点头:“就是就是。”突然,像是对我如此耐心的嘉奖,这个女生的声调陡然发生了改变,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晰吐露:“其实……我……不叫谭小菲。”我愣怔住。

女生面露羞涩,仓皇解释:“我叫刘丽英。”因为她只有十五岁,年龄不够打工,老师便拿了张别人的身份证给她,证件主人叫谭小菲。此后,同学们便统一改口叫她“谭小菲”。当她慢慢适应了“谭小菲”,听到“刘丽英”,反倒会犹豫。

我想起第一天招工,瘦弱的“林黛玉”反复强调“是我自己”。

“你和谭小菲长得像吗?”

她哗啦啦大笑:“很像很像!简直一模一样!”

这些贵州女孩,各个都额前挂刘海,脑后扎马尾,小圆脸,精瘦黝黑,肤色泛光,牙齿洁白。我想知道她何以告诉我这个秘密?但她并不解释,只是一如既往地笑。笑声越听越像十五岁。我听出那笑声里夹杂着嘶啦啦的毛刺,便问她“是不是受凉了”,她瞪着眼珠,我拿出一包金嗓子,她听话地含了一片,又把其余塞给旁边女生。女生问:“是糖吗?好吃吗?”此前,她们从未听说过“金嗓子”。

突然,一旁的女孩大叫道:“要回去了,再晚就没热水了!”

像陡然刮来一场风,牌局顷刻间溃散,女孩男孩们的脚上像安了风火轮般转瞬即逝——环绕在身旁的暖意消散后,我如坠冰窖。

 

6


学生工到来已两周,但电子厂依旧在大量招工。

下午五点半,一群新员工涌入宿管办公室,要求换宿舍。女宿管捏着的大圆盘缀满钥匙,一抖动,哗啦啦作响。“每人按床位牌号轮流搞卫生;宿管查房时安排哪个搞就得搞;下午五点、七点、九点放热水,各放一个小时;不能私自换宿舍,搬动床位;宿舍不能用排插,不能用吹风机;中午尽量不要回宿舍,不要影响上晚班的人睡觉;每天都要冲凉……”之后,女人们拎着大包小包,走向B栋。

我迎面碰到劳务公司阿彪——他刚从女工宿舍出来。前天来了个新员工,1993年出生的,住进宿舍第一天便因吵架要换宿舍;第二天又吵架,又要换;第三天吵架后直接要辞职——她甚至还没等到新人培训,不知车间是啥模样,但她振振有词:“钱能不挣,气不能受。”阿彪摇头:“90后女工的忍耐力真是越来越低了。”


●  ●   

90后的父辈,曾咬着牙进厂,省吃俭用攒钱,回老家造房子娶媳妇。除了填饱肚子,几乎没有别的消费,甚至连梦都不敢做。而90后早已听厌了这样的故事。他们不愿忍耐,不愿通过自我修剪,从树变成树篱,不愿驯服规矩适应他人。

正说着话,迎面碰到个男工,堆着一脸嬉笑和阿彪说:“借我二十哦,一天没吃饭了哦。”身材像虾米佝偻,脸部表情又像喜剧演员,口气里却暗含着威胁。我能感觉到阿彪的身子有些抽搐,但显然,他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拦截。

阿彪掏出钱包,抽了两张。那男孩即刻旋风般窜入饭堂。阿彪瞪着那背影,惋惜着两张纸币的命运。“年轻男工既缺乏长远规划,又没有储蓄概念。”可他却不能彻底撒手,完全不管他们的死活。男工们总是到了快没钱时才进厂,熬不到发工资已弹尽粮绝。名义上找阿彪来借,却往往还不了。阿彪说,这样贴出去的钱,林林总总,已超过两万了。有的男工身无分文,便一天两天不吃饭。饿极了,就去偷去抢。工厂路案件频发,常能见到协警走来走去。

“现在的男工跟女生一样娇气!”他摇头。“学生工好管,他们没有社会经验,又有老师帮忙……”他感叹,“如果在社会上混了两三年,心就活了,就会变得格外挑剔。”

就好像还有一个隐形工厂,藏在这些灰扑扑的四方建筑物内。学生们初来乍到,迷迷糊糊,尚无能力辨识;一旦过了期限,人们便参破天机,看清迷雾后的真相。


●  ●   

2013年,到樟木头工厂路电子厂打工的三千多人中,男工近两千(80后90后占一半)。但问题在于,对管理者来说,性别从来不是中心问题,他们的理念是通过纪律,让任何进入车间的人都变成准机器。工厂需要的是“中性人”。直到2013年,性别问题才尖锐地扎眼起来——众多男工成了工厂不折不扣的梦魇。

如今工厂的重点,是管理好二十六岁以下的男工。他们讲义气好攀比。“不是攀比存钱,而是花钱!”“他能花我也能花!”“你买个溜冰鞋四百,我就五百!”下班后互相请吃饭,请打台球,请上网吧。一个月下来,存不了几个钱。而二十六岁后,男工们差不多都结了婚,有了养家糊口的责任,便要想法子去多挣钱。

对男工的管理,可用极简极粗暴的方式;但对女工,则要提供一系列温情色调的服务。因为年轻女孩的选择机会比男孩多得多。一旦进了工厂,便要千方百计留住。“换宿舍?”“换!”“请假?”“请!”

在阿彪看来,男工更好管。“他们要是调皮,我可以震得住!”“大吼一声,想做做,不想做走人,准保管用!”而女工,“一会儿撒泼,一会儿撒娇,很难管哦。”

 

7


第三周时,我去B404找曾莉莉。

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正在上铺绣十字绣,长手长脚似要把铁架床撑爆。她应来没多久——身上的汗背心实在不像话,洗得清汤寡水几近透明,坍塌在皮肉上;昏黄的灯光下,乳房自由散漫;粗黑手指拽着针线一上一下,像个山顶洞人。

“你是曾莉莉的老师?”“啊?不是哦。”她喘了口长气,一股闷恹之气,再次低头盯视白布。曾莉莉的床也是上铺,木板上铺了层薄垫子,被子也薄,用块花布挡住床侧的玻璃窗。床上也没有挂帘子,像敞开的山洞袒露内里。原来在工厂,隐蔽和羞涩也需要购买。

下楼时,迎面碰到了穿便装的曾莉莉,她和张丽在一起(她的新宿友)。两个女孩一见我,高兴地跳起来。问她们上班累不累,女孩们异口同声地拖着长音:“累——!”那么亮的声音里,有一层金属光泽。她们叽叽喳喳说车间里的事,东一嘴西一嘴,激动得面孔都白了。

她们说人下班后虽然回到了宿舍,可神经依旧亢奋,还在敏锐地搜索信息;她们说耳畔还在持续嘤嗡;她们说身体在车间的金属丛林里一寸寸硬起来,从头到颈到肩到脚;她们说每一次呼吸都是一场战役,每一块骨头每一缕肌肉都在喊疼;她们说双脚固定着,但手指却异常忙碌,到晚上睡觉,手臂不能弯曲,一定要平摊着放,弯一下都觉得累;她们说眼酸是一周后的症状,要不断闭眼、揉眼、点眼药水,才能慢慢恢复;她们说连食欲都迟钝了。嘴巴、牙齿异常疲惫,没有力气对付肉蛋菜,只想喝水。

曾莉莉像宣誓般一字一句道:“我一定要站得平平稳稳,不能左斜右靠!”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臀部:“要不然,两边会不一样大!”


●  ●   

有些女工的身体已变形:什么都在——四肢、手指、脚趾,都好好的,只是形状发生了异变。这已成为女生们毛骨悚然的热门话题。

学校的舞蹈老师总强调体型,让她们劈叉下腰,盯着镜子看;而车间生活却如把细沙,日复一日,将工人的神经触觉全都磨钝,让他们疲惫懈怠后,甚至影响到细胞的棱角。在舞蹈老师眼中,身体是用来展现优美的,要像岩石雕刻般有形;而在电子厂,身体是为了配合机器干活的,是可随意替换的物件。

“我可不敢那样啊!”“舞蹈课的作业就是跳舞,如果身体变形,考试就完蛋了!”

也许,女生们这样节制,不仅仅为了作业,更出于爱美的本心。

可张丽说,站了几天,感觉身体已变得僵硬,不能像在学校时那样弯腰了。那时,她们的腰如新鲜的麦芽糖般柔软纤韧,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

她们担忧,如果三个月后,腰硬得像花岗岩,她们那“前凸后翘”“身材好极了”的舞蹈老师一定会骂死她们。

 

8


一个月后的周六傍晚,我想约曾莉莉吃宵夜。开门的正是她。一抬眼,我又看到了那位上铺的大妈,依旧埋头绣着十字绣;床依旧赤裸,依旧没有搭帘子。我惊诧极了——好像这间宿舍被定格住,一直感到没有改。仿佛从这间屋子望出去,一万间一亿间一模一样的房子里,坐着一亿个一模一样的枯干女工,在下她们人生的最后赌注。

曾莉莉很抱歉不能和我一起去宵夜:老班规定晚上要“查寝”。

“九点要是不在寝室,事情就大了。”

曾莉莉已慢慢适应了车间生活,但对车间外的生活却心惊胆战。她说同宿舍的女孩周日到市场玩,被人“拍”了一下(下了迷药),不仅把银行卡掏了出来,还说出了密码,六千多被取走后,很长时间都没醒来。醒来后,也什么都不记得。

事实上,学生们来到工厂路这件事非常怪诞——她们是被弹弓一下子射到这里的。没有哪个学生能说出樟木头镇的全貌。存在于她们头脑的这个工业小镇不过是一条路——就是工厂路。

如今,她们更不敢去镇上了。下了夜班,在厂门口买个鸡蛋饼,乘着夜色逃回,钻进被窝慢慢咀嚼,一天也就打发了。她们害怕街道上的每一个行人,不知谁手里拿着迷药。她们总是结伴而行。她们不敢坐摩托车,不知道公交车路线,更不敢打出租车。她们只去过市场一次——路缝里呲着草,垃圾堆上塑料饭盒振翅欲飞,热辣的阳光抽去了人和物的实质,让路是白的,房子是白的,天是白的,人是白的。

正说着话,严美兰旋风般跑进来,用家乡话急促地吼,语气激烈。然后,曾莉莉和杨丽触电般尖叫:“啊!”继而旋风般开始披衣服。

原来,周六晚八点要到兵乓球室开会,她们全都忘了——而现在已八点二十!


 ●  ●  

她们飞快地滑下楼梯,如腾云插翅般轻快。我跟在后面,浑身紧张,生怕踩错楼梯。

飞出楼,穿过宿管办公室,到达乒乓球室时,门口已聚起一堆人,正交头接耳。老班将人群分成两排,自己站在中间,俊气的脸因疲惫而坍塌,浮肿甚至把嘴巴和下巴都泡发了,泡化了,几乎看不出肯定的眉眼。他扯着家乡话,如京剧老生那般用抖抖的指头数落着,嘶喊着,在高分贝的世界里又增加了一缕噪音。

“你们……”“不要……”“不能……”“否则……”

那声音如鼓点似疾雨,直敲得人眼花缭乱。老班像患了癫痫症,完全控制不了词语,更控制不了词语中的情绪。

曾莉莉像被霜打,整个人都蔫了,脸上显出浅度的恶心。她甚为羞愧,忍无可忍,最终直言不讳:“我越来越烦他了!”

曾经“人见人爱”的老班彻底变了,一点也不像在学校时那样。他变得总是训斥学生,甚至将训斥视为习惯——若学生流失太多,他的提成会变少,也难以向校长交代。所以在饭堂,看到男生试图鼓动女生回校时,他触电般跳起,刷拉板起脸,即刻就开骂。

“懒得听他说话哦”“饭菜都变了味道哦”,女生理解男生为什么想造反想回家——累得浑身疼——那种疼像是皮给人活剥了,肉的毛细血管和神经网络直接蹭在砂布上,一动就触电般得疼。


 ●  ●  

老班训完话后,学生们并不解散,反而将劳务公司的代表(穿棕色西装的男人)团团围住,不断发问。

“你说的两千九,怎么又变卦了?”

棕西装反问:“你不吃饭吗?你不交社保吗?这些钱都要扣啊!”

“那你以前怎么不说清楚?”

“吃饭交钱还要说吗?”

“我这个月每天都加班,能拿多少?”

棕西装沉吟:“两千五吧!”

“嘘——!”一片哗然。

学生们的意思不是说要纠缠那两千九,而是——劳务公司原本许诺了这么多,却没说要扣饭钱和社保。工资虽然还没最后兑现,但车间的活太苦太累,学生们人心浮动,暗地里互相串联,商讨着如何逃走又不被抓住把柄。

学生对劳务公司的怨愤情绪越来越强,简直像啤酒泡般丰富,接近炸裂;而老班又不断向学生施压,甚而威胁。

有个黄发男生挺身而出,和棕西装吵了起来。男生的声调越来越激越,两眼眦裂,五官都扭到了脸外,头发根根竖起,脸上充满粗野,眼冒凶光,不断把手伸向钥匙链——那里,挂着把小匕首。而棕西装像被戳到痛处,弹簧般跳起,眼睛要爆出眼眶。

这时,从我和曾莉莉所站的位置看出去,视线中的老班原本仰着脸站在人群中,却突然转身,静默地迈着松垮大步,陡然消失——他溜掉了!像在心里已做出了某种判断,这个男人,丢下这个火爆戏台,自己走向出口。老班就这样辜负了大家。

那一刻,曾莉莉深深地看着那男人的背影,像要看到他的心脏。她仿佛已看透了那些隐蔽行为,那么漫天谎言,那么明暗交易。

就像给捅疼了某处那样,曾莉莉突然拉起我的胳膊:“快走!快走!”她像兔子般飞奔,直窜到B栋楼下才松开手,大口喘气。

她瞪大眼:“刀!有刀!”

我说我看到了,是把小匕首。

女生惊魂未定:“男生们都憋着一团火,什么事都能发生,咱们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  ●   

后记

其实,这一群学生工中,已有两名男生逃了回去——当各种理由都遭拒后,他们采用了最原始的办法:不告而别。老班感到惊骇,是因为他从来不曾把这些学生当成一个完整的人,而把他们看成是“小于一”的孩子。

我问曾莉莉:“你们也想走吗?”

她一脸惊骇,连忙摆手:“不走不走!”“一定要坚持到结束!”她告诉我,若提前返校,“学校虽然不会开除你,但会暗中整你,会整得你很难受,还不如在这里干下去!”现在,曾莉莉目标明确:再坚持两个月,安全返校,安全毕业。同时——臀部不能变形,不能让那里失形松坠——所以她在拉线前操作时从不驼背,脊椎似钢制般挺立。

曾莉莉叹了口气。那气极轻极弱,如细细的一缕烟云在我的耳膜擦过。

“你别叹气,你还是个孩子,叹气是大人的事。”我安慰她。

她立刻反驳:“谁是孩子!我都十七了!”然后,又绽开一个十七岁无心无肺的笑。而我清晰地听见青春的花叶在她身上缩卷枯萎的声响。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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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6 10:5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九岁打工,梦想碎了一地 

 2016-05-20 丁燕 人间theLivings


图 | 李志

 

两个男孩因急着挣钱,脸上浮着雾霾般的阴郁。他们非常非常害怕——我几乎可以听见他们小心脏在承受某种极限时,“怦咚怦咚”的鼓响。


自述

从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的两年间,我“扎根”在东莞樟木头镇的工厂路进行田野调查——这条路集中了小镇最重要的几个大厂:电子厂、纸箱厂、塑胶厂、汽车配件厂、服装厂。一溜烟排下去,或港资或日资,或兴旺或萧条,或整齐划一,或毛糙杂芜,让这条路充满乡野、科技、江湖等多重味道。

我的采访对象集中在90后男工的身上。因工人下班多在晚九点后,我便不定期地住在电子厂的女工宿舍。

年轻人很悍——非常、非常悍。我和他们之间,不仅阻隔着性别,还阻隔着年龄。但时间让一切坚硬的最终都被软化。和他们成为朋友后,我发现,同60后70后的父辈不同,90后男工是个崭新的群体——这些乡村男孩大多是留守儿童,大多初中毕业。当他们离开老家出门打工时,会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差距。

他们没有太多的苦难和责任,比父辈更轻松;虽然他们的路比都市青年更窄,但和滞留在乡村的同龄人比,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1


认识这两个十九岁男孩,是在刀削面摊上——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也跟着要了一碗面。

这两个男孩是堂兄弟:高天山比高天水大几个月;都一米七,长着同样獴猫般窄小的脸;身子都格外单薄,细胳膊细腿,连眼神都是细的,像两根针尖;都穿着运动衫、牛仔裤,长发偏分。

堂兄弟间仿佛有着轻松的默契,像能用超低音频嘁哧私语。

堂哥高天山的臼齿有些问题,令他吃得很艰难——头伏在盘子上,每吃一口都要大嚼一通,发出轻微嘶嘶声,似乎每口面都又长又烫;堂弟高天水则更斯文,像被罢黜的小皇帝,维持着礼仪和规矩。


●  ●   

正月初五,两个男孩从四川渠县土溪镇赶到东莞樟木头。

旅途中的一切都令他们惊诧——中国那么大,车站那么挤,人那么多,车厢那么聒噪,——他们甚至都不愿意开口说话了。起初,纯粹是因为嘈杂;而后,他们发现沉默能带来力量,便以此为策略:将身体封闭成一座地窖。

于是一路上,他们静如雕塑般地来到广州,对周遭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直到转乘和谐号到达樟木头。

后来,等他们回忆起这次长途奔袭,惊诧地发现,这次穿越几个省区的大跨度旅行,在记忆里已成模糊蜃景。

在他们心中,大城市璀璨明亮,到处是发光的霓虹灯,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吃着糖果喝着咖啡(细节来自电视剧)。但现实的广州却令他们无语——火车站近乎废墟,有种大火后的焦糊味。

男孩们像闯入巨大梦境,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和自己一模一样。地图也帮不了他们——写那东西的人以为上面提到的地名尽人皆知,而男孩们除知道“广州”外,一无所知。试图在这里“待一待”的想法即刻熄灭。在火车站转悠了几圈,吃了碗泡面,便转车来到樟木头。小站显然和大站没法比,但男孩们对视一眼,心有灵犀。

——就是这里!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就是这种让穷人显得不太穷的地方。樟木头看上去只比老家高出一两个档次,这难度让他们攀起来有信心。在那个微型火车站,很容易问到工厂区的位置,找到8路车,到达工厂路电子厂。

 

2


然而,两人却结结实实地吃了闭门羹——这一天,电子厂尚未开始招工。

兄弟俩随即产生分歧:是在电子厂旁住下苦等,还是去旁边镇试试运气?

他俩的全部资产共六百元(没有更多)!当获悉正月初七会招工时,两人一阵狂喜,随后又跌入冰窖——工资要“押一付一”(上班两月后才能拿到第一月工资)。用六百元维持两人两个月的开销,显然不够——只能先去附近镇打零工,挣到钱后再回来。

很快,两人在塘厦镇太阳城找到了零时工:QC(品质管理员)。一小时十元。一个月后,各拿到两千多,重返樟木头。


△等待进入电子厂的新工人   图/丁燕

当他们再次看到电子厂,总算破涕为笑,仿佛万劫归来。

“干嘛不在塘厦干,反正都是电子厂?”

高天山像被噎住,嘴唇动了动,嗫嚅道:“那边不太好……”

“怎么不太好?”我知道自己在铆着劲招人厌。

他忍住不多言,似乎多言便揭了老底:“唉,看快了,看不出坏品会挨屌,看慢了,又要堆货!”

拿起刚啤(念bie)出来的塑胶产品(垃圾桶盖或晾衣架),在白炽灯下盯视翻动,查看有无黑点、凹槽、披锋(类似毛刺)。产品源源涌来,让他们像沉船难民,拨开一浪又一浪,直至手臂麻木,双腿僵硬,头脑昏困。这些产品看起来都一模一样,而瑕疵如蟑螂似老鼠,会移动会躲藏,潜伏在眼眶之外。一个动作重复千万遍后,眼涩口干,兄弟俩感觉自己也在变形缩小,直缩成面板上的那颗瑕疵。

我追问:“要不要点眼药水?”

高天山愣怔,这回他说得一字一板,声音也雄厚了。那是急于证明自己强壮的少年都会有的瞬间昂然:“嗨!揉两下就算了!”

然后接着干——九小时或十小时,还曾有过一天干了十三小时。

“刚开始真累,可习惯就好啦……”

话虽由高天山说出,听着却十分熟悉。这些话在珠三角随处可闻,这是这个巨大音箱不断重播的歌曲——“出来打工,累是肯定的哦”,“累一点无所谓,只要工资高哦”,“有的组长达标就好,有的组长还要超标哦”,“一般是连续做三小时,再休息十分钟哦”……

我噤声呆立。

 

3


返回樟木头电子厂,男孩们已做好了干长期工的准备。

一下公交车,便见有人在路边举招工的牌子。一个西装男带到他们走到附近中介公司,说一人交三百介绍费便可进厂。

男孩们觉得贵,拒绝了。

之后,就在旁边小宾馆租了临时房,伺机进厂。这天,他们到厂门口,吃碗刀削面。

他们告诉我,自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工作——临时房一天二十,一碗面五元,坐车打电话都费钱,四千元会转瞬底朝天。这些话说得如此慢条斯理。

刀削面慢慢变了滋味。两个男孩因急着挣钱,脸上浮着雾霾般的阴郁。他们非常非常害怕——我几乎可以听见他们小心脏在承受某种极限时,“怦咚怦咚”的鼓响。

若计划不周,会变得比离家时更穷。等待钱,像等待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店关门,等待街头醉鬼变成绅士。惶恐袭击着他们,让他们外表干干净净,内里却虚弱得一塌糊涂。


●  ●   

我给劳务公司阿彪打了电话。

此前他说:“拿机枪在村子里扫,都扫不出几个打工的!”听我说有人想进厂,他热情高涨:“来!”“让他们来找我!”。我随即报上男孩们的名字、年龄、籍贯、族别,叮嘱他多照顾。

招工启事上说,作业员(普工)要初中毕业,高天山解释,“有毕业证,放在老家了。”但直觉告诉我,他在撒谎。男孩们无声地保持着原来的姿态,但我知道他们在盯着我看。

我很希望他们能穿过层层障碍,最终获得工作机会。“不行就做个假证!”这话似乎是自行其是,冲口而出,“其实,初中的假证查不出来。”

到了工厂门口见,两个男孩抬起头,直戳戳地看着我,不吭声,像两尊橱窗里展示的僵固模特。

天色一直阴沉,空中荡着细雨。我撑起伞:“我去门卫那问问。”

“招工吗?”

“招!”

“什么年龄?”

“十八到四十岁。”

“四十岁以上招吗?”

保安噗嗤一笑,热心地朝楼后一指:“那个厂,五十都招!”

“普工要学历吗?”

摇头:“只要身份证,二代的!”

返回的途中我异常开心。想到“不用办假证”,简直是消除了某种粗鄙腐朽的趣味,整个人都高尚起来。

我只去了几分钟,返身告诉他们:明天早上九点,拿身份证在厂门口找阿彪,就说丁老师介绍的。笑容是预料之中的——而那在震惊和诧异后显出一丝疲倦的笑容,却让我莫名忧伤。

 

4


高天山约我去租住的农民房“坐一坐”——他们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

从电子厂门口朝街对面走去时,马路坑坑洼洼,又是灰尘,又是晒死人的阳光。人行道边的垃圾桶里,满是快餐盒、饮料罐、香蕉皮、皱巴巴广告。街边挺立着一个接一个亚克力灯箱广告,硕大红字扶桑般盛开,“温馨”、“甜蜜”、“如家”飞舞相撞。

走进陈旧凋败的暗黑街巷,扑面而来的街景更令我骇异不止。

那种介于瓦房土屋和摩天大厦间的四方火柴盒建筑,是最具当代中国特点——典型的城乡结合地带的样貌。那么多人(其实已少了很多)汇聚于此,形成种强烈的惊悚气场——似乎任何事情发生在这里,都理所应当。


△90后的男工宁可每月花一百八住小宾馆也不住宿舍  图/丁燕

在这里,空间被极度切割和碎化——到处是四五层方块小楼房,无任何特色,背靠背,墙挨墙。这些“贴面楼”、“接吻楼”的建筑群内部,则像曲折迷宫,前后左右皆相似,外人根本无法辨析。楼宇间像建筑工地残骸大仓库:不到一米的楼间距里,胡拉乱扯着各类电缆配线;各角落被污水、垃圾、杂物簇拥;各种面貌的人藏匿于各类窗口。

跟在两个男孩身后,从楼底堆着的破床垫、旧椅子、自行车、三轮车间绕过,穿过玻璃门进入前厅。弧形小桌围起个吧台,转椅里的二房东一头烫成爆炸的黄发,她慢悠悠抬起头瞅着我们,那张浓妆下颧高颊塌的衰老的脸,既不表示惊讶也无显露愠怒。

她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

我们三个依次上楼。即便白天如此明亮,二楼走廊依旧昏暗晦涩,只有微光从尽头射进。通道四处弥漫着暖烘烘、灰扑扑的发霉、汗臭和尿骚味——那是潮湿的青苔、发酵的垃圾、做饭的油烟,男女的汗腥凝结而起的味道,如湿布堵住鼻孔。这味道太过强烈,以致看到墙上的脏污尘垢,拐角的烟头纸屑,窗台成堆的矿泉水瓶,也并不感到意外。

两侧房屋门对门,门梁上红油漆刷着房号。

一扇门打开,闪出个女孩——她被我们吓坏了。

女孩长得很薄很薄——如果走在大街上,阳光仿佛能穿透她:银光白小外套,绷屁股的短裙,腿像母鹿般细长,又像踩着高跷。她的脸出奇得豪华:涂了太多增白粉蜜,像剥了皮的香蕉或日本艺伎。假睫毛浓密夸张,让眼睛和整个面孔完全不配套——大到不可思议,时刻充满神经质的警觉,提防四周变化。

她和二房东虽模样迥异,但眼神却出奇相似——意味深长地瞅着眼前的三人组合,一言不发。随即,她低下头,咚咚下楼。


 ●  ●  

打开211,白炽灯下的小屋比楼道更局促。

其实,就是个长方形盒子——四壁青白发黑,双人床靠左墙,另一侧离右墙仅剩一米。白床单发灰——那沦浃了多少别人体味的薄单子,无任何讲究地铺陈着。在床和阳台之间,用水泥墙隔出个卫生间——没有门——就那么敞着,能看到白凹槽边缘发黄。地上错繁累聚着各种物件:两个黑色拉杆箱,两个双肩包,红水桶里装着洗漱用具,杂物中裸出一把吹风机。

三个人一下子挤进,让里面的物件变得超大,我从没发现自己的手脚会占那么多空间。男孩们让我坐塑料凳,自己坐床沿。我们从刀削面聊开,说四川人会做菜,说四川的气候和广东不同,他们说老家工作机会还是少,他们才不得不来到这面食差劲的地方。

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最需要了解的,是电子厂的工作情况。他们的眼神柔和濡湿,充满憧憬,我不想用垃圾情绪传染他们,却不得不强调——“站着上班行吗?”

陡然间,两人变得不知所终——那两张脸变得一模一样:都皱眉瞪眼。

我说我曾到过这个厂的内部,看到车间四周到处张贴着“危险”的警示;我说车间里没有凳子——所有的人都站着,穿着代表不同职位的各色工装,都戴着工帽,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埋头苦干,不能说话。

我说长条状的工作台上,刚留出一个空档,马上就被另一个毛坯占据了位置;我说有的女工站得太久,便一只脚立着,另一只脚提起,让身体形成个三角形;我说也许胳膊会卡进转动的轮子,膝盖会夹入活塞间。凡此种种,他们不断点头。

我说上午两小时是最忙碌的时间,那时精力充沛。休息时男人去吸烟室吸烟,而女吸烟者亦越来越多,甚至向宿管抱怨,“为啥没女吸烟室”,他俩跟着笑。

午饭后,到厂外大街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嗅嗅飞扬肆意的流动空气;下午的日子难熬,一小时不如一小时,这时候的钟点不像时间,是一级级阶梯,环环相扣,步步相逼;到快下班的最后一小时,车间的模样看起来就和清晨一样,人们照样忙碌,但行动明显迟缓。

聪明的老手知道把省事的活留在这个时候。最后半小时不干新活,只是打杂整理。但并非天天如此幸运。有时,熬过了整一天,到快下班时,又摊上棘手的活——那就必须努力干完再去看表,否则,从上一眼到下一眼,还没过五分钟。

我说等穿上工装开始干活时,所有的一切便一目了然。新工人很快会熟悉一切。不用太动脑子便能把活儿干漂亮。

其实车间的活,太聪明的人反而干不好,如果脑袋愚笨些,便不会讨厌正在干活的自己;时间久了,还会喜欢那个工作中的自己。

他们再点头。

 

5


堂哥高天山的父母四十出头,在福建工地打工,但他并不知道具体地址——所谓工地,大概就是某个未完成的大厦。当大厦建成,工人们便又迁去另一处。所以他没法给父母写信,只能打电话。

“一天打一次,还是一周?”

他愣怔,身体轻微晃动,“那个,其实,一个月,也不打一次……”男孩嘴角下沉,像在掩盖一份难堪的困窘。他很快从窘迫中解脱出来,讪讪一笑,解释道:“父母在工地干活,累得很,没事打电话,只会打扰他们休息……”

三位姐姐都已结婚离家。现在父母出门,“干最苦最累的工地活”,主要为给他攒钱结婚。虽然他才十九,但父母希望这一两年就把婚事办了。

“你还不到结婚年龄啊?”

他耐心解释,“我们那里都是先办酒席,年龄到了再领证。”“生了孩子也没关系,再补办手续。”“只要办过酒席,大家就都认了。”

我突然醒悟:“你家已超生啦?”

他的小脸腾地变红,手指扭结在一起,“我三姐出生时,管得不严,请计划生育的人吃了顿饭,最后就没交罚款。等我出生时,管得严了,交了罚款,但我不知是多少。”

生了三个女孩才有他,他是家里的宝,但他却没条件骄纵自己。和别的乡村男孩一样,春节后,背上行囊出门打工,他要自己给自己找饭吃。高天山说自己家的情形原来在村里属中等,现在已算较差的了。因父母用打工的钱在土溪镇买了套商品房,一百多平,二十多万。

“现在的女孩都希望男方家在镇上有房,村里的房子再好都不行!”

“那,干嘛不在工厂找女朋友?”

男孩再次骇异,像我是八百年前的古人。“哦,那不可能的!”

原来,工厂里的年轻女孩更是宝贝,不是在老家订了亲,就是被父母反复叮嘱“要回来相亲”,很少搭理外乡人。那些打工的女孩,年龄不大,相貌天真,但心眼如藕孔般繁密,处事老辣。

有时,她们会和同厂男工谈一谈,耍一耍——不乏一夜情,或同居一段时间,但等到了春节,该返家返家,该相亲相亲,该结婚结婚。

像高天山这样的男孩,虽外出打工,但要结婚,还是要回到村里,找同村女子。所以,父母只能买下那幢自己和儿子都无法入住的商品房,他们的钱只够首付,余款问亲戚朋友借。“要全部还完,还得五六年。”

所以,这个单薄大男孩大年初三便离开家,踏上南下的火车。他急于找到工作:“多赚一点,可以多帮帮父母。”

而我又忍不住,问出了那句最不讨人喜欢的话——“怎么不好好上学?”

听到此话,他震颤得嘴唇僵硬半张,怎么都收拢不回。这十九岁男孩在惊诧和不知所措后,转而诚挚地笑了起来,“唉,希望下一代会好一点……我是没有机会了……”

 

6


堂弟高天水只有一个亲弟弟,但还是被罚了款——他和弟弟年龄仅相差两岁(2015年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在农村,若第一胎是男孩便不准再生育)。他家被罚了五千——他记得很清楚。

他的变声期还没过完,声音沙哑略带窘迫:“我们家是轮流生病。”

爷爷奶奶年纪大,各自有病,相继去世;在煤矿打工的父亲被压断腿后,又查出矽肺,不得不放弃当矿工;母亲曾在食品厂干包装,得了喉炎,呼吸困难,最后不得不离厂。父母都没拿到任何赔偿,去医院看病都是自掏腰包。

经老乡介绍,父母到上海干送报纸的活,一月能挣八百。“活倒不累,但存不下钱”;又去汕头印刷厂,用三轮车送货,“那活真累”,而父母已过青春壮年期,再这样熬下去,怕连命都要搭上;现在,父母转战到中山工厂区开了家小音像店,起初生意还行,但现在的年轻人不是泡网吧,就是玩手机,小店门庭冷落,“离倒闭也没几天啦”。

所以堂弟比堂兄忧郁,狭长的瘦脸上总像涂了层铁锈,也更羞涩,我问一句他答一句,间或点头,像认罪一般。

他的父亲比我还小一岁。他将我看了又看,感慨:“我爸看上去像个小老头,皱纹多得很!”

和高天山一直留守不同,高天水自小学起便一直跟着父母——到上海,到汕头,到中山。但他只能进民营学校。“刚开始还行,后来,老师说的话一句都听不懂,只想睡觉。”

求学无望,他并不怨父母生活不稳定,只恨自己“听不进去”。


△刚放学的小学生穿过工厂路走向出租屋   图/丁燕

眼前的他,暮气沉沉地一挥手,简短总结:“想太多也没用,做好现在的事吧!”他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命运,不热不凉地补充道:“我想,我总可以混出点名堂的。”

同样的,他家也在土溪镇买了商品房,也欠了十几万外债。

“啊?”

“别人家都这样。”

同样的,正是这笔债逼迫着他和父母,春节还没捂热被窝,便匆忙踏上南下之路。现在,钱是把熠熠闪光的利刃,高悬头顶。


●  ●   

起身告辞时,两个男孩坚决送我下楼。

穿过门厅时,二房东抬头,闪动着“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沧桑眼神。站在路边时,堂弟高天水面露微笑羞涩道:“丁老师,谢谢帮忙啊。”向我挥手告别时,两个人在小宾馆门前站成两片剪影。

他们的发型那样一致——清清楚楚地偏分,右边拢着大部分头发,左边低而平。其实,无论他们怎么表现得有差异,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点还是让他们像一个人。

他们一点也邋遢,更不寒碜——只要离开昏暗窄陋的小宾馆,他们被严重损毁的尊严便再次恢复,变得年轻而有朝气。

我希望他们能忍受站立式工作方式,能在六十天后拿到第一份工资;我希望他们像块茎植物,没有在腐土中烂掉,反而催生出新绿的嫩芽。


 ●  ●  

后记

我总觉得,年轻人最敏感,总处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变迁最前沿。

他们正值生命历程的中间阶段——从青春转型至成年,这个阶段不仅具有个人成长的意义,更具有特定的社会意义。我希望了解他们通过怎样的过程而最终“变成男人”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眼睛观察感官感受,而不是僵化的数据、表格和问卷,来了解当下中国的巨变。

但接近男工的过程常令我从心底泛出一种懊悔惆怅之感。

听着男孩们描述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悲喜,总让我有一种隔着毛玻璃观看的残酷之感。我从外围看到的,不过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其内部的惨烈惨痛,像海平面下的冰山底座,我根本看不见。


△利用空闲时间打台球的男工    图/丁燕

事实上,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高天山和高天水。除第二天打通电话,获悉他们顺利进厂后,我便和他们失联。开始,电话打通没人接,短信不回,后来,电话无人接听。我就这样把他们弄丢了。

后来,在电子厂大门口,看到那种瘦长身条漫晃乱走的男孩,我总会停下脚步,下意识地多盯几眼,期望是我认识的堂兄弟。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何以失联——工人上班时间不能带手机;晚上九点多下班,吃饭冲凉后,要马上倒头就睡,才能保证第二天七点四十赶到车间。周六下班后在网吧熬通宵,周日大睡一天就算休息。而最初到达工厂路的我,对这个生活节奏并不熟稔,所以,总在错误的时间打了错误的电话。

后来,我从阿彪处获悉:高天山只干了三天,高天水坚持了一个月(他俩都没能捱过“站立式”这关)。阿彪冷笑时颊肉乱颤。“多进几家厂,也许,他们还会回来”。

但如果回来,高天山进不了厂,高天水则可以。电子厂规定,未干满一个月离厂者,不能被再次雇用。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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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6 10:5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完美人生,就是找个一起吃饼的姑娘回老家 

 2016-07-05 丁燕 人间theLivings


《山楂树之恋》剧照

 

什么都吓不倒90后,除了“苹果”。新款苹果一上市,那个被咬了一口的小苹果,让他们晚上睡觉时,肌肉像拉满的弓,心窝子里戳了一千把箭。


自述

时间会把一切磨损侵蚀殆尽,任何东西都不能永远延续。一切都会消失——人、动物、风景、记忆、齿轮自动运转的社会、蜂巢般的城市。

我试图把在电子厂目睹到的一切写下来的念头,多么虚妄;然而,我却止不住要这么做。

每日凌晨,我都用手指敲打键盘,试图用文字挽留下那些我曾见过的鲜活之人。他们举手投足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蛛网中的一个结,都互相说明,互相依赖,而与二十一世纪的某些重大事件相互关联。



 

 

深夜九点半进入男工宿舍,对我不啻为一种挑战。

男工宿舍的窗户正对着工厂路。这栋楼的正面,看起来和这条欣欣向荣的街上的其他房子一模一样:乳白色瓷砖、铁艺阳台护栏、长方形玻璃窗。若不是阳台上晒着密麻麻的长裤长衫白袜,外人根本不知那是宿舍楼。

我是随机推开这些宿舍门的,事先并无任何安排。直愣愣地站在门口,感觉屋里的人脸廓极深,肤色暗沉,各个机警多疑,目光深邃抽象。

我就这样闯进这种原生态生活。

他们的父母曾从家族照片中漂流脱离,当他们结束留守少年时期进入城市,却又和父辈们一样是离群孤雁,荒凉伏据,身心空荡。

现在,面对我,他们不偏不倚,只陈述事实,也不作任何结论。我不敢多问,怕伤害了他们敏感而疼痛的神经。事实上,他们偶尔会流露出不快——像被硬生生撬开的扇贝,内部的柔韧被撕裂,被裸裎时,整个身体似乎都会发疼。

我慢慢发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有另一个隐秘世界,他们随时可以退缩进去,外人很难进入。但当时在宿舍,我并没有明显地察觉,沟通似乎无比顺畅。

然而,退缩、排据、躲闪、隐瞒——这些字眼在90后男工身上都得到了验证。他们只选他们说得出口的,更多的事实,埋藏在冰山之下。

 

1


A326是间没有桌子的宿舍,甚至没有纸箱或椅子。五张高低床靠墙摆开,吊扇下的地带空空荡荡。

“东西怎么放?”“塞到柜子里呗。”

零碎的小件就摊在床上。所幸,男工的东西比女工少。

十七岁的王杰来自河南,一张蜡白脸,女孩般标致,帅气长袖衫,目光焦距涣散,神情阴郁,一股韩国味。当发现我在注目他时,这个赤艳妖厉的少年立马翻出个白眼。他进电子厂才一周,在制造部当作业员,干打螺丝和组装的活。但其实,他去年已在这里干过半年。他知道这里要“站立干活”,不想来,可又没找到别的活。上个月再来时,他带来了同学邵新磊。

仅此而已,他懒得多说其他。十七岁的面孔上叠印了太多绝望,仿佛是其他所有人的复制品,无一例外,都有双冷漠的眼。

邵新磊和王杰是“黑白配”——个子矮小,头发浓密,脸庞黝黑,五官刚硬,十指粗短。邵新磊是第一次进厂,同样十七岁,却显得拘谨忸怩。来电子厂之前的一年多,他在北京朝阳门卖糖葫芦。

“北京。朝阳门。”

我以为听错了:“什么?”

他满面绯红,简短地重复了那两个词。


●  ●  

邵新磊干巴巴的语调中呈现出来的北京,和升国旗的北京没什么关系。那是个遥远而陌生的“成人世界”。那六个和他一起卖糖葫芦的,都是他的亲戚,舅舅、小姨、大姨等等。女人们制作,男人们叫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

他说,卖糖葫芦的人是北京最忙的人。每天早出晚归,不厌其烦地叫卖,不厌其烦地找零钱。在朝阳门,他也看到了很多古怪男女,但那些顾客对他如过眼烟云,他在伟大首都体验到的,只是煎熬、煎熬、再煎熬。

父亲四十二,母亲四十一,父母总是吵架。他完全不能理解成年男人对自己女人的躁烦不耐,亦不能理解男人可以将女人长时间丢在家中不管不问。最初,父母是一起出门打工。现在,父亲在县城跑车,母亲在村里种地,照顾八岁的弟弟。

他初二时便辍学,但并不遗憾,“村里和我一起玩的男孩到了初一初二就都不上了。”“老师讲的听不懂。”“父母想让我上,但我自己不上了。”

于是,他选择了去北京卖糖葫芦。熬了一年多,他向母亲悄悄抱怨,“太累了。”

电子厂站着上班是累,可卖糖葫芦更累。都是早出晚归干活,可是卖糖葫芦“还要喊!”直到喊得口干舌燥。忙碌一天,捏着零碎毛票回到小屋,舅舅姨姨们直通通射来的目光,像铁杵利剑,能把五脏六腑捣烂,令他咽不下米粒。有时卖得不好,他索性不回来吃饭。饥一顿饱一顿,让他不仅仇恨糖葫芦,还有北京——“那地方不是人待的”。

对于现下的生活,邵新磊的评价是“身累心不累”,只需把分配的活做好即可,下班后可完全放松。相比阴暗的北京,电子厂明快得像台球桌上的碰撞声。他知道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底薪多少,加班多少,都有明确规定),他能控制这个局面,吃饭更无需看别人脸色。

邵新磊的手机是“小霸王”,六百元。

他羞涩低头:“哎,一个杂牌子哦。”他每天吃饭要花十五元,有时会喝瓶冰红茶。在北京,他学会了抽烟,也学会了抽烟时如何点火和骂粗口。在那个干冷的北方城市,到处都起粉起屑,他一个冬天都在咳嗽,持续地咳嗽。到了春天,他变成了个小老头。

他没有女朋友,王杰也没有。不是不想找,是“还没找到”。

“慢慢找,总能找到的。”邵新磊觉得女人就像木头,摸着摸着,“木头舒服了,人也舒服了。”尽管这种爱太缺乏诗意,太过生物化,但这个十七岁男孩渴望抚摸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烟头明灭中,他的脑额叶里充满各种情色可能。

 

2

 

朱小文十九岁,湖南湘西人,中等个,敦实,油嘴滑舌,一个“老江湖”。两个月前来到电子厂,之前在塘厦(东莞的另一个镇)做焊锡。

他父亲在佛山工厂,母亲在老家种地。父母曾在他五岁时离家打工。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后,母亲回了老家。他是独生子,小学毕业后就到外面闯,年纪轻轻就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现在如果有事,他会给母亲打电话,“上个月还寄去了一千元”。

卢开元十七岁,四川达州人,长相周正,性情温和。看我进来,他把吊在床沿边的袜子收起,又让赤着上身的朱小文披上衣服。此前,他在深圳一家五金厂干数控,也是站着上班,所以到了这儿也没有不习惯,只是这里是大厂,“小厂轻松,大厂好玩”。

初中毕后,卢开元想上高中,但分数不高,只能去一般的高中,技校又不想读,于是便放弃求学。“出来混一下也好,认识一下社会”。但合同期满后,他“不想再做工厂了,想回家学个手艺”。

A326的四个男孩虽长相各异,来自不同地区,但共性是明显的——皆为90后,父母皆四十上下(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皆未能上高中(初中或小学毕业);皆抽烟;皆有手机。

这些90后男孩是第二代打工者的主力。他们的命运和父母辈不同,甚至和他们的弟弟妹妹们也不同。

他们出门,喜欢到有老乡或熟人的厂里,像一串螃蟹,一个带一个,互相勾连。王杰和邵新磊是老乡;朱小文有老乡在电子厂;卢开元的叔叔在电子厂旁的工业园做事,是叔叔叫他来的。“让我自己找,我是找不到这里的。”电子厂三千人之间,皆是老乡、亲戚、熟人等关系的重合。


 ●  ●  

夜里,工厂路的网吧、台球、小餐厅里,总是攒聚着一个个男孩。他们崇尚《古惑仔》里的义气,有自己的“江湖”。躺在宿舍的床上,他们用聊女人来打发时间。他们聊女人的小腿弧线,狐媚眼神,裙底风光,还聊她们的性欲指数。

邵新磊的床上放着两个廉价小音箱。他喜欢听伍佰的《挪威的森林》,罗百吉的《黄昏》,蒙面哥的《一亿个伤心的理由》;朱小文喜欢DJ音乐,他打开一曲《为爱痴狂》,节奏强劲,又禁不住从床上跳下,在地上旋舞;卢开元钟情慢节奏,他喜欢的歌手叫庄心妍,听我说自己“从没听过”,他瞪大眼睛,“这个明星出来一年多了哦!”又补充,“我和我老乡都喜欢。”

他们无需按月给家里寄钱——因没有生计负累,对机器的忍耐力也比父母辈低。朱小文给母亲寄去一千元,并非家里急用,而是觉得多余的钱放在身边不安全。他们更不用为房子费心——每个人的老家,父母都倾其所有盖起楼房,为他们娶亲考虑。

虽都在外打工,但他们都觉这是临时行为,总在不断地寻找出路,也并不排斥重返老家。如果老家发展了,工作机会多,工资也不低的话,返乡并不可耻。

 

 

3


“追时代”频频出现在他们口中。好像这个现成的时代,需要用“追”才能赶得上。而他们确实是在努力地“追”。

先从外型上“追”——衣着、发型、说话的腔调,都从电影、电视、周围的人那里模仿;还从态度上“追”——他们很少紧张、愤慨、焦虑,更崇尚自由、轻松、愉快。“挣钱当然重要,可太受气了也不行。”好男孩卢开元说。

他们最最紧要去“追”的,当然是马子(女孩)。

朱小文是“四人帮”中的老江湖。老江湖总是滴水不漏,绝不会把失望、担忧、疑惑露给你看。老江湖给你看的,都是他最得意的东西。他坦言,瞄一眼女孩,便能报出75C或80D的罩杯尺码,还能看出里面有无加海绵衬垫,并能根据大小判断其性欲高低。他坦言自己的“马子”是在惠州打工时认识的——他和她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她就坐在他身旁,他便展开追求攻势。

“泡妞谁不会啊!”他的嗓音磁性放电,一派如鱼得水的模样。

为了追马子,他说他一个月花了七千多。

“那你总共有多少钱?”

“两万!”他毫不讳言。

他说他十二三岁就知道“泡妞的事”,懂得对女孩怎样低下腰身极尽讨好之能事,爱抚、哄诱、拍马屁。他会讲笑话和小故事,具有男工中鲜见的喜剧天分。

“追马子的那一月”,他带女孩去KTV唱歌,爬山算命,酒吧蹦迪,洗脚按摩,又买衣服买花买玩具。“溜冰场的啤酒贵死了,要八九块一瓶!”但溜冰却不贵,一个人才八元,而“往吧台上一坐就要花钱”。

他最讨厌逛服装店,“每一次都花五六百”,“一共去了四次”,他像受到枪击的老虎般发出呻吟,“再多去几次,老子就破产了啊!”

两万元是他在老家当粉刷工攒的。

“粉刷工这么挣钱?”

他瞥了我一眼:“干工地很挣钱的。”2011年在工地上干活,小工一天一百八,大工两百八,粉刷工按平方计算,一平米三元。手脚快的工人一天能刷一百二十平方米,稳挣三百六。再多干点,四百没问题。

当然,两万元只是诱饵,在“追马子”的工程里,能说会道才是真正的利器。他在情场上练就的这套功夫使他屡战屡胜。


●  ●   

另一个要“追”的,是时尚、潮流。

“我朋友挣钱很容易,三个月就换一辆摩托车,新款一出来就换。”

“啊?摩托车不便宜啊!”

他解释:“追时代哦。90后的想法我知道。”朱小文知道,骑上新款摩托车,载上长发长腿美女,在暗夜的街上疾驰而过,那种快乐并不虚妄,而是能用掌心实实在在捏住的。

他们要的是大鸣大放,他们要把更多的爱留给自己。这些男孩大多是留守儿童——是父母健全的孤儿。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貌似有亲人存在,实则举目无亲。所以,他们更依赖的是自己。现在,青春就是他们的资本。他们吃自己的资本,就像吃冰淇淋一样顺嘴。

所以,换辆新款摩托车不叫换车,叫“追时代”。

而朱小文自己并不喜欢摩托车,他喜欢手机。现在,他正在为怎么“追”而苦恼:“有钱的用苹果,没钱的用垃圾。”“垃圾男人用垃圾手机。”“5S不贵,颜色好。”“6S贵啊,但款型我不喜欢。”“唉,我朋友都拿5S。”……

他终于卸下老江湖面具,露出难得一见的软弱:“追苹果是追不上的哦!”

什么都吓不倒90后,除了“苹果”。新款苹果一上市,90后就像在城里亲戚家做客被怠慢了,只能忍耐着,不敢发一丝丝小火。他们生怕自己成为潮流之外的那个人,那个被咬了一口的小苹果,让他们晚上睡觉时,肌肉像拉满的弓,心窝子里戳了一千把箭。

 

4


当我称A211为“驻马店宿舍”时,三个男孩都笑了。

这个尘螨密布的隐遁密宅里共有十张床,住了八个人,六个来自驻马店。

赖高强说他二十几岁时,我反问:“二十几?”他略显尴尬。顿了顿,坦言:“我不记得身份证是哪一年的。”看我瞪大眼,他承认:“我拿的是别人的身份证。”

他只有十六岁,根本不像成年人。一米六的个头,巴掌大的小脸上一双细长眼。若穿上校服,也只能坐在教室第一排。一个半月前来到电子厂,发工资时只拿到一千多,还没舍得花。他哥哥二十二岁,也住这间宿舍,他和哥哥现在“手上都没钱”,所以,要老老实实呆在厂里,攒点钱再说。

和邵新磊一样,赖高强也精瘦如小老头,但赖高强身上有股要搅得生活惶惶不安的戾气。他眨巴眼睛说女人时,有种难掩的污浊感。邵新磊却没他那样厚颜,目光怯怯低垂。

和赖高强不同,刘文闯确实如他所说的,是“二十三岁”——身高一米八,黑衬衫,黑长裤,黑短发,算得上“黑马王子”。他习惯性地绞扭双手,两撇眉毛浓得不近人情,眼睛像蓬乱草檐下的灯,再亮都显得昏暗。他曾在深圳公明电子厂干过半年,后又回驻马店两年,一个半月前来到这家电子厂。

在老家,他干的是打零工的活,现在想来,那个活既“自由”又“工资高”。他干搬运,一天挣三四百是常事。但他又嘿嘿一笑,“有的重活干不了。”像扛大包,他怎么都不会干。他主要在火车站卸啤酒。“四川女人和云南女人有劲,河南男人和河南女人都没劲。”他不隶属哪个公司,只要卸货单位有需要,就打电话,活多时再召集同伙。他叹气,“打工不是长活,在厂里不能干一辈子”,所以他想去“学点技术”。而他所谓的技术,就是开车。他喜欢开车,但苦于没驾照。

李京洲大脑袋大肚腩,像个松皱胖大孩童。他们都是通过一家劳务公司进厂,在“新人培训”时认识,又分配到同一间宿舍。李京洲此前从未进过厂,刚满十八岁。初中毕业后,曾在上海“玩过一段时间”——和父亲一起做大理石装修。他选择进厂,是为了“出来玩一下”,“看看大世界”。可是,工厂生活让他发现,“还没跟着老爸自由”。那时,他们“有活就干,没活就玩”。进厂后发现,“这里规矩太多”,“不好玩”。

赖高强锐声大笑:“他说的不好玩就是还没找到女朋友啊。”

似乎,“进过厂”就是不一样。一旦懂了工厂的秘密,便有了另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便会撇嘴嘲讽,觉得自己“醒”,别人“蠢”。

李京洲只是讪笑,并不否认。他感慨这里“河南人太多了”。街边那些小摊贩,“一说话就是河南口音”,于是,他总是买饼吃,不仅因为快餐没油水,还因为能听到家乡话,“有种亲切感”。

他一天不吃饼就像犯毒瘾,睡不好觉。他说自己是“犯饼瘾”。“饼”这个字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湿漉漉,再被舌尖恶狠狠弹出,在空中爆炸得余音袅袅。

李京洲回忆起某次寿宴上吃到的肉饼——那肉,那饼!他断言自己还可再吃下三五个。而到了岭南,他发现这里的人对面食一窍不通,一派含混。

他也不喜欢“外地女孩”,他更倾心“老家的”。他希望在饼摊前碰到个来自驻马店的女孩,四目相对,从初恋到热恋,回老家结婚,再一起返回来打工——这就是他的“完美人生”。

 “找个南方人,她要天天吃米怎么办?” 而且,“春节为回谁家还要吵架”。李京洲的思虑是实际的。

所以,他天天去吃饼,希望碰到口味一致的家乡女孩。

 

5


“在厂里也能找到女朋友,但没合适的结婚对象。”三个人中,最成熟的当属刘文闯。他认为女孩最好二十岁出头,“更靠谱”,如果十七八,“找她也只是玩玩”。

“十七八和二十出头有什么差别?”

刘文闯用锐利眼锋把我一刮:“差别大了!”

当他定下主攻人群的年龄阶段后,却发现,厂里虽熙熙攘攘有上千女工,但每一个都和自己“离得那么远”。如果冒然搭讪,效果不好,自己也会没面子。现在,他最不喜欢过的就是星期天。“除了睡觉还是睡觉”,要不就是“几个大老爷们出去玩”。

我被这种戏剧性的自我描述感染着,不禁说,“你可以主动一点啊”,而他却说,“我对爱情害怕了。”

突然,刘文闯一脸正色,坦率承认:“其实,我算是已经结过婚的人。”

原来,刘文闯曾在二十一岁时和一个十九岁女孩相爱,育有一子,但没领结婚证。之后,那女孩离家出走,原因是“每天都吵架”。他抱怨那“恶女”:总会为一些生活琐事生闷气,“怎么哄都哄不好”。

“我们吵架时我天天盼着她走,她真走了,我两天没吃没睡。”他实在不懂女人,不懂女孩那如苔藓植物复叶般细碎的心思。她总是忽喜忽忧,时而微笑,时而蹙眉。

“你还爱她?”

“问题不在这儿。”他露出惊惶之色,“你也知道的,娃娃总是哭着找妈。而且……”他开始字斟句酌,“那个人,总是打她……”

即便这样,那傻女人也不回头。

刘文闯狠狠的眼神仿佛正盯着女友离开的背影。只要她不走,他就有指望。他从来没像那一刻那样充满恶毒祈愿——愿这个女人离开自己后倒霉得落花流水。可听说她挨打,他又万箭穿心。


●  ●  

其实,后来她打过电话,但他接听后对方便不再讲话。他熬不过她,说,“好啦这是长途电话,可以啦。”

他的意思是——“你可以回家啦。”

而她却可恶地挂断了电话,冲突毫无和解。

后来他才明白,她打电话是为了告别。

那个已两岁的小男孩,被母亲遗弃后,在村子里晃荡,是父亲额头的红字。做父亲的在老家呆不住,更别提找对象。媒人为他抱屈,说“真的不好再找啦”。

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被刘文闯归结为:“她太爱玩。”

他想南下打工,在厂里找个女友带回家,可进厂后才发现,二十岁以上的女人很难找。可是跟小女生——“她们什么都不懂”,“不成熟”,“不是过日子的人”。在他看来,成人世界和少女世界之间有条古老裂痕,小女生爱幻想好夸张,根本不具备妻子素质,而他已没有耐心,一点点等待,一点点培养。

他想找适合结婚的女子,却又悲惨发现,人家早已名花有主。

刘文闯是个奇怪的人,和A326的朱小文完全不同——朱小文是个彻底的老江湖,而刘文闯总喜欢使用轻浮字词,可他说出它们时,表情一点也不油滑,语调甚至苍凉。从本性上来讲,他是个认真而刻板的人。或许,从目送女友离去到现在,他一直是个偃旗息鼓的病人。

 

6


晚餐时的饭堂人潮涌动,沸腾着一种不知要发生什么事的欢闹。像揭开蒸笼大盖,一切都在腴软白烟中变形。据说此前,第一第二饭堂最高峰时,能容纳一万人就餐。现在人少了,但一日三餐算下来,也有五六千。

我夹在队伍里向前漫游时。一回头,身后脸庞甚为熟悉,居然是邵新磊。

穿了工装的他显得比在宿舍还单薄,简直就是一片薄木板。问他:“宿舍的人是不是都下班了?”他摇头,紧绷的脸庞躲藏进暗影,岔开话题不愿多谈,“我们不在一条线上”。他一个人下班后就来到了饭堂。

我说我请客,他摇头,抢在我付现金前,把饭卡往卡机上一刷。等我端着餐盘逡巡时,他已倏然不见。显然,他不愿和我坐在一起。

六元快餐是黄豆炖猪蹄、青菜豆干、煎鸡蛋、蛋花汤。菜量虽不少,但匮乏油水,也没有滋味。若仔细品咂,倒像是有股铁铲味。送回餐盘时,看到饭堂内的桌上摆着一片圆鼓鼓的凸起物,斗胆询问:“多少钱一个?”

“五毛!”

在这个冬天不下雪的地方,居然能吃到馒头。我四处张望,希望能看到李京洲。然而并没有。或许他还是固执地去厂门外买饼了。

此刻,饭堂里的六台电视同时打开,有人看新闻,有人看环球地理,有人看韩剧,更多的人在看武打片:提棍的提棍,舞刀的舞刀。偶尔,中国人和外国人各据一方对峙,剑道高手般蓄着内功好大张力,瞬间爆发后,擦身而过,又各就各位,再一回合,观众们时而,时而癫狂嘶喊,肾上腺素高涨:“打他!”“揍他!”“扁他!”

在屏幕不断变化的青光中,我又看到了邵新磊。

那男孩脆薄如饼干,坐在拐角,手握冰红茶,餐盘里塞满烟蒂。灯光下他的形体线条柔和,显得和这世界格格不入。在这个松弛的片刻,他的眼睛大睁,嘴角下弯,扯出一丝微笑。

离开热烘烘的饭菜味,离开众人身体辐射出的热度,我梦游般走出饭堂。

青灰色天空被大王椰切割成一块一块。我突然感觉,这锯齿般四分五裂的天空,无论怎样细致拼合,那些碎片都粘合不起来;那些碎片和碎片之间的空隙处,都埋藏着一股诡异的死静。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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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6 11:0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东莞工厂路女神,保质期不过仨月 

 2017-04-06 丁燕  人间theLivings

《桂花打工记》剧照


在电子厂,恋爱是有期限的。对B哥来说是三个月;对女工们,是春节前。于是,一种新的恋爱格局就这样形成了:一个不当真地说,另一个不当真地听。

 

工厂男孩 | 连载05



 

推开A503的门,男工们或坐或躺,似乎每张床上都塞着人。宿舍共有6个男工,都27岁,都来自贵州。

乍一看,这屋子和其他男工宿舍并无二致——同样的高低床,粗陋的被套、油腻的枕头,吊挂在床沿边的袜子,垂悬在阳台上的牛仔裤。

但这里似乎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欢快气氛。我感觉自己进入的不是一间宿舍,而像是某个家庭的客厅。每当我和其中一个人说话时,另5个便侧耳聆听,随后肆意大笑,而那个答话的人,眼神紧张,不仅看着我,还时不时地瞥向观众。

这个时候,答话的人总显得有些窝囊——似乎总有把柄捏在别人手中,无法放肆地美化自己。“真的吗?”“不是吧?”这种问话此起彼伏。

遭遇挑衅的男孩结结巴巴地圆着谎,在一种恐惧、羞辱和欢快的气氛中,压抑着颤抖,字斟句酌。和我说话的人不像坐在床沿边,而像坐在聚光灯下,周围的人也不仅仅是同事,还是审判长。

聆听者晃动着龇牙咧嘴的笑容,被盯视的人则不得不压低声调,小心翼翼。等我和别人说话时,前面那个人立刻转而攻击别人,同样不留情面。

在宿舍昏黄晦暗的光线中,我们的聊天倒像是某种秘密的聚会一般。

 

1


6个男孩都是相互邀约着从贵阳来到樟木头,又一起住进电子厂的。

尚小利、严怀仁、朱新勇、黄家贵、贺宏伟,都是贵州省林业学校的学生,放假后相约出门打工,集体从林业学校的“男普223”搬到电子厂的“A503”。

朱新勇、黄家贵、贺宏伟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地打工。朱新勇性格开朗,他的爷爷奶奶年龄不大,在村里为人活络,父母也常寄钱来,在村里玩着长大,并不让他觉得自己有所亏欠;黄家贵性情平和,虽父母缺席,但有个好姐姐;贺宏伟是个大个子,看着成熟,却一问三不知——不知父母多大年纪,不知家里盖房花了多少钱,甚至不知父母打工的具体地点。他很少给父母打电话,而总是找朋友聊天,眼里总有种没开悟的生涩与混沌。

罗大勇不是他们的同学,因女友是林业学校的学生,又是朱新勇的表妹,所以他和男生们玩得很熟。罗大勇的脸色异常白净,看着很稚嫩,三句话不离女友。说她今年十七,是他的初中同学。他在学校旁租房打工,只为约会方便。他说他女朋友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作”。他告诉我,有的女孩就有办法把任何爱上她的男孩全都逼疯,“那样的女孩像一场瘟疫”,而他的女友是一场春雨。他对她的迷恋难以言喻,只因“贵阳打工太便宜,一个月才一千多”,就跟着男生们一起出来“捞世界”。

尚小利是这群人的精神领袖。虽然他的外形毫不起眼,一张皱巴巴的小脸,小平头,细长眼,但一开口,却眉眼飞扬,五官仿佛都跃动起来,妙语连珠。

至于严怀仁,他总是被大家唤为“B哥”。为什么不是A哥?

尚小利笑:“《古惑仔》里有个B哥啊。”


●   ●  

B哥严怀仁是6人中最帅的那个:一双张国荣似的眼,黑发梳得一丝不苟,像个小锅盖。年轻的脸上,总挂着一副不耐烦的神气。

尚小利嘲笑起B哥来手起刀落——“他很会说话的哦!”“他说话非常肉麻的哦!”譬如某次,有女生在饭堂里递给B哥两张餐巾纸,他便唤人家为“女神”。吃饭的当儿百般赞美,很快便要到女神的电话,又嘱对方存下自己的。之后,便展开了攻势。

“女神”是兴奋剂,让A503变成开水锅,所有人都亢奋起来——除了B哥。他可怜地发窘,无力地摆手,虚弱地表白。“没有啊!”“不是啊!”“不是那样啊!”可话音一出口,即刻遭到强力反击。

B哥的手指点过来:“你们”、“你们”、“你们”……他却像口吃患者,无法把后面的段落连缀起来。大伙儿瞪着他,耐心地为他的表演做鉴定。

 

2


按照大伙儿的说法,B哥不断地给“女神”打电话——站在阳台上打,躲在被子里打,倚在走廊上打,坐在床沿边打。“宝贝”、“亲爱的”、“你最美”、“想死你了”、“永远爱你”、“一百年不够”……甚至到了晚上12点,还电话不离手。

那些旁人听上去胡拉乱扯毫无意义的废话,B哥可以一讲就一两个小时。 

“那女生漂亮吗?”

“正常人看上去一般般,在B哥眼中就是女神喽!”

B哥试图反抗却又结结巴巴,不肯死心一般。

大家亢奋的核心并不仅仅是B哥疯狂的煲电话粥追“女神”,而是在贵州,他有女友,人人都知道。说到这里,其他人立刻就扯着嗓子开喊:“杜——娟——!”

杜娟当然不知B哥泡“女神”已如痴如狂,照旧打来关怀电话。电话一来,B哥就在唇边竖起手指,他怕有人扯出“女神”,还要他费力地解释。

大伙儿讹诈B哥请客吃饭,吃的次数多了,他不免嘀咕,可一听“我要给杜娟打电话”,便如遭电击般地跳起来拱手道,“好好好。”


●   ●  

另一个问题继而浮出了水面:原来B哥不仅仅有一个女神,而是有一群女神们!

B哥喜欢往女工堆里凑,愿意和女人们承欢逗乐,愿意给女人干任何事情:提包、打卡、倒开水。看起来,真是个极好的男孩,可惜似乎有点好过了头,虽然自己他根本不觉得。

在车间,看到尚小利身旁的女工漂亮,他居然去找拉长,希望把自己换到那女工的身旁。 

“你说这话真是脸不红心不跳啊!”48岁的拉长瞪着B哥,“你不是在追女神吗?你说,你到底爱谁!”

B哥瞪大双眼,支支吾吾。

拉长的训斥里包含着嫌恶,“你还这么小,就这么懂抠女(泡妞)啊!”

B哥的请求遭拒后,脸上清清楚楚写满痛苦。满车间的人都能看到他发生了改变,干活时手都不平稳了。然而,一旦步入饭堂,看到“女神”莅临,他又重新绽放笑容,快步走去,启动恋爱话语系统,喋喋不休起来,像被一圈神的光环笼罩,单纯而年轻。


3


6人中只有B哥这样,尚小利告诉我,自己“从没交过女朋友”,“没资本,没经济啊!”

B哥是建筑班的生活委员,一个月有生活费700元,是个小富翁。别人抽“红双喜”(4元),他登极加冕抽“福贵”(45元)。虽然钱多,但花得也快:煲电话粥,请吃饭,买礼物。不到月底,兜里已经见了底。于是便倚靠着楼梯给老爸打电话,百般威胁。听到质问后干脆耍赖,使出毒招,“那你让我在这里饿死吧!”

尚小利目睹数次后,感觉B哥几近病态,“每周他都给他爸打电话。”“每次都是要钱,都能要上二三百。”

B哥否认:“哪里啊!有一次才打了一百。”

尚小利发狠兜出老底:“他一有钱就出去!几天就把钱搞完了!”

B哥的钱和B哥的女友相辅相成——B哥有了钱,便有了魔法,能去勾引女孩,听父亲嘤嘤嗡嗡的训斥也不足介怀。

可另一方面,虽然为年轻女孩所迷,但B哥又极实用主义。他很清楚自己不过是“耍一耍”,“不能当真”。等干够三个月,他自然要返回杜娟的属地。到那时,无论“女神”或“仙女,都逃不脱同一结局——“走了就断了呗。”他的表情陡然间肃然。

“那女神们呢?”

尚小利又冒出来为B哥圆场,“嗨,她们该吃吃,该喝喝,哪会来真的?”

“到春节回家,她们该相亲相亲,该结婚结婚,没什么损失啊!”

原来电子厂不仅仅是个厂,还是另一个独立世界,这里提供了另外的生活形态,价值观念,话语方式。这里的小宇宙自给自足。


●   ●  

在电子厂住下后,我虽置身密集人群,但工人们的话语含义我只能靠推测。这里就像一个“灰色地带”,既有乡村的核,又有城市的形,又介入了各类新元素,最终形成一套单独的体系。

从各个地方汇聚到电子厂的人,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从到来的那一天起,他们已不再隶属于原生的乡村,已是城市文化的一份子、新时代中的一员了。

在电子厂,恋爱是有期限的。对B哥来说是三个月;对女工们,是春节前。于是,一种新的恋爱格局就这样形成了:一个不当真地说,另一个不当真地听。

白天在车间浑浑噩噩,好像那个干活的人是自己派出去的替代品;到了夜晚,甚至从工厂路约会返回宿舍,冲了凉,打一通电话。那些大胆、热烈、殷勤的情话倾泻而出,然后,电话旁的两个人好像就都变了,变成另外的人,在情话中膨胀和疯狂两个年轻人。


4


A503的男孩子们从贵阳来到这里,如愿以偿地共住一间宿舍,但却没分配在一条线上。上班后各自散去,下班后集体行动:一起吃饭,打台球,打游戏,什么事情都在一起,绝不会丢下任何一个。

工厂很讨厌男工的这种结盟状态——其中哪一个要想走,便呼啦啦一起走,根本不管一时间找不到替补,让拉线卡壳。

表面上看起来,男孩们的生活和在贵阳没太大差别,只是白天进的是车间而不是课堂。

但车间到底是车间,车间里的一切都在考验男孩们的忍耐力——无论是脏兮兮的墙壁,黏腻腻的地板,站着不能移动的10小时劳作,飞舞在头顶的训斥。

三个月,他们只想痛快地挣一把钱。林业学校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要一万多(虽然学校每年补助一千五,但家里至少要掏一万)。三年花三万,对农村家庭而言,是笔沉重负担。所以男孩们趁假期出门打工,干满三个月再返校,每人存下的五六千,能给家里帮大忙。

“在学校时总听人家说外面怎么怎么好,等出来一试才知道,和想象中完全两个样!”男孩们窥伺打工机会已久,但没想到一来就是站。

“不加班还能撑,一加班就特别累!”但是,“一定要坚持下来!”七嘴八舌的声音里并不全是绝望。这个时候的男孩们,统一地,眼神温柔又模糊。

尚小利一挥手,“只要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算是总结。


●   ●  

第二天晚上7点25分,我在A栋楼下给尚小利发短信,他回复说等一等,他们正在换衣服,我即刻懊悔——不该比约定时间早5分钟。

男工们7点20下班,3分钟后走到宿舍,脱下工衣,换上便装,对着水龙头抹一把脸,用手指捋一下头发,到出门时,至少7点30。在电子厂,时间精确到每一秒。

在楼下等男孩们时,我见到了宿管阿坚。他刚从派出所回来,说今天在那里耗了一天。

上午9点,车间里两个男工发生争执,一个人抄起手边铁棍,朝另一个的肚腩捅去;一个被拉进医院,另一个被拉进派出所。阿坚配合警察办案,带车间里的目击者到派出所,录完口供后再送回厂里,来来回回折腾到现在。

我邀他一起去吃饭,他点头,“正饿着呢!”

看我和阿坚站在楼门口,6个男生全不约而同地止住了步伐——他们怕的不是我,是阿坚。此前,因他们在宿舍嗑瓜子,皮铺了一地,被阿坚狠狠训斥过。阿坚不得不这样。他要管他们,哪里能嘻嘻哈哈。

阿坚对男工们自然是不耐烦的。从2013年起,当男工数量第一次超过女工时,阿坚就感觉烦躁,宿管工作明显比以前难干了。从数字上看,工厂依旧是那么多工人;但从精神来讲,工厂生活远比过去紧张得多。工厂路上也多了许多面露凶相的少年,踉踉跄跄的酒鬼,和气急败坏的购物者。


5


看到阿坚后,男孩们的第一反应是想转身逃开。但已约好,只能硬着头皮往前。更何况,是大家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在一起就好。

于是,我们集体朝厂门口走去。

我和阿坚商量吃什么。他说:“还是去那家吧!”他指的厂里电工的侄子开的那家火锅店。电工和阿坚一个办公室,总是央求他带人来。

8个人往凳子上一坐,黑压压一片。

阿坚点了两个锅,羊肉、羊腩、魔芋、茼蒿、大白菜、金针菇……各样菜每样都两份。哗啦啦端来的盘子把整条木板桌占得满满当当——我疑心根本吃不完。

阿坚吃了一口羊肉,便眉头皱起,不住抱怨:“这羊肉怎么有味?”“味怎么这么大?”

和阿坚恰成反比,6个男孩只管不停地低头抬头,你追我赶,忙个不停。边迅疾咀嚼,边用眼角辐射汤锅里的剩余,大脑指挥手指,再次进攻……

男孩们忌惮阿坚,不似昨晚在宿舍和我聊天时那样放松。除尚小利偶尔调侃几句外,其余只顾埋头猛吃。

而我先前的担心也是完全多余。那些菜倒入锅中,如泥牛入海,瞬间消失。刹那间,所有的盘子空空荡荡。

继续点菜!再来些啤酒!再来瓶白酒!

然后,男孩们开始给阿坚敬酒。阿坚直瞪眼:“一个一个上啊!”每次碰杯后,皆一口全干。

罗大勇不敬酒也不喝酒,脖子上套了条蓝围巾,越发衬得脸庞像剥了壳的荔枝,团团白白。纤细的骨架在黑T恤牛仔裤的包裹下,像某种水鸟。他哀叹昨夜“痛得想死人”,今天在宿舍“又死睡一天”。但饕餮一番后,白脸上有了红晕。蓝围巾自然是他女友的爱心,免不了被别人哄笑。但罗大勇不是B哥,他的女友是他惟一的情感所属,他的“女神”。他自然也给“女神”打电话,只是偷偷地打,绝不招摇。那个他日夜思念的“女神”——不仅让他爱,还让他膜拜,他不许别人用言辞轻薄,大伙儿自然也就收敛三分。

男孩们一个个恭谨地点头,端着酒,眼神高度警戒,配合着相关语汇,做得有板有眼。甚至连B哥,都变得内敛而节制。昨晚在宿舍,他还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现在,就在宿管面前,纨绔少爷立刻降格为普工。


●   ●  

尚小利忽然说起上午车间发生的冲突,“人被抓走时,戴着手铐,还有脚铐!”

所有人都顿住筷子。他重复:“真的,真的是脚铐哦!”

在那个冲突时刻,车间里的人都提起心尖,可谁都不敢擅自挪动位置,走过去凑热闹,所以,大家只是看到宿管、保安的身影交错晃动。而尚小利所处的位置,刚好能纵览全局。但他只瞥过去一眼,便“吓得不敢多看”,“赶忙低头干活”。

然后,一个老头走进了车间,端端正正的脸,规规矩矩的西服,满头银发梳得锃亮。“我看见……管理者也来了。”

冲突发生在上班两个小时后。两个人突然争执起来,很快,铁棍就伸了出去。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结局不过也只是极简的几个镜头:警察连呵带嗔地押走了一个,担架吱吱嘎嘎地抬走了另一个……整个上午就此黯淡下去。

每个人都沉默不语,仿佛铁棍事件依旧在每个人的脑海中不断上演。

 

6


再次来到A503,也不过几天的功夫,我才知道白脸罗大勇辞了工。我原以为第一个要逃走的定是B哥,而他却留了下来。相反,罗大勇不是学生工,不用和老师斗,走了就走了。

A503的人无比同情学生工——虽然他们也是学生,但他们是主动打工,出门前知道要吃苦。可工厂里的那些学生,都是被动打工的。尚小利说和他一条线的男生想回家想到疯,但老班(学生工在工厂的管理者,班主任)押着身份证不给,学生就背地里跺脚骂老师“坑人”,说要想办法拿回身份证,一拿上就走。男生熬不住想回家,老班总是恐吓,“如果没做完就回去,要被开除。”

尚小利说“进厂后工资是笔糊涂账”,干一样的活拿不一样的钱,交的社保也不一样,有的74,有的194。他叹息不解:“我这么小的年纪,买什么社保?”

而现在,他们已完全适应了工厂生活。说刚开始,“脚痛得不能忍”,而现在,“脚已不疼,变得有些麻木”,甚至,“站得时间太长了,如果坐下,大腿会觉得特别酸痛,反而不愿意坐。”

也有人偷偷把手机带进车间,但根本没时间玩——太忙。而且,如果给“管理者”看到,“会骂得很凶……”

挨骂时的心情,真是坏到谷底,觉得整个人都像一滩刚出土的动物遗骸,散发霉气。那样的时刻,“赶快低头不吭声就好,如果顶嘴,会更惨”。在尚小利看来,车间好像一个池塘,所有人都是互相寄生,相互利用,相互勾连。员工身处最底层,如果触了霉头,一定要“不顶嘴”。若把老大搞得面孔发红像醉酒,定要出事。

尚小利边说边笑,17岁的脸上显出皱纹。和吃饭时忌惮阿坚不同,这一次,他又恢复了率性而为的状态。

他说如果员工做得不好,一堆货,那就惨了:“三级痛骂”开始循环——主任骂老大,老大骂员工——主任从不直接骂员工。有时员工被骂急了,也会和老大吵。但现在工厂缺工,一般不会随便炒人。然而,“最好不要和老大吵”,他呻吟了一句:“你等着穿小鞋吧”。

 

7


星期天干什么?

男孩们异口同声——“睡懒觉!”

然后呢?

“出去爽一下喽!”去市场买衣服!吃小炒!在网吧熬通宵!他们中还没有一个人到过镇中心。

尚小利说等放长假,他想去看他爸。他爸在黄江镇田心村工厂已干了5年。他爸说,村子里什么都有,像个镇;他爸还让宿舍里的人都来玩。

每个人都等待着放长假去找尚爸爸。这个男人对工厂生活了如指掌,不仅关注男孩们的生活,还总会进行适时的指导。他完全能理解男孩子们的遭遇,甚至可以说,男孩们的生活就是他曾经生活的翻版,他就是在这种磨砺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他总是在电话里告诉男孩们,“要忍耐,多为别人着想,吃点苦不怕。”话语里有种钟爱到极致的无可奈何,像一只手掌抚摸在脑袋上。

尚爸爸说:“你们要干够三个月,你们要听话。”

男孩们应着。这些话似乎包含着比爱更重大的东西,让所有男孩都着了魔,就像是蝉声扎耳的闷热中惟一让人凉爽的东西。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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