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兆言
1967年暑假,我被送到了江阴的外婆家。现如今的江阴经济十分发达,百强县排名,许多年来始终稳定在前五,不止一次名例第一,好像是“十二连冠”,富得流油,钱多得不知道应该怎么花。不过在1967年,真是个十足的穷地方,离县城很近,竟然还没通电,还在点煤油灯。房子是瓦房,猪养在屋里,也就是说人和猪都住在一起,家家如此。
这时候,南京的武斗还在继续,去江阴要先坐火车去常州,转长途汽车去江阴县城,再坐小轮船去一个小镇,最后步行四五十分钟到达终点。现在开车不过两小时,那时候必须花整整一天时间,天不亮出发,紧追慢赶,到目的地天又黑了。送我去外婆家的是小姨,她有个闺蜜兼同事是无锡人,正好一路同行,先去无锡住两晚。无锡也在武斗,或者说在准备武斗,我们到达已是黄昏时分,很快天黑了,经过一个路口,竟然有探照灯直射我们,然后是几个全副全副武装的造反派围过来,声音很凶悍地盘问,场面恐怖,很像电影里的场景。
第二天在无锡玩,太湖边有一大水池,里面有很深的淤泥。大大小小孩子在戏水游泳,我也下去玩,小姨和闺蜜加上她母亲在旁边看。水太浅,厚厚的淤泥像海绵,一脚下去,十分用劲才能让另一只脚拔出来。很快,一只凉鞋陷在淤泥深处,找不着了。我和小姨都有些着急,因为在不久前的南京,我的一双凉鞋在街头被人骗走了,脚上这双是新买的,穿了没几天。闺蜜母亲便让那些大孩子帮我找,那些孩子也挺乐意,都过来学雷锋,排着队用脚搜索,终于有一个孩子踩到了,兴高采烈喊了起来,于是那只凉鞋失而复得。
从无锡去江阴也是坐长途汽车,距离差不多。和小姨刚下长途汽车,又感受到了武斗气氛。一队戴着柳藤帽的工人,手里拿着铁棍,嘴上不时地喊着口号,声音低沉,像念咒语一样,非常从容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正准备赶到什么地方去战斗。那时候的安全帽都是用柳藤编制,是准备打架的基本配制,街面上没什么观众,也没人看热闹。当时江阴县城很小,主城区就一条街,这支队伍走完,立刻显现出一种荒凉。江阴民风在纤弱的江南比较凶悍,有“江阴强盗”之称,在文革中的具体表现如何,我不清楚,但是就当时看到的这一幕,多少还是有些威武。
外婆家那个村子叫“姚家埭”,这个“埭”的发音与当地人念“台”没区别,很多年,一直以为是“姚家台”。当地村民也对我这个城里孩子的名字感到好奇,因为发音正好与他们抽的一种土烟“潮烟”相似,觉得这很滑稽,问为什么不干脆取个名字叫“香烟”。大家都笑,一个个乐不可支,我不明他们白为什么要笑,不明白“兆言”这两个字与“香烟”有何关系。乡下人喜欢围观,大人这么说笑,小孩子便跟着学嘴学舌。江南乡村的文革气氛与城市相比,总体要慢好几拍,不说世外桃源,起码没有武斗。没有什么批斗会,要想揪个地主出来批判也不容易,此地曾经很富裕,地道的鱼米之乡,有钱有地的地主,早在民国年间都已跑到城里去了。
始终没弄明白,是事先设计好,还是临时起意,反正最终商量的结果,是把我留在了乡下,这一留就是两年多。我开始了一段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完全是陌生的,在个人成长经验上,意义非同一般。村里有个祠堂小学,就一间教室,二十多名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成了唯一一名四年级学生。老师也是一个人,什么课都教,先给一年级布置抄写作业,然后教二年级算术,教三年级语文。教学质量自然大打折扣,完全是在蒙事,印象中,这位老师没跟我讲过什么课,他经常做的事,是把我拉到隔间去下象棋,大多数时间他赢,有时候也会输给我。
如今回想起来,这位小学老师一点都不敬业,一点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也许我不能理解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这样吊儿浪当混日子,然而换位思考,换了谁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在那个特殊年代,在那样的现实环境,不混日子又能怎么样。上下课都是吹口哨,挂胸口的那种金属小口哨,搁嘴里使劲吹,声音很嘹亮,是不是按钟点准时上课下课很难说。村里人都羡慕这位老师,人家好歹也是个文化人,是教书先生,娶的老婆漂亮,最关键一点,他不用再下田干活挣工分。那些年乡下人真的都很苦,是真正的落后,家家吃不饱,一年四季很少有荤菜,看不到任何希望,整个乡村仿佛都沉浸在昏睡中。
然而就是这地方的老百姓,改革开放没几年,立刻改天换地,立刻天翻地覆。考察江阴文化历史,此地一向都是重视教育,明朝清朝,民国年间,优秀人物辈出,1949年后,人才也没断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对课堂上的学习有了颠覆性认识,因为读书人的出路终结了,文化被彻底地革了命。高考被取消,上大学的希望完全扑灭,自科举设立以来,读书人变得如此绝望,文化被如此蔑视,这似乎还是第一次。文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回乡了,这些回乡知青又分成两拨,一拨是父辈祖父辈已经进城的城里孩子,一拨是好不容易读到高中或者初中毕业的本村青年,这两拨人回乡的共同点,都是以身作则,以自己切身体会,证明了读书的无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现实却表明你即使读了些书,也没什么用武之地,读不读书都一样。
十二年后,1979年夏天,我从南京骑车到江阴,与相识的年轻人一起聊天,说起当时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有一句话印象最深刻,就是江阴人什么都敢干。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答应下来再说,能不能干,能不能干成,不重要。话不妨往大里说,牛不怕往大里吹,就算是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你让他接手生产导弹也敢答应。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江阴人性格,绝对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气神,江阴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度也最明显。我当年生活过的贫瘠乡村,时至今日,随着城市的扩大,早已成为城区中黄金地段。乡村在不知不觉中消亡了,昔日的贫穷不复存在,乡下亲戚说起自己生活,先还说已跟城里人一样,后来又说比城里人还好,现在干脆不说了,他们已经完全变成了城里人。
▲ 江阴老照片
胆大的不一定就江阴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江阴民风至多也就是在江南表现得强悍一些,真要是比武比狠,比野蛮和不讲理,根本还轮不上江阴。经济起飞说到底,还是与文化积累有关,而文化积累又必定与多年形成的经济基础有关。自唐宋以来,江南经济一直很发达,这个地区只要没有战乱,只要多给点自由,自然而然会繁荣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读不读书看上去是不重要了,民间对文化的尊重,对读书人的敬仰和羡慕,那种情结仍然还保存着。虽然很穷,经济基础还是好的,文化的根柢还在,毕竟这地方也曾经富裕过,小康过。事实上,江阴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还是靠着文化和经济的底子。
不过,无论它现在如何繁华,不管它的GDP有多高,我记忆深处的江阴生活画卷,永远还停留在贫穷落后的1967年。在我这样的小学生眼里,过去的回忆都是亲切的,无所谓美好不美好,许多事其实不可能明白,文化呀,贫穷呀,尊重和敬仰呀,甚至为什么能讨漂亮的老婆,这些概念都不存在。我们这些孩子属于被洗脑的一代,脑子里灌满了文革浆糊,也就是人云亦云,无端地热爱与仇恨。在祠堂小学我只读了半年书,没留下一点深刻印象,这半年什么也没学到。在南京读的是五年制小学的三年级,现在升入六年制的四年级,相当于留了一级。而且这里的四年级就我这一个学生,确实也不合适,有些荒唐,于是半年过去,便去镇上小学上学。按照本地规矩,小学三年级以后,都要集中到镇上去读书,村里年龄相仿的孩子都这样。
早知如此,真没必要在祠堂小学不清不楚耽误半年。也许一开始只是权宜之计,指望这个城里来的小孩待不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又会回到南京,没想到无家可归的小家伙会赖着不走,暂住成了长期居留,竟然就在沙家浜扎下去了。
(本文题图:江阴老照片)