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鲁迅是个现代意义上的“失败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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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鲁迅是个现代意义上的“失败儿子” 

原创 2017-02-22 杨早 大家

文 | 杨早

鲁迅与母亲系列第一篇，请点击查看《孝子鲁迅为母借债买房》

当然1906年的逼婚是母子之间一条大裂痕。据说鲁迅是被“母病”的借口骗回绍兴的，“一回家即见挂红结采，朋友探问何事，鲁迅答以‘母亲娶媳妇’”。曾长期在鲁迅家做帮工的王鹤照，在口述整理的《回忆鲁迅先生》里有过一句：

“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兴。”

意思是鲁迅在新婚之夜极不快意，以致痛哭。虽然也是“据说”，倒是令人很有想象空间的细节。

后来鲁迅对许寿裳的说法是“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瑞给长子找定媳妇，从传统社会角度来看，并无不妥，但是她不会想到鲁迅当时没有过分违拗自己，只是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的借口压抑着自己。日后儿子在生活中隐而至于显的反抗，如地火的阴燃，不强烈却持久——现在人称为“冷暴力”，颇有人为朱安不平，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

鲁迅如能像胡适那般配合旧道德，他就不是鲁迅了。但鲁迅没有决然反抗，对母亲的孝顺与爱一定是主要因素，自然也有考虑到朱安倘若被休回娘家的惨境。怎么看都是一局死棋。

有母亲做主，鲁迅是无法自行决定是否跟朱安离婚的，又完全没法接受无爱的平等婚姻（旧伦理中这种情况一般以纳妾或嫖妓为家庭补充），除了选择“供养”，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自后视今，拿现在的两性关系来想象，鲁迅与朱安相较，鲁迅当然处于强势，但于一个“旧伦理体系中的新人”来说，母亲与妻子背靠着强大的宗族伦理习惯，长子鲁迅肯定是处于弱势。

据说鲁迅离开八道湾前曾问朱安：是跟着自己还是跟着母亲？潜意识里自然仍是当朱安是母亲的“陪伴”。如果鲁迅是离京做官或经商，这种要求在旧道德里是合理的，前例无数。而朱安明确地回答要跟着丈夫，并说鲁迅总归要找人做饭洗衣服的，鲁迅于是“携妇离家”。但母亲不久也跟随而来，于是仍然朱安陪伴鲁瑞，婚姻有名无实的格局。

▲ 朱安与鲁迅

鲁迅与朱安有无性生活，也是很隐私但极引人注目的话题。据鲁迅学生荆有麟《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记述，朱安曾向荆妻金仲芸诉苦：“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周家老妈子则讲夫妻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先生这才答“关”或“不关”。

当然就有各种传闻，比如说鲁迅冬天不肯穿棉裤，朱安给他做了棉裤也被扔出去，是要藉寒冷抵挡性欲之类。不过也是据荆有麟回忆，鲁迅曾跟他说过：“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张梦阳新书《鲁迅全传》采此说法，并将之归咎于朱安的小脚与裹脚布让鲁迅感到恶心。

以上叙述，如果掩上“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只论行迹，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现代意义上“失败的儿子”：形婚，包办，四十多岁跟母亲住在一起，几乎无原则地满足母亲的要求。传统伦理笃定认为这是“事母甚孝”，现代女权观可能直斥为“巨婴”“妈宝男”（现实中的确有人斥鲁迅为“渣男”），即在鲁迅的朋友学生中，就多有不理解鲁迅行为的声音。

我想鲁迅的痛苦，在于身为转型时期的（他自称为）“中间物”。母亲的爱，代为娶妇，随长子而居，以传统伦理视之，一点问题都没有。而在现代社会，这些都是难以容忍对个人生活的干预，亲如母子亦无法承受。鲁迅之苦，在于两端都通晓，却无能为力，明明身心拒斥的，却碍于“纯孝”的情感（还不是外在名声，是真的母子感情好）无法割舍。大家都知道他在《热风·四十》中借题感慨过自己的婚姻：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了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这段话既指与朱安的婚姻，也不妨用来形容与鲁瑞的母子关系——母亲代表的“旧习惯”，为子者也只好“陪着”，虽然明知“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

▲ 鲁迅、许广平一家

鲁迅与许广平怎样恋爱的，传记或文章很多，不赘述。但无论如何，他们没有在北京真正表露心迹，母亲与朱安的存在，都是巨大的阴影。放在当下，也就是止于暧昧吧。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女师大风潮的激荡，如果没有奉系入京的政治威胁，如果没有林语堂为中介的厦门大学聘书，鲁迅留在北京当部员兼讲师，会有后来的新婚与新生活吗？“太师母”眼皮底下，我想很难。

在阜成门住了三年多，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同车离开，就此告别居住了十四年的北京。关于鲁迅离京，自然主因是政治，但从家庭角度来看，也不妨说鲁迅从此摆脱了这些现在喜欢给人贴的标签。他找到了喜欢的人，寻觅他乐于居住的城市，包括让他更痛快的生活方式——不教书，在家写作，开无数的小号（笔名），成为一名文化游击战的神射手，民国最知名的公知。

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达他人生中最后一站：上海。五天后，从共和旅店移入租好的景云里寓，同日即算作他与许广平的结婚日。连日饮宴，座中许广平与周建人同在。就算鲁迅不写信给母亲，周建人应也会代告。在北京的相关人士闻听后，朱安有著名的“蜗牛说”，鲁瑞作何感想，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47岁的鲁迅，在外建立了自己的核心家庭，不论法律，从心理上说，鲁迅再去北京，就不是回家，而仅是探母。成年成家后的子女，与父母之间，相处模式不一样了。

▲ 鲁迅故居一景，东方IC供图

【注】本文原标题为《巨婴鲁迅的断舍离》题图为鲁迅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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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