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危机下1.3亿民工 危机中更应善待农民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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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闻由 南方新闻网 报道

.生计：金融风暴下的农民工——当下的农民工生存图景

编者按　在金融危机已严重拖累实体经济导致大量失业的当下,“就业”二字自有千钧重。多少年以来,在农村中的农民就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却未进入庙堂的视野。而在金融风暴的肆虐下,在城市的农民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返乡加入失业大军。全国1.3亿农民工,就有1000万提前返乡,处于春节后可能无法再返回城市,而在农村又生计无着的悬空状态,这种无法落地的危险一旦集中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拆吊扇拎腊肉拿麻将离厂前上演最后疯狂

1月8日,东莞大朗镇长盛北路243号,随着被欠薪工人领到50%的工资,又一家毛织厂正式宣布倒闭。当天晚上,被欠薪的民工撤离工厂。南方农村报记者见证了他们在离开前上演的最后疯狂。

老板跑路房东代付半薪

这家毛织厂的老板在两天前的夜里跑路,拖欠了工厂95名工人两个月的工资。

金融风暴刮倒了无数工厂,大朗镇也难以幸免。就在长盛北路,前两个月已有2家工厂相继结业。据大朗镇劳动分局介绍,2008年发生的欠薪事件比上年增加了三四成。工人们为此人心惶惶。

1月6日凌晨3点多,预感老板要走佬的工人半夜起来巡逻,发现了正准备离开的老板家属,而老板早在3个小时前就已经携货跑路了。想到这两天,老板还甜言蜜语地哄骗他们加班到深夜赶货,并承诺在1月8日发放拖欠他们的两个月工资,工人们就气得一阵阵哆嗦。愤怒之下,他们截住了企图跑路的老板家属,并扣下了剩余的两千多件货物。

当天,该镇劳动部门介入处理此事,他们提出由厂房的房东先行垫付工人50%的工资,并约定隔天发放,但遭到了工人们的拒绝。双方一直僵持着。

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断游说工人,“不拿就可能什么都没有了。”8日下午5点多钟,终于有工人按捺不住,按下了手印,领取了一半的工资。接下来,一个接一个,害怕落单的工人们纷纷放弃了坚持,心不甘情不愿地领了一半的工资。

领完工资的当天晚上,他们就要搬离工厂的宿舍。

宿舍扫货填补工资缺额

在撤离宿舍之前,工人们带着不平衡的心理,上演最后的疯狂,将宿舍里所有值点钱又能带走的东西,如桌子、吊扇、饮水机……,全部搬走,扫荡一空。

有位大姐捡了一把扫帚,遭到工友的嘲笑,她便回了一句:“自己去买还要三四块钱呢,现在能捡多少算多少,能省一分是一分。”

负责工厂煮饭的阿姨,不仅抱回了老板家的风水鱼缸,连电视天线也不放过。只见她站上凳子,一边使劲地扯拉着天线,一边利索地挥动剪刀。“回头到了新地方还能用。”她如此解释自己的动机。

四川女工罗元纯,不知从哪里得知老板在3楼还存了不少腊肉、腊肠,便拉了另一个女工上去搜, 到了楼上却发现房门锁住了。正在她们找来东西准备撬开房门时,一个女人走过来声称这个房间是她的,里面的东西也是她的。眼尖的罗元纯认出,这个人不过是饭堂的女工,揭穿之后,她们顺利地撬开了房门,果真找到了腊肉,便一人拎着一大串走了。罗元纯带走的那串腊肉、腊肠重17斤,在经济这么紧张的时候,“够吃好一阵子了”。

几个男孩子跳上床顶,动手拆天花板上的吊扇。他们如此盘算:当废铁卖也行,留着以后用也成,反正能带走的就带走。此外,他们还拿走了老板的一副麻将牌,“没回家之前还可以解解闷”。

来自湖南的谢云玉提着大号的塑料袋,挨个房间在地上的垃圾中搜寻废纸皮、饮料罐和铁盒等。“能卖钱的,不要浪费。”她的家公就在大朗收破烂,不愁销路。她还幸运地捡到一双别人不要的女式凉鞋。

此时,似乎所有东西都成了他们用来填补工资缺额的对象。在一阵风卷残云过后,只留下满地的狼藉。

工友惜别不知何日再见

离开这个令他们伤心的工厂,有的人选择继续留守东莞,有的人则第二天就要回老家了。这群因打工而聚到一起的异乡人,此时五感杂陈。除了心寒、气愤,还有小小的离情别绪。

谢云玉和大女儿唐木娥明天就要回湖南老家了,她痛感现在形势的恶劣,不知明年还能否出来。坐在空荡荡的床上等着小女儿来接时,她拉着每一个走进她宿舍的工友:“过来坐会吧,也不知以后还有没机会再见面。”言语间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

不一会,这个小小的宿舍便聚集了七八个人。经过一年多的相处,她们已经产生了感情。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湖南的、四川的、江西的……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经此一别,即使大家仍在东莞打工,却未必能再进同一个厂,住同一个宿舍楼。坐在一起,他们的话题,除了咒骂无良的老板,就是讨论即将到来的新年该怎么过。一年到头,本来指望拿最后2个月的工资回家过年,但老板的跑路卷走了他们一年的希望。说到此处,整个房间顿时陷入一片沉寂,之后便是沉重的叹息声。

晚上8点多的时候,收拾好东西的工人们陆续离开宿舍楼。在路边,他们挥手道别。唐木娥背起大包的行李,瘦小的身影在霓虹闪烁的街道上逐渐模糊。夜里的空气中透着丝丝寒意,这个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冷了。

留守农民工众生相

一方面,失业农民工留粤过年苦觅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企业主对经济形势忧心忡忡,年后是否招工,仍持观望态度。东莞劳资双方各有盘算……

1月14日,东莞樟木头石新社区一个篮球场内,一群年轻人正玩得起劲,几个“穿针球”引来阵阵喝彩。球场旁边三五成群地坐着三十岁上下的妇女,每人都带着小孩。她们不时把跑远的孩子拉回身边:“小心被球砸了!”从衣着上看,这些妇女已经很有东莞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的味道了；可从口音上还是能分辨出,她们是外地的,被政府称为“新莞人”。

篮球场旁边的石马河静静流淌,河的对面是一片厂房。在夕阳的余辉照耀下,厂房上方两个字的剪影显得很暗淡:俊岭。

这便是在去年10月15日倒闭的合俊集团的两个工厂之一,该厂绝大多数工人都租住在石新居委会。工厂倒闭后,大部分农民工离开这里,如今依旧留守的都希望在年前赚到一笔钱再回家。篮球场边带小孩的妇女几乎都在合俊厂里打过工,而今很多人已经在出租屋里做了好几个月的专职主妇,“没赚到钱,又买不到票,过完年再回家!”

重新就业, 工资缩水四分之三

这群妇女大部分来自四川。宋大姐是四川达县人,1998年,一来东莞就进了俊岭玩具厂,直到去年工厂倒闭,整整十年。

宋大姐记得工厂关门那天,大家都跑到厂门口去讨要工资。“合俊的工资很不错。”她告诉记者,自己在俊岭厂做手缝毛绒玩具的活,正常上班每小时4块钱,晚上加班有6块多,周末8块多,一天工作8到12个小时,工资高的时候能拿到2000多元。

在讨薪工友的压力下,政府足额垫付了工资。于是,有部分人开始搬走,宋大姐则觉得夫妻俩都租住在石新,生活惯了,不愿离开。况且,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兴许还能找到新工作。

可这时找工作比宋大姐想象得难很多,合俊两个工厂倒闭,约6500名失业的农民工等待重新就业,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莞出口产品的订单大幅度缩水,一些私企疯狂压低工人的工资。

宋大姐11月底才找到工作,现在一家电子玩具厂做上螺丝、装盒、打胶水等散工,白天一个小时才2.5元,晚上3元—4元,“工资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宋大姐对这份工作很不满意,每月150元的房租以及一元多一度的电费、一元一方的水费,让她感到压力很大,她打算过完年就换个工作。

宋大姐在1月2、3、4日连续三天到樟木头售票处买票,可是从东莞东到达州原本245元的无座票都买到了350元以上。无奈之下,只能让丈夫先回家处理家里的事情,自己和同在樟木头打工的女儿过完年再走。“我来了10年,也就2002和2007 年回过两次家。”宋大姐对家里丢荒的农田并不是很在意,毕竟在东莞她可以挣得更多。

“明年还回来吗?”记者问。

“不知道啊,看情况。”宋大姐眼里充满迷茫。

留粤过年, 反认他乡是故乡

来自四川南充的曾姨,1997年就和丈夫来到樟木头,“当时听老乡说珠三角钱好赚,就撂下了扁担、锄头来了。”

刚开始夫妻俩在一个楼盘“打建筑”,老公做泥水工,曾姨煮饭,分别给两个包工头做事,达成了月薪500元的口头协议。过了几个月,夫妻俩看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的儿子在家没事干,便把年仅14岁的儿子也接了过来,在工地搬砖。“一个月500块,怎么也比在家种地强。”

可惜一家人的愿望落了空,半年之后,工头跑了,曾姨和儿子的工资一分钱也没拿到。之后不久,二人进了合俊玩具厂。曾姨重操旧业——煮饭,儿子在工厂扫地。

现在工厂倒闭了,儿子回家了,她留在东莞带孙子,丈夫只能靠收废品为生。打听到回家的车票要500多块,曾姨无奈地笑了:“都出来十几年了,过年从来没回过家,在这边过年也一样。”

工友们也都觉得这几年在东莞打工,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真要离开,确实有些留恋。“在哪打工都是打工,这里钱还多些。”一个工友说,今年留在广东过年,就寄了点钱回家,一方面省了路费和过节的开销,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春节一过,很多人还没回来,找工作可能会容易一些。

“听说合俊过完年还开?”一个妇女边打毛衣边喃喃自语。

不堪高昂生活成本 举家搬至东莞找工

1月15日,彭明身穿红色夹克,脚踏一双“山寨版”阿迪运动鞋,一屁股坐在路边打好包的被子上,看着塘厦来来往往的车辆。冬日的南方街头让这个稚气未脱的小伙子满头大汗,一脸土灰。

彭明身边放着几床打包好的大被子,几个水桶里装着衣物、衣架,一个小型的台式风扇染满了灰尘,一卷竹席斜斜地靠在路沿上。这是彭明一家的全部家当。

他母亲和阿姨坐在旁边吃着面包,递过一包方便面,被彭明拒绝了。记者给他点了一支烟,被他母亲喝止:“不许学人家抽烟!”彭明掐灭烟头,在手里玩弄着。父亲和舅妈去找房子了,偌大的东莞,难道就没有一家人的栖身之地?

彭明一家来自河南安阳,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年纪的彭明已经在深圳打工一年多了。去年经济不景气,工厂订单少了,一家人的工资也大幅缩水,住在工厂宿舍每个铺位每月80元的高昂租金让这家人萌生了趁过年离开深圳的想法,彭明承担起为全家买票的重任。

他从关外的龙华到深圳火车站排了一整天的队之后,挤到窗口却被告知票已售光。失望的他把消息告诉了更加失望的家人,现在大家都不想继续在龙华打工了,如果过年还回不了家,怎么办?

这时彭明联系上了在东莞塘厦打工的舅妈,打听到塘厦租个单间也就一两百块钱,而且工资比龙华还高。他便和家人商量,能否先在塘厦住下,过完年就在塘厦找工作。

“塘厦工作好找吗?”彭明无助地问记者。

今年找工可能更难, 企业年后不着急招工

“今年经济形势不会好到哪里去,企业不急着招工,找工可能会更难。”塘厦一间精品厂的老板刘青(化名)对于年后经济形式的判断代表了一些用人单位的想法。

刘青工厂生产的精品主要销往欧洲,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由于去年的生产任务已经于去年9月前完成,所以暂时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加上土地是自己的,节约了租地成本,因此,在过去一轮的倒闭潮中,他的厂挺了过来。

但是,今年的经济形势让刘青忧心忡忡。往年,过年前已经拿到一些订单,可现在一个都没有。刚刚接到一个公司的合作意向,对方要求价格降低20%—30%,“这肯定亏本,我宁愿工厂空着也不干,这就是拥有自己厂房的好处。”刘青判断,今年就算保证去年的客户量,订单金额都会少30%。

刘青抱着观望的态度,不着急招工。因为在他看来,农民工还是喜欢留在东莞,因为东莞包吃住,比在江浙打工“有着数”。况且,工厂很多手工制作的活儿可以外包给当地村民,这比请工人更廉价、方便。

今年很多工厂都延长了放假时间,假期一般在十天左右,一些工厂还让工人放无薪假,接到通知再返厂。刘青认为,这一方面确实是订单减少的缘故,而另一个原因是,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工厂解聘员工的成本大幅增加。给员工放长假,让工人自己提出解除合同,就可以达到变相裁员的目的。

“新劳动合同法保障工人利益是应该的,但是有点操之过急,有些工人故意消极怠工,逼你炒他。 ”刘青认为,这是逼很多老板“走路”的原因之一,他感觉现在办企业来自各方的压力都比以前大很多,土地使用税在2007年提高了,社保又必须得买,“过完年租厂房生产的工厂大部分都要倒闭。”刘青说得轻描淡写,手中的茶壶冒着热气。

金融寒流冻伤工商业者

在经济萧条的当下,服务业的生存空间日益萎缩,从杂货摊小贩、摩的司机到酒店老板都面临一个冷酷的寒冬

陈妹麻利地削着甘蔗,长期拿刀的手已经磨出厚厚的茧,有时还会隐隐作痛。但她说一想到还有生意可做,觉得还是幸运的。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让以做外单为主的广东制造业苦不堪言。然而,被金融寒流“冻伤” 的,不只是企业及其员工。随着工厂的撤离和倒闭,企业周边的社会生态也随之变化。在经济萧条的当下,服务业的生存空间日益萎缩,从杂货摊小贩、摩的司机到酒店老板都面临着一个冷酷的寒冬。

生意萧条,工商业者萌生回乡之意

“工厂少了,工人走了,生意不好做了。”1月8日,陈妹一边利索地削着甘蔗,一边对记者说。她是汕头人,从老家到东莞大朗镇长塘第二工业区做生意已有4年多了。

她的档口位于长盛北路,这条街上集合着饮食、服装、超市等各类档口,附近还有长塘工业区较大的购物场所——金港湾百货和一个农贸市场,平日里吸引了大量附近工厂的工人前来娱乐购物。以往每到下班时间,整条街挤满了人,特别在晚上和节假日,人流量特别大,过往车辆很难在这里放开油门。那个时候,陈妹的杂货档生意很好,一天的销售额最多可达近千元,足以维持他们一家在东莞的生活。

然而,2008年下半年开始,陆续传出工厂倒闭的消息,接着又有不少工厂提早放假,长盛北路的人流量骤减,她的杂货档生意也随之萧条。如今只卖甘蔗和提供公共电话服务,“也很难做。”

去年这个时候,她一天能卖出5捆甘蔗,共计100来根。现在一天最多只能卖出2捆,多数时候连1捆也卖不完,常常是一整天忙碌下来,还不如去年一个晚上的业绩。公共电话资费从2角/分钟降到了1角/分钟,但“打电话的人也不多”。一个月下来,赚得钱勉勉强强够付房租。

陈妹的老公在附近开摩的,以前生意好时,一天一夜能跑两三百块钱,除去成本,一个月还能赚三四千元。如今人流量减少后,生意难做,现在每天他都是睡到中午,下午才出去载客,一直到晚上也挣不了几个钱。另一方面,东莞禁摩风声越来越紧,他已经有好几辆摩托车被没收了,这让他不得不考虑以后的出路。十几天前,他回了一趟汕头老家,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发展的机会,但没什么收获。“赚不到钱,也不甘心就这么回去。”村里许多外出打工的人,家里都建起了新房,而他们家依旧还是破瓦房。

但残酷的现实逼得他们只能选择返乡。生意坚持到本月22号,陈妹就要带着小孩回老家过年了。新一年,她打算让孩子在家乡读书。义务教育全免费了,光这一项就能省下一大笔钱。她自己可能也不出来了。“现在家乡发展得也不错,回去做点小生意,或者进厂打工。”而她老公,还想再坚持一段时间。“寒冬总会过去,经济不会一直这么萧条吧?”他心存希冀。

客流减少,酒店老板领失业救助

对29岁的阿第来说,2008年的冬天尤为寒冷。受金融危机影响,他位于河源市河源大道北和206国道的两家酒店在去年12月相继宣告破产。11月,他已提前申领每月500元的失业保险金。

阿第来自揭阳,家中已没田没地,18岁初中毕业后就出来闯荡。刚开始跟人跑客运,后来做塑胶生意,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当时一车货赚个两三万不成问题。在这样的奔波中,阿第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2年,河源市筹划发展旅游城市。当时,河源的服务业还没真正起步。像样的酒店没有几家,达到三星标准的更少,旅游旺季常常是一床难求。正是看中这个商机,阿第做了个大胆的决定——用这些年积累下来的钱到河源开酒店。

开业的时间选择在当年的十一黄金周。果然,酒店的生意火爆,开业首日便客满,旅游旺季时,客房更是供不应求。隔年,尝到甜头的阿第又大刀阔斧,选址206国道,再开一家,占地3000多平方米,生意依旧红红火火。

不到两年,阿第已是百万身家,成了别人眼中的“有为青年”。2004年,他在当地购买地皮,盖起了一栋6层的楼房,接着娶妻生子。

然而好景不长,从2005年开始,河源的酒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小至家庭旅馆,大至五星级酒店,行业竞争日益激烈。2008年,竞争达到了高峰。而就在此时,美国的次贷危机转化为金融海啸冲击而来,阿第原本就如履薄冰的生意彻底跌入谷底,酒店的入住率不到往年的三成,账面一路亏损。到去年12月,他终于支撑不住,两家酒店相继宣告破产。

生意失败,使阿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风光的时候,出门开的是嘉美2.4,如今只能骑助力车,更落魄到要领失业救助。年关到了,这个春节将过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心酸。

回想这一路,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农家子弟到身家百万的酒店老板再到今天的窘迫境地,阿第觉得这十几年仿佛做了一场梦。人虽破产,但志气不灭,这十几年的奋斗带给他的,除了财富,还有无比宝贵的经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目前他正准备东山再起, 把家里的自住楼改建成家庭旅馆,继续经营。他相信,只要希望还在,寒冬过后还是一个美好的暖春。

寒冬过后会是一个暖春吗?这些人在来年的发展又会如何?本报将继续关注。

“过了年,还出去找工”

提前2个多月返乡,林金群(左)和他的朋友们几乎每天都在这个士多门前度过。

1月15日下午,和平县彭寨镇片田村的一家小士多店门口,几个年轻人坐在凳子上,懒洋洋地晒太阳。26岁的林金群掏出一包烟,熟练地点燃一根,吸了几口。他缓缓地抬了抬双手,伸了伸懒腰,口里突然蹦出一句:“烦死了!”

这是一群在金融风暴席卷下失业而提前返乡的外出务工者。从去年10月初开始,他们陆续返乡。至今,附近几个村庄80%以上的外出打工者都已回归,其中多数是青年人。

回家的日子,闲得慌

林金群是三溪村人,去年10月份,他打工的毛织厂倒闭后,他便带着同样因工厂倒闭而失业的老婆和孩子从东莞大朗镇回到了家乡。

失业后,他曾试过在大朗找了半个月工,但经济萧条,工厂要么提早放假,要么没单,实在不好找。眼看离过年不远了,他把心一横,干脆回家,家当行李打包,房也退了。因为这个年,会过得久一点。

回家的日子,闲得慌。往年,很多人都要加班到年三十晚上才能赶回家过年。今年这么早就没事做了,大家都很不习惯。

男人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吃完午饭便在附近的村庄遛遛,晒晒太阳,和回来的同龄人吹吹水。常规的活动是打麻将。这群年轻人说:“不打麻将,日子没法过啊!”林金群在回家的这段日子里,唯一的收入就是来自麻将桌上,他赢了1000多块钱。

女人回家则是带小孩,干点家务活,进行年前的大扫除,不然就睡睡美容觉,守着电视就过了一天。

他们很少出村到镇上和县城,一方面因为村里距离镇里有12公里的路程,到县城则有30多公里,没有车很不方便,另一方面也因为出去一趟要花钱,没了收入的他们都舍不得。

过了两个多月游游荡荡的日子,心中的郁闷已累积到一个顶点。这一天,在喝完别人的喜酒后,林金群大声宣泄着心中的情绪。“没赚到钱,回家心烦。”

经济紧缩照过年

平常冷冷清清的小山村,因为这些人的回来而突地热闹起来。男女老少聚在一起,过年的气氛也提早到来。

虽然今年大家都没挣到几个钱,但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经济再不景气,春节还是要好好过。现在,所有人只有一个心思:先过年。大伙聚在小士多前打打牌,乱侃一通。日落西山,大家便散去了。

山里的夜来得早,不到七点钟,已是一片黑。林金群家外出打工的5个人已经回来了4个,3个失业,1个提前放假,家里也热闹起来。吃过晚饭,他和妈妈、妻子商量着,这两个月家里的人基本都没收入,坐吃山空,但过年该买的东西还是不能少,瓜子、糖果等就少买一点。往年家里的人都会每人买一套新衣服,今年能省就省。只给孩子买,大人的就将就着穿。“村里很多人都是这样打算的。”

年初的时候,林金群还盘算着,今年赚了钱,年底就将房子的三楼装修一下。2004年,他们用 4人在外打工挣到的钱建起了一座3层高的小楼。因为钱不够,房子只能每年一点一点地装修,三楼至今还没有装修。遇上眼下的经济形势,装修的事又要延迟了。原来他还计划购置一台新电脑,现在也没希望了。

窗外静悄悄的一片漆黑,这对早已习惯了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而言,并不太能适应。望着窗外,林金群盼望春节快点到来,他开始想念城市的霓虹和熙熙攘攘了。

留在村里,毫无发展前景

春节过后,这群人就要再向大城市进发。留在村里,在他们看来毫无发展前景,“过了年,还出去找工”。这里的山并不适合种果,而他们也没本钱发展其他产业。林金群的朋友文义也曾想过办养殖场养鸡,无奈成本太高,他负担不起。后来他去了顺德的电子厂打工,这次的金融风暴,工厂没有订单,他也随之失业。

过完年后,文义想去参加培训,学点技术,但以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听说政府开展了免费的农民工技能培训,他想去参加,但是不知道如何获得免费培训的资格,“没有门路。”他有点茫然。

林金群则坚定信心,过完年后他就会带着家人再上东莞,希望能找到毛织行业的工作。毕竟他们几个人都在这行做熟了,混生不如混熟。如果改行的话又要从头再过,工资的起点也相对低。

原在东莞常平某五金厂工作的叶石贤,工厂也倒了。明年,他不想再回东莞了。“东莞不行了,换个地方试试,也许会去深圳。”他已开始托人打听工作的事情。

正当他们忧心明年的工作时,河源市劳动部门已开始宣传明年的招聘活动。各个车站都有专人派发“春风行动”的宣传单张,各个乡镇的街道及村委会,也张贴上招聘会的宣传海报。

据河源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曾耀廷介绍,去年河源市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近10万个工作岗位,2009年的空缺岗位还有13000多个。他称,从目前的情况看,本市的就业形势相对乐观,并鼓励民工留乡为本市经济发展出一份力。

危机中更应善待农民工

社会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不仅表现在社会发展成果的分享上,他们是分得“蛋糕”最小的群体,也表现在当灾难来临时,因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有限,而受到灾难侵害的几率和后果也最显著。在中国,农民工就属于这样的弱势群体。

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大洋彼岸的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而中国经济中,受到打击严重的又是以广东为代表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在外向型经济中,又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首当其冲。因此,似乎顺理成章的是,那些背井离乡来到繁华都市里辛苦求生的农民工——这群最无助和无辜的人,却要承受这场危机最无情的加害。

我们的记者在珠三角地区,看到了这样一个卑微生存着的群体,在金融危机中的无奈和无助的真实图景,他们的挣扎和痛苦。这里有拿不到工资而用自己的方式发泄愤怒的农民工；有“打工9年,娶了老婆,剩了一辆摩托车”的农民工；有在倒闭的玩具厂里成为 “留守的农民工”；有在“打工族服务部”过冬的农民工……

然而,若以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只有农民工,则大错特错。逃跑的毛织厂老板、领失业救助的破产酒店老板、生意萧条的工商业者,都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这告诉我们,既然是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在同一条生存链上,就没有人能成为危机的“幸运者”。

因此,面对这场历史罕见的危机时,我们必须同舟共渡,共克时艰,特别是要善待农民工。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受伤最深,也是为着中国的未来着想。改革30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亿多农民工的贡献和他们微薄的收入,是他们承受了改革、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很大成本,对外向型经济突出的广东等沿海地区来说,这点尤其明显。

美国金融危机这次之所以能对中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根源在于中国长期奉行的高积累低收入政策导致内部结构失衡,消费疲软,从而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对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只适合特定时期,而不能长期奉行。久之必然出现问题。从这一角度看,美国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很大打击,但充其量只起到点燃中国经济衰退导火索的作用。中国经济的问题根子还在自身,是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而结构的问题又在于分配体制。

要尽快使中国经济走出衰退的困境,并长久避免外部经济的剧烈影响,就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以内需为主,提振内需则必须扩大消费,要扩大消费就必须改变我们的分配结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速度, 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国家更多的公共服务；二是在收入分配上,扭转目前劳动力过于廉价的局面,提升劳动力的价格水平。这是解决中国经济失衡同时也是维护农民工权益、提高农民工待遇的根本办法。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只能一小步一小步改进。善待农民工,既要着眼于长期问题,也要解决眼下十分棘手的问题。对农民工来说,眼下最重要的问题自然是就业。而解决就业的方式,除了国家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吸纳一部分农民工就业外,最能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是在一些地方领导眼中不入流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广东的外向型经济中,也是占主体。

因此,为了使中小企业轻装前进,除了降息、减免税费以及给它们提供尽可能周到的服务和便捷的融资外,当下政府还可采取财政贴息的方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招收更多的人就业。国家应该规定,对中小企业招聘失业人员,按照招聘人数多少,给予相应银行贷款的利益补贴。另外,对于返乡创业和在城市创业的农民工,财政也可以为他们的创业项目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总之,对中小企业吸纳就业方面的补贴,应该成为中小企业的一项普惠政策。此外,对于失业的农民工,国家也可采取带薪培训的办法,提高他们谋生的技能。

金融危机是可怕的。但越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们越是要善待农民工,善待我们身边的这些兄弟姐妹,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关怀,感受到自己没有被抛弃。这其实也就在善待我们自己,善待我们这个国家。

在打工族服务部过冬

瑟瑟发抖的外来工本欲从劳工NGO取暖,却没想到NGO自身也深感不适

农历腊月二十三,阿强没有回家的打算,而是搬进了新出租屋。唯一让他欣慰的是,这次不用付租金。他要在“免费”租屋,度过这个冬天,“不回家挺好!我已经五六年不回家过年了。”

失业住上免费出租屋

他住进的新租屋,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大约80多平方。阿强说,原本每月550元的房租由“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垫付。

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上个月与挪威一家基金会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项目名称有点拗口:外来工社区公共空间的改造。合作内容之一就是由基金会出钱租房,作为开展社区活动的场地,房间同时供一些因失业而生活面临困难的劳工免费住宿。

“当然不是谁都可以住进来,只有和打工族服务部十分熟悉的老志愿者,才能享受这一待遇。”阿强有点沾沾自喜。

这项待遇的获得源于与打工族服务部的一段“姻缘”。用阿强的话说,这段“姻缘”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2006年,他刚从一家眼镜厂辞职,通过朋友结识了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并且在此实习了三个月,开始了他与打工族服务部长期深入的交往。他发现自己很喜欢公益组织的工作性质、内容和氛围,这和压抑的公司完全不同。他甚至与服务部的一位同事筹划了一家像打工族服务部一样的劳工NGO,准备以文艺的形式做劳工维权,但终因基金申请失败而告终。

3个月的实习结束后,他想转正,专职为服务部工作,但服务部却不需要这么多专职志愿者。他至今念念不忘地絮叨,“还很想做民间公益”,而且他一直是打工族服务部的义工。

招聘企业越来越少

现在摆在阿强面前最迫切的,是重新找到一份工作。

他在2008年12月6日毅然决然地辞了职。这个工作干了一年,是在游戏机配件厂做领班,月薪1300元,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很忙,而且无聊”。

此前,30岁的阿强在家乡武汉混了四五年,来广东闯荡了六年。1997年,他从中专毕业,此后的三四年里,做过建筑小工、管道工,在搬家公司做过苦力,月工资都是七八百元。

2002年,他跟一位老乡来到广州寻梦。在之后的六年内,他换了6份工作。此次辞职之前,他似乎并未冷静地考虑自己的处境:1300元的月薪虽然不多,却是一份稳定的收入。他出来这么多年,工资微薄,积蓄并不多,一旦失业,将面临如何生存的困境。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他越来越感到自己辞职的不明智,工作越来越难找了。

逢周三和周六,他就去人才市场看一看,但仅仅是看一看,“要么,是我不适合招聘单位,要么,招聘单位不适合我”。除找工外,他就整天待在家里看书或去泡网吧。

去年12月,他找到一个鞋厂的流水线工作,做了半天就逃掉了。除此之外,一个多月他竟然一无所获。阿强感叹道,“近一个月,招聘会是一场不如一场。”开始还有二十几家招聘单位,后来就剩下几家甚至两三家,十多天前,连求职者也越来越少。

进入1月份,周三的招聘会取消了。1月13日,周六,阿强再去看,人才市场的铁栅门紧锁,门前贴着告示:1月13日—2月14日,人才市场关闭。

表面轻松的阿强,越来越感受到压力,他甚至恨自己戴了一副500度的眼睛,因为招聘者老是认为,戴眼镜的人吃不了苦。

他口袋里的钱日渐减少,房租虽然不用出,但每天的两顿面条却是省不了的。两个月前,陷入困境的阿强向家乡的姐姐求援。3000元寄来,原准备用作缴纳明年电大的学费,但截止目前,已有数百元挪作生活费,被花掉了。

劳工NGO的冬天也来了

对阿强来说,打工族服务部目前除了为他提供免费住宿,还没有其他更大的帮助。

对打工族服务部来说,又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服务部的办公室设在番禺广场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每个周末来参加活动的外来工挤满了狭小的房间,他们有的是来获取相关的法律知识,有的是来消遣解闷。服务部员工阿俊说,两年前服务部的老办公地设有图书室和娱乐设施,每天下班和周末都有工人来玩。

但在四个月前,情况变了。“对,就是在奥运会之后!周末参加活动和娱乐的工人,明显减少,原先每次活动有100多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人。”阿俊说,“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变了,说明他们已经离开了番禺。”

与挪威基金会合作后,打工族服务部的办公条件得到了改善,原来的办公室保留,又租了现在这个更大的活动场所。但是偌大的活动场所,却少有人问津。

金融危机的寒意,外来工首先感受到,然后传导给打工族服务部这些劳工NGO,它们的冬天也来了。

2009年1月初的一天,打工族服务部的总负责人曾飞洋安排他的员工进行一项问卷调查,主题是“金融危机对外来工的影响”。20天后,147份有效问卷被回收。

“尽管还没有对问卷做分析,但从调研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外来工听到甚至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人减薪、放长假,甚至被解雇。”曾飞洋说。一直以来,打工族服务部擅长的是劳工工伤、职业病探访,并提供相关法律咨询。但现在,大批民工离开番禺,离开珠三角,服务部对于下一步做什么,似乎并没有充分准备,一时不知所措。

此次调研是否在为服务部后续行动做依据?

曾飞洋否认了,他说调研只是为工友和政府提供一些相关信息,服务部并无实力开展相关活动应对外来工失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做事太难了,首先是没钱。”曾飞洋无奈地说。2008年下半年来,服务部筹资似乎越来越难。与挪威合作的项目,对方只提供了不到两万元人民币。这或许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有关。

瑟瑟发抖的外来工本欲从劳工NGO取暖,却没想到NGO自身也深感不适。

春节后生活会否有转机

金融危机下,不少失业的城市白领选择学习,给自己“充电”。阿强也在读一个电大大专班,行政管理专业,每周三次课,都是晚上。不过,他的情况却完全不同。首先他是一年半前开始读这个大专,并非在失业后特意读的；其次,他的确没有白领那样宽裕的条件和从容的心态,他是在饿着肚子为自己“充电”。

阿强原先很庆幸地认为,自己读大专是打工族服务部对自己观念的改变之一,“如果我没有接触打工族服务部,或许现在还和其他工友一样浑浑噩噩地上班挣钱,而不知道通过学习提高自己。”

但是,失业一个多月后,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他觉得现在读书对自己更像是一个圈套,自己被套牢了。

每年3400元的学费,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挣钱来缴纳学费；但是现在工作机会很少,大专每周三次的课程又决定了他必须找地处番禺而且晚上不用加班的工厂,这大大缩小了他求职的范围。读书需要工作挣钱,而读书同时却限制了求职。

坚守在这里的阿强已无暇顾及如何度过孤独的春节,他只一心想着春节后会不会有转机,找到一份工作,挣得学费。否则,不但学费堪忧,即使是2008年11月开始拍拖的最新女友,也会像前数位女友一样离他而去。

至于这个春节是否跟女友去见他父母,阿强再三思忖。腊月二十五,他换上西装,打上领带,和女友一起到了车站。女友为他拍了一些照片,坐上了回广西老家的列车,而阿强孤身一人闷闷地回了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